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顾炎武

　　顾炎武（1613.7.15-1682.2.15），初名顾绛，乳名虎头儿，学名顾继绅，字忠清，明亡清兵南下，改名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佣（蒋山，即钟山，南明的象征），明·南直隶昆山县亭林湖（今江苏省昆山县千灯镇）人。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出生于江东望族。青年时期参加以抨击明末弊政为宗旨的复社。清兵南下时一度举兵抗清。平生学风严谨，学识渊博，一生著述颇丰，成就颇广在地理学、哲学、经学、音韵学、史学、文学诸方面有很深造诣。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唯物主义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
　　幼时过继给嗣祖顾绍芾，性情耿介，与同乡归庄最好。明·天启六年（1626年）入学，成为县学生员，取学名曰顾继绅，开始致力于习学科举文字。明末家道中落，社会的危机，家境的窘迫，孕发学以救世的思想。14岁取得诸生资格，崇祯二年（1629年）与归庄共加入复社。二人愤世疾俗，有“归奇顾怪”之称。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1644年清兵入关，明亡，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为昆山县令杨永言推荐，获授兵部司务之职。次年清军南下攻下南京，与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在苏州一带抗清，兵败避居常熟。之后建立的隆武政权，复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此后10余年间频繁往来于太湖沿岸一带，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后为豪绅所迫。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弃家北游。康熙七年（1668年）在山东济南为文网罗织，身陷囹圄。出狱以后，更决意不与清廷合作。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拒不就荐。次年更誓死不入《明史》馆。此后分别客居山西、陕西，潜心著述不再入都。在北游的20余年中，遍游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并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行了万里路，亦读了万卷书。其《日知录》、《音学五书》等近50种著作均写成于这一时期。其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承继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断然摈弃“性与天道”的空谈，力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之道，一生为学，实事求是，不立门户，不分畛域，一归于经世致用。一生以“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为怀，大声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宇宙本源上，沿宋代哲学家张载的主张，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非器则道无所寓”的命题。重申宋人黄震的见解，认为“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面临着以什么取代心学的抉择，选取了经学，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的主张。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其诗堪称清诗冠冕，此外经史百家、天文地理、国家典制、郡邑掌故等都有研究。哲学观点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倾向，提倡“引古筹今”、“经世致用”，主张富国利民，强调理论为现实服务。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儒。其诗沉郁苍凉，有强烈的爱国精神。
　　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不顾年迈体衰，仍然来往于陕西、山西之间。八月在山西省曲沃县患重病。延至康熙二十一年元月初九日（1682年2月15日）呕泻不止，病卒于曲沃县，终年69岁。著有《历代帝王宅京记》（20卷）、《营平二州史事》（1卷）、《昌平山水记》（2卷）、《山东考古录》（1卷）、《京东考古录》（1卷）、《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音学五书》、《亭林诗集》、《肇域志》等。

　　顾炎武自题联

行已有耻；
博学为文。
——自题述志
　　此联后被顾氏后人作为顾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鹤从珠树舞；
凤向玉阶飞。
——咏物励志
　　顾炎武手迹不易见，昆山县图书馆藏有其所撰书的这副楹联，字极秀润。王蘧常汇注《顾亭林诗集》，乃借之印于卷端。

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
——自题述志

六十年前，二圣升遐之岁；
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新春自题述志
　　顾炎武在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反清复明的希望，在陕西华阴定居即寓有观察时变、待机而动的深意。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后届68岁，在这一年的新春作此一副对联，上联“二圣”，指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光宗（朱常洛，1585-1620）二帝。此联可为顾炎武晚年坚持反清复明的心境作一印证。

　　顾炎武撰题联

卫生之善道；
救死之良方。
——题明末清初傅山著综合性临床著作《大小诸症方论》（作序联）
　　傅山著《大小诸症方论》以“方”为纲，其中“小儿科方论”介绍小儿常见病24种用方37条，“杂症方论”介绍内、外、儿、妇、眼科病174症用方264条。

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
颂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
——集句题浙江省杭州西湖敷文书院
　　此联大体意思就是规范着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上联集自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卷六·滕文公章句下·第四章》孟子言：“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於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而《论语·学而》里记载：“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又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上联大体意思是说为人之道，在家听父母的，在外听兄长的，按照圣人的规矩来做事，认真规劝引导后人。下联集自战国《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为位族，又尚论古之人。”这里的“尚论”，意思大体就是遵循着先圣哲人来论。全联整体意思就是读圣人的经典文章，结交品德高尚的人，从中继承先人名哲的思想精华。

　　悼挽顾炎武联

鹤从珠树舞；
凤向玉阶飞。
——清末女民主革命家秋瑾摘顾炎武自题联挽顾炎武

　　纪念、题咏、嵌典（涉）顾炎武联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世传顾炎武述志名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常被认为是顾炎武的述志名言，其实这句名言并非出自顾炎武本人，而是后人对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论断的一种概括。这段话讲了三层意思：第一，“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亡国”是指“易姓改号”，亦即改朝换代或政权交替；“亡天下”则是指“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样一种人沦若禽兽的惨无人道的状态，亦即人性之丧失或人类的毁灭。第二，“保天下”与“保国”的联系：“国”以“天下”为本，“保国”必须首先“保天下”，故曰“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第三，“保国”与“保天下”的区别：“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说明“国”的主体是“君臣”、“达而在上位者”；“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说明“天下”的主体是“人”，包括“达而在上位者”和“穷而在下位者”。顾炎武对“国”与“天下”的分辨，实质上是试图把政治与伦理区别开来。他认为，“保国”、“治国”这一类的政治活动，只是政客（“肉食者”）们的事，而与普通老百姓（“贱夫”）无关。这个思想从其个人经历来看，实际上是他在抗清失败、复国无望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退隐思想；但从其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来说，他认为“贱夫”无须关心政治，却是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注重世俗生活乃至于不关心政治的社会心态的，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他认为，“保天下”、“治人”这一类的伦理活动，却又是同每个人都有关系的，甚至“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近代有人把顾炎武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是出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需要，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至今这个口号仍具有激励人们的爱国精神的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若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政治性口号是顾炎武本人提出的，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顾炎武所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本质上只是表达了一种伦理学观点，而并不具有政治学意义。有人认为，这段话是“说明天下是民众的天下，民众是‘天下’政治的主体”，这实在是一种误解。顾炎武的本意恰恰是要把“国”与“天下”、政治与伦理区分开来，强调“贱夫”无须过问“国”事，但应当关心“天下”事，承担起“保天下”的责任，以防“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种人伦丧失的局面的出现。

整顿乾坤将相；
归休林壑渔樵。
——明探花、书画家张瑞图题江苏省昆山县千灯镇顾氏南宅贻安堂（正厅楹）
　　昆山县千灯镇东靠上海，西接苏州，北依吴淞江，南临淀山湖，它以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被江苏省列为历史文化名镇，并于2005年入选中国的魅力名镇。千灯25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有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先贤文化、以昆曲为代表的戏曲文化、以延福古刹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少卿山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和江南水乡农耕文化，它们交相辉映。在老街的最南端，南大桥与蒋泾桥之间有一处古朴典雅的宅地，是顾炎武诞生地——顾氏南宅“贻安堂”。这里集昆山景点之优美，聚地方园林之精华。大门上方著名学者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手书的匾额“顾炎武故居”金光闪耀。贻安堂正厅贻安堂6根楠木柱，经数百年沧桑完好无损。梁檩木雕云头，繁复精细。厅堂内翘头案、天然几、官帽椅等家具原样配置，典型的明代风格，正厅悬挂着白底黑字匾额“贻安堂”。堂内明代万历年间探花、书画家张瑞图的撰书的这副行书楹联。红底黑字，潇洒奔放，又很耐人寻味。还有清代朱彝尊、归昌世、傅山、归庄等名家作品，高雅别致，挂置齐整，从一个侧面客观地评价了先生的历史地位。顾氏南宅后面是占地30亩的江南私家园林——顾园，以顾炎武的主要事迹和思想为主题而建，显现了顾炎武所走过的辉煌一生。园内曲水环绕、亭台错落、小桥曲径，黛瓦粉墙，花木扶疏，虚实相映，是阳春咏梅、炎夏观荷，金秋赏桂、寒冬览翠的绝佳去处。亭林祠堂内顾炎武生平事迹、传世名著均陈列于此。祠堂后松柏榉榆，虬曲苍翠。

精神到处文笔老；
学问深时意气平。
——清·状元石韫玉题江苏省昆山县千灯镇顾氏南宅贻安堂（抱柱楹）
　　顾氏南宅贻安堂现存五进，明清建筑雕梁画栋，其中包括顾炎武起居生活区、顾炎武祠堂、顾炎武墓和顾园等遗址，而顾炎武墓地和顾园相连，形成墓、祠、厅一体的园林布局。这在千灯由大户名宅构成的古建筑群中最值得称道，堪称千灯诸景之首。和大多数明清深宅大院一样，先生的南宅也有“仪门头”，虽然它们都用方砖砌就，但门头上镌刻着不同的浮雕图案，或展示当时主人的显赫家世，或蕴含主人对后代的厚望，当然顾宅也不例外。故居有前后两个仪门，前仪门上镌刻着“亭林世泽”。“世泽”，指先祖给后代子孙的影响。此四字表达了先生的人格和学问深深地影响着顾氏后人。后仪门上则镌刻着“芝兰玉树”，提示了当时主人期望顾氏后代子孙都成为才质优美的子弟，并世代相传。门内天井粉墙蠡窗，麻石地坪，绿树亭立，幽静雅致。茶厅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风格，正中有当时昆山知县缪纶所书的匾额“道崇礼范”，红底金字，道出了后人对顾炎武的崇敬。堂柱上清代状元石韫玉书题的这副抱柱对联，显然是对顾炎武道德文章的写照。厅堂内的家具陈设，包括高足花几、翅头案和透雕拐子龙扶手椅等，无不显现当时民居的特征。石韫玉手书抱柱楹联分立两旁，夺人眼目。其中的“慈母阁”、“三徐居”、“颂橘轩”、“思宜园”等诸多景点，将顾炎武的家世、一生中的亲情、友情，奔走大江南北、挥笔写巨著等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面前，无不让人感受到顾炎武是一位人格高尚的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爱国诗人。

清诗不敢私囊箧；
明月倘肯留庭隅。
——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题江苏省昆山县千灯镇顾氏南宅轿厅
　　顾炎武的曾祖父做过明朝的兵部右侍郎，当时有半条街都归属于顾家，顾炎武的妹妹顾氏，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培养成一个状元两个探花，所以顾氏南宅有“顾半街”之说。顾氏南宅过了门厅，第二进是以纪念顾炎武为主要内容的轿厅，又名清厅，上面匾额书“道崇礼范”四个大字，下面悬挂着两副名人对联（另见下林则徐联），都对顾炎武的气节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当年清兵南下攻破昆山时，顾炎武的母亲王氏绝食而死，临终嘱咐儿子不要做异族臣子。顾炎武誓死不做清朝的官，以“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作为座右铭，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已任，在从事几次反清复明的活动失败之后，专心研习经世致用之学，积30年写成《日知录》30卷，另有《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述近20种，被称为清初最有根底的学者，世称“亭林先生”。处乱世而无颓唐之念，历磨难而不丧报国之志，顾炎武被列为中国七十二贤人之一。

远路不须愁日暮；
老年犹自望河清。
——当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胡适集顾炎武诗句自题70岁寿诞

礼为德基，义垂政矩；
道崇家范，才蔚国华。
——清首任封疆大使、两江总督林则徐题江苏省昆山县千灯镇顾氏南宅轿厅

恸哭西台，当年航海君臣，知己犹余瞿相国；
羁栖南岳，此后名山著作，同心惟有顾亭林。
——清·著名书画家洪亮吉题湖南省衡阳湘西草堂（王船山祠）
　　南明之末，清朝开基之初，将黄南雷（宗羲）、顾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三人并称为三大儒。

后太冲炎武且二百馀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
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义，甄微广学，自成一家。
——1936年7月18日巴黎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挽章太炎（炳麟）
　　上联“太冲、炎武”，即指黄太冲、顾炎武。章太炎原名炳麟，因敬慕黄顾两人，遂取两人名字为己名。下联“曲园”，即指俞曲园，“仲容”，即指孙诒让。

　　附录一：【顾炎武生母姜凤岐临终遗联】

　　〖名门望族〗
　　顾炎武曾祖父顾章志，明·嘉靖癸丑（1553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这以后家道中落，祖父顾绍芳，万历了丑（1577年）科进士，官却只做到从六品的左赞善，到了他的父亲顾同应（字宾瑶），就仅仅是个未曾入佳的国子监萌生了。顾炎武的叔祖顾绍芾（字德甫，号蠡源）之子顾同古未娶而丰，其聘妻王氏矢志守节，因此，顾炎武1岁之后，生母姜凤岐去世，就过继给已去世的堂叔顾同古为嗣，由王氏抚育。顾炎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嗣母王氏是太学生之女，知书识字，而且意志坚强、深明大义，作为一个居孀的妇女，她别居一室，“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其喜欢读“《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先妣王硕人行状》）。顾炎武6岁，王氏就教他读《大学》，9岁又读《周易》。万历四十七年（1617年），顾炎武人塾学习，而家中对他的教育仍然抓得很紧。顾炎武的嗣祖顾绍芾虽然只是个从来没有当过官的国子监生员，但却关心国家大事，熟悉朝章典故，而且性格“豪迈不群”（顾炎武《三朝纪事阙文序》），“负气伉爽，不肯少河流俗”（陈济生《启祯诗选．太学顾先生绍芾》），与天启时期政坛人物常相往来，对当时朝政腐败的情况十分了解。有一天，他指着庭院中的草对顾炎武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矣！”（《纪事阙文序》）于是要顾炎武认真学习“古兵家《孙子》、《吴子》诸书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这时顾炎武年方10岁。第二年，顾绍芾又令顾炎武阅读《资治通鉴》。当时的人多不读《通鉴》，而代之以朱熹编纂的《通鉴纲目》，顾绍芾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顾炎武《钞书自序》）在嗣祖的督促和用心教授下，到14岁顾炎武已将《资治通鉴》全部读毕。功课之余，王氏还经常给他讲述刘基、方孝孺、于谦等明朝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以激励顾炎武学习前辈先贤。顾炎武少年时代受到的这些教育，对他以后的学术成就和立身处世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问无穷，曾三颜四；
光阴有限，禹寸陶分。
——顾炎武生母姜凤岐临终遗联勉子
　　明末，顾炎武之父顾同应秀才与当地有名的才女姜凤岐结为夫妻，两人琴瑟和鸣，诗词唱赋，过着举案齐眉的美满日子。几年后，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姜凤岐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因为孩子虎头虎脑，便取名虎头儿。天有不测风云，到虎头儿长到1岁多的时候，姜凤岐年纪轻轻的就患上了血痨症，并且病情越来越严重，多方医治都无效，后来竟咯血不止。姜凤岐知道自己已将不久人世了，对于死，姜凤岐心静如水，毫不畏惧，最难以割舍的是她才牙牙学语的孩子。姜凤岐多么希望通过亲手栽培，便这个孩子成为修身齐家治国的平天下的栋梁之材。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怎样才能让孩子知道母亲这种心情呢，姜凤岐眼含热泪给孩子写下了这一副遗联。遗联希望孩子长大之后，能懂得学海无涯的道理，要做学问就必须像曾参和颜渊那样每天都向别人请教好几次；懂得抓紧时间勤奋学习，就必须像大禹和皋陶那样珍惜一寸一分的光阴。

撒手又何悲，数年病痛交加，纵夫留我生亦苦；
财躯何足惜，千里翁姑未殡，因我累君死也羞。
——顾炎武生母姜凤岐临终遗联丈夫顾同应
　　姜凤岐给儿子顾炎武写完了遗联，又想起了与自己相濡以沫的丈夫顾同应。这几年来，家境虽然清贫，但是丈夫从来不气馁。丈夫本来是个勤奋苦读的学子，只因经济拮据，只考到秀才就弃学经起商来，平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起来，为了以后供孩子读书之用。想到这里，姜凤岐又为丈夫写下了这一副情真意切的遗联。遗联声声泪，字字血。上联是对丈夫的劝慰：像我这种疾病不断的人，即使活在世上也是痛苦的，既然生不如死，还是让我死去以求解脱吧。下联则充满了自责之意：我死后没有什么可惜的，可是我还没有尽到孝敬公婆的责任。我死了，孝敬两位老人的担子就落到了丈夫一人身上，因此，我死也感到羞愧。

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岂能无妻？倘他年重对婚姻，莫向生妻谈死妇；
儿随严父卧哉，小童子终当有母，待异日再承慈训，须知继母即亲娘。
——顾炎武生母姜凤岐临终遗联顾炎武未来继母
　　姜凤岐给丈夫顾同应写完遗联后，又想到在自己死后，丈夫即是个秀才，又会经商，肯定会有媒妁前来为他提亲。如果丈夫续了弦，她舍不下的是虎头儿便有了后娘。有道是“最毒莫过蝎子针，最狠不过后娘心”，虎头儿能遇上一位善待他的后娘吧？姜凤岐想到这里，潸然泪下，五内俱焚！她想来想去，决定给出虎头儿的未来后娘也写一副遗联，劝勉这位后娘一定要好好抚养这个从小就失去了亲娘的孩子。这联该怎么写呢？姜凤岐可算是煞费苦心。其一，自己现在还不知道这位后娘是谁，就贸然给人家写遗联，合适吗？其二，自己将是“死妇”，后嫁过来的女子则是“生妻”，“死妇”给“生妻”写遗联，肯定名不正言不顺。姜凤岐真不愧是“才女”，她用心良苦，打算写一联，表面上是写给丈夫和儿子，其实是写给那位未来的后娘的。于是铺开宣纸，饱蘸浓墨，写下了这一副感人肺腑的遗联。姜凤岐写完这副遗联，猛咳不止，吐血身亡。后来，顾同应秀才续弦赵氏。赵氏见了姜凤岐的这副遗联，看到其中“莫向生妻谈死妇”之句，就觉得丈夫的前妻通情达理，品格高尚。待看到下联的“须知继母即亲娘”之句时，已是热泪盈眶！赵氏的泪水滴滴溅在了这副用宣纸写成的遗联上，泪水淡化了纸上的墨迹，斑斑驳驳，宛如一朵朵盛开的梅花。在以后的日子，赵氏善待虎头儿胜过亲生儿子，在赵氏和顾同应的的培育下，顾炎武长大后果然成了大学者，成为一代大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

　　附录二：【顾炎武轶事、趣闻】

　　〖学术成就〗
　　顾炎武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继承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批判宋、明唯心主义理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命题。顾炎武的法律思想也同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潮相呼应，具有反对专制主义的色彩。他针对明末士大夫空疏不学的恶劣学风，提倡读书、务实，经世致用，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处于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的历史条件下，察觉到封建统治已濒临“法不变不可以救今”的危机阶段，因此，反对泥古不变，顽固守旧，指出前人所立之法不可能预测事势的发展而早为“变通之地”，后人如“拘于旧章”，“姑守其不变之名”，必将形成“大弊”。为了适应“不得不变之势”，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如改革赋税，限制地租，实行均田、垦田；改革君主独治，代之以官僚的众治；取消八股取士制度，实行郡县推荐等等。虽然也以“法古用夏”相号召，但意在援古措今，为现实改革服务。
　　顾炎武法律思想中的民主性精华，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法制的抨击。认为“法制禁令”为“王者之所不废”，但反对以严法繁刑统治百姓，指出专制主义法制的主要弊病在于“法令日繁，治具日密”。他说：“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例举秦始皇以繁法治民而“奸伪萌起……至于不振”的历史为例，说明“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所说的“众治”，并非“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而是扩大公卿郡县守令的职权，借以平衡君权，限制君权的滥用。
　　顾炎武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法制的立场出发，认为一切听之于法，就会出现“废人而用法”的现象，从而限制了人们才智的发挥，使“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虽豪杰之士也将归于庸懦。所以“法令者，败坏人才之具”；不仅如此，繁复的法令，只是便于吏胥巧诈之徒“以法为市”，恃讼繁刑苛，勒索民财，挟掣官府，成为民间的虎狼，因此“法愈繁而弊愈多”，“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为了整饬吏治，主张严惩贪官污吏，不以纵舍有罪为仁政；建议废除吏胥“操其两可之权”的“用例破法”、“因例立法”的传统。
　　顾炎武鉴于“徒法无用”，强调只有“正人心，厚风俗”，才是治乱的关键，国家的根本。说西汉文景之治，是以孝悌导民，“移风易俗，黎民醇厚”的结果。不从根本入手,徒以法为禁,必然使“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因而是愚阁之君之所为。为了改变风俗，发挥封建纲纪的教化作用，顾炎武提倡“清议”，“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顾炎武也反对“以钱赎罪”、“以谷补官”的制度，认为它只有利于富有者，起了伤风败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