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了的老榆树

消逝了的老榆树

——乡村故事之四

蒙勇鹏

一

儿时有这样一道风景，现在却是很难看到了：夕阳西下，从地里下工回来的男女老少荷锄归来，聚集在村头路边的一株合抱粗的老榆树下，开始叙说一天的新闻。老的说，村里的黑叫驴爱踢爱咬，该找个会骟蛋骟掉它的蛋；女人们说，俺家二娃子正吃奶，队长却给俺派了个好远的地头，孩子吃不上奶，队长该给俺调整一下；刚从城里回来的王二叔说开了城里遇到的新鲜事。没的说了，有的就说：满仁叔，亮开嗓门儿给俺们来一段吧，天性爽朗的祖父就唱开了。祖父那浑厚的嗓音唱起晋西北的山曲儿来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只是，这样的风景再也看不到了，那株老榆树早已被砍掉，祖父也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五个年头。

十五年来，我作为一名资深记者，写过一些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文章，但更多的却是为了生计的需要，写过好多吹捧的文章，好多应景的文章，重复了许许多多人云亦云的废话。而对于一位我平生十分敬重的长辈，却没有写过些许纪念文字，我觉得有愧于我的祖父。

祖父是1992年夏天去世的，那一年，我在《山西经济日报》社工作。一天上午，二妹跑来说，刚刚接到家里的电话：祖父去世了，这本是早已预料之中的事，而我立时却感到大热天突然泠嗖嗖的。

还在那年的正月初十，祖父正在院子里捡拾料炭时突然有人发现头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得的是脑血栓。那一年，他已经88岁，身体依然健壮，只是腰早已弯成了九十度，依然闲不住，一到天明，就跑到院子里，喂羊，放牛，拾煤渣，割草，编小筐，总能找到自己该做的事，成为父亲的好帮手。

我是在离开老家的时候才知道祖父犯病的消息的。此后不久，曾从县里请了一名信得过的医生，专门为老人家诊治过一回，想让老人家重新爬起来。可医生说，像这一把年纪，恢复是不可能的事了，也不用吃什么特效药了，就拣好吃的东西给老汉吃点吧。听了这话，我和父亲心里有了底，再没有更多地去忙乎。后来，我曾回去看过老人家几回，只是没想到他竟走得这么快。

在我们老家，像祖父这么大的年纪去世，丧事应该是当喜事来办的。在一个儿孙满堂的家庭，祖父的丧事当然办得隆重，饭菜十分丰盛，请了两班鼓手，其中有一班是朔州很有名的，吹得特别好，引来不少村里村外的人。记得祭典的那天晚上，我们一拨孝子贤孙们排成长长的一列，提着哭丧棒，到村中的一个庙上去叫夜。在返回的路上，村中的人们早已在路上准备好了一堆又一堆的柴火。按村里的规矩，只要叫夜的人家遇上火堆，吹鼓手就要吹到火堆熄灭才能离开。偏偏有些爱热闹的人专找的是很耐燃的枯树墩，这就给了两班鼓手们尽情发挥的机会。朔州的首席锁呐手叫做三文艺，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乡间艺人，从古调到二人台到晋剧到流行歌曲，一忽儿慷慨激昂、长歌浩荡，一忽儿柔情似水、缠绵悱恻，吹得满村人不停地叫好，这可苦了我们这一帮孝子贤孙们，跪在地上，不到一公里的路程，我们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直跪得我们一个个耐不下去了，才渐渐赶回家中。

送走祖父当然是很悲伤的，已经快七十岁的父亲老泪纵横，才十岁的我家姑娘也泪水涟涟，一个个儿孙们都觉得失去了一位慈祥的好长辈。从此，我们家的红柳再没人会编成筐，我们家的扫帚再没人会扎，院子里少了爽朗的笑声，好象缺少了什么。送走祖父不几年，奶奶也去世了。

二

作为长孙，我自小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因而，对爷爷奶奶的了解和接触，要比弟妹几个要多得多。我特喜欢爷爷耿直的个性，敢爱敢恨，嫉恶如仇，爽朗大方，好汉做事好汉当。

妈妈曾给我说过祖父的这样一件事。还在父亲和母亲刚刚订亲的时候，我们老家的黄河岸边是两军交战，河东是八路军的地盘，河西是国民党的地盘。黄河岸边封锁得很紧。这边买不到盐，那边却有的是。没办法的时候，祖父就约了外祖父和外祖父的弟弟一起到河西去背盐。买盐买得很顺利，却在返回的路上让河边巡逻的民兵给逮住了，在黄河岸边悬崖峭壁的路上，祖父给外祖父眨了眨眼，示意把那人一膀子推下去，可生性善良的外祖父却不能接受这样的主张，硬是不肯。最后的结果是，祖父他们四个人被一个民兵押解回去，吊起来一顿痛打，直打得外祖父才二十出头的三弟经受不住了，回来就因此而一命归天。提起这事儿，后来的外祖父懊悔不已。

祖父是穷人家出身。自小没有上过一天学，却能认识二三百个字，能把《名贤集》、《三字经》、《百家姓》背得滚瓜烂熟，祖父告诉我，那是叔祖父小时候上学回家诵读时他记下的。祖父的悟性很奇特。我小的时候想学学拉胡琴，可拉了半天不成调，祖父接过来，二人台的曲牌一个个都能拉得如行云流水，一边拉一边还要唱，尤其是能唱一些荤曲儿，像《叫大娘》，整段整段地唱出来。这类乡间黄段子发自一个已经六七十岁的老人口里，令奶奶听得很是难能可为情，可爷爷总是哈哈一笑，越唱越开心。但凡碾场的时候，总能听到爷爷清越的山歌，极有韵味。

记得在我六岁的时候，村里闹旱灾，几十天不下雨，热辣辣的太阳烤得树叶都打了卷儿，可连个云花花也不见，全村人抓了瞎，人们闹着要乞雨。那时是在1961年，饿肚子的人们刚刚获得了一点支配生活的自由，人们的脑袋冷静了许多。村里的干部明知这事儿有违共产党的反迷信主张，也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同意了。乞雨当然是乞求老天爷开恩，家家大人小孩都要表现一种虔诚之心。全村人把偷来的龙王爷供奉到村里的观音庙中，家家轮流着龙王爷跪香，一柱香燃尽了，你才能爬起来。六岁的我也充做一个家庭成员到庙里跪了几回香，回来向奶奶诉说跪香的苦衷，奶奶指着爷爷的臂膊说，看看你爷爷的臂上有多少疤，都是年轻时乞雨跪在铡刀床上用香头火自己烧下的。可不是，密密麻麻一大片。

最有意思的是送龙王爷的那一天，那可热闹啦！每家抽一个男丁，我作为最小的成员也像大人们一样头戴柳条帽跟在队伍中，敲着锣，打着鼓，举着龙头仪仗，有两个人抬着一乘龙王轿。爷爷和二爷爷手挥柳条鞭担任领唱，在队伍一侧边舞边唱。我至今还记得一些，比如，“叫一声乡亲们让一旁，闪开大道送龙王。”，“黄瓜开花结棒榔，孙悟空拿的那金箍棒”，“山药开花结圪蛋，下一场好雨咱吃饱饭。”

这些充满乡土气息即兴发挥的歌词，经祖父、叔祖父那堂堂的嗓门儿唱出来，再加上那前仰后合的舞姿，乐呵呵的表情，实在动人极了。领唱人的声音一落，我们乞雨队伍就跟着长吼一声，敲一声锣，山谷里响起一阵阵回响，威武极了。我们穿过一道梁，跨过一道沟，来到邻村的龙王庙，绕庙三周，敲锣打鼓，高声呐喊，然后把牵来的一只山羊祭奠过龙王爷之后，当场宰杀，分给邻村的各家。我记得那场乞雨之后，几天后就下了一场透雨，也许苍天有眼吧。

                      三

奶奶很善良，特别疼爱我，也知道我嘴牢，总爱给我讲一些我本不该知道的事儿。比方说，爷爷年轻的时候总是看不上奶奶。先是跑口外，过年回家，先把一年的积蓄交给曾祖奶奶，让曾祖奶奶执掌分配大权，最后留给奶奶的的就没有多少值钱的稀罕之物了。后来，等到我的一个本家奶奶三十多岁时死了丈夫，他就和这位寡妇过上了。还在没生下我的时候，因为从这家人家里回来得晚，奶奶嘟囔，爷爷就发了一场大火，把奶奶狠狠打了一顿，直打得多少天之后还没有散去身上的紫青。从那以后，奶奶再不敢吭声了。爷爷是典型的父权主义者，看不惯父亲在母亲面前的低声下气，有时候，又忍不住心中的火，对我母亲也发过几回脾气，说些不中听的话，惹得要强的母亲气不过，十分的别扭。

爷爷是个很能吃苦的人。个子高，力气大，饭量更大，打我记事的时候起，爷爷每天早上总是捧着一个大海碗，一大碗酸粥还要盖个帽。一直到七十多岁的时候一直如此。在他经历中，最难捱的却是大办人民食堂那阵子。那时，他作为村里的一名壮劳力，承担着摇耧种地的苦活儿，生产队特意为他们这些壮劳力补一顿红豆稀饭。可是不知怎么这个秘密让我和弟弟知道了，每天下午快到黄昏的时候，我们兄弟俩就去食堂打回了该由爷爷吃的那一大碗红豆稀饭，等到劳累了一天的爷爷前去领饭时，司务长告他说，您的饭已经由您的孙儿打走了。每天晚上，当爷爷失望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家挂锄头的时候，我们弟兄俩早已把一大碗红豆稀饭喝个净光。妈妈告诉我们，可不要让你爷爷听见，于是，我们弟兄俩乖巧地轻轻地用小汤匙刮去碗中残留的剩余。一连多少天，几乎天天如此。可饭量特大的爷爷终于顶不下去了，扶耧渐渐跟不上骡子，就把气撒在奶奶身上，对奶奶说，你怎就不能上梁上挖一把老苦菜，看着我饿死呀？就在那些日子里，一位下乡干部来村里开会，讲了人民公社的种种好处之后，问大伙儿还有什么话。憨厚的爷爷耐不住了，对村里的一个小伙子说：“石乐子，你就说说咱那碗酸粥吧。”这话当然谁都能听出是挑大办食堂的刺，诉说吃不饱肚子的苦衷，一下子引起人们的共鸣。可却惹恼了这位下乡干部，马上开始了劈头盖脑的批判，直批得爷爷抬不起头来。以后，这位下乡干部一逢开会，只要一有爷爷在场，劈头就是一句：老满仁，你再说说你那碗酸粥吧？噎得爷爷不敢再吭气。

终于挺过了最难熬的1960年。谢天谢地，在我们那块地广人稀的地方，靠吃糠咽菜勒腰带，总算没有饿死人。而后来获知的河南、四川、安徽等地方的情形，则使我毛骨耸然。原来，当年彭德怀、张闻天乃至后来的刘少奇、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分歧，对于一个只求填饱肚子就拥护你的朴实无华的农民来说，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何必要搞那么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社会主义要是让人们饿着肚皮去奋斗，总是会越走越松散的。

实际上，象爷爷这类朴实的老农民，接受一个新的政权是最容易不过的了，他只希望不要兵荒马乱，不要匪盗横生，你只要让他耕作自由，让他安心生产，他就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创造财富的冲动。在旧社会，我家没有多少好地，他只好出外当长工。土改之后，我家分到了土地和房子，安居乐业，几年后我家就成了殷实户。可是好景不长，先是互助组，紧跟着又是合作化、人民公社，折腾大家伙叫苦连天。好不容易在1961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开始实行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国民经济有了好转，没用多久，又开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又开始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了，又开始“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又开始“割除资本主义的尾巴”了，一直搞到父亲挨整，被定为投机倒把分子，而作为一位只懂得靠勤劳致富的老农民，爷爷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又不得不接受，他只是默默无闻地为林业队嫁接了千万株果树、桃树、杏树，默默无闻地为生产队编了数万个箩筐。他是个乐天派，小时候听到他的是开怀大笑，远远你就能听出他的笑声。后来是唱着小曲儿的笑，以后又是眯缝着眼睛的笑。你能从他的笑声中感觉到他心灵深处的爽朗和纯洁。

四

爷爷是个厚道人。和叔祖父两家人合在一起过了二十多年，叔祖父待人较为刻薄，可当老大的爷爷从来没有为些琐碎事争执过。他总是做得最多而拿得最少。分家时，他又要了最不好的地，把好地让给了弟弟。靠了自己的奋斗，他的光景反而比计较小便宜的叔祖父过得更好。他博得了方圆十里八里的人们的广泛认同。在我记事的时候起，找爷爷帮忙的人几乎络绎不绝，今天找你装箩子，明天找你订擦子，后天又找你骟羊蛋，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可爷爷从来不推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年年能吃到爷爷每年春天为集体骟羊蛋时最后拿回来的一堆羊羔蛋，也吃过他为集体的地里免遭鼠害安制的打瞎老架打回来的一个个瞎老肉。现在，当到了高级餐厅有人点到羊宝之类的时候，我总说，兄弟早已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由爷爷给集体割羊蛋的时候领教过这些玩艺儿了，今天就不用补了。

祖父在晚年发过的最大一次火是因为妹妹上学的事。那一年，已经恢复了高考，妹妹经过一段紧张的复习，考上了五寨师范，但那时文革的阴影还没有散尽，还要过一道政审关。村里插队的知青已经写好了妹妹的政治评价，当然是极尽美誉之词了，什么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劳动积极，政治上追求进步等等。可是，写好的评语偏偏在当支书的堂叔那里卡了壳，堂叔提起笔刷刷拉掉了“表现出色”几个字，改成了“表现一般”。接过政审表的妹妹一看这样的评语就傻了眼，没办法，只好回家唔唔哭泣起来，祖父听说了这事儿，立马火冒三丈，当时就把堂叔叫到家里，狠狠地臭骂一通：“你个忘本小子，当个支书有什么了不起，尽干些缺德事儿，你忘了你妈死了之后你是怎么长大的，屎一把尿一把把你拉扯大，你倒学会害人了，娃娃念书害你什么事？你倒保证能当一辈子支书，共产党给的你的这顶乌纱帽你会抓得牢牢的？你看着办吧，要是害了娃娃念书的事，我就不认你这个侄子！”一席话，说得堂叔灰头土脸，只好改过了评语，妹妹才如愿以偿上了学。

我们家的坟地恰好地名就叫“老榆树”，祖父和祖母就安葬在老榆树。但是，这块地方，如今却空留一个名，早已没了历尽沧桑的老榆树。在我们老家那个十年九旱的地方，树木很难成材，长一株几人合抱才能抱住的老榆树太不容易了。可是，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一阵又一阵的风潮下，村里没有保存下一株值得人们观赏或乘凉的老榆树。榆树长得慢，却木质特别瓷实，农村里的犁、镢头把子等等耐用的农具，用的都是榆木。至于老百姓用的衣物柜，则必定要用榆木。榆树，是晋西北农民笃实耐久的象征物。我的祖父，就是一株消逝了的老榆树。

终其一生，爷爷只是个朴实无华的老农民，他没有走向更高远的空间，他没有执掌过一天权，幸亏他养育了我这样一个能写出他来的孙子，还能让人们多多少少知道这么一回事。在我们这块有着几万年文明史的土地上，不就是一个个连名字都留不下来的人们缔造了我们国家生存的基石吗？这些年,中国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的路子,越来越多的人们懂得了钱的重要.在我们那个不算大的小山村里,为了钱的缘故,经常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比方说,路口停下一辆运货车,就有人去扒车上的电石,司机不让,村里的年轻人还要动手打人家.还有的年轻人手头没钱了,就想了一个主意,找辆破烂不堪的摩托车从一条岔路口上推向正在疾驶的汽车,然后敲榨人家一笔钱.这类的缺德事在祖父那一代是嗤之以鼻的.祖父那一代身上存留的古风渐渐地消失了,真的不知道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社会的退步?说千道万,除了钱之外,我们还需要基本的道德底线.就为了这,我对祖父那样的人格魅力有着一种永远的崇敬.

我永远怀念那株消逝了的老榆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