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把文革同互联网搅合到一起？
朋友推荐，便拜读了杨恒均先生的文章《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我们向何处去？》字里行间，流露出杨君许多忧患，似乎还有些惆怅。既然说“权当抛砖引玉”，怕的是没引来美玉，倒引来一堆板砖。我这里就被引出来一块砖。
这块砖要劈的第一个去处，是“十年文革是建国六十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大鸣大放’、‘大民主’的时期”。老夫长杨君大约九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偏遇上文革，高考废了，该发泄青春活力的地方没了，于是享受了杨君所谓“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大鸣大放’、‘大民主’”，一不小心还成了头儿，受益理当非浅。却没那份闲情逸致享受过“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之乐趣。
马克思先生有话：“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我很憧憬这样的幸福，可也深深懂得：无论怎样的“大民主”，说错了话是要倒大霉的。文革中多少人就因为“说错话”遭殃甚至丢了小命，试想，连周恩来那样的高位，还有那么多“违心地”，遑论小百姓？而且妙就妙在，我们的社会文革恰是从救助一位“说错话”而入狱的工人邓承刚开始的。这位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贫农儿子，文革初期因赤红的出身被推举为单位文革组长，领着大家给毛像弯腰时口令喊错了，马上成“现反”下了大狱。“大民主”啊！我们就为之闹平反，所谓文革中的“冲向社会”就这样很无聊地开始了。我对文革的感激之情，就在于他们居然还讲了政策没杀掉我，只关了几年。到“平反冤假错案”时，任何申诉都懒得去找，缘由就在于，俺觉得还能活下来已属万幸，不想争那一万零一幸了。何况，能给你平反的权力一定还能把你打入另册，有多大的意义呢？
所以我就弄不明白，何以总有人会把那时的“大鸣大放”、“大民主”说成“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说”？跟杨君略同，俺也不时会读到文革那些大字报或刊印文章，除了“顺杆爬”，顺着马列主义毛思想的杆子爬，我没看到别的。即便是曾经崇拜万分的《中国向何处去》，也不过为老毛的革命“放屁添风”，替本来丑陋的“无产阶级专政”割肉补疮罢了。当年我们省报组织批判了七篇“大毒草”，有六篇是我们这个战斗队写的，其中一篇还被康生拍桌子大骂，楞说是“中学生写不出来”，有“黑教师爷”。可如今看看，哪有什么新意思啊？全都是“顺杆爬”，没爬到人家规定的路子上，挨了一巴掌而已。
远不如现在网上那些小青年，他们至少会玩点幽默，比如创造出“兆山羡鬼”、“秋雨含泪”这样天才的新成语；他们至少戳穿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他们还仗义执言，颠覆了导致“孙志刚案”那样的法条；至于因为网民慧眼而陷“周老虎”、“周久耕”等于法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了。如此，一个巨大的差别摆在我们面前：互联网显示的，是官从民意，尽管还属“初级阶段”；而文革“大民主”，折腾的是民从毛意。难道可以同日而语么？
要劈的第二个去处，是我没想到杨君也会持“两个文革”论，此论根本不需驳。试想，当初纳粹德国，高速公路、喷气飞行、核武器、火箭与导弹、奥运火炬传递，就连现在在哥本哈根争吵不休的环保理念，都是他们首先玩起来的！是不是也得说“两个纳粹”？以便将反动的纳粹与进步的纳粹区别开来？文革是一种独裁权力玩弄民主的惨剧，纳粹也是独裁权力玩弄民主的惨剧，两者没什么本质区别。现在的问题在于，既得利益者需要维持继承的合法性，所以文革“不准探讨”，因为一旦刨根问底，权力就会面临危机。而“两个文革”的说道，窃以为是在帮闲，任何为文革“讨说法”的鸟叫，都在搅浑水。无论初衷如何，客观效果只能是为权力的垄断尽力。
杨君拿“文革中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尤其是那些付出生命代价者来替文革说事，窃以为不大合适。文革之所以反动而且丑陋，这些“思想者和行动者”竟至会有为此付出生命就是证明之一。纳粹时期德国也有“思想者和行动者”，甚至还有刺杀希魔者，我们难道可以用他们的血去洗纳粹的手？同理可证，对文革的彻底追究，不是什么“一棒子打死”，恰恰是为受害者张目！任何时代，都有为数不多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文革中似遇罗克、张志新那样的英杰，其醒目只因为文革太黑暗。不说远了，倘若《出身论》或《中国向何处去》刊印于香港，怕是连愿意读它的人都寥寥无几！
按照杨君之逻辑，似乎“文革中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全靠毛给的空间才存在，倘若毛没搞文革，人们就会浑浑噩噩不思考了。其实，之所以存在“文革中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仅仅因为文革太黑、太残忍、太荒唐，而不是存在什么“自由的空间”。如果杨论成立，那么无妨反推一下，是否现在仍需来一次文革，我们的民族才会涌现更多的“青年思想者和行动者”呢？或者没完没了地搞下去，所有人都会成为“思想者和行动者”呢？
要劈的第三个去处是，杨君称：“文革中民众走得很远，同样走得很远的是他们中那批思想者对制度、特权、官僚、腐败等的思考。”恐怕过于理想化了吧？文革中人民根本没“走”，遑论“远”？大家都在权力的手心里兜圈子，如同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心里一样，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构成那张巨大的手掌，它翻过来是云，覆过去就是雨，二十年前不就轻轻抚摸了金水桥畔一下么？例如顾准先生，他的思想并非因文革而起，可谁知道他究竟还有多少思想随着纸灰使大便器堵塞而永远消失了呢？又有，我或许孤陋寡闻，并不知道文革中有哪一篇大作涉及过这个“制度”。所有的涉及，皆沿着权力的指向，而稍有越雷池者，自有专政侍候。杨君挖苦说：“你恶搞官员，能够像文革中把国家主席王光美都弄到台上，戴上乒乓球项链？”有点莫名其妙。那举动只是因为更高的权力需要如此，谁敢把、谁又能把万民共愤的江青“弄到台上，戴上乒乓球项链”？顺着主子的指向，撕咬落魄者，却以为神勇，大概只能算狗的属性。
今日的互联网无疑是一项伟大的贡献，甭说别的，倘若没有互联网，草根一族就没有哼哼的机会。若无网络，杨恒均是谁？指不定《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我们向何处去？》还在不知哪位编辑的抽屉里，等待着下化浆池还是上清样的裁决。而现在它已经被我们阅读了，这就是自主决定的效果，怎么能说没进步呢？还有，互联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甭说别的，我就从别人也包括杨君的许多文章里获得启迪，它们促进了我进一步思考，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如今有人已经而且还在设法破坏这个平台，恰恰说明它令他们不安了。文革时，谁怕你写大字报？怕的只是老毛的意旨。上海不是有人“炮轰张春桥”么？还组织了“联络站”之类，老张怕了么？北京不是有人写老周的大字报了么？结果成“五一六分子”下大狱了。林彪没人写他的大字报，结果又如何呢？一宣布他的事迹，无数人竟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劝君莫夸文革，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是49后历次运动的必然发展，也是毛氏专政的必然恶果。对于它哪怕有些许的容忍，都是对人性的亵渎。
我或许应该赞同杨君之忧虑，只可惜那种忧虑出自“九斤老太”似的思考。“在过去十年的互联网空间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年轻人在这个层面上继承前辈的思考，回答当时无法回答的问题”。倘若，现在的年轻人果真“继承前辈的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大约确实没戏了。我们自己，当年就是“继承前辈的思考”而拼命折腾的，中国的悲剧恰在于“忧国忧民”者太多了！美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E.A.罗斯在1911年出版的《变化的中国人》里说：“纪念死者的坟墓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人们不敢轻易断言，中国是属于活着的人，还是属于死去的人。”愚见是更多属于死去的人，而不是活着的人。看看那广场上排着大队瞻仰死人的阵势，看看他当年考察中国时那种“异常沉闷、压抑，缺乏中华民族早期发展阶段那种蓬勃的朝气”，如今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种集体的意识压倒了个体意识，家族的观念偷换了民族的观念，坏事就从这里坏起。今天的年轻人，不是继承少了，而是继承太多，压得他们直不起腰来。我们这些前辈以往的思考是无聊而且有害的，我自己还苦于自拔之难却必须努力自拔，这也恰恰是我乐于上网阅读年轻人心声的缘由。
但很可惜的是，我看见太多年轻人如我们当年一样慷慨激昂，这大约不是孩子们的错，错在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以磨灭人性为宗旨，它剿灭个性，腐蚀精神，训练工具。黑格尔在评价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纪实》之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我们也许不必像马克思那样继承黑格尔精神，但这句“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确实抓住了要害。所以，杨君说：“三十年后的互联网上的青年人，终于不再从巴黎公社，而是从西方的福利资本主义中看到了公平与公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从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宽容这些普世价值中吸取精华，让历史不再重演？”应该不失为明智之见。
于是就有互联网的另一个好处：它使国民方便地了解世界了。想当年，为了满足了解世界的欲望，我们这代人不知有多少成无线电爱好者，为的往往是“偷听敌台”。可这也是一项罪名，一旦被抓住“鸡脚”，就算没判你，前程肯定完蛋。算了，那个毛时代，现在想起来都心寒，何况它至今还被供奉着。(2009.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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