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宁：中国“和”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中心组学习 理论频道－南方网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关于融合、和谐、和睦、平和的思想和观念。当前，在构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收和运用中国“和”文化的宝贵资源，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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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和的思想，概括地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保合太和的宇宙观。《易经》上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席物，万国咸宁。”意思是依据天道的变化，人获得自己的命运和本质，变化会有差异和冲突，但是冲突又要融合，即走向太和，而和的价值指向是万国安宁与繁荣，这是符合天地变化之道的。二是合二而一、仇必和而解的辩证法。《易经》讲“一阴一阳谓之道”，强调阴阳互补，才能发生变化；强调刚柔相济，才能融合和谐。宋代哲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王夫之对此十分赞赏，指出“太和，和之至也。”明代哲学家方以智在《东西均》中则明确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思想。三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两千多年前，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四是和为贵、泛爱众的处世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的思想和语言，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提倡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才能做到“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从而“天下同归而殊途”。五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集中体现于《易经》中的两个命题，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讲的是进取精神，后者讲的是宽容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可以看作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核心，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而所谓“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就是内在地包含了“和”的内涵、“和”的理念的，是主张“和”、重视“和”的。六是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孔子的《礼记·礼运篇》描绘了重诚实、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的社会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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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这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理念的一次重大提升和飞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法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密切相连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出和逐步形成的。“和谐”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反复出现的词汇，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使“社会更加和谐”，“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等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和谐社会”的提法，在党的十六大上已初见端倪，甚至是呼之欲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则明确提出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是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是政通人和、稳定有序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执政治国的经验教训，反映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吸取中国“和”文化的有效资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欢迎和广泛认同。

　　在学习和研究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关问题时，有些同志也有一些担心和疑问，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思想理论层面。有些同志担心，强调“和谐”与构建“和谐社会”，会不会导致取消矛盾和斗争，以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以矛盾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中庸与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矛盾和斗争，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又是两者结合的互补点。第二，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以前一些较强的话语，如“革命战争”，“阶级斗争”，现在要弱化；一些以前较弱的话语，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现在要强化。思维方式和理念也会发生变化，由你死我活到和而不同，由阶级分析到利益整合，由阶级斗争为纲到构建和谐社会。第三，“和”并不是没有矛盾和斗争，也不是排斥矛盾和斗争。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是不一样的，讲“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以“和”是包含异，承认差异、差别、乃至矛盾和斗争的。其次，实际工作层面。有些同志有顾虑，强调“和谐”与构建“和谐社会”，会不会导致有些干部在工作中抹不开面子，迈不开步子，该决断的不敢决断，该负责的不敢负责。对此，应认识到，构建和谐社会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十分具体地落实到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上。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矛盾多的地方，我们的领导干部越是要深入下去，这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才是对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所以，当“和事佬”与构建“和谐社会”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再次，国际战略方面。有些同志有疑问，强调“和谐”与构建“和谐社会”，会不会不利于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反对政治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我觉得，这种疑虑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讲的全球化，是多元文化互动的全球化，而不是什么世界整齐划一，强令他人接受唯一的价值观的全球化。全球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是很强烈的，反全球化的声浪所以连绵不绝，就在于对全球化片面性的批评中，除了对全球化加剧贫富鸿沟、社会分裂、环境灾难的不满以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民族文化和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生存与延续的焦虑，从而提出了“谁的全球化”的问题。对任何民族来说，全球化是不应回避的，也是不能回避的；而文化的自主权则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应忘记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当今世界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从某个局部，某个片断来看，是冲突与紧张；从总体趋向和最终结果来看，是交流、对话与融合。国内的求稳定、求发展、求和谐，与对周边国家讲安邻、睦邻、富邻，在国际交往中讲合作、信任、共赢，讲照顾彼此关切，寻找利益共同点，是相互联系的。文化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但总的趋向，还是在冲突中走向融合，即取长补短，共存共荣，圆融通达，和而不同。当然，“和”不是没有条件，而实力就是至关重要的条件，没有实力，“和”就可能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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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可以借鉴和吸收的重要资源，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借鉴和吸收中国“和”文化的有效资源。所谓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指这五个方面的结合、兼顾、并举、协调与和谐。在统筹人与自然方面，中国“和”文化尤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为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赶超战略，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代价。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在实现经济指数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使发展面临着新的严峻形势。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就要吸取中国“和”文化中的资源，特别是“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与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有内在的契合，它既可以给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某种理论支撑，又可以给现代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是我们今天研究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视角。当然，对“和”文化（其中主要是“天人合一”思想）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也要辩证地看，我们即不赞同它可以包治百病，也不认为它完全无能为力。

　　第二，我们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要借鉴和吸收中国“和”文化的有效资源。利益矛盾，是现阶段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特点和突出表现。改革的实质是对人们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局面。在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会增多。提高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是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紧迫课题。要吸取中国“和”文化的智慧，坚持顾全大局、疏导为主、互相协商、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瞻前顾后、普遍受益、改革成果与改革代价共同承受的原则，努力寻求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最佳结合点，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在这方面，我们要吸取以往政治上“阶级斗争为纲”与理论上“斗争哲学”造成严重损害和偏差的教训。

　　第三，我们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实现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的大团结，需要借鉴和吸收中国“和”文化的有效资源。中国“和”文化中关于“民胞物与”、“上善若水”、“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和情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体现，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整体。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的文化认同，不仅有利于两岸的往来和交流，也有利于反对和遏制“台独”，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第四，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对话，需要发掘中国“和”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优势。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文明模式应该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从趋向上看，对话的目的是缓解冲突点，缩小分歧点，扩大共同点。当然，绝对的完全的“趋同”是做不到的，因为多元文化存在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但是随着全球交往的日益普遍，不同国家和民族面临问题的共同性越来越多，“趋近”是可能的，甚至是确定无疑的。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互补共生、不断扩大共同点的世纪，即“趋近”的世纪。在这方面，中国“和”文化历来主张“协和万邦”，正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其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

　　来源：《前线》（2005年第2期）

（编辑：莫凡）
 

　2005-02-25 1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