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阅读史：从主流到非主流

共和国阅读史：从主流到非主流

我出生于1951年，1958年上小学，1964年上中学。“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经历决定了我阅读起步的底色。从识字始，不论是学校发的课本，还是课外阅读的书籍，主调都是一个，就是领袖的思想。从《毛主席语录》、“老三篇”、“老五篇”，到《毛泽东选集》四卷，以及“文革”中流传的毛泽东正式出版的著作《毛泽东思想万岁》，都是最先接受的基本信息。此外，还有从“九评”到“文革”中的“两报一刊”社论、编辑部文章，以及代表官方隆重推出的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的署名文章。政治读物是这个主调，文学读物也是这个主调，从“文革”前的《红岩》、《欧阳海之歌》、《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雷锋之歌》，到“文革”为数不多的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作品，都是如此。这些阅读，给我塑了一个世界观、历史观。我想，不光我是如此，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如此。遇到一件事，一个问题，判断的标准，首先是符合不符合“最高指示”，谁也不敢怀疑“最高指示”的神圣性，多数人也没有能力怀疑“最高指示”的正确性。

但是，人毕竟有求知欲。主流的阅读在当时不仅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渗透，更是一种不能不接受的灌输。这种灌输难免让人产生逆反心理。一旦与非主流的读物相遇，就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回顾非主流阅读的经历，重温那一次又一次精神历险的旅程，自然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正是这种非主流阅读不断地向主流阅读形成的底色发出挑战，促使我从迷信走向怀疑，从蒙昧走向苏醒。

我就读的师大一附中是个干部子弟比较多的学校。干部子弟的信息来源多于平民。我已经想不起来是从哪个同学手里借到了一本名叫《赫鲁晓夫主义》的书，时间大概是1967年。这本书是1963年翻译出版的，作者古纳瓦达纳是一个锡兰(斯里兰卡)共产党人，在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站在中国一边。书的主旨是批判赫鲁晓夫，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从斯大林时代到赫鲁晓夫时代历次党内斗争的内幕。我看了以后，不能不联想到中国激烈的党内斗争，联想到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插队以后，我和卢叔宁还讨论过这本书。卢叔宁和我是师大一附中同学，比我高四届。他读书的特点是比别人超前一步。当时林彪提倡背“老三篇”，一般人就跟着背“老三篇”；中央号召学“五篇哲学著作”，一般人就跟着学“五篇哲学著作”。毛泽东提倡读马列六本书，一般人就跟着读六本书，当然多数人其实看不懂。但他却不是这样。上面提倡背“老三篇”，他偏要读毛泽东的长篇大论；上面提倡读毛主席哲学著作，他偏要读马克思的原著；上面提倡读马列原著时，他又要读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的著作，看看“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真面目。他尤其喜欢读鲁迅，引用鲁迅的观点反思现实讲得头头是道。他看了《赫鲁晓夫主义》，关注的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如何阿谀，斯大林死后又如何翻脸。这本书当时成了卢叔宁怀疑林彪的思想资源。

我是1968年冬天到山西插队的。下乡时思想还十分正统，箱子里装的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了农村，看到了农民的生活是如此贫困，形势大好的主流宣传和严酷现实的反差实在太大，尤其是某些掌权的干部实在不能让人产生好感，于是开始寻找能够接近真相的读物。卢叔宁向我推荐了柯切托夫的两本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柯切托夫在苏联本来是一个正统派作家。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以后，也引起了他的怀旧和不满。他以小说表达了对苏联现实的不满。中国出于反修的目的，在“文革”前就翻译出版了他这两部小说，还将他的《叶尔绍夫兄弟》改编成话剧搬上了舞台。更有意思的是改编者居然起用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邵燕祥。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读了这两本小说只是感觉，柯切托夫笔下的苏联，是一个有阴暗面存在的社会，是一个党内有斗争，官民之间有冲突的社会。尤其是那个名叫阿尔塔莫诺夫的州委书记，弄虚作假，独断专行，手段卑劣，是一个披着实干家外衣的活生生的野心家。中苏两国的体制十分相似。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用现在的话说，两国官场上通行的是同样的潜规则。那边官场上的种种现象，都使我们感到似曾相识。所不同的是，苏联作家把这些现象写进了小说，而中国作家却没法写。中国有《讲话》和“三突出”等戒律管着，1957年王蒙、刘宾雁、柳溪等作家才触及了一点儿，就被打成了“右派”。于是，再没有人敢于描写阿尔塔莫诺夫这样的党内官僚形象了。所以当时看了柯切托夫的小说还是感到十分解渴。

1972年，我离开农村，到山西省委调研室工作。调研室里有一个图书馆，“文革”前省委、省人委等单位的图书都搜罗到这里，“文革”中内部发行的图书也有权购买。我还当了一年的图书馆管理员。在整个社会没有书读的时代，我却得到了一个难得的读书环境。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柯切托夫的《落角》、《你到底要什么？》，李巴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马克斯韦尔的《中印边界战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等书，都是在这里读到的。其中有的书是多卷本，我只读到了其中的某一卷。《人世间》是“文革”中内部出版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时间是1972年，作者巴巴耶夫斯基。小说描写了一个领导干部在政坛失意后遇到的世态炎凉。这本小说在文学史可能没有什么地位，但当时翻译到中国，却得到了诸多读者，特别是“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和干部子女的强烈共鸣。我现在都弄不清上海当时出版这本译作是为了反修，还是有人想曲折地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我原先的读书兴趣在文学方面，这时开始阅读一些理论性的书籍。给我最大思想冲击的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德热拉斯现在译为吉拉斯，他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创始人和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人之一，曾经担任南联邦国民议会主席，联邦副总统。身为南共第二号人物，他却写了这本深刻反思共产主义制度的书，并且于1953年送到美国出版。他不惜为此从权力中枢的宝座跌落成为阶下囚。以后，他出狱便被软禁，软禁后又是坐牢，直到1968年谴责苏联入侵布拉格，被迫流亡西方。铁托去世6年后的1986年，他才得以返回故国，已经被译成60多种文字的《新阶级》才在自己的国家公开出版。这本书的中文本于1963年内部出版，我读到时是1975年。当时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六本书。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以后公仆异化为主人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虽有涉及，但还是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但在德热拉斯看来，革命成功以后，官僚异化为新阶级是一种必然的结局，并且身临其境地剖析了异化的过程和表现的形态，当时看得我惊心动魄，茅塞顿开。

大概是1974年，《赫鲁晓夫回忆录》以灰皮书的形式出版了，上下两卷，限发省军级。山西省委调研室允许买一套，我趁为单位买书之机先睹为快。赫鲁晓夫曾经担任苏联一把手十几年，1964年被同僚政变赶下台后，私下口述了这本书，又秘密送到国外出版。我读了以后感慨颇多。领导人在台上难免要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挨整下台，除了说真话没有别的方法证明自己。以失败者的角度讲述政坛亲历，更能让人有感受这种体制的炎凉。可惜的是，回忆录的第十八章出版时被删去了。这一章是讲中苏关系的，重点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交往。我和当时在山西大学外语系读书的梅天说起此事。他说，韩丁的女儿卡玛从美国给他寄了一套英文原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原来，梅天和卡玛是北京101中的同学。卡玛“文革”初还在北京，70年代初随父亲返回美国。以后一直和梅天保持联系。卡玛后来拍摄了纪录片《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了中国青年一代在“文革”中的精神历程。我见到她已经是30年以后。梅天看我对《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8章感兴趣，就翻译了一份中文稿送给了我。须知，这一章当时对省军级干部也要保密。有趣的是，他的父亲梅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译过另一种禁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份译稿我拿到手以后在一个小范围传阅。读者也包括调研室主任吴象的儿子和女儿。不知怎么，事情还是被吴象知道了。他和调研室副主任张恩慈一起，把我们几个传阅译文的年轻人警告了一番，事情就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后来我把情况告诉梅天，他也十分后怕。吴象、张恩慈经历过多次运动，也都是党内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他们深知事情的严重性。后来，吴象成为万里的助手，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张恩慈本来是一位在认识论领域颇有建树的哲学家。因为牵连到康生和“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出笼，70年代末曾经受到审查，被免去领导职务。后来总算在山西大学教授的岗位上平安退休。但以我和他的接触而论，觉得他是一个既有学问又与人为善的人。卷入高层的政治漩涡，必有身不由己的原因。

“文革”前和“文革”中内部出版黄皮书、灰皮书，本来是为了反帝反修，以这批书籍作为反面教材，供领导机关和高级研究部门批判之用。发行量和发行范围很小，初衷不是面向青年。但我们那一代青年却成了最热心的读者。“文革”初期，礼崩乐坏，级别的限制不复奏效，尤其是经过抄家、抢图书馆等乱世之举，一些书便流散到民间。有一些高级干部，自己住了牛棚，就无法顾及对儿女坚持禁书纪律。有干部子弟的北京插队知青点里，往往就有黄皮书、灰皮书流传。我进入省委机关工作的第二年是1973年，又派到绛县中阳下乡挂职锻炼，也曾到知青点里借阅他们收藏的内部书。《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就是这时读到的。人就是这样，越是禁果，越想尝一尝。禁忌同时意味着诱惑。这种阅读，虽然饥不择食，杂乱无章，但接触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资源，便对笼罩着那个时代的精神禁锢产生了怀疑，开始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思考。

我是1977年参加高考，第二年春天进入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当时的课堂教学，所宗奉的基本上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教材里的东西和郭沫若领衔主编的官方史书大同小异。所以我从大学课堂上获得的东西实在不多。学校主要是给了我一张文凭。但“文革”年代的非主流阅读已经让我养成了自主猎取信息的习惯。所以，不论是上学期间，还是毕业以后，我还是热心非主流阅读。80年代是共和国历史上少有的主流阅读和非主流阅读互相接近、界限模糊的年代。从李泽厚的几部书到“走向未来丛书”，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到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从奥威尔的《1984年》到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以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都成为读书人追捧的时尚。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个热心的读者。这些书，从不同角度引发的反思，进一步瓦解了头脑中被灌输的“五阶段论”的历史哲学框架。到了90年代中期，我又读到了《顾准文集》。当时不能不惊讶：在思想大一统的毛泽东时代，竟有人觉悟得这样早，思考得这样深，探索得这样远！□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