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贷款给13亿人来恢复被抑制的基本消费

中新网12月23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3日刊文认为，当前社会的基本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民众的基本消费被抑制了，而不是民众不愿意消费。中国和西方应该恢复民众的这种被抑制的基本消费。就这种意义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在都需要一次彻底的消费革命。没有这样一次革命，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与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

文章摘编如下:

现在经济学家都在非常积极地刺激消费，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根本不需要刺激消费。长期以来中国和西方，很大一部分人的基本消费实际上一直受到抑制。例如失业者，即使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金额也是有限的，根本不足以支撑正常生活，所以，他们不得不节衣缩食，抑制自己的基本消费。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也有着基本的消费需求，可是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根本没有稳定的收入，尤其是中国大学生，几乎可以说就是“家庭的乞丐”。他们除了严格抑制自己的基本消费之外，还有什么选择？

再例如农民工，他们的收入非常低，且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也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基本消费。即使一般城市居民也不例外。实际上，每个城市居民都有着强烈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和养老需求。而满足这种需求就得花钱，这也就是消费，而且这种消费是人类最为基本的消费，是必需的，是根本无法避免的。可是由于社会保障的缺失，不少城市居民也不得不抑制自己的这种基本消费。最后我们再来看所谓的白领，实际上他们的正常的基本消费也被抑制了——面对如此高昂的房价，他们怎么可能不节衣缩食？

在中国，这种被抑制的基本消费非常巨大，笔者按照2008年物价水平初步估算，每年应该为10万亿(人民币，下同)左右。西方国家基本消费被抑制的情况虽不及中国严重，可是数量也极为惊人。如此巨大的被抑制消费如果得到全面恢复，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社会经济，无疑都会进入一个超高速、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民众被迫抑制基本消费，会造成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问题，就是因为抑制这种基本消费而引起的。如果可以恢复这种基本消费，一系列的社会基本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化解。

所以，当前社会的基本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民众的基本消费被抑制了，而不是民众不愿意消费。中国和西方应该恢复民众的这种被抑制的基本消费，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的道路可走。就这种意义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在都需要一次彻底的消费革命，将被抑制的基本消费全面恢复出来。没有这样一次革命，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与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

全民贷款来恢复被抑制消费

全面恢复被抑制的基本消费，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保障机制。在中国，通俗地说就是贷款给13亿人来恢复被抑制的基本消费，待人们产生还款能力之后，再连同利息一起逐步偿还。而这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失业，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失业不是终身的，也不是长期的，而是短期的和暂时的，绝大多数失业者，都可以重新就业。

西方国家最近四十年的失业统计表明，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平均时间是13周左右。所以，失业实际上是一种个人资金链的暂时断裂，失业者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有限救济，不需要失业救济金，而需要全面的社会就业援助保障，也就是需要在失业期间预支未来的工资，而在重新就业之后再连同利息逐步偿还。只要有了这种社会就业援助保障，失业者断裂的个人资金链就可以恢复，他们被抑制的基本消费就可以得到全面恢复，而且无论一个社会的失业率有多高，失业都不会再是社会问题。

再来看大学生， 虽然他们现在没有收入，在毕业后有一些找不到工作，可是随着毕业时间的延长，通常不超过52周，99%的大学生都可以就业，除非是不找工作。所以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有着就业前景的，都是可以用自己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所以他们的问题和失业者一样，也是个人资金链的问题，只是他们的个人资金链还没有建立而已，只要帮助他们提前建立起个人资金链，他们被抑制的基本消费就可以得到恢复。

换言之，大学生也根本不需要西方式的救济保障，而需要全面援助，需要就业贷款保障，也就是需要在读大学期间可以预支未来的工作收入，在大学毕业之后再逐步偿还。

贷款给13亿人切实可行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积极主张给13亿人每人发放1000元消费券来刺激消费。可是2008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只微超过6万亿元，而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系列的严重的经费不足问题(例如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住房)，因此拿出1万3000亿元发放消费券，根本不切实际。可是实施社会援助保障，贷款给13亿人则是完全可行的。

第一，贷款给13亿人无需政府财政开支——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向金融信贷体系借贷，实施社会援助保障，也就是贷款给13亿人。

近些年来，中国金融资产发展速度非常惊人，笔者估计，目前总量已经超过70万亿元，约占世界金融总量的5%到6%，而在12年前仅为1%左右。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成就。而且可以预言:中国金融资产还会继续猛增。

然而这也引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巨额的相对资金过剩。通俗地说也就是有大量的资金不能安全稳妥及时地借贷出去。2008年9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坦承:美国是借钱消费，中国是存钱不消费，两者都有问题。中国储蓄达45万亿元，其中20万亿元是居民储蓄，相当于中国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而现在这种资金量更接近50万亿元，且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实施社会援助保障，贷款给13亿人来恢复其被抑制的基本消费，只需要数十万亿元的资金，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中国金融信贷体系的问题。

第二，社会保障实际上是一个天然的资金流动的安全保障平台——任何社会保障体系都是由一个强制性的收费体系和一个责任性的收费体系组成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赖掉社会保障的债务，而且即使出现了赖帐，社会保障体系也不会吃亏。所以中国社会保障贷款给13亿人，在技术上不会产生呆账和赖帐问题。

第三，实施社会援助保障，贷款给13亿人，也就是让人们以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自己未来的收入足以自我保障群体，一是自己未来的收入不足以自我保障的群体，实际上前者所占比例极大，后者所占比例大约为人口的5%左右。实施社会援助保障之后，就无需再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实施救济性保障，因此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节约巨大的开支——社会保障贷款给越多的人，也就越可以节约自己的开支。这种节约下来的开支足以支撑5%的救济保障需要。

作者:叶祝颐

中国人均GDP增速远超当初的计划，明年年底将会达到4000美元。日前，在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会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作出上述预测。(12月23日《环球时报》)

我国即将挤入4000美元俱乐部，令人振奋。然而，让更多人参与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获得GDP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展实惠，则更令人期待。

去年两会期间，上海市有政协委员提出，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貌似谐谑提案的背后，隐藏着沉重的现实。GDP的增长，带动了职工整体收入水平提高，但是相当数量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和生活水平尚且跟不上经济的增长的步伐。与高速增长的GDP相比，通胀压力显现，货币购买力缩水，有的民众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有调查显示，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至目前的0.47，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公民劳动所得势在必行。全民发钱还富于民的思路值得肯定。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全民退税，新加坡国民也能够直接从政府获得资金，分享国家财富增长成果。既然我们GDP在持续快速发展，国库比较充盈，给百姓一点实惠未尝不可。

去年经济成长与房地产景气程度超乎预期，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元，创下1994年以来最高纪录。近日，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18亿元还富于民，其中8亿6500万元将分两次在今年4月和10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21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恕我孤陋寡闻，尽管，新加坡政府已经养成了年年向国民发红包的好习惯，本人才是第一次听说。也正是“少见多怪”，所以，一看到这则消息，就不禁感觉自己的眼睛一阵发热。在我们的CPI已经突破7。1％，而且在官方的话语里仍然找不到“通货膨胀”的时候，别国人民的好福气往往会让脆弱的心灵很受伤。

从媒体上得知，新加坡政府这个好习惯的全称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就是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做法，基本上以新加坡全体国民为发放对象。今年的这份成长红利系针对所有在2008年达到21岁或以上的新加坡人，按2007年所得与住屋价值成反比的原则，每人发给最高400新元到最低100新元不等，另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100新元。另为强化教育投资，则针对所有2008年介于7岁至20岁的孩童，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最高600新元到最低150新元不等的津贴。按照新加坡450余万人口来算，这次人均获得政府派发400新元的红包，相当于人民币1600余元。

新加坡的政府盈余全面分享计划可谓是世界独创。严格来说，这仍然属于社会财富二次分配领域的问题，与政府的减税和转移支付行为，并无本质不同。而且，新加坡政府也在红包派送中，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照。400新元虽然不多，不过，也足以能够让人在过春节的时候有个好心情。让我们感觉，新加坡就像一个和睦团结的大家庭。

当然，对新加坡国民的红包眼红的，也不止我一个。去年香港财政府库殷实，因此香港政经界和学界均认为，新加坡的财政预算案对香港有一定的启示。大家都在等着香港政府怎样给市民派糖。而台湾的媒体人士，也是见不得新加坡的大红包。中时报发表社论《再一次的“新加坡能，台湾就是不能”》，盛赞新加坡政府卓越的理财能力，并对台湾当局经济发展的无能大加鞭挞。

而就我国来说，2007年中央财政超收4000亿元，史无前例的有钱了。这些钱如何花，社会各界也都替中央政府操心了好几个月。据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２００７年中央财政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表明，中央将集中财力办关系民生的大事、办建立机制和制度的事，重点用于“三农”、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支出，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从投入方向来说，这些都是应该做的。利用超收的财政去弥补我们多年来在民生方面的亏空，是必然之举。然而，这样做是否就是效率最高的，却是值得商榷的。4000多亿财政盈余，通过中央财政划拨，经过各级政府部门之后，必然会发生若干损耗，最后究竟能够有多少落实到每个国民头上，是难以清楚计算出来的。这样有些时候就会很尴尬，你说花了那么多钱投入了民生，我们怎么没有感觉。政府向国民发红包与之相比，则路径更为直接而有效，每个人能得到多少都是清楚明白的，也不会在资金发放过程中被人强征了过路、过桥费。与民生这样宏大而抽象的概念相比，红包反而更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反思的是，实现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途径，有必要搞得那么复杂吗？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能摆脱对各类医疗、教育机构等的依赖，而直接采取政府对公民个人的方式？固然我们的国民多，但是，我们吃公家饭的人也多啊，具体的统计和发放工作估计不存在技术性难题。在猪肉价格飙涨60%，很多人已经吃不起猪肉，只能看得起猪跑的年代，求求你们，减少点所谓的民生投入，还是先实实在在地给我们发个过年的红包吧！

给13亿人发红包，也是政府的大事一件。这样，那些深绿的台湾同胞也会得上红眼病，统一大业也许会因此提速。

4万亿元投资计划一放话，各路诸侯顿时来了精神，发改委门庭若市，仿佛发改委已变身为“发钱委”。不过地方诸侯已经晚到一步，逾半指标落入中央各部委口袋。

所谓工程项目，不外乎钢筋加水泥，本身没有一点技术含量。钢筋水泥救经济，这一招十年二十年前就已经使过。GDP数字肯定会变得亮丽，但是资源消耗惊人，国民收入占比下降，也就是说数字上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国民福利增长。

工程项目除了消耗资源之外，只有少量成为工资支出，相当部分变成了黑钱。工程建设黑幕有多大，中青报报道一个案例是：1600万工程款500万行贿，这个比例具有普遍性。如果4万亿按三分之一比例来算的话，约有1万3千亿将沦为贿款，假设每人贪污1千万，将新增13万个贪污犯。因此，4万亿投资计划应该把监狱扩容这一项列进去。

有没有比发钱给部委、发钱给地方诸侯更好的办法呢？有，中国香港、澳门政府，它们采取了直接发钱给市民的办法，每人数千元。如果4万亿平均分发给13亿人，每人有3000元之多，不比港澳寒酸多少。国民拿着这3000元，绝不会像现在的投资计划那样全部用来购买钢筋水泥，它会分散在各个领域。最有可能的是用在教育、医疗等服务业，能耗少，福利改进多，从而刺激经济又好又快地全面发展。

有人会说平均发钱，发给富人的那部分浪费掉了。正好相反，因为平均发钱容易被国民监控，最难被权势阶层截流。时下的扶贫或转移支付，反而不免被权势阶雁过拔毛，产生筛漏效应，到穷人手里所剩无几，甚至无影无踪。再说划分贫富的标准，也会引起社会争拗，不如平均分配来的爽快。同样是3000元，对穷人的效用远大于对富人，所以这已经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更何况，现在4万亿投资计划，无一项是打算交给国民自己处理的，越贫穷越无权势者，离那4万亿越遥远。

有人会说每人发3000元，怎么能对经济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呢？这是杞人忧天，越是贫困，越是急于消费，效果来得越快。即使将钱存入银行，也使银行的流动性增加，可以增加放贷的方式刺激经济。而那4万亿如果由政府部门开支，将有1万3千亿变成贿款，变成黑钱，既不敢拿出来消费，又不敢拿出去投资，需要漫长的时间将这笔钱洗白。即使被查处，从贪污到罚没，也需要很长时间。说不定被转成外汇，去刺激国外的经济增长了。总而言之，政府开支乘数效应小于1，国民消费乘数效应大于1。

当然，单纯给国民发钱，肯定造成货币贬值。所以，必须同时开放产业限制，让民间资本进入过去被国资垄断的领域，比如铁路、航空、石油、通信、金融、教育、医疗等等。让这4万亿既刺激消费，又刺激民间投资。民间资本投资效率比国企高，高出来这部分生产效率可以部分或全部冲销所增加的4万亿货币。从而再现经济高速增长并保持物价平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