杨继绳的博文摘录《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结构》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１９７８年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

１９７８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１０户人家有４户没有大门，３户没有桌子，６８人中有４０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７个孩子，１０口人，只有３只缺口碗。沈祖润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１９７８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１９７９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吕梁地区，为７０元；陇东庆阳第二，为６４．８６元；延安地区第三，为５７．２元；榆林地区第四，为５２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４７．６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３６．８元。（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北京，第１７页）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１９７８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７４．６７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５０元。有１．１２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１．９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２．７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１９７８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１９７７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７０％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４１.５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１０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３平方米，到改革前的１９７８年又降到３平方米以下。５０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８０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１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３９摄低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锅铲掀翻，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润三１９７２年在天津佟楼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毛泽东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而是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要把全国变成一架大机器，要让所有的人听命于一个计划，就不能有杂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和身份社会
　　
在毛泽东时代，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构成一座庞大金字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某一层金字塔的一个网眼中。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

改革以前是一种身份社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身份一经确定就很难改变。它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身份是对既有的利益、地位的固化。那时，中国人有以下几种身份：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下的政治身份
　　
在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在城市：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城市贫民、店员、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高级职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等。此外，在城乡还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被称为“黑五类”，另外还加上了“走资派”这种身份。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人们在口头上就把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可教育子女、知识分子排成一个系列。知识分子名列第九，自嘲为“臭老九”。其中“可教育子女”是指“走资派”的子女和“地富子女”。

这种身份系列把人从政治上划为上、中、下三等。下等身份的人得不到官方和公众的信任，人们不敢与他们亲近，上、中等身份的人不愿意与下等身份的家庭通婚。相当多的地富子女只好“打光棍”。一旦发生了什么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下等身份的人常常是被怀疑和被审查的对象。长达20多年的政治歧视对他们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家庭中始终笼罩着阴影。连未成年的孩子也有严重的自卑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发动身份好的批判和打击身份不好的，身份不好的总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从而更加强化了不同身份之间的政治界限。

政治身份带有先天的、不可逾越的性质。有的还有继承性。如“地富子女”就是继承的身份。

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
　　
“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就是户籍身份。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人除了可以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以外，还可以比农村户口享有很多的优惠：就业优惠，城市户口可以得到就业指标；经济优惠，买东西可以得到种种物价补贴。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得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所带来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世袭的。一个初生婴儿就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的优越性。

户籍身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划成两个等级差别很大的阶层，这两种身份的人基本是不通婚的。如果一个城里男子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就注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里不可能有工作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随母亲而成为“农村户口”身份的人。

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差别，从上一个级别的城市可以向下一个级别的城市调动，从下一级城市调到上一级城市就非常困难。那时，由于夫妻分处在不同等级的户口地区，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起的是常事，在80年代初，仅厂矿企业，全国就有600万对夫妻分居两地。这些 “牛郎织女”每年团聚一次，要乘满5 万节火车厢，挤满10万辆公共汽车，一年的家庭积累全部都交给了铁路和公路，此外，国家一年还要支付23亿元。

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动，一些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条件，需要人才的单位得不到人才。中国杂技团因受进京户口的限制，除1953年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30多年一直被限定在只能在北京招人。面对距京仅有200多公里、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的尖子演员，也只能望才兴叹。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
　　
在人事管理中，工人和干部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干部编制属人事部门管理，工人编制属劳动部门管理。这两种编制是不能跨越的。工人编制的人很难进入干部编制，干部编制的人除非犯了错误，是不会转入工人编制的。这种情况在军队里也很明显，干部和战士的界限也不能逾越，当了排长才进入了干部系列。服役期满，干部 “转业”，到地方还是干部身份，不管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来的，都可以吃商品粮。战士服役期满只能“复员”，原来是工人的还回去当工人，原来是农民的还回去当农民。

干部是管理者、是官员，工人是被管理者、是群众。前者是有权力的，后者是受权力管辖的。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干部的发展机会比工人多。社会声望也高低不同。所以，工人如果能够转为干部，那是很重要的身份跨越。但是，绝大多数工人是很难跨越的，其难度不亚于从农民跨越到工人。　　
　　
因单位的资源占有多少不同，而形成的单位身份
　　
与此相关的是，某人工作单位的行政级别对他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僵化的人事管理体制，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单位，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与单位有关。单位的级别高、地位高，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随之高。不同单位之间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别都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身上。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人和在省级单位工作的人身份不同。在省里工作的人，和在县里工作的人身份也不相同。过去企业分为局级企业、处级企业、科级企业，这种划分是以其占有和支配资源多少为依据。实际上，这种单位行政级别既是权力层次的表现，也是对资源控制多少的表现。控制资源多的单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社会地位就高，其职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已经没有私有制了。但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中，因企业创办单位的背景不同又分为“大集体”（属二轻系统管辖）、街办工厂（属街道管辖）等高低不同的情况。

当时的看法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低级形式。后者是在前者的领导和支配下进行生产的。在城市工业中，集体所有制也比全民所有制低一个等级。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单位工作的职工，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很难调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然，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谁也不愿意调到集体企业去工作的。那时，工作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医疗及养老保障有很大差别，在社会声望上也高低不同。“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街道工厂职工”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也可以称之为“软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毛泽东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镇压的机器；认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些都是他的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则是毛泽东的政治学说的集中体现。毛泽东逝世之前，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最受推崇的时候。所以，在无形制度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有着重要作用。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起作用。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制度。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

软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