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胡绳：当今中国学术界一个重要学派的杰出代表

        长期以来，不少同志都为当今中国学术界没有学派而扼腕叹息。自乔木同志1992年去世以后，我就在想，中国学术界究竟有没有学派?当时我正在参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工作。读了乔木同志的一些著述，回忆聆听乔木同志的一些讲话，已经产生了一些想法。

        1995年初，我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后，在胡绳同志领导下，参与负责主持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与胡绳同志又多了一些工作接触。这期间，在《胡绳文集（1979—1994）》出版之后，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曾经召开过座谈会，初步探讨了胡绳同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前年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胡绳全书》座谈会上，与会许多学者又对胡绳同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作了进一步研讨，这使我对学派问题又多了些想法。

        胡绳同志去世以来的这些天，在参与研究起草《胡绳同志生平》的过程中，学派问题再次萦绕脑际。今天，追思胡绳同志的学术业绩，我想在这里——前两位已故院长领导的地方，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界学术争鸣的最高殿堂——斗胆冒叫一声：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是存在学派的。就社会科学而言，包括哲、经、法、文，特别表现在历史、中共党史方面，尽管许多学者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学术研究，但由于一部分人又兼做领导，因而事实上就存在着一个以乔木同志为首，包括胡绳同志在内的，从党的事业、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出发，在从事各科学术著述的同时，将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着力研究、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派。

       当然，对什么叫“学派”，怎样才能称得上“学派”，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各人的界定、理解不一样，会歧见纷纭。但我以为，不必拘泥于历史成规，只要在学术思想、学术底蕴、学术视野、学术风格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并有后来者学习、继承和发扬这种学风和文风的，那就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学派。学派者，即学术研究之流派也，就像艺术表演有不同流派一样。这样，承认有学派，并不是允许那些反宪法的政治派别和其他有害于社会的宗派组织的存在。还要说明的是，承认有学派，只是说由于上述原因，在研究、阐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表现出一些特色而形成这样的学派，丝毫不是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学派；也不是否认没做这样研究、阐发和宣传的，就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对于这些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问题要加以严格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承认学派，只是为了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学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了有益于我国先进文化的传播和繁荣。

        那么，以乔木同志、胡绳同志为代表的学术流派有什么特点呢?由于今天是纪念胡绳同志，因此，主要以胡绳同志的经历和著述为依据（当然也会谈到乔木同志）来谈谈对这个学派若干（不是全部）特点的初步看法。

        第一，从事相当一部分的非“纯学术性”研究，参与思想文化斗争，努力阐发和宣传党的理论与政治主张。

        这个学派有影响的人物大都被尊称为党内专家、理论秀才。作为这个学派伟大开创者的乔木同志，长期是党在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参与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起草，是党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第一枝笔”。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他就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身边工作。延安时期参加过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的编辑、1954年宪法和1956年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乔木同志参与了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许多工作。他具体负责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和党的十二大主要文件的起草；领导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修订；协助小平同志审定《邓小平文选》（1975—1982）等著作。因此，收入《胡乔木文集》中的主要代表作，深刻地阐明了党的许多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绳同志与乔木同志相识相交半个多世纪，长期在乔木同志领导下工作，自称是他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前，胡绳同志主要从事文化宣传工作，发表了许多政治历史评论著述。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五六十年代，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一直在思想理论、文化宣传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以及党中央关于一些重要学术理论问题的研究。这样，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著述，不少是阐发党的理论和政治主张的；建国以来的大量著述，为研究、阐释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向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写的一些阐发邓小平理论和党在现阶段基本路线、重大方针政策的文章，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胡绳同志认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的伟大事业中，“伟大的学者，总是把学术思想上的真理追求和现实的政治斗争集合于一身的”【注：《胡绳全书》第1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页。】。这大概反映了他的学术价值观。我想，也可能是鉴于这个观点，他在晚年回顾一生的写作生涯时才坦然地讲道：“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胡绳全书》第3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不仅胡绳同志是这个状况，被认为是这个学派的其他学者也基本如此。这个学术流派的部分研究虽然不是纯学术的，但由于这个学派的学者有较深厚的学术根底和理论功力，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治主张的阐发和宣传，也就不是泛泛之论。这是这个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

        对于这个学派的这个特点怎么评论，可能褒贬皆有，毁誉参半。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来说，这样的学术流派所从事的非“纯学术性”研究，或者说政治性较强的学术研究，包括对党的理论与主张的科学研究、阐发和宣传，是绝对必要的。鄙薄、讥讽、诋毁这样的学术是有害的。当然，进行这样的学术在一个时期可能会跟着历史犯某种错误，写的著述难以摆脱政治的某些影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只要能总结教训，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可以如胡绳同志那样心胸坦荡地说：“对此我并不后悔。”（同上）凡做这种非“纯学术性”研究的同志，都应当有胡绳同志这种精神，自我激励，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在这种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成就。

        第二，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作为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比如乔木同志、胡绳同志，都是革命家兼学者（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兼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领导干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个学派的后继者），这种经历所获得的这两方面的品格反映在其著作中，不仅具有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的特点，而且十分强调这个特点。

        乔木同志的不少著作是体现这个特点的典范。他既是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又是党在这方面工作的长期领导者。他谆谆教导我们：党史研究工作既要有坚定的党性，鲜明的立场，从党的事业全局出发叙述党的历史，又要有严格的科学性。强调党史工作的战斗性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依靠的是科学，是真理，因此，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和党史的重大事件。他努力在自己的著述中体现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因此，这种努力和他的著作令人信服，甚至叹服。

        胡绳同志也十分强调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他有多篇文章专门或着重论述这个问题，批判那种将科学性与革命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把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我们运用这个理论也应当努力使革命性与科学性密切结合，只有高度的科学性，才能真正产生高度革命性的威力；即使批判错误的思想观点，开展理论斗争，也不能脱离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的原则。他特别反对批判的简单化倾向，认为：既不能把批判对象的错误观点简单化，也不能把作为批判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而有的同志以为，在同错误思想作斗争时， “可以不必重视科学性”，这就一方面，不顾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情况，简单化地将一些社会现象贴上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无产阶级思想、正确的思想或者错误思想的标签；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同错误理论的结论作简单对照了事，不去深入地给错误理论或者“论敌”以科学的全面的分析，以致使自己正面的论点也陷入片面性，因而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胡绳同志认为，学术批评、理论斗争应当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胡绳同志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思想文化评论，对一些思想流派的错误观点进行批评。他的许多著述，努力贯彻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要求，因而这成为他的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40年代，他写的思想文化评论特别多，但都注重说理分析。他回顾那段历史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胡绳全书》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汝信同志在1998年12月召开的《胡绳全书》座谈会上，曾讲到抗战时期胡绳同志在重庆对贺麟先生唯心主义思想观点的批评，在促进贺麟先生思想转变过程中所起的有益作用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胡绳同志的著述将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所发生的社会影响。

        当然，无论乔木同志还是胡绳同志，在有的时期、有的著述中也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得不好或不够好的时候。胡绳同志本人说过：在不能辨识“左”的指导思想时，为顺应“潮流”也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或有严重缺陷的文章。但是，他们毕竟是追求科学真理、具有科学精神的大学者，因此，其著述的主体和主流是体现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的。

        第三，追求政论与史论的完美结合。

        乔木同志和胡绳同志都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既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在多学科领域，特别是历史学科方面具有渊深的知识。因此，他们的著述，作为政论，有历史的厚重感；作为史论，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理论的深刻感。

        乔木同志的著述，既有国际视野的广度和理论思维的高度，又有历史底蕴的深度和恢弘气势的力度，因而其有影响的著述可谓将政论与史论完美地熔于一炉的传世佳作。兹不赘述。

        就胡绳同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而言，还有一个小故事。他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我听他说过：他在1934年报考北大时填的志愿是历史系，但因考分不够，历史系没有录取他，而上了哲学系。那时他才16岁，也算“少年大学生”。其实，他上小学、中学时都是跳级的，被称为“神童”。在哲学系读了一年之后，感到当时老师讲的课没有什么意思，离开北大去了上海，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从事党组织领导下的文化工作；一面自学哲学和写作。这样，就有了他早期的作品《新哲学的人生观》、《胡适论》、《辩证法唯物主义入门》等。他写这些哲学小册子时才19岁。中央审定的《胡绳同志生平》说他“少年早慧，崭露头角”，绝不是溢美之词。但是，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非常钟情，在40年代后期着力研究中国近代史获得巨大成就，在而立之年，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誉满学界。在50年代，他又写了一系列研究中国近代史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著作，并被母校北大历史系和哲学系聘为双学科兼职教授。

        胡绳同志由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研究，他的许多著述也兼具政论与史论完美结合的特点。我曾听长期在他手下工作，与他非常熟悉的一位同志讲过，田家英对胡绳非常佩服，说胡绳只比他大三四岁，但是，胡绳的学识、理论和历史文化的功底都很深厚，胡绳写的文章那么有说服力，使我们这些人赶不上他。胡绳同志的许多著述有说服力，除了前述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是以历史学家的广阔视野，着重从历史的背景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评论政治、分析现实的思想文化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论。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绳同志著述的这一特点更加突出。这个时期，他在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重点研究中共党史的同时，还用很大精力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宣传党的改革开放路线，阐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论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这篇文章已收入2000年10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题目改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关于防“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等重要文章，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立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党的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作理论的研究和阐发，可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同现实相贯通的范文。这些文章既把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也使他的理论文章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我在1995年9月的《胡绳文集（1979—1994）》座谈会上曾贸然地说过：就胡绳同志和乔木同志而言，他们的个人经历、政治地位、历史贡献，以及专长爱好等都不尽相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两人相提并论，但是，他们两人的著述主题和风格在许多方面却很相通。在思想理论战线，特别是历史、党史学领域，“乔木同志、胡绳同志不仅是一代宗师，而且以他们的学识见解和著述特点形成了一种‘学派风格’。这就是既作学术研究，又用学术研究的成果来做党的理论宣传，这样的论著既有较大的政治宣传效应，又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在，重读两位大师晚年的著述更加感到，政论与史论的完美结合，政治宣传与学术研究的有机统一，是这个学术流派的一个突出风格。

        第四，“思维缜密，辞章考究”。

        这是文论家钱钟书先生对乔木同志学风文风的评价。乔木同志作为大学者，既知识渊博，又勤于思考。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当他深入思考问题时，一方面其思想之活跃，有如涌泉，不断喷溢智慧的琼浆；另一方面，其思维之缜密，有如水银泻地，立论严谨，少有疏漏。同时，他对文字十分讲究，强调文字要夹叙夹议，有质有文，议论风生，画龙点睛。乔木同志曾要求胡绳同志，把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当作一篇长的文章来写，不断要有“神来之笔”。在这部书稿送他审阅时，他细读了部分章节，其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不顾带病之躯，亲笔修改清样，并写了那脍炙人口的《题记》。钱钟书先生甚为欣赏这篇《题记》，故有上誉。

        乔木同志的这个优点，也是胡绳同志的优点。胡绳同志的许多著述，不仅以思想缜密著称，而且以辞章考究为人称道。他在五六十年代谈到如何写文章时说过：要写好一篇文章，就要讲究章法，整理自己的思想，取得必要的条理，而只有找到最恰当的字眼和语句来表达的时候，许多思想才真正明确起来。这就是前人所说的，要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论据充分；讲究考据，就是要求将引用的材料一一核查，准确无误；讲究辞章，就是要找到适合表达义理和考据内容的完美形式。在这三者中，义理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是文章的灵魂、统帅；考据是为义理服务的；辞章是表达作者思想作风、学风的文风，语言的丰富多彩，往往是思想丰富多彩的反映，不能忽视。胡绳同志特别指出：“一个思想僵化、粗枝大叶的人，很难写出生动活泼、严密周到的文章来。”（《胡绳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因此，他强调，一方面，训练思想，有助于加强辞章修养；另一方面，尽最大的努力使文章形式做到准确而优美，也会有助于我们的头脑日趋精密和活泼。他说：“当一个人长期运用文字工具到十分纯熟的程度之后，他在用词、造句、布局等方面就有自己一套特殊的习惯，这种表现方式上的独特性，是形成文章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同上）胡绳同志对写文章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他长期写作的经验总结。

        我们读胡绳同志的文章，都会感到他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长于分析，善于说理，不搞绝对化，不浅尝即止，往往在人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想到的地方提出问题，讲出独到见解。他的分析力特别强，多角度，多侧面，条分缕析，层层深入，逻辑严谨、周到全面。这是他的思想具有高度缜密性的表现，也是他的文章魅力所在。由于他讲究修辞，因而，在用词造句上往往反复斟酌，多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这使得他的文章又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说明深刻的道理，以简练的文字表述复杂的问题。

        这里也可以讲一个故事。1998年七八月间，我们党史研究室将编写组集中在昌平讨论、统改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党史的书稿。我将统改好的一部分书稿送他审阅时，他说：写文章不仅要讲究思想，还要讲究文字，哪怕有一个多余的字，就像一粒沙子扎在眼里，不舒服。他亲笔对书稿作了许多修改，其中“了”、“的”就勾去不少。后来，我们编写组用了半个月来落实他的修改意见，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了”射“的”。结果打了一千多个“了”字，射了数百个“的”字。这使我们深感他对文字的要求之严格。

        在乔木同志和胡绳同志的影响、熏陶下，一些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也在学习这种缜密考究的风格。

        第五，思想解放，不断创新，努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乔木同志既是一个极其勤于思考的人，也是一个敢于坚持独立思想的人。胡绳同志说过，乔木同志长期担任毛主席秘书，极其尊重主席，但在有些问题上他觉得不能苟同时，仍坚持自己的见解；没想通时，不轻易改变看法。“他决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乔木同志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拨乱反正，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确立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殚精竭虑；同时为纠正毛主席晚年“左”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功过是非，重新界定毛泽东思想，并确立其指导地位，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乔木同志付出的智慧和心血，第二个《历史决议》很难达到目前这样为人们所赞赏的程度。就中共党史研究而言，同样也可以说，没有乔木同志最后的修改敲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恐怕也难以达到目前这样的水平。书中的许多“神来之笔”、精彩之言，都是他亲自加上去的。这两件工作集中地反映了乔木同志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精神。

        胡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来，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他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优点，就是能与时俱进，老而弥坚。前列的十篇重头文章，就是他的思想解放、不断创新精神的结晶。他在八十自寿诗中说过：“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胡绳诗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表达的正是一种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的精神。这里再讲一件事。1997年春节，胡绳同志在西山象鼻子沟养病，我去拜年，谈到那时刚创刊的《百年潮》上的打头文章，即一篇对他的访谈录。在访谈录中，胡绳认为，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十分出色的继承和发展，很了不起。在这次谈话中又再次谈到了邓小平理论的巨大意义。临走告别时，他拉着我的手说：你想过没有，为什么邓小平理论叫“理论”?我说：这是为了与毛泽东思想相区别吧!胡绳说：这不单纯是避免语言重复，恐怕应当作更深层的思考。就讲社会主义而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立论，虽然源于马克思，但许多具体认识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很大的不同，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确定的框架，真正把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因此，邓小平理论应当叫“理论”。他还风趣地说：我准备取个字号，按照中国老传统，有名就应当有字。我既然名胡绳，字号想叫“未纯”。两者对应，可能还有点哲学味。

        关于胡绳的名和字，过去只知他姓项，不知其真名，也不了解为何取“胡绳”之名。最近这段时间才知道，他本名项志逖，即志在高远。1934年7月，他高中毕业升大学期间，在《中华日报》的副刊上发表文章始用“胡绳”这个笔名。此为何意呢?原来这是一种香草，屈子《离骚》有“索胡绳之鲡#”的名句。“未纯”怎么解释，我没有深问，留下终生遗憾。但我想，“纯”乃精好之意；“未纯”大约是自谦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运用还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因以自励的意思了。

        那天，胡绳同志精神很好，谈话达一个多小时。我没想到胡绳同志在病中休养，还在不断琢磨问题，思想这样放得开，使我既感动又震动。因为那时还没有“新阶段”这个提法。起草十五大报告时，征求过胡绳同志的意见没有，我不清楚。党的十五大突出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思想与胡绳同志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在那几天回味胡绳同志的谈话时，想起了乔木同志在1990年4月的一封信。这封信收录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题为《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乔木同志写道：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在一百多年时间特别是近十多年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列举了关于共产主义目标由近变远；社会主义时期不仅由短变长，而且由高变低，即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其他所有制，由只承认按劳分配到承认非按劳分配仍有存在的需要等。乔木同志说：在斯大林、毛泽东、赫鲁晓夫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希望尽快解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而且对世界形势多着重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没有或很少想到相反的情况。事实上，革命已由高潮转入长时期的低潮，而资本主义则转入强大的攻势，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所始料未及的。乔木同志强调，理论需要面对现实。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实是从理论到实践上的一场深刻革命。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就是发展的。现在，当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道路时，它的发展更快，今后也必将继续发展。

         比较乔木同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胡绳同志对邓小平理论的看法，不难看出，其表述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思考的问题是一个，结论惊人地相似。这正说明他们两人都有思想解放、不断创新的精神。这也是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个学派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乔木、胡绳两位大师所开创的这个学术流派的特点还有一些，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说乔木、胡绳同志是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不是说他们两位所有的观点和风格都完全一致。毫无疑问，他们也有一些相异之点，而且还有各自特殊的优点和弱点。属于这个学派的其他学者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但是，既然被视为一个学术流派，那么其相同之点就是主要的、基本的。至于我今天论到的几个“特点”可能不准确，有的看法不一定对，有的表述也可能相当粗糙，在这里冒昧地提出来，旨在于与同行们探讨。

本文是在2000年1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联合召开“胡绳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