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我家》序(刘心武)

寄望于新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
——遇罗文《我家》序

刘心武

本书作者遇罗文是遇罗克和遇罗锦的胞弟。

凡是经历过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不知道1967年初曾有
过一份《中学文革报》出现在街头，上面刊登过一篇不同凡响的《出身论》，而
这篇反对“血统论”的文章的作者遇罗克，却在1970年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
毙了。《中学文革报》实际上是遇罗文等几个中学生私自办的，这张只出过几期
的报纸，现在已被世界上若干著名的图书馆珍藏。

凡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人，都会记得遇罗克的冤案得以平反，
并且，有遇罗锦那样一位女作家，连续发表出《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等
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引起过轰动与争议。后来遇罗锦应邀到当时的西德访
问，在那里留下，直到我写这篇序时仍没有归来。

仅仅是我上面所开列的因素，相信这本《我家》便会引出众多读者浓厚的阅读兴
趣。

其实，遇罗文父亲遇崇基、母亲王秋琳，他自己，还有他弟弟遇罗勉的人生遭际，
虽然没有遇罗克和遇罗锦那么具有爆炸性的雷声眩光，却也相当坎坷诡谲、惊心
动魄，反映出上个世纪后半叶相当大数量的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心路轨迹，
具有典型意义；因此，这本《我家》，确实是值得我们作为历史个案，仔细加以
检视、研究的。

遇罗文写出书稿后，请当年他家的邻居任众写了一篇文章——任众的遭遇曾被我
写成《树与林同在》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任众在文章里，把遇家的
遭遇和他自己，以及许许多多有着类似命运的人们的生命轨迹交汇在一起，发出
了“千万不要忘记”和“不能让悲剧重演”的彻腑疾呼。我的心弦当然也与此强
烈共振，但任众讲过的话我不拟重复，我想特别强调的是，遇罗文的这部著作还
有着更为丰富的现实意义。

我们现在都已置身在一个崭新的世纪里。我们沐浴着新的曙光，但无可讳言，我
们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希望使我们兴奋，问题令我们焦虑。有些人士，把冷战结
束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推行，视为上世纪末本世纪
初最重要的事件，提出“历史为零”的论断，呼吁“制度创新”；他们认为，在
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跨国资本的运作如大象巨脚，正无情地践踏着发展中国家
的民族个性；而中国大陆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确也是在公平的“游戏规则”尚未
健全的情况下，就已“玩”得人人心跳——仅这两大问题，就引出了深重的焦虑，
焦虑者为了化解自身的焦虑，并以己度人，力求达到清明澄澈，有的就如饥似渴
地从历史中抓取“可利用资源”，上个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是重要
的“资源”之一，比如，有的人士就提出来这样的论点：有两个“文革”，一个
是毛泽东的“文革”，他要解决的是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另一个呢，是“民间”的“文革”，所期盼解决的，是官僚主义压迫、特权思想
与特权制度等等问题；主张有“民间文革”的论者，所常常举出的例子，就是在
“文革”初期，一般民众在享有“大民主”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办报”、“自
由结社”、“自由发言”。在某些人士看来，“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石——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民间文革”那“全民参政”的实践，
还有当时对跨国资本的坚决排拒，以及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所获得的可触摸成果
（如南京长江大桥和大庆石油开发），都提供着“零历史”境况下，从事“制度
创新”的借鉴，至少是能以激活灵感。好了，现在我们有了遇罗文的这部著作，
从他翔实详尽的回忆里，我们可以了解到，那时像他和他哥哥那样的社会存在，
是怎样利用时空中的可利用瞬间缝隙，来“自由办报”、“自由结社”和“自由
发言”的，并且可以了解到，为此他们分别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还可以从他父
母，他姐姐和弟弟，以及他自己在他哥哥被杀害后，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引出深
重的思考：从中是否可以找到抗拒全球一体化的悲壮之美，或能以提炼出“创新
资源”？遇罗文写作时并没有跟我交流过，他完全没有我上面所陈述的思考前提，
只是客观冷静地回叙那个渐渐远去的时代里，已然成为历史的种种细节，他本身
并没有参与是否存在“两个文革”的争论，也并不清楚“历史为零”与“制度创
新”之类的新论，但我以为，他的这个文本，在有关的讨论中，具有着无可替代
的巨大参考价值——讨论的双方，甚至都可以从正面引述他的文字，以为立论的
依据。

像任众那样的“过来人”，所时刻提防的，还是那些整过人的极左分子。这种戒
惕是值得尊重的，也是必要的。但实际上那样的一些人从年龄上说大都老迈，从
社会地位来说也多半已然被边缘化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程度，似在与日俱增，
但却回天无力。真正能左右现实中国走向的，应该说已是新的一代思考者与行动
者，而这些人里，有的六十年代才陆续出生，全然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生命体
验，甚至改革、开放初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中，以及后来
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过程里，“拓荒牛”们所遭遇的那些阻力，对于他们来说，
也了无印象，他们其中一部分人的思考与行动，似乎更多地，会受到现实中负面
存在的强烈刺激，以及从西方——比如法兰克福，以及实际上也是用财团的基金
支撑的高等学府那类地方——传进来的某些高超理论的影响，从而形成某些独特
的思路作为，这有令“过来人”理解、尊重的一面，却也有令“过来人”不解、
担心的一面。遇罗文的这部著作，我以为应是新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的重要参考
材料——毕竟，这是本土的，浸着血泪的，具有典型性的，而且还活着，并继续
生长着的历史。我祈盼，新一代的中国思考者与行动者，终能具备睿智的头脑与
坚实的脊梁，离开误区，面对国情，实事求是，稳健推进，掀开这东方古国闪烁
着新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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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
             遇罗文


（摘自：《我家》，遇罗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SBN 7500427379
    本书可以说是中国50年代到70年代人权状况的一个缩影。作者遇罗文为著
名发明家，文革初期，为宣传其胞兄、人权思想家遇罗克写的《出身论》而创办
《中学文革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6年，79年平反回京，从事
发明创造工作。近年研制的高压水切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书讲述的就是遇罗
文、遇罗克一家人，为了宣传《出身论》及其人权思想，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遭
受的巨大磨难。书中准确而洗练的文笔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展示一幅广阔深沉
的历史画卷。这本典型的、浸着血泪的活历史，也是新一代思考者与行动者的重要
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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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统论”不再遮遮掩掩

　　早期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其中也有工农家庭出身的
学生。和它同时组织的，还有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以后各校纷纷组织了这种组
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参加，有的也
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对这种早期的“红卫兵”，人称“老红卫兵”。

　　他们最大的怨气，就是嫌像《中国青年》杂志这样的宣传机构和一般的学校领
导、教育部门以至整个社会，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狠，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太温和了，而
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就是专政对象。而北大的孔繁大喊陆平优待了“狗崽子”，从此开
了先声。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
演出了。

　　他们信仰的是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所做的社
会各阶级分析是，敌人－－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
家、“黑帮”（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他们的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也
在其内。自已人－－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
子女。至于出身介于黑七类与红五类之间的，是可以团结但不可以依赖的对象。如果
本人是工人或小干部，无论多么年轻或是不是党员，父母是“敌人”的一律划归“黑
七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

　　凡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血统论”这个幽灵，曾在神州大地游
荡。它像霉菌、病毒，既作恶多端又无孔不入。

　　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血统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出身不
好的，不仅升学、招工、提干、当兵、学开汽车、接触精密设备等好事难于问津，甚
至发生过与家人一起无辜受刑的事。

　　我的哥哥，从小就有一股反抗强权的精神，视“同情弱者”、“打抱不平”、
“侠胆相照”为无上美德。所以在1966年8月，“红色恐怖”盛行之时，哥哥有感于
“血统论”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写成了《出身论》。

　　作为一介书生，惟一的武器就是纸和笔，至于能不能发表，恐怕他连想都没有想
过，只是拿给我们大家看。

              开始了“红色恐怖”－－人类的丑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
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又问是不是
“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

　　“八一八”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
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
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不但中学有了这种组织，就连大学、工
厂、机关、农村也都组织起来。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
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

　　“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
“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萧
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就亲眼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
（见《“臭妖婆”自述》，原载《百花洲》 1989年第5期）更残忍的，还要给“洗”
头，就是用浓碱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老人的儿
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街上走着，就碰上了这种景
象：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
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见《树与林同在》 1999年 3月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8月23日，北京市崇文区揽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
不堪忍受虐待的“房产主”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
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
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把“房产主”全家活活打
死。

　　就在这人类的丑闻接连不断，“红卫兵”暴行节节上升之时，9月15日，林彪在毛
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
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
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
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
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1986
年 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谁家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谁家该“抄”，名单由派出所、街
道、居委会提供。谢富治在 1966年 8月下旬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次会议上就说：“群众
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
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
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街上有巡逻的解放军，打死“阶级敌人”他们不管，“黑五类”想反抗，有“阶
级报复”举动，他们坚决维护“革命小将”的安全。

　　更令人发指的是，北京六中、一中成立的骇人听闻的“劳改队”。那里专门关押
出身“黑七类”的无辜学生，每天他们都被施以惨绝人寰的肉刑。罗克知道这些事后
万分气愤，把它写进了两篇文章，登在《中学文革报》第二期上予以揭露。

　　这两个学校只不过是个典型。没有打死人的学校是少数。宋要武所在的师大女附
中的红卫兵竟逼着她们的校长当着她们的面去上吊。社会上各个角落毫无人性地残害
“阶级敌人”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北京吉祥剧院，成了当时最大的施虐集中营。凡是各学校“红卫兵”抓到的“牛
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到那里。到了那儿，几乎没有
生还的希望。每天都用卡车往火葬场送死人。

　　哥哥厂里的一个同事，一个非常能说的青年，到我家讲了那里的恐怖。他说，要
不是为了搭救他弟弟，要了命也不敢进那个魔窟。幸亏他嘴皮子利索，跟“红卫兵”
们攀起了“阶级兄弟”，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五代以上都是“红五类”，他的弟弟因此
“本质”是好的，是一场误会。他弟弟被释放了。据他说，如果晚一步，人就被打死
了。

　　哥哥每次听到这些人类的丑闻，心情总是非常沉痛。他说：“应该把这些事都记
下来。编个集子，留给后人看看，知道现在道德败坏到什么程度，这绝不是一朝一夕
形成的。”

　　与此同时，“老红卫兵”们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贴到学校、工厂、机
关、农村以及社会上每个角落。他们在北京展览馆、音乐堂、天桥剧场等有舞台的地
方，用一个接一个的“他妈的”这种最“革命”的语言，用口号声夹带着鞭炮这种
“革命的火药味”，来进行宣传，并煞有介事地诉说自己的“委屈”：“黑七类”子
女如何欺侮他们，旧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包庇、优待“黑七类”子女，“红五类”子
女如何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等等。

　　会场上除了谩骂、口号以外，毫无道理可言。绝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斗
胆上台辩论两句，马上会被打下台去。这也难怪，新市委书记也承认：“对联的精神
是好的，只不过提法不当。”而且大讲特讲干部子弟的优越性。团中央甚至把“出身
好”当作革命左派的一个标准。

　　社会上早已畸形发展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变本加厉地被抬成头等重大的事情。家
庭出身成了衡量一个人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到有的学校去参观，要登记什么出身；在
辩论会上发言，也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病历上也有“家庭出身”一
项。

　　出身，在“文革”中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大地游荡；所谓不好的出身，像枷锁，禁
锢着亿万青年的手脚，使他们从生下来就饱尝着人间的不平等。没有前途，没有幸
福，没有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尽管有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依然难免祸从天降，
甚至死于非命！罗克深感自己有责任为捍卫人类的尊严去纠正愚昧的偏见，揭穿阴险
的诡计，哪怕献出自己的一切。

                           噩耗

　　我们照例只买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这种“特快车”在郑州以前不会查票。

　　我和弟弟陪着姐姐直到邢台，看着她随人流走出了站台，才放心地又回到车厢，
继续我们的旅行。没有了她，我们轻松了许多——我俩是知青身份，遇上查票的告诉
他们：“知青，没钱。”就能放我们过去。姐姐当然也可以冒充知青，万一露了馅
儿，那可不是好玩儿的。

　　回到陕北，弟弟又在我所在的小队住下。

　　几天以后，他和不少社员都很熟了，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们趁队委们
在大队书记家开会的机会，向大队书记申请调动的事。

　　书记征求小队干部的意见，还没等他们说话，书记十几岁的儿子说：“我看这娃
老实，人不错。”

　　别人见他说开了头，也纷纷夸弟弟，表示同意他调过来。当即书记在我们写好的
介绍信上盖上名章。我们到公社再换成正式的介绍信。

　　经过努力，终于把弟弟调到我所在的生产队。从开始下乡到现在，用了一年的时
间，才实现了和弟弟一起生活的愿望。

　　姐姐回到教养所不久，她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教养所人满为患，忽然
动员教养期满的人离开教养所，能回家的尽量回家，大城市来的无法回去，给安家费
分配到附近农村。美中不足的是，所去的农村实在太穷，每天分值几分到一毛几。

　　不管怎么说，离开专政机关比什么都强。姐姐此时有如飞出牢笼的小鸟，自然又
有一番心境。她被分到河北临西县，一到那里就给我们寄去一首诗《雨后的云》：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羡慕那群云呵，疾速地奔向远方……

　　你撒下甘醇的水，使大地滋润、生长；

　　你投下瓢泼的暴雨，锻炼人意志更强；

　　你亮出利剑的光闪，像复仇的火焰一样；

　　你发出震耳的轰雷，激烈地呼鸣唤响……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　

　　我真想变做那云，疾速地飞向远方……

　　除了诗，她还邮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件白汗衫。那是用她的生活费买的当地的土
布，经她自己裁剪、蹬缝纫机制作的。衣服哪儿都好，只是太瘦，肩膀窄了将近两
寸，我们无法穿。如果硬穿，扣子系不上，胳膊也抬不起来。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瘦弱
的样子给她的印象太深，没想着把衣服做肥大一点儿的缘故吧。

　　1970年 3月，在陕北，我们接到父亲的来信，得知哥哥牺牲的噩耗。

　　那天中午我们兴冲冲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来信，回到窑洞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来
看，却是我们最怕知道的消息。

　　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
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抒发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
每一个人。

　　我和弟弟失声恸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
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敬爱的哥
哥。

　　我一次又一次透过泪眼去看父亲的信，希望自己看错了字，不是“霞走了”而是
“霞没走”……不久前不是有过一次么，“讨论”的 20个人处死了 19个，留下了哥
哥，我们还高兴了一阵子……这次不能又出现奇迹么？

　　哥哥对我们的关心、对朋友的真诚、对长辈的孝敬，他的刚直不阿、他的诙谐幽
默、他的克己助人、他的敏而好学、他的无私无畏、他的简朴、大方、执著、豁达、
博文、强记、乐观、向上……他的一切音容笑貌，一篇篇一幕幕都呈现在我眼前。我
追忆着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捕捉与他有关的每个细节……

　　天，早已经全黑了，我们也早已由哭到抽泣到默默地流泪，全然不知道已是什么
时候。我对弟弟说：“咱们永远不要忘记哥哥，不要忘记这件事！”我听见他哽咽着
坚快地答应了一声，感到极大的安慰。

　　我忽然想，我俩、父亲母亲互相还有个安慰，姐姐呢，谁能安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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