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绪章---------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卢绪章---------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1949年5月，上海郊外炮声隆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了被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上海。

一天，在陈毅市长主持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一位身着解放军军装，浓眉大眼身体健壮的中年男子，与陈毅一道出现在台上，台下一片哗然，工商界人士震惊了，在座的地下党同志也满怀不解。会后，他们纷纷给新上任的陈毅市长打电话、发急信：“卢绪章是罪大恶极的CC头子陈果夫的红人，中统、军统是他家的座上客，务必请组织清查他的底细……”

卢绪章究竟是什么人?

卢绪章，浙江宁波人，中共党员。抗战期间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以“资本家”的身份经营广大华行，为党筹措经费，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1911年农历6月，卢绪章出生在浙江省宁波鄞县城内一个小商人家庭。15岁便只身来到上海谋生，在源通轮船公司当练习生。1933年卢绪章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田鸣皋、杨延修、张平、郑栋林一起，以仅有的一点微薄积蓄，在一个亭子间门口挂出“广大华行”的招牌，经营西药邮购业务。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到1935年，广大华行已发展成为一家略具规模的小型西药商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卢绪章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读书会，更加自觉地投入到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同年10月，卢绪章参加了上海地下党举办的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在班上，卢绪章经杨浩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卢绪章先后在广大华行内发展党员，使广大华行成为上海地下党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政策，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进行破坏、迫害。为此，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改变领导方式和斗争方法。清理整顿所属各级党组织，由公开、半公开状态转入地下秘密状态。1939年5月，南方局指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在上海物色选拔干部到重庆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构，从事秘密交通、情报和经济工作。刘晓经过审查和慎重考虑，决定派卢绪章到战时首都重庆，仍以原有的广大华行为掩护，以“资本家”身份在大后方工商界活动。1940年7月，卢绪章只身离开上海到重庆担任广大华行总经理。

在一个夏天的深夜，卢绪章跟随自己的直接领导刘晓，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见面。周恩来指示：“卢绪章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办的广大华行由南方局和我单线领导，广大华行的党员由你单线领导，不允许与重庆地下党发生横的关系。”接着周恩宋又给卢绪章详细讲解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他说：“你们必须领会‘隐蔽精干’的意义，做到社会化，职业化。这是许多同志以鲜血乃至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过去有不少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就是因为没有职业掩护，没有社会地位，长年粥棚吃饭，客栈落宿，不仅容易暴露，而且一旦被捕，无法利用各种关系救援保释，最后牺牲在敌人狱中。你们广大华行已经有了初步的社会地位，一定要做到不与左派人士往来，不再发展组织；就是在自己的妻子面前，也不能暴露身份。对外却要广交朋友，交各方面的、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做掩护，使这个机构长期存在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你的各项任务。”

这次谈话一直到雄鸡报晓。当周恩来与卢绪章互道珍重时，周恩来用力地握着他的手再次叮咛：“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呀!当然又要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做到像八月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卢绪章牢牢铭记在心中，积极筹建广大华行重庆分行，在重庆市中心买下一块地皮，修建起一栋两楼一底的经营场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关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撤退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重新安排所属地下组织：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机关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线机构，以各地一般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机构。将卢绪章领导的广大华行的秘密交通、情报机关作为南方局的第三线机构。一旦国共关系恶化，南方局的第一、二线机关都遭到破坏后，就要靠第三线发挥作用。后来政治形势缓和了，但经济形势却更加紧张起来。国民党停发了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南方局不但要为前方将士和大后方中共组织筹集经费，还得帮助一些干部家属和部分民主人士解决生活困难，帮助一些群众团体解决经费问题等等。又加之当时物价不断上涨，开支日益增加。为此，南方局决定将广大华行进一步作为秘密经济机关，为党筹集经费，保证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急需，以及各项特殊任务的开支。

从1942年开始，广大华行就担负起为党提供和调节经费的任务，以备南方局应付一些特别开支的需要。卢绪章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这时他们做生意，就不再仅仅是为了掩护身份，而且还要为抗日大业和中共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筹集经费而倾注更多的心血。每隔一段时间，周恩来就要叫袁超俊亲自开车去把卢绪章秘密接到红岩，给卢绪章看文件、讲形势、谈工作，交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策略。常常是谈到深夜，然后才叫袁超俊开车送卢绪章下山。在周恩采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卢绪章等共产党人的辛勤工作，广大华行的业务不断扩大。不仅在重庆很快开业扎根，而且在昆明、成都、贵阳、西安、桂林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并且还把生意做出了国界，先后在苏联、美国开展起国际贸易。

1942年至1944年，广大华行在业务发展中积累资金，已增加到法币500万，美金30多万。每逢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收到华侨捐赠的黄金、美元，无法在市面上使用，就交卢绪章设法兑换成市面上流行的本票、法币，或将美元、金条送到银行里以作生意为由，换成法币，装在麻袋里，夜半三更时分用汽车或竹筏运送到接头地点，再由红岩派人取走。如1942年韶关地下党组织急需经费，因开转账支票容易出伺题。卢绪章按照红岩的指示，亲自把8.5万元法币送到韶关。有时又要将法币现钞兑换成黄金，以支援延安和解放区。

为便于开展业务，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卢绪章在重庆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结识了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专员施公猛等人，施公猛通过关系还为卢绪章搞到国民党特别党员证，和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这些都得到周恩来的批准。尔后卢绪章利用国民党官员既庸且贪的劣习，于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间，先后还结交了国民党军统、中统中的“朋友”张军光，军统局处长梁若节，民航检查站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