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同著作考证

一、万斯同佚著考述
万斯同逝世时，刘坊作《万季野先生行状》，称他的遗著共二十二种。次年，温瑞临作《历代纪元汇考》称十六种；又次年，王士祯作《香祖笔记》仅举十种。至于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称二十种。后来，万经续修《濠梁万氏宗谱》称二十二种。雍正八年修《宁波府志》则称三十种。乾隆十年前后，全祖望作《万贞文先生传》只举十一种。乾隆五十二年，蒋学镛作《鄞志稿》举四十种，嘉庆十一年，钱大昕作《万先生斯同传》称十六种，而近人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称三十四种。民国二十五年，沈昌佑得冯贞群先生之助，作《万季野先生遗著目录汇志》称三十七种。自康熙至民国年间，万斯同著作究竟多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我与先师陈训慈先生商榷和考证，应为三十三种。除本书收录外，尚有佚著十种：
一、《读礼通考》。始作于康熙十七年，万斯同为徐乾学母丧撰《丧礼》而作，约在康熙二十年前后完成。《万氏宗谱》、刘坊《行状》、蒋学镛《传》九十传，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作一百六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一百二十卷。
此书原为康熙十六年徐乾学居母丧于江苏昆山时所草创，因力有未逮，于是请万斯同撰纂，万氏独力成九十卷。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九年归里，又请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等续补审订，积十余年，三易稿而后成。因而严格地说来，这本书万斯同出力最多，但并非为他所作。徐氏传是楼刊本中多有季野曰之句，惜其九十卷本原稿已佚。
此书内容虽名“读礼”，其实皆为丧礼。有康熙三十五年徐氏传是楼家刊本。徐氏传是楼刊本中多有“季野曰”之句，惜其久十卷本原稿已佚。
二、《读礼附论》。即《读礼通考附论》，见《陆清献公日记》卷八。朱彝尊《经义考》列入。已佚。
三、《丧礼辨疑》，四卷。作于在京修史初期，见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已佚。
四、《庙制折衷》。二卷。作于在京修史初期，据全祖望《传》，万斯同为徐乾学撰《读礼通考》，又以其余为《丧礼辨疑》及《庙制折衷》。已佚。
五、《声韵源流考》：一卷。作于在京修史后期。据冯辰《李恕谷先生年谱》，康熙四十年十月，万斯同与李塨曾论及声韵，可知为其殁前一年草创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不过储诸书之材，而尚未能著书。”此书《四库全书》存目，今不见。
六、《经世粹言》。据杭世骏《叙礼记集说》卷首《姓氏》：“国朝，万氏斯同，字季野，鄞人。著《经世粹言》。”但此书诸家都未论及。
七、《明通鉴》。刘坊《行状》和《濠梁万氏宗谱》都说已散失。但今上海图书馆藏有题为万斯同所著的《明通鉴》三册，为清初抄本，存弘治十二年至十八年。首页下有“汪琬之印”及“苕文”两印。书后有今人潘承弼《跋》，说他旧藏万氏《明通鉴》残本十一册，1943年至1944年之间，因衣食不结，不得已出售。而此残本三册，于抗战胜利后购自苏州书肆。除潘承弼所说外，前中央大学教授丁山在《致友人论小学书》中，也说1945年冬在苏州书摊上购得此书四册，并考定为万斯同未刊之稿。
据陈廷敬《汪先生琬墓志铭》，汪琬于康熙十八年予修明史，然仅六十日，即称病一年,以病免故里，撰史稿百七十五篇，于二月中再撰《明通鉴》巨著，似不可能。然潘、丁两位何以定为万斯同所作？又何以落入汪琬之手？书中汪琬两印章，其真伪也难定，凡此，都必须进一步考定。
八、《明史表》。作于京师修史时期，十三卷。万经增辑《濠梁万氏宗谱》家集录。载斯同著有《明史表》十三卷，与《补历代史表》并列。后朱彝尊作《补历代史表序》，称斯同作《历代史表》补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近人陈守实在其所著《明史稿考证》中说，此十三篇，后为张廷玉“割入”于《明史》，故《明史》之《表》，“必出于季野之手”。然张《表》称南明福、唐、桂三王之帝号为“潜号”，清军为“大清”“王师”，显然与斯同建议温瑞临撰《南疆逸史》的书法不合，与万氏“隐忍史局”二十年，企图“藉手以报先朝”之志不合。《明史》十三篇《表》，决非出自其手。故编者采（民国）《鄞县通志·艺文》二“《明史表》实为《明史稿》而作，非《历史史表》之续也。盖因当时有所忌讳，故终未出”之说。斯同《明史表》十三篇未刊行，今已佚。
九、《康熙宁波府志》。作于康熙十二年，三十卷。宁波府知府邱业主修，万斯同与其他兄弟斯选、友人赵时赟分修。邱业于此书《序》中说，凡三月阅而成，可知修得很仓卒。曹秉仁、万经在《雍正宁波府志序》中说，宁波郡志，“虽经国朝邱、李二郡守之续修，皆为成书”①，可知此书实未完。
《咸丰丙辰鄞县志》述及郡志源流时说，此书“未及刊行，其抄本郡中藏书家有之。”②本世纪六十年代前，此抄本宁波私人仍藏有，但经“文革”浩劫，已不传。
十、《难难》。《濠梁万氏宗谱》《家集录》载。刘坊《行状》说：“《难难》一卷，散失。”可见此书在康熙年间已佚。
除此一种外，斯同友人杨宾在《万季野小传》中说他“又私撰弘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可知为未完之作，原稿已佚。据斯同在京弟子温瑞临所著《南疆逸史凡例》中说，斯同连他专取南明成一外史，亦可能其私撰四朝传记，已融入于《南疆逸史》的本纪与列传中。
万斯同遗著尚有三种须要说明，或应予以否定。争论最大的为《五礼通考》。蒋学镛《鄞志稿》卷一二《儒林传》下《万斯同》中说：“尚书（徐乾学）又请遍撰五礼，遂节略前书，复补其四，共二百余卷，未及缮写，先生卒，稿本留京师一故家。近时有检得之者，其书多以片纸粘缀，或脱落失次，因重为编葺，竟窜名已作。昆山（徐乾学）所刻（指《读礼通考》），人知出先生之手，而《五礼通考》，人或未之知也，因附著之。”于是遂启此书作者之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思想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小学及音韵》中说，秦蕙田的《五礼通考》，“这书为续补《读礼通考》而作。我很疑心有一大部分也出万季野手，但未得确证，不敢断言。”点出“窜名”者为秦蕙田。按《读礼通考》所考的仅是丧礼（凶礼），而未及吉、军、宾、嘉四礼。万斯同后来补撰其四，实有极大可能。他卒后遗书多为钱名世所窃，或有散落。然确否为秦蕙田所检而窜以已名，已无足够实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对蒋、梁两人的说法很不以为然，说无征不信，认为他们“厚诬古人”。
此外，萧穆《靖孚类稿》说万斯同为其侄万言的《明史举要》一书曾重为参订。他在清末上海某书肆中曾见此稿。稿后有杭世骏《跋》，杭氏在《跋》中说，万言归里后，“穷年建户编纂《明史举要》一书，其卒也未及校仇，应征士潜斋先生（即应撝谦）参补校阅，历时二年而全书始毕。其后季野重为参订。及九沙先生经归自贵阳学使任，复于是书缺者补之，繁者芟之，乃成有明一代之信史，惜乎力无能刊也。书中潜斋用朱笔，季野用墨笔，其黄笔乃九沙也。”杭世骏这一《跋》文极为可疑。按《濠梁万氏宗谱》，万言卒于康熙四十四年，应撝谦卒于康熙二十八年(见全祖望《鲒锜亭集》卷一二《应潜斋先生神道碑》)，万斯同卒于康熙四十一年，他们都比万言早卒，岂有已卒之人为未卒之人“参补校阅”、“重为参订”其著作的可能？所以说万斯同重订《明史举要》，实属子虚。
又沈昌佑自补其《遗著目录汇志》，述及万氏有《璇玑图》一卷，状如回文诗，宁波朱酇卿藏。先师训慈先生告知：《璇玑图》为清人万树《璇玑碎锦》之回文诗附图。其友人宣宝琛曾致函先师，《璇玑碎锦》“系清乾隆庚甲年扬州江氏柏香堂校刊藏本，原著作人为清万红友先生。……万树，宜兴人，字花农，一字红友，佐两广总督吴兴衽幕，以才称。尤工词曲填乐府二十余种。以诗余谱旧图，多紊乱，成《词律》一书。……又有《璇玑碎锦》，此集内容系迴文诗词，附图六十余幅。”（此函存于编者处）由此可知，《璇玑图》与斯同毫无关系。
二、张廷玉明史表非出于万斯同之手考
记载万斯同作明史表十三卷，在其所有传记、行状、碑铭中很少述及。此书最早见于斯同在京友人刘坊所作万季野先生行状。后也见于斯同侄万经增辑的濠梁万氏宗谱卷十四家集録内。不过刘坊与万经所述斯同遗着中，将明史表十三卷与其另一著作补历代史表并列互不归属。朱彝尊在康煕三十一年（一六二九）作历代史表序（即补历代史表），说斯同“取历代正史之未着表者，一一补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但他说得较含糊，是‘益’于补历代史表中，还是‘益’于其外的万氏著作中。近人陈守实据朱彝尊之说而发挥之，首先明确提出明史表属补历代史表一部分之说，称张廷玉修明史，割补历代史表之明代部分入明史。他在明史稿考证一文中说：
“明史表十三篇，必出于季野无碍。王稿（王鸿绪明史稿）仅有表七篇，与明史表不合，且名类亦不同。是必王妄更季野稿，而明表幸存历代史表中。雍正间修明史者，由彼割入得还十三篇之旧也。”
说明史的史表必出于季野之手，理由难以成立。
首先，明史馆另有史表，没有证据说明割自万斯同补历代史表。
明史馆在康煕十八年开馆修史后，早期并不重视史表。徐干学修史条例仪六十一条，无一条论及史表。康煕三十三年，熊赐履为监修时，以总裁陈廷敬任本纪，张玉书任志，王鸿绪任列传，也未谈何人修表。未谈及，并非说没有修。如康煕四十一年季野逝世前二个月，监修熊赐履即进呈明史稿四百十六卷，其中就有史表五卷。万斯同补历代史表成于康煕三十一年，当时黄宗羲与朱彝尊都为之作序。如果明史稿割取万氏明史表，为何只割五篇，而不是十三篇？说明当时史馆自己在修史表，而未采用万氏史表。又雍正元年，王鸿绪上呈自己所修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其进呈全部史稿疏，说康煕末年所修明史，“而本纪、志、表俱未有成稿。”说明熊赐履明史稿（实即过去徐元文、徐干学所修明史稿基础上熊氏的增损本）的史表五篇，是未成的稿本，决非万氏的明史表。
万斯同是在王鸿绪处修列传的，他逝世后，列传的稿本自然落在王鸿绪手中。七年后，即康煕四十八年，王鸿绪解任回里，带去稿本续修。雍正元年，他上呈被后人称为横云山人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其中有本纪、志、表。他的明史稿来源有二：一即徐元文、徐干学兄弟为监修和总裁时所修的本纪、志；一即万斯同口述，钱名世笔録的列传。乾隆时明史纂修官杨椿在其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中说：
王公归，重加编次，其分合有无视万钱稿颇异。……五十四年春，复召见，两文贞（陈廷敬、张玉书）已去世，纪、志、表未有。王公仍仅取徐公旧志：河渠、食货、艺文、地理删改之，其它俱仍其旧。表则去功臣、戚臣、宦幸，而改大臣上为宰辅，大臣中、下为七卿，唯诸王表与之不同。……雍正元年六月进呈。
可知横云山人明史稿中的表，是据徐氏兄弟所修史稿改写而成。杨椿接着作如下评论：
盖其书纪、表不如志，志不如传。
从表、志、传三者来说，表修得最差，这难道是化半生心血写的万氏补历代史表一部分吗？显然不是。
史称徐稿以后，经熊稿、王稿至张廷玉明史，每经一手，前稿都被任意篡改。如熊赐履对徐稿，“任意为曲直，又延致目不识一丁字者妄加删补。性复嗜利，故明臣子孙有以兼金馈者，则加其祖父之官，增以易名之典。若有与相国不协，则于其先世之官阶降黩之，事迹诋之。且谓明亡于万历年，太祖龙飞而明舍遂屋。”则其所呈史表五篇内容之错乱，于此可见。而王鸿绪对徐稿，据杨椿说：“最可议者，王公重编时，馆客某刻薄无知，于有明朋党案及公卿被劾者，不考其人之始终，不问其事之眞伪，深文巧诋，罗织为工，而名臣事迹则妄加删抹。”接着指出：“盖是非毁誉尙不足恁，不特纪、志、表、传等自为异同已也。”这里明确说表也被改动。至于张廷玉所修明史本于王鸿绪明史稿，已众所周知。如此信笔修改，如果说徐稿之表，确出自万斯同之手，恐到了后来，已面目全非了。
第二，张廷玉明史的表非出于万斯同之手，根本原因在于万氏修史目的与清廷修史目的完全不同。斯同北上修史,其友人秋郊送别时，他即表示“吾此行无他志显亲扬名非吾志也。但愿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矣。”直至晩年，在鸡鸣风雨之夜，他向友人刘坊诉说他二十年间隐忍史局的目的是：“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曾玄乃不能尽心纲罗以备残略，死尙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可是，清廷修史旣是为了拉拢汉知识分子，缓和满汉矛盾，更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在修明史上，主要表现在对建州女眞的兴起和南明诸王的书法问题上。在斯同修史晩期，突出表现在明亡的期限和南明福、鲁、唐、桂四王的书法上。
上述问题，是明史馆讨论中的重大原则问题。徐干学最信任万斯同，然他在史例议中说：“庄烈愍皇帝（崇祯）纪后，宜照宋史瀛国公纪后二王附见之例，以福、鲁、唐、桂四王附入。”后来，王鸿绪的史例议其见解与徐干学一致。他建议：按宋史“以瀛国公标题革宋之帝号，从元之公爵，而仍附于本纪之末。”又说：“按瀛国公乃度宗皇帝之子，父崩子践阼，得位甚正，未降之前，犹宋主国也。……若明季诸丧藩，奔逬拥立，一时旋即败亡，正与宋之益、卫二王相同。”徐、王都主张明亡于崇祯自缢，而南明诸王，其书法只能附于崇祯本纪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万斯同的观点，他对刘坊谈及他为何转而专攻明史？原因是：“而涂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无成书，其君相之经营创建，与有司之奉行、学士大夫之风尙源流，今日失考，后来者何所据乎？”因此，他来史局的目的，就是试图保存前明二百九十三年的信史。涂山在安徽怀远附近，属于明太祖起兵的凤阳府。不说“凤阳”而说“涂山”，是避开清廷的忌讳。万斯同祖先万斌，即在这里归附朱元璋。明太祖立国在一三六八年，至崇祯甲申1644年，仅二百七十六年，如以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桂王永历在云南被杀于一六六一年计算，刚好为二百九十三年。也就是说，明朝的历史结束于桂王被杀，而不是崇祯自缢；南明四王虽属半壁江山，然四王历史决不能湮没。这自然与清廷的观点差异极大。虽然徐元文、徐干学兄弟信任万斯同，但他们决不可能采纳他的观点。
因此，万斯同一度与刘献廷、王源等相约，想离开史局到江南私修明史，但未成。于是，他对其弟子温睿临建议，请他写南明诸王历史，他吿诉温氏：
明史以福、鲁、唐、桂附入怀宗，记载寥寥，遗缺者多。倘若取三朝（鲁王未称帝，故不称朝），成一外史，及今时故老犹存，遗文尙在，可网罗也。逡巡数十年，遗老尽矣，野史无刋本，日就零落，后之人有举隆、永之号，而茫然者矣，我侪
可听之乎？”
当温睿临顾虑涉朝廷忌讳时，他说：“国家兴废，何代无之，人各为其主，凡在兴朝必不怒也。……本朝初定鼎，首褒殉国诸臣，以示激扬。……且方开史局时，已奉有各种野史悉行送部不必以忌讳为嫌之令矣，采而辑之，何伤？”温睿临答应了。正在发凡起例时，而斯同突然逝世。温氏最后独力完成南疆逸史一书。他写这本书的数据，大部是斯同利用明史馆采集到的南明福、鲁、唐、桂诸王数据提供的。
万斯同友人杨宾在万季野小传一文中，似乎也提及了这件事，说斯同写好了天启、崇祯两朝的纪、传后：
又私撰弘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
此外，约在康煕六十年左右，杨无咎作万季野先生墓志铭，在后面说：“所著书多行于世，惟国史列传有以直笔，恐触时讳，乃别构一书，凡崇祯后监国功臣咸削而不书。”则别构之书，必为明史列传之外，属崇祯以后，可以肯定。
然杨宾所说与温睿临所记似有所不同。按温氏所说，斯同仅提供数据，由温氏撰写；而按杨宾说法，是万氏在晩年独力私撰，未竟而卒，斯同因有南明史的未成遗着。我认为，可能的是，一开始两人合着，即杨无咎所说“别构一书”，（与温氏合作别构）斯同提供数据和指导，温氏执笔。由于斯同突然逝世，温氏才独力继续完成。私撰，可以不顾朝廷的忌讳，藏之名山；刋行则需考虑忌讳。温氏是想刋行的，所以有些问题与斯同对他的谈话，有所区别。如杨宾说斯同留有未完成的“四朝”纪、传，可是，温氏认为南明王朝四王建国命短，“不成朝”，所以书称南疆逸史，而不称南明逸史。
我们讲上述事与明史表十三卷有什么关系呢？且先来看看张廷玉的明史表（武英殿本）对南明三王（不说鲁王）的书法：
福王　“十七年，闯贼陷京师。五月，自立于南京，僭号弘光。大清顺治二年五月，王师渡江，被执。”
唐王　“十七年五月赦出。次年奔福州，自立，僭号隆武。大清顺治三年八月奔汀州。王师至，被执死。”
桂王　“大清顺治三年，福建平。由榔自立于肇庆，僭号永历。……十八年冬，王师至，缅人献之。明年，杀诸云南。”
这里要注意的是：“僭号”、“大清”、“王师”的书法，说明三王为伪，清军为帝王之师，南明诸军为叛逆之军，这种书法决非斯同补历代史表中明史表的书法。
再来看看斯同指导（或合着）的温睿临南疆逸史，对三王的书法。请看该书的目録：
纪略第一  安宗（不称福王）
纪略第二  绍宗（不称唐王）
纪略第三  永历帝（不称桂王）
纪略第四  监国鲁王
纪略，即本纪之略。温氏在南疆逸史序中一开始说：“南疆逸史者何？弘光、隆武、永历三朝遗事也。何不言朝？不成朝也。何以谓之南疆？皆南土也。”然书上虽不称朝（即明朝，或南明朝，），因为“旋即败亡”，不成一个独立的朝代。但从目録来看，俨然是正统朝代的书法体例。
武英殿本明史表突出“大清”“王师”以表明清统治的正统性，而我们通观斯同著作，从未有视清军为“王师”的书法。如他对江南抗清牺牲的戴敬夫作传的戴敬夫先生传，清军只称“北师”：“北师遣使至湖州”、“屡挫北师”、“北军猝至”等。“北师”者，清军也，属客观的中性词，并不承认清军为帝王之师。斯同也不称“大清”，至多说“本朝大军”。
由此可知，上述书法与张廷玉明史表书法大相径庭，可以得出张氏明史表决非单纯割裂补历代史表的。当然，我们不排除张廷玉利用斯同明史表而在书法上予以篡改的可能性，然这一篡改，就决非斯同的明史表了。
三，有意思的是，乾隆帝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以达到打击反清思想的目的；一方面有采取缓和满汉矛盾的措施，在修明史时，对抗清南明君臣的“忠君”思想加以肯定，下谕对南明君臣称呼前不得加以“伪”字。乾隆三十一年，下谕：“明至崇祯甲申，其统已亡，然福王之在江宁，尙与宋南渡相仿佛，即唐、桂诸王转徙闽、滇，苟延一线，亦与宋帝昰、帝昺之播迁海峤无异。……当国家勘定之初，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以一耳目而齐心志。今承平百有余年，纂辑一代国史，传信天下万世，一字所系，予夺攸分，必当衷于至是，以昭史法。……今平情而论，（明末）诸臣各为其主，节义究不容掩。朕方嘉予之，又岂可概以‘伪臣’目之。”然而上谕旣说明统已亡于崇祯甲申，又说南明诸王延明之一线，不得斥之为“伪”。这令史臣书法如何下笔？乾隆四十年十月，乾隆下令修改通鉴辑览，就明确下谕：“明亡于福王被执之后”，而附以唐、桂二王。此谕文后被改为两文刻于辑览卷首，在其御制书通鉴辑览明崇祯甲申纪年事中说：
兹于甲申岁仍命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即李自成陷京师，亦不遽书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于下，必俟次年福王被执而后书“明亡”。
在其二命通鉴辑览附纪明唐桂二王事迹谕中又说：
唐王、桂王遁迹、闽、滇，苟延残喘，不复成其为国。…本不得等于福王之例，是以辑览内未经加载。今思二王究为明室宗支，与异性僭窃者不同，……其它各为主，始终不屈，亦宜略为纪録。……其令四库全书馆总裁诠叙唐、桂二王本末，引为附録卷尾
两篇谕文，更明确指出明应亡于福王被执，唐、桂二王则附于福王，这比徐干学修史条例和王鸿绪的史例议的书法，似乎稍接近万斯同了。
奇怪的是，通鉴辑览确按乾隆上谕执行了。然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本明史定稿时，如前所述，明亡于崇祯甲申，而福、唐、桂三王在史表中仍称“僭”，这就使人难以理解了，是史馆馆臣抗拒上命，还是上意已改？看来只能是后者。不过，书法的反复，可以进一步证明：张廷玉的明史表十三卷，决非割自万斯同的补历代史表。遗憾的是，万斯同明史表十三卷未刋行。为何未刋行？陈训正等编（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艺文二说：“按历代史表仅至宋止，元代无表，或当时未完，或以元史为明人所修，故不列表。则明史表实为明史稿而作，非历代史表之续也。盖因当时有所忌讳，故终未出。”斯同的明史表非历代史表之续，因忌讳未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注释
①曹秉仁、万经纂修：《雍正宁波府志》
②张铣等修纂：《咸丰鄞县志》卷七五《旧志漂流》
万斯同补历代史表卷首朱彝尊序。
陈守实明史稿考证、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
据杨椿亲见，王鸿绪“延鄞县万君斯同，吾邑钱君名世于家，以史事委之。……椿时年二十余，尝屡至馆中，见万君作一传，集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与钱君商榷，孰为是，孰为非，孰宜从，孰不宜从，孰可取一二，孰概不足取。商榷旣定，钱君以文笔出之。”（杨椿孟邻堂集、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同上书。
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熊文瑞明史。
杨无咎万季野先生墓志铭。
刘坊万季野先生行状。
徐健庵修史条例，刘仁干明史例案卷二。
王横云史例议，同上书。
温睿临南疆逸史、凡例。
杨宾万季野小传。
以上所引，皆见明史卷一百四诸王世表五。
见本书石园文集卷四戴敬夫先生传。
见本书明季两浙忠义考。如张焜芳，“遇本朝大兵，不屈死”；朱大典，“本朝大军攻金华，固守不下，已而城破，举家自焚死。”
清实録高宗实録卷七六一乾隆三十一年条。
、见通鉴辑览卷首。参阅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纪年》第三四零页至三四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