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我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6:26:21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的下午,我们班六个红卫兵杀气腾腾的闯到我家,勒令我把全家的户口本交给他们,并发出通知:将遣送我们回山东原籍。

  一付“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使我无法沉默於荒谬的举国大辩论之中。由於父亲是右派,於是就惹来杀身之祸,并牵连了无辜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使我们全家在那偏远的不毛之地经历了十二年的艰难岁月。

  二个月之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转机,使我们很快返回了北京。衣食住行暂时有了安排,在一切都是临时的施舍中度日,那种被剥夺了尊严的痛苦依然压抑着我的心,因为血统论依然没有被推翻。

  我每天外出看大字报,买各种出版的小报。我也有收集小报的癖好,可惜第二次抄家强制遣送我们时,都未能随身携带。有一天,我在王府井书店的外墙上发现了一张十六开大小的手刻油印小字报,题目是: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思想。文章用极为理性的观点,简单明了的驳斥了这付对联的荒谬,同时极有说服力的例举了一些国际共产主义先驱的个人出身和信仰,都不是出自於这付血统论的模式……

  在那个充满红色恐怖的年代,这篇文章就像沙漠中出现了一片绿洲,当时的我仿佛看到生命的一线希望。我激动的将它抄下来;并用复写纸同时复制出好几份,还给了我哥哥和几位出身不好的朋友。

  过了几个月之後,我突然在街上买到一份《中学文革》报,全篇登载了“出身论”这篇文章,整幅报纸也都是以这篇文章和血统论对联为主题进行探讨和批判的。

  在《中学文革报》之後,社会上相继出现了多份报纸,主题内容都是探讨“出身论”这篇文章的,有支持的,有谩骂的,有恐吓的,恐怖的气氛不减当年的红八月。

  《中学文革报》一共出版了六期,我买了全部,而且是怀着激动的心情阅读完每一篇文章。因为只有它是旗帜鲜明的屹立在众多的小报之中。由此可见,“出身论”已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值得欣慰的是社会并没有遗忘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狗崽子。

  後来我知道《中学文革报》是北京四中学生办的,地址也在四中。我设法通过警察岗楼打听到四中的地址,当时,我只有一个冲动的念头,就是找到这份报纸的组织,向他们表达自己支持与赞同的观点,参加他们的活动,尽一份自己的力。因为我坚信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我找到四中校址後,使我看到的是一片恐怖的景象,如“砸烂四中黑报店”之类的大字报口号,包围着四中的大门,围剿着《中学文革报》,我看到这种景象,认为报址不可能在此生存、又不知道哪里去寻找?“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出现,在当时我那暗淡的生命中升起了光明的希望。

  运动翻云覆雨的变化着,六七年九月七日半夜,我和家人第二次又遭到了抄家和强制遣送的命运,“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从此就被埋藏在我的心中。七零年听到遇罗克被枪毙的消息,才得知他是那篇文章的真正作者,同时也听到有关他家人的遭遇极为悲惨,以及《中学文革报》其他工作人员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的故事。

  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就这样献身於那个残暴的年代,我却永远没有忘记这个名字。

  一九七三年冬天,经一位朋友介绍到牟志京家去做客,我才知道他就是《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和主编,那时他已为那段历史划上了句号。正在山西山阴县插队。我们只是匆匆一见。事隔六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在那位朋友家里,第二次碰到牟志京,他当时已是北方交通大学的研究生了。我们谈到《中学文革报》,遇罗克,以及所有受牵连的参与者的命运。我也谈了我当时的感受和举动。历史就是这样让我们在曾经擦肩而过的数年之後,才感受到相见恨晚的遗憾。从北京到美国我和牟志京成了莫逆之交的好朋友。

  十二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後,我们全家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只有那份手抄的“出身论”保留下来了。一位了解我经历的好朋友搞到一份《中学文革报》的第一期原件,并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後来牟志京告诉我,遇罗克的父母需要这份原件材料,因为公安局基本同意遇罗克平反了。我毫不犹豫的让牟志京把这份报纸送给了遇罗克的父母。听说他父母收到後很高兴,并向我表示谢意。这只是我唯一所能做的一点事情,以表达我对遇罗克深切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後来牟志京介绍我和《中学文革报》的另两位参与者赵金星和陶乐颂认识。在这之前我曾听到过很多关於他们的故事。六九年春天,我通过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朋友转到山西夏县去插队。七零年这位朋友因政治原因,在回北京探亲时,被关押在西城公安分局的拘留所。当他被押解回村後,对我们讲到狱中的见闻时有这样两段故事:

  (一)有一天拘留所放风,看守用嘲讽的口吻对他说:“中国七十年代的燕妮来了。”这就是陶乐颂,她用一种无所畏惧的态度,坚定的走向关在木笼里的赵金星致以问候。赵金星,北京四中学生,当时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独裁者,而他是真正信仰和研究马列主义的,并自喻为第六里程碑。他因《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的牵连被做为重刑犯关在木笼里。据说当时并没有拘捕他的女友陶乐颂,而她自称为七十年代燕妮并屡次到公安局抗议对赵金星的刑事处罚,後来甘愿和赵关在一个地方,以表示对正义和爱情的坚定与追求。

  事隔十几年後,在纽约碰到一位由于受xx牵连而曾入狱的一位西藏朋友,他当时也和他们关押在一起,说到他们当年那段艰难的政治爱情故事,至今都是非常敬佩的。

  (二)在拘留所里有一个文静、清秀、沉默寡言的女学生,她叫闻佳。她有着善良的天性和不屈的气节。常常帮助同宅的难友。大家都很尊敬和喜欢她。因父亲在解放初期被镇压,於是她在课桌上留下了要为父亲报仇的字迹而遭到逮捕,正在等待宣判之中。她常被拉出去受到群众的批斗。有一天她预感到最後的日子到来了,因外面传来消息她可能被判死刑。她从容的穿上了一件珍藏很久的园领白衬衫去迎接对她的命运的宣判。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时,得知她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第二天她将要被送到不知何地的监狱去。这位朋友在她离开之前为她写了一首送行的长诗,她收到後也匆匆写了一张临别之前的留言:太谢谢你给我的这首诗和鼓励,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切,虽然我渴望自由,但我却要在狱中渡过我的青春。

  我和同村的朋友们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带着无限的感伤、怀念和无奈,回味和探讨着闻佳的遭遇。最後在我们一致的要求下,这位朋友画了一幅闻佳的素描肖像,因为他是一位不错的画家。一张清纯、秀丽的脸,梳着两条齐肩的油条辫子,园领的白衫。肖像底下配上了他曾给闻佳的诗句;轻挥泪,为君行,此泪不叙儿女情……他发誓说这幅肖像和闻佳本人一模一样。我们也坚信她就是我们心中的闻佳。

  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无数政治风云的变幻,林彪的死,四人帮的倒台,文革的结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从来都没有忘记遇罗克和闻佳,对於仍然活在世上的闻佳,我曾无数次的祝福她早日恢复自由之身。

  听说遇罗克死前表现极为镇静与无畏,他怕牵连其他的朋友,而承担了所有的罪证。当局甚至不敢以“出身论”和他反血统论的主观意识为定罪根据,只能以“暗杀毛主席”的莫须有罪名给他判了死罪。

  无论是遇罗克还是闻佳,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却为争取一个做人的基本权利而献身於那个不可理喻的疯狂年代。

  哥哥的性格

  父母都是右派的学生,在学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势利眼的班主任开始把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首先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甚至有一次竟散布什么:“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罗克气愤地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哥哥从小爱开玩笑,后来虽然总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幽默的性格。他有时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赛谁讲的笑话能把大家逗乐了。有一次母亲想念被教养的父亲,心情不大好,哥哥编了一个笑话讲给妈妈听:“我小的时候写大字,家里舍不得买红模字,妈妈给我写字,让我透过薄纸拓。我总是得3分,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天老师翻错了页,给妈妈写的模字判了分,才给4分……”连妈妈也给逗乐了。他善于用幽默的语言讽刺时弊,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妙趣横生的。

  1959年,哥哥高中毕业。他虽然高考成绩优秀,语文、数学都是最高分,还是因为出身落了榜。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

  父亲被教养后,为了节省房租,我家退掉大部分房,只剩下三间北房,两明一暗的格局。哥哥很希望自己有独立的一间,哪怕是东头儿的小煤屋呢。他说,只要安个门就行了。母亲不同意,担心这个狭长的小夹道连个窗户也没有,又潮湿,住在里面会生病。

  向来心直口快的姐姐说:“不就是缺个窗户吗!”话音没落,拿把斧子就走了进去,三下五除二,把夹道尽头的北墙刨出一个洞。多年黑糊糊的小煤屋里,头一次透了亮,土鳖和潮虫见了亮光吓得满处乱爬。墙那边是个服装厂,只听见那边有人喊上了:“你们家大人快来看吧,再刨房顶就塌下来啦!”几天以后,房管所来人安上门和后窗,把墙抹了白。姥姥带我们用纸糊上顶棚,又请了个当木匠的亲戚做了一张简易的桌子和一个书架。从此哥哥有了自己的屋,每天在那里读书到后半夜。

  1964年初,哥哥回到城里,又重新收拾、布置自己的小煤屋。哥哥借用鲁迅为其阜成门宫门口旧居寝室命名的“雅号”,称他的小屋为“老虎尾巴”。墙上挂有两幅国画,是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哥哥又自己写了一条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贴在墙上。直到哥哥牺牲前,他一直在这间屋里生活。

  我一想到哥哥,就马上会想到它,因为哥哥的许多惊世之作,都是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从这里诞生的。和我们永别的那一天,桌上还放着他刚写完的《工资论》。

  “文革”开始一片混乱1966年初,报刊上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批判。善于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旨意,在“清官”、“贪官”、“罢官”、“夺权”上作起文章来了。按照他的逻辑,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等于麻痹人民,维持和延长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反面人物。而贪官激发阶级矛盾,促使人民造反,农民起义又一直公认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所以贪官比清官更具有进步作用。于是,罗克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寄去,都被退了回来。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他又给《文汇报》寄去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虽然发表了,但改了标题,删成3000字,并寄来五元稿费。罗克当即把稿费退了回去,给《文汇报》编辑部写了封抗议信。那些天他显得有些兴奋,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哥哥有一篇珍贵的日记留了下来,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境界:

  “66年2月15日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及和父亲下棋的棋友们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到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顾忌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是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裂’,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这时,报纸和电台广播中,奇谈怪论和颠倒黑白的东西越来越多,思想混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美其名为“文化革命”。罗克的日记中,对它是这样评价的:

  “5月13日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6月7日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6月12日晚上看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证明。”“1月27日读完《论语译注》。我觉得孔的学说所以远胜于庄、墨、韩非诸家,其原因正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明确地提出学问为政治服务,明确提出圣人可以企及……因为圣人并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学而知之的。这就是把学术公开化,而不是神秘化。今天的学说正是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原因是不学无术的缘故。”对于运动初期学生造了老师的反,罗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师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长地说:“青少年的堕落难道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吗?联想到给学生灌输的东西,使学生只懂得斗争不懂得爱,整个教育界是有责任的。说是因果报应也不为过。”现在回想起这段话,还是发人深省的。

  《中学文革报》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我,他们看了我贴在四中的《出身论》深受感动,来和我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说干就干,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三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尽管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如此精辟、深刻、大胆、彻底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人们还是头一次见到。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一个外地读者告诉我们,他在火车上看见只有这么一份报,大家都争着看,全车厢的人几乎都看了。小报、纪念章交易市场上,它立刻成了价值最高的珍品,急于想得到它的人们只好花两元钱去买原本二分一份的《中学文革报》。

  卖报的场面更是动人。热情的读者把我们团团围起来形成人墙,自动替我们维持秩序。为了卖得快、便于找钱和防止倒卖,我们不得不规定每人必须买五份。有时我们把报放在生铁铸的果皮箱上卖,狂热的人群把二三百斤重的果皮箱都挤倒了。买报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时常达到二百多人,卖到最后只剩下印坏了的也有人央求买走。有的读者激动地把纪念章送给我们。向我们表示支持和问候作者的不计其数。

  哥哥看到自己的作品拥有这么多读者,自然十分高兴。父母看到儿子们和他们的几个伙伴儿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心中也暗暗得意。他们不能说什么,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一样。倒不是怕外人知道“阶级敌人都赞成了”,以此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那是小意思。为难的是:继续反对吧,违心——罗克说出来的,不正是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吗?鼓励吧,多年的经验知道,这是在和洪水猛兽周旋,哪个父母能引导自己的孩子往火坑里跳?他们深知,自己还不就是因为嘴才倒了霉,但是也没有像罗克张这么大的嘴、说这么多的话呀!

  人的理智,很难战胜感情。母亲好几次在饭桌上不无得意地叙述她在工厂听来的议论:“写《出身论》的人,胆儿可真大”;“要是在五七年,写《出身论》的准得成‘右派’”。

  本来,由于社会上纸张奇缺,各印刷厂都忙于印“毛选”,联系印刷很难,我们只好打算再出一期报纸就不再接着出了。可是,空前的反响,感人肺腑的鼓励,各方面的物质支持,使我们不得不办下去。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办了七期,直到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许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才被迫停刊。

  在这七期报纸中,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将近占总数的四分之三。除了每一期有一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以下简称小组的大块文章外,还有他以各种方式、不同的署名写的妙趣横生的作品。

  1967年1、2月间,一伙“老红卫兵”的头头脑脑,又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惟一的条件。它的前身,是红卫兵东城、西城、海淀纠察队的成员,也是搞打砸抢、杀人抄家的急先锋。

  罗克,就是在“联动”正猖獗的时候,写了一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头版头条。他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通过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系统地剖析了“联动”的起因和特权阶层的丑恶灵魂。

  哥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这样说:

  “我们诚心诚意地劝告那些受反动的惟出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实在说,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当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某些部门占优势的时候,我们怜悯你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是怎样一种脱离实际的教育,在家庭里过着怎样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读的是怎样一些胡说八道的文艺作品,形成了怎样一种愚不可及的思想,养成了怎样一种目中无人的习气,办了怎样一些遗恨终生的傻事多么危险,多么危险!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他始终是这样用善良的心,希望挽救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文革”初期,罗克母校65中的一些学生,知道有的教师对罗克很不好,让他提供这些教师的“罪状”。他不愿落井下石,断然拒绝了。

  有一次下雨,学校批斗“黑帮”,让他们在雨中淋着。回家后哥哥问我们:“你们没想去给他们打打伞吗?”我们奇怪地问:“难道你不恨他们?”他说:“想起有些人身为教师却具备势利眼的恶习,确实可恨,但他们毕竟是人,要受到人的待遇。”“恨之欲其死”是罗克最反对的。他希望的是公平。在对人的问题上,哥哥很欣赏鲁迅的名言:“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哥哥向许多人推荐《孙中山选集》。我们看到孙中山醒目的题字“博爱”,有些陌生,一时还不能理解,他说:“看看现在发明的惨无人道的刑法,看看对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草菅人命,难道不是正需要补上这一课吗?”事业未竟然而,正当他为正义的事业呕心沥血的时候,罪恶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他。

  1968年1月5日早晨,罗克像往常一样,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上班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1970年3月5日,罗克被处决。处决的地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

查找尘封的冤情

  王秋琳来访的第二天下午4时,苏双碧骑车赶到了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苏双碧看到了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他数了数,一共24卷,这就是有关遇罗克的全部材料。虽然是粗略地一翻,但在苏双碧的脑子里就已形成了初步的印象,他认为这的确是一桩冤案,应当给予平反。但是,仅凭初步印象是不能作结论的。第二天,也就是王秋琳来访的第三天,苏双碧找到他的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大早又来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个人围着乒乓球台,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把50多次审判记录一一翻阅之后,3个人都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也都感到了心情的沉重。他们看到,一个头脑清楚、才华横溢的青年,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冠以诸多严重的罪名,直至最后被夺去生命。他们还从材料中看出,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因为这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构不成犯罪,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然而,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

  还历史以真实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用手抄出来的历史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这期间,有关人员转来了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而张天来已写了大通讯的第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