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神州陆沈，谁任其责？--人口学界无能无信

作者：易富贤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28    更新时间：2009-12-30         荐  ★★★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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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陆沈，谁任其责？--人口学界无能无信
作者：易富贤
王衍（256~311年），字夷甫，西晋大臣，名士。当他还在幼年时，有一次去拜访当时的名士山涛。王衍离开的时候，山涛感慨说：“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不知道是哪位老妇人，竟然生出了这样的好儿子！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啊！）
王衍才华横溢，容貌俊雅，一心企求玄虚悠远，从来不谈利字，有很好的名望。王敦称赞他说：“夷甫处在人群之中，犹如明珠美玉落在瓦片石块之间。”顾恺之在王衍的画像上作赞词，也称赞他人品如青山耸峙，千仞壁立。晋武帝司马炎听到王衍的名声，就问王戎当世哪个人可以跟王衍相比，王戎说：“没有见到当世谁能跟王衍相比，应该从古人中去寻求。”对他十分推重。但据《晋书.王衍传》说，王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西晋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大纷争。晋武帝死后，惠帝即位，皇后贾南风掌权，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当时王衍任宰相，专谋自保。他的女儿是愍怀太子司马遹的妃子，愍怀太子被贾后所诬陷，王衍却不能拼死坚持正义，竟随即要求离婚。八王之乱引起政局的动荡，导致五胡乱华，使西晋局势岌岌可危。王衍虽然担任国家宰相的重任，但是却不认真考虑国家的治理，只想方设法保全自己。当时有见识的人都很鄙视他。五胡乱华的时候，众人共同推举他为元帅，王衍认为这时战争频繁，惧怕因而不敢担当。不久，五胡之一的石勒灭西晋，史称“永嘉之乱”。 王衍被俘，向石勒陈说了西晋败亡的原因，并说责任不在自己，自己是“自少不豫事”，并劝石勒称帝，想求自身避免祸患。石勒怒曰:“君名著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王衍终于被杀。王衍临死前说：“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虚浮，戮力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我们即使不如古人，平时如果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
王衍身居三公之位，但却喜好清谈，明哲保身，不作为，影响一代民风和官风，引发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汉民族几乎灭绝，王衍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衍去世几十年以后，东晋大将桓温北伐时，在中原登临远眺，感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国土失陷，中原百年来成为一片废墟，王衍等人摆脱不了他们的罪责）。参谋袁宏为王衍开脱说：“天命运数自有兴废，不一定是那些人的过错。”桓公凛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桓公沉下脸色，环顾四周凛然说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荆州刘表？他有一头重达千斤的肥牛，吃食料是普通牛的十倍，但负重行远，还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曹操攻破荆州的时候，宰了这头牛，犒劳士卒，在当时没有人不拍手称快的。”）
中国人口学界就是现代版的王衍。中国人口危机如此严重，就是这群“千斤之牛”的“功劳”！
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决策层虽然有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强烈愿望，但心里是没有底，召开五次座谈会进行论证，经过宋健、田雪原的“科学诠释”，决策层才下决心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但是毕竟还心虚，一些领导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只能实行15年，最高决策层并在1980年代中期批准梁中堂等人的建议，在全国两百多个地方试点二胎，13大报告中根本没有提“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是随着田雪原、邬沧萍、胡鞍钢、翟振武、曾毅等人口学家的“深入论证”，决策层越来越相信独生子女政策是“科学合理”的，1989年之后取消了大多数二胎试点，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也变得心安理得了。1980年代，人口学界和计生委一再提议要制定计划生育法，但是当时的决策层坚决反对；比较滑稽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了，反而于2001年制定了计划生育法。
自从1980年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对“权威”迷信的“专家治国”文化。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人口学是一门宏观学科，足以指导人口政策。无论是政界、媒体界、学术界，一提到人口问题，就说需要征求人口学家们的意见，寄希望于人口学家拿出合适的方案出来。而人口学家们也“不负众望”，大言不惭地指手画脚，好像真能提供有价值的观点一样。事实却并非如此，人口学（Demography）的英文定义：Demography is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all populations. 可见人口学家只是统计学的一个分支，而统计学又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性质决定了人口学只是一门很不成熟的“术”的学科，根本无力承担“策”的重担。就像不能因为冠以“宇宙”的名称就能代表宇宙一样，“人口学”其实是根本解决不了人口问题的。人口政策是国家的大政策，其影响超过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需要大视野，需要战略眼光，人口学最多只能充当一个小配角。何况中国人口学界习惯于在核桃壳里做道场，连“术”都做不好，是无力指导人口政策的。将人口政策调整的重担交给人口学界，等于是赶鸭子上架。
尤其是中国人口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为计划生育服务，学术上一直受制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学术标准，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会长都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常务副会长是现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人口学科的唯一学部委员田雪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副总设计师。人口学科的基金、荣誉全部来自国家计生委，人口学界已经与国家计生委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这种学术框架下，在几十年“不争论”（经不起争论）的政策压力下，人口学界早已形成了爬蚤心态。将人口政策交给人口学界和计生委来决定，就像将是否判处死刑交给死刑犯自己决定一样。
一些具有“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几百年、上千年也难以争论出一个对错；而人口学是一门注重实证的微观学科，是一门“事实判断”的学科，人口学的成果只需要几年时间就能获得验证。但是中国人口学却被国家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赋予了浓重的“价值判断”的色彩。因此中国人口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而是“政治人口学”。由于有了“价值判断”的色彩，就无法完成“事实判断”的本职任务，一再为了“价值”而篡改“事实”。本来应该是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来验证人口学界的观点，但是比较滑稽的是，中国人口学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篡改客观数据的历史。
人口数据最权威的是人口普查，其次是每五年一次的1%人口抽样调查，然后是年度千分之一抽样调查。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38万人调查申报的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大大低于替代水平，人口学家们不相信38万人调查的结果；曾毅等人口学家率先将生育率篡改成1.8。于是大家期待着1995年国家统计局的“小普查”结果，然而结果令人失望，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连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56了；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0年人口普查，然而结果更令他们吃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到1.22；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们又将生育率篡改成1.8。大家又等待2005年的“小普查”，然而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33。年度千分之一抽样调查也证实生育率只有1.2-1.3。
如果承认1992年和1995年的客观资料，那么在1996年开始的九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由于资料被篡改成1.8了，人口政策就纹丝不动。如果承认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这是最可靠的资料了），2001年开始的十五规划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了，但是由于生育率被篡改成1.8，而胡鞍钢等人又特别上书中央要求千万不要调整人口政策。
2003年之后决策层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允许我们在网络（从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官方网站开始）质疑计划生育，质疑生育率资料，我们在网上已经造成很大的声势， 2004年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刊物、内部刊物也发表我的文章，人民网请我主持节目讨论人口政策调整。2004年中央成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徐匡迪担任正副组长）的本意是准备调整人口政策。我当时真的以为会调整人口政策。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胆大包天，根本无视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又一次将生育率篡改成1.8，并根据1.8的生育率预测中国人口会达到15亿，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结果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没有调整人口政策。如果2006年能够停止计划生育，绝对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可惜这个政治大礼包硬是被三百多位人口学家撕得粉碎，现在他们又故伎重演，想用各种二胎方案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假如我是决策层，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真是恨之入骨。
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人口学界根本没有为人口政策作出正确建议的信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邬沧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学术泰斗。率先提出了“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的理论，这一极为荒谬的观点误导了几代决策层。
田雪原是人口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人口学界的唯一的学部委员，他说“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问题属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因而要控制人口增长。”田雪原的这种观点不但在人口学界占主流，而且在经济学界也很有市场。中国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2009年12月还说：“我讲过多次，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就业问题，这是中国最根本的国情……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有七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他们的人口总数加在一起比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少3亿，这就是中国的就业压力。”
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于总消费人口，2009年巴西人口有1.98亿而阿根廷人口只有4000万，但不能说巴西人口和劳动力过剩而阿根廷人口和劳动力短缺。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中国少，同样他们的总人口也比中国少。中国就业压力大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多，而是因为中国的消费人口（尤其是年幼消费人口）太少。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上述七个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与总消费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因此就业压力不大。而中国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年幼消费者，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3.5%，导致高就业压力。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一方面导致“总劳动力过剩”（相对于消费人口），增加总失业率；一方面却又导致“年轻劳动力短缺”。通过计划生育来缓解就业压力是南辕北辙。
胡鞍钢在1980年代就开始人口研究，断言中国人口上限，认为计划生育促进经济发展，他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89年在《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系统研究》一书中，从就业适度人口推算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2000年为10亿左右。
从就业角度看，就业人口与消费人口相关，是变量，不存在什么最适人口。20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在胡鞍钢写文章的1989年之前就出生了，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7.844亿。如果依照胡鞍钢的说法，最适人口为10亿，那么中国劳动力与总消费者的比例高达78.84%，如此比例怎么保证就业？而依照国际标准，劳动力与总消费者比例为50%左右，那么10亿消费人口只能提供5亿就业机会，另外2.8亿人口就得失业！胡鞍钢如此荒谬的观点竟然引起高层重视，并将胡鞍钢选为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专家。2000年中国生育率只有1.22了，但胡鞍钢还上书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胡鞍钢除了直接插手人口政策、一再阻拦人口政策调整外，还间接地对生育率下降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分税制改革。胡鞍钢的分税制使得老百姓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养育孩子的能力大为降低，是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是中国人口崩溃和经济崩溃的开始）、并持续低迷的最直接的原因，并奠定了中国一个家庭只能养活一个孩子的经济学基础，今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提升。几年之前胡鞍钢还认为人口是负担，需要减少人口；现在胡鞍钢的观点倒是部分地转变了，开始认识到人口是资源了，提出了二胎方案。但是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达二十多年，是跟不上胡鞍钢的思想转变的。等到胡鞍钢的思想完全转变过来，那个时候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不可能提高了，无力回天了！人命堆成的理论的代价！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将人口高利贷当成人口红利，认为计划生育降低总抚养比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2009年9月9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文里蔡昉认为人口红利并不如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会消失，而且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方面扩大就业，可以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这些措施合起来，不但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且等于把两次人口红利重合了。”蔡昉却不知道，正是计划生育减少了上亿消费者而导致中国就业压力大，消费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去扩大就业？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是内需不足，储蓄率太高，需要鼓励大家消费而不是储蓄，而蔡昉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形成新的储蓄动机”。
应该说曾毅在微观战术上算是有水平的，但是他的所有战略研究全部是错误的，却有效地阻拦了人口政策调整。比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但是曾毅在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女婴漏报，导致中国错过了治理性别比的时机。1992年调查第一次出现低生育率时，曾毅在国际国内权威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是出生漏报，并将生育率篡改成1.8，从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调整。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并没有将“漏报”的女婴和“漏报”的孩子找出来，说明当年出生性别比失衡是真实的，中国也确实只有1.2-1.3左右的生育率。现在曾毅又用“堆积高峰”来阻拦人口政策的根本性调整。想请曾毅教授谈一下，根据您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漏报”的数千万女婴嫁人之后（数千万光棍有福了）能不能生二胎？什么时候可以生二胎？曾毅教授还认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这是根据正常的出生性别比来计算的，看来曾毅教授还是念念不忘被您“漏报”的数千万女婴。请曾毅教授还是先找出“漏报”的女婴和生育率之后，再推销您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吧。
由于人口学家的阻拦，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现在人口问题已经是纸包不住火了，民众已经开始觉醒，各界名流也在媒体撰文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学家应该有一种赎罪的心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他们既不知错，更没有真正能改，估计只不过在目前人口大背景下伪装蒙混一下罢了，试图将水搅浑，好浑水摸鱼,收获民意，将人口政策调整的强大民意收获到“放开二胎”中，一方面曲线救计生委，一方面避免自己的学术信用破产。他们的观点看似开明，其实是非常保守，与他们过去的错误观点是一脉相传的，是被迫跟着形势走，而不是引领形势走。他们是放下屠刀，拿起匕首。当初中国生育文化是活泼乱跳，需要屠刀才能制服；现在已经是气息奄奄，匕首就足够了。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但是他们仍然用各种“二胎方案”来阻止人口政策的根本调整，其实是继续对历史的犯罪！何新还知道“用我今日之是攻我昨日之非”，而人口学家们却没有何新的这种雅量，还在坚持错误。
如果没有宋健、田雪原的“科学诠释”，决策层敢贸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如果没有胡鞍钢、翟振武等人的“深入论证”，没有曾毅等人一再篡改生育率资料，独生子女政策还坚持到现在？没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强力阻拦，十一五规划会不调整人口政策？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孔子说：“冉求！贤人周任有句话说：‘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 盲人走路不稳，辅助者不去扶持，跌倒了不去搀扶，那何必要用辅助者呢？”) 国家成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本意是准备调整人口政策，将民族的千秋命运交给这个三百多人的战略组（就像当年推举王衍为元帅抗击五胡一样），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正副组长位居三公，一方面胆小如鼠，不敢调整人口政策；一方面却又胆大包天，敢于篡改人口普查的资料。
计生委和人口学家惹了弥天大祸，但是却不敢正视现实，还在装鸵鸟，用各类二胎方案来一方面安慰自己，一方面继续愚弄大众！田雪原、翟振武、曾毅、胡鞍钢等人真的问心无愧吗？
神州陆沈，百年丘墟，人口学诸君，谁任其责？千斤之牛，烹以飨士卒可矣！
人口学界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希望能够“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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