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大地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3:12:18

中国媒体大地震

David Bandurski

5月12日四川地震过后,备受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人了解的相关信息有多少。1976年唐山大地震尽管死亡人数高达25万,但其真实程度一直对国内外隐瞒。其它天灾也常常是对外界秘而不宣──从季节性洪水到非典型肺炎(SARS)。与以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有关地震灾区的信息和图片在中国媒体上铺天盖地,甚至于改变了官方的反应。

显然,官方媒体在这其中仍发挥着核心作用。读者和电视观众看到的是与以往相似的媒体宣传攻势:党和国家领导人含泪视察灾区,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事迹,等等。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定出,还有许多未被外界所知的故事。

但中国新一代的都市报纸、时事杂志和网络媒体都以过去不可能出现的密度和职业程度对地震进行报导,而在以前,报导常会被直接禁止,或是媒体只能使用新华社的通稿。数百名中国记者从四川抗震抢险一线发回了稿件。学生和志愿者在博客里记录了他们的所闻所见。门户网站安排了大量与地震有关的内容,开设了专版,推出了网上幻灯片和视频。聊天室也号召举行各种活动。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充满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建议、提醒、呼吁乃至批评。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中国媒体在过去10年里经历了重要的变化。过去,媒体只是由政府提供支持,而如今在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必须下大力气争夺读者和广告收入。这意味着读者对他们越来越重要,尽管他们最终还要对共产党负责。中国充满活力的传媒业也提高了记者的职业素养,他们越来越不再把自己视为国家宣传工具的附庸。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力量同职业化和媒体商业化的趋势契合到一起,产生了一股令中国领导人感到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力量。这也是当中国领导人在四川地震之后对信息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时,这扇泄洪大门轰然打开的原因。

在地震之后的几天里,国内媒体和普通互联网用户都提到了更为尖锐的问题。地震专家为何未能作出早期预警?是否能够做出预报?当学校的建筑在地震中明显更容易倒塌时,焦点就转移到了对建筑质量和官员腐败的质疑上。广东《南都周刊》(Nandu Weekly)的一篇报导揭示出了都江堰一群孩子家长们的愤怒和苦涩:家长们愤怒的是,老师的办公室没有垮,反而是学校的教学楼垮了。进入过校园的家长宁愿相信这个楼是豆腐渣。“我看到那个教学楼的钢筋,只有那么细细的一条,跟手指一样。”一位名叫胡华的家长比划着。

新媒体诸如此类的开放程度也迫使政府反思对灾难的应对之策。国家领导人过去习惯于对公众意见持警惕态度,希望通过小心翼翼地信息控制加以引导,但他们现在已发现需要对来自公众的讯息做出反应。

面对持续不断的指责学校建筑是“豆腐渣”工程的声浪,政府宣布将进行全面调查。在地震发生三天后,政府还在为是否接受海外救援而犹豫,这时广州市的一名律师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称:面对这场灾害,我认为中国政府应把人民群众的生命放在首位,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国内和海外的。向国际救援敞开大门会大大有助于救援抢险。这也成为许多作者共同的呼声。也许是面对来自公众的这种压力,日本救援人员在5月16日获准进入灾区,随后俄罗斯和台湾救援人员也进入了灾区。

许多中国人还呼吁暂停奥运火炬传递,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将精力和资源放到抗震救灾中。专栏作家皇甫平在知名杂志《财经》上撰文呼吁,“待到抗震救灾取得决定性进展后,再恢复必要的火炬传递活动。”面对公众这种情绪的高涨,中国政府5月18日宣布暂停火炬传递活动,设立三天的全国哀悼日。

过去两周里我们看到的这些变化很可能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上出现了全新走向。这也并不表明中共中央宣传部(Central Publicity Department)将会迅速放弃对中国媒体日常报导的政治把关。宣传部的媒体管控体制以及所采取的政治“指导”做法不可能因短短的一段透明期而瓦解。

不过,尽管不够完美,但迄今为止在处理这场悲剧中表现出的开放已成为一个里程碑,它或许能让共产党领导人由此相信,开放的好处远远大于付出的代价,他们或许在控制上有所失,但却能收获认同和信任。

(编者按:班志远(David Bandurski)为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