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辫帅张勋同志

序：张勋和孙献韬    王小山 

    孙献韬同学出身名师门下，虽曾短暂误入官场，但仍保持赤子之心，实属难能可贵。我这么说，看上去有点不尊重，但好在孙同学现在我眼里，根本不需要人对他表面客气。

    这是一本关于张勋的史书，我阅读有限，此前尚未发现有人为张勋立传（不含小传）者，琢磨孙同学为什么第一本书就以张勋为传主，忽然发现张勋和孙同学颇有相似之处，不知道孙同学对张勋是否有惺惺相惜之意，可堪把玩。我这么想，可不是说孙同学有着和张勋一样的政治野心，即使有，也不可能再有做军阀的实力，想做军阀者另有其人。

    张勋和孙同学的相似之处，大致有三，一谓愚，二谓勇，三谓痴，且容备述：

    愚，孙中山谈对张勋复辟的看法："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孙中山其人，革命有胆，行事无谋，但看人很准，后半句也颇有胸怀。张勋的一生，的确成也愚忠，败也愚忠，他的复辟，虽然和他的长相一样，像个笑话，但也多少让人钦佩。即使现在，我对很多坚持倒退言论和行为的人，无论新左旧左，虽然心里绝不认同，但对部分真心认为自己正确的人，也有点佩服，这种人，起码真诚，自有其价值，这话和本书及孙献韬同学无关，算是废话。张勋死后，溥仪给的谥号是"忠武"，也可见其愚忠之一斑。

    孙同学之"愚"，是迂腐。据我所知，他的老师，历史学家顾诚先生临终有令，凡其门下出身者，四十岁前不得著书。昔者章太炎见学生黄侃五十岁了，依然述而不作，还写了对联催促，而顾先生反其道而行之，是另一种慎重。顾先生的意思我这样理解，他是怕学生研究不够，浅尝辄止，贻害后人，与其早晚悔其少作，不如谨慎行之。孙同学小我半岁，着手写此书之时，刚好四十，真是有学究先生自有学究学生，一脉相承，半步不差。此之迂腐，说成愚忠也无不可，对老师遗言愚忠，不算丢人。

    勇，张勋和清末很多将帅大员之尸位素餐不同，军人出身，因战功卓著而屡屡升职，直到高位。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委任张勋为头等先行官，看重的就是张勋的累累战功，袁世凯自己就是能员，请人看本领，文胆徐世昌，武胆就是张勋。虽然袁张二人一生面合心不合，但袁世凯一代枭雄，影响历史直到今天，对张勋之勇如此看重，张勋也足可自傲。孙同学是报人，报人之勇，和武夫之勇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的意思是，想做个勇敢的报人，比做将军需要更多的勇气，"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嘛，这是在讲儿的，"纤"的不是"文小姐"，而是"笔"，新闻人用笔去触摸自由的边界，当然需要更大的勇气，孙同学做新闻，常恨手下胆子小，动辄高呼不过瘾，虽碍于现状，和很多前辈相比成就尚不足相提并论，但其一致的脉络，已然可以触摸。我和孙同学共事经年，他是我的上级，我对其新闻判断和成长经历有着直接的认识，从初接触的不信任，磨合阶段的种种矛盾，到我离开那家报纸后我们成为朋友，期间几经反复，之曲折，之动荡，至今想起，也赧然，也澎湃。

    痴，张勋之痴，自不待言，是痴于帝制，痴于对他有恩者，凡其恩人，无不得到他发达后的照顾和尊重，甚至可比诸蒋介石对待黄金荣，虽然让其恩人的诸多儿子做县长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味道，但也反映出其简单可爱的一面。孙献韬同学所痴迷是另外的东西，我与孙同学都喜欢《红楼梦》，我自诩对红楼了如指掌，但一次酒后，孙同学问我，红楼二十九回中，巧姐还有个姐妹，为什么？我忽然答不上来，回去翻书，果然见到一句"奶子抱着大姐儿带着巧姐儿另在一车"，当然，后来发现这句只在不靠谱的庚辰本里有，程甲本中就没有"巧姐儿"字样，这才释怀。此虽小事，但让我对孙同学的细心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孙同学更痴的是他的历史本行，虽然研究生毕业后他的工作大多与历史无关，但此书之成，足可见其花费的那无数心血，因为本书不是坊间流行的戏说历史写法，虽然语言也颇多俏皮之处，但更重义理和考据，非三更灯火五更星而不能。当我尚在孙同学手下做事时，他曾提议我们每天拿出两个版面，以时间为经，衣食住行为纬，专做历史考据，此事已开始策划，但报社忽遭变故，我和孙同学此刻更如参商，罢了。

    张勋复辟时，与康有为分别被称为武圣文圣，阮忠枢说张勋"质直忠勇，饶有血性，惟脑筋太简单，思想太旧"，康有为思想也"太旧"，但谁敢说他"脑筋太简单"？那么经历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熏陶后，康有为依然跟张勋搞到一起，做起春秋大梦，为了什么呢？如果说张勋这个"二傻子"是真保皇的话，康有为的"保皇"大概要加上引号了，他更想保的是自己的宰相位置吧，要我看，私心和公心孰大孰小还真是问题。这样的文人，学问越大，影响越大，结果也就越南辕北辙。我真正想说的是，就是今天，也有太多的人想让人称自己为"圣"，有康有为这样名望卓著的文人，再配上张勋这样头脑简单的武夫，什么可怕的事都会发生，"复辟"闹剧事小，历史倒退事大。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果然是一面镜子，要像孙献韬同学这样，时不时拎出来，给大家自己照照，也互相照照才好。

    这样给孙献韬同学的历史著作写序，我都替他不值，不过既然写了，还是说一句——是为序，以为牛B。

后记：爱张勋 （孙献韬）

这就是一本游戏之作。这个小游戏玩了我好几年。

王小山是我敬重的朋友，请他为这本小书作序是我的荣耀。成为王小山上司的最大好处，是有机会成为他的兄弟。王兄弟在序里考证了一番，说我和张勋才是兄弟呢，所以我的第一本书就写了他。这实在是太抬举我了。

当初想写张勋，完全是因为无聊。2003年上半年，正是闹非典的时候，我在光明日报当记者，整天闲得上下半截都难受，想着写点什么吧，顺便练练五笔字型。这就是创作本书的动机，跟大帅本人没什么关系。

决定开写了，到处查资料，民国离我们很近，复辟九十周年纪念日当时都还没有来到。稍一用力，资料就已经堆积如山。小山兄在序里提到我的老师顾诚先生，顾老师生前的确给我说过“四十岁之前不写书”的话。本来我还真想学习顾老师写《南明史》的样子，对张勋资料也来个竭泽而渔；试了试赶紧放弃，还是查到什么用什么吧，歧路太多羊容易亡。于是写法找到了：就奔着好玩有趣写，千万别太有追求、非要写出一本张勋的信史全传，那满坑满谷的民国资料能把人淹死。

我的老领导侯君舒说过一句经典的话：爱好未必擅长，擅长必定爱好。这话用在我和张勋身上特别合适，放眼当下，从国内到国际，好像还没有哪个人比我更热衷于张勋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我对大帅越来越擅长了，这真是一个疯狂而神奇的游戏。

擅长之后必定爱好。我对大帅的爱和好，体现为对他的理和解，特别是那一场被后人嘲笑了一个世纪的复辟行动，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当然我也不能说支持大帅复辟，那样就太不现代了。

大帅其实是个挺“现代”的人。我这样说会招来一顿板砖—他脑袋后头的那根辫子怎么解释？

“现代”是个相对概念，他得跟同时代的人比，不能跟正在读这本书的您比。跟当时最“现代”的孙中山比，张勋当然落后得一塌糊涂，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现代”的强项，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就远超孙国父，孙中山直接指挥的数次武装起义—当然全都是教科书上需要重点复习的重大事件—没有一次成功的。在当时，你是可以这样表述的：战功卓著的张绍帅（张勋字绍轩），是一位掌握了现代军事理论和先进战术思想的军事家。

大帅的“现代”还体现在他的生活趣味上，他喜欢听戏，高兴了还会上台客串一小下；复辟的前夜，他还有心思去听刚刚红起来的梅兰芳唱戏。这在当时是时髦而现代的生活方式。

即便是他脑袋后面那根代表着“落后”的灰白的辫子，也不能说完全就跟当时的“现代”绝缘。孙中山创办中华革命党，要求全体党员按手模、宣誓绝对效忠他本人，黄兴因此与他彻底掰了。当时是1914年，比张勋发动复辟还早3年。很难说张勋的辫子和孙中山的指模哪个更不“现代”。

当然从本质上讲，“复辟”是个绝对落后的玩意儿，民主选举的总统大家尚且经常不满意、嚷嚷着要换掉，世袭的帝王谁还稀罕呢？张勋死心塌地忠于清朝，这在当时就已经显得相当落后，他那个时代的“现代人”都知道他的落后和不合时宜。但知道归知道、反对归反对，当时的“现代人”并不嘲笑他的这种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死忠做派，当时的人们好像都能理解他，都知道大帅的死忠其实是有一点道理的—至少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回溯当时的这种情景，似乎能够归纳出一个道理：人之所以嘲笑一个事物，源于他对这一事物的无知、不了解。

对这种情景的回溯，似乎还能印证另一个老掉牙的说法：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便是刚刚过去的民国史（包括复辟史），也早已经被改造成了当代史。

扯得有点远了，回头再说大帅的复辟。这本小书如果还有一点点价值和作用，那就是或许能解释一下张勋为什么要复辟，能帮助你部分了解大帅的动机。当然我不解释原因，张勋也已经复辟了；你不了解动机，大帅也不会怪罪于你。

但是，我真的能解释清楚张勋复辟的原因吗？或者说，我真能够了解大帅行事时的意图吗？这个问题让人心虚，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世界上最深的不是海底，是人的心。

到底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我也经常质问自己。无论哪个方面，张勋和我都扯不上关系，小山兄说我和大帅在“愚、勇、痴”三方面都一拼，那是他善意的抬举。对这位逝去已经85年的大帅，我既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也不觉得他那样的人有什么超常或反常之处。他对我来说，就是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份谈资。

对待这样一个早已经被扣上“复辟祸首”铁帽子、鼻梁上涂满白粉的历史书上的丑角，像我这样只讲述、不评述，是不是有违公序良俗？会不会把别人家的孩子教坏？这个问题我想过多次，最后决定放纵一下自己，不考虑这么多了，这只是个游戏。

这样想罢，心态释然：既然是讲述，就尽量讲得准确些、轻快些，对得起读者的银子和时间；既然不评述，就不必时时事事上纲上线，至少不必对大帅的所作所为固定在道德评判的层面。事实本身就是意义，历史本身就是价值，读者高明，自有主见；不必非得“让历史昭示未来”，才能显示出作者“实在高明”，以及历史这玩艺儿“确实有用”。

搞新闻的人都知道，“讲述”比“评述”更难。一个看似简单的事实，好像铁板定钉了，稍微用心多查一些资料，就会发现“事实”并不那么简单，或者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查资料的过程，是个痛苦的证实或证伪的过程。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民国时期的官员、特别是文职官员，基本都是前清时期的进士、举人，最少也得是个秀才，没事还要找事似地吟诗弄月，一旦经历了大小事件之后，那更是笔耕不缀。与张勋本人和复辟事件有关的时人笔记多如牛毛，看资料看得我头昏脑涨，经常是看着看着就跑到了另一个人的世界里去了，而这另一个死鬼的人生恰巧也同样波澜壮阔精彩绝伦。经常对这帮爱写字儿的死鬼老夫子咬牙切齿，当初你们少写点、少记点，我这本复辟纪写得还快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本书从2003年初开始写，但我并没有把接下来的5年时间全部奉献给大帅。2003年底新京报创刊，蒙光明日报编委薛昌词等领导栽培、新京报社长戴自更提携，本人忝列新京报社委兼副总编辑，所谓职业报人生涯，由此正式开始，期间风风雨雨、苦辣酸甜，虽算得上刻骨铭心，亦不足为外人道。虽不足为外人道，留给张勋的时间的确是相当少了。

从2003年底到现在，“张勋”在我的日程表里断断续续地存在着。有点骑虎难下，资料越查越多，头绪越理越乱，事实越考证越可疑，无数次想放弃，又舍不得那上千页资料，和那十几万字半成品。工作之余的时间里总是游移不定首鼠两端，看张影碟、翻翻闲书都觉得对不住大帅—有这时间，为什么不去写张勋呢？

总得有个了结。下决心不再去查资料、对稿子，好赖就是这一堆了。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朱庆兄足够友善、无限宽容，愿意将“这一堆”付梓，做成书，供读者一哂，顺便也给我本人一个签名赠书的机会，之前都是别人签名送书给我，终于我也有机会折磨一下别人了。

虽然本书几无价值、不值一提，但这的确是我的第一本书，还是要借机感谢如下人士：

首先感谢我的家人，为了我和大帅的这点小事业，老婆甘愿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带儿子洗澡，端的是又寂寞又辛苦。

第二感谢我的同事许英剑，这位成熟的插图画家做事极其认真，作画之前做了充分的案头准备，全部看完了书稿，还搜到了许多张勋的历史照片。读者诸君明鉴，本书插图确实精彩细致、机智传神，远超本书的文字水平，您如果看不上本书的文字，看在插画超高水平的份上，建议也掏钱买一本回家慢慢欣赏。

值得一提的是，许项剑兄的插画不但精妙智慧，而且还相当准确。比如第四、第五、第六三章的插画，张大帅头戴民国政府的制式军帽，这个细节曾让我心生疑问，我的印象中，张勋似乎从不穿戴民国政府的军服军帽，无论在南京还是在徐州，他都是一身大清极品武将的行头。许英剑修正了我的这个认识，他给我看了两幅大帅头戴民国军帽的图片，民国军帽下还是大清的发型。

第三要感谢我的另一个同事胡小军，他是张勋的小老乡。今年2月我去了一趟江西省奉新县，有赖小军兄的周到安排，我在两天时间里走遍了张勋的出生地赤田村、成长地岗头村、安息地陶仙岭，以及南昌城内的张勋公馆（即新四军驻赣纪念馆）。小军兄经纶满腹且人情练达，他建议我把本书的首发式放在奉新县，这是个好主意，且不管“首发”与否，先给当地预约一下也不错。

同时要感谢的还有奉新县委宣传部的诸位官员朋友，自副部长以下，两天时间里分头陪我到上述各地走访，还一定要管吃管住，这让我很是不安，但愿我这趟“张勋故里自助游”对当地经济文化发展能够起到一点拉动作用。

还要感谢赤田村诸位父老乡亲，村支书张轮根亲自带我走遍绵延大半个村子、规模惊人的张勋旧宅，专门为我打开了一扇几十年来没人打开过的大门。村里多位父老轮番给我讲述张勋生前身后的种种事迹传奇，让我认识到张勋对家乡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顺便再为张勋旧宅的保护问题呼吁一下。以我个人的粗浅判断，张勋旧宅具有相当高的文物价值；要知道张勋作为民国时期的军政要人，他的独特经历和震撼作为，与其他任何民国人物相比都毫不逊色。他不是一般的都督、省长、执政之类的高官，他曾经是左右时局的中国政坛第一人（至少名义上是这样），他的复辟壮举（姑且称之为壮举）在任何一个版本的历史书上，都是无法略过的关键章节。即便是搞旅游开发，这个规模庞大的旧宅子也具有可观的市场价值吧。现在任由这巨大的宅子在风霜雨雪里破败下去，真是让人无比心疼，希望当地政府能够认识到其独特的价值（即便是认定其市场价值，也比目前“没有价值”要好），将这处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人文遗产尽快保护起来。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本书的出版人、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朱庆先生，责任编辑刘彬女士，他们的支持、指导与帮助，促成了这本小书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