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叛逃者”的大陆人生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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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叛逃者”的大陆人生一瞥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两岸不断相互策反,以优渥待遇吸引对方阵营人士投奔,韦大卫、朱京蓉、王锡爵,这些彼岸的“叛逃者”至此岸即成“起义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两岸政治氛围日渐和缓,但这些投奔事件的主角们,仍未得到对岸最后的“宽恕”,面对故土家园,止于隔海相望,历史的一页迟迟未能翻过。平淡的当下聊了一下午旧事,总是笑眯眯的朱京蓉起身打开灯。陈设简单的客厅里只有几个灯泡还能亮,趴着乌龟的鱼缸成了最明亮的物件,泛着幽幽的绿。这套空军分给他的住房,位于北京的北四环外,他和妻子、两个儿子住了十几年,现在房子旧了,一个儿子刚搬出去。到今年5月,朱京蓉来大陆整40年了。1969年5月26日,他的教官国民党空军上尉黄天明开着T-33A型喷气教练机到达广州,坐在教练机后侧舱位的他,就这样被动投诚了共产党。那年6月的《人民日报》上,报道了他们“驾机起义回归大陆”的消息;20多岁的他们手持《毛主席语录》,还高喊着刚学会的“毛主席万岁”。因长年在大陆军队系统工作,到大陆后他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三年前从空军指挥学院科研部副部长任上退休后,这个规定才算失效。如今朱京蓉每周有六天去一家台湾人的饭店当顾问。 “累,今年不想干了。”这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更像谦虚而不是抱怨。唯一的休息日,他留着或陪夫人逛街,或接待来自台湾的朋友,偶尔,也去东边会会住在望京的韦大卫,喝杯酒。 韦大卫比他早来大陆13年,开到大陆来的还是蒋纬国的专机“塞斯纳”。已经81岁的他,看上去比年轻时瘦小了一圈,手脚略有不便,上下楼梯要扶一把。新买的房子里平日就他和夫人住着,儿子常来探望。天气一冷,他甚少出门,太阳好时,老夫妇就带着收养的流浪狗在小区里散步。  朱京蓉在北京每年能见几次的,还有王锡爵。1986年开着华航货机飞来大陆的王锡爵,只比韦大卫小一年,自中国民航总局华北分局副局长任上退休后,如今住在国务院机关管理局分配的公寓中。喜欢游山玩水的他,前几年还常陪住在台北的夫人赴各地观光,近年游兴大减,只是每周在跑步机上练练腿脚。  对这些年岁渐长的“叛逃者”们来说,那些惊心动魄的逃亡生涯,已经离开当下愈来愈遥远。朱京蓉用“平淡”两个字形容现在的生活,对他们而言,这份平淡亦是幸福。  无奈的“叛逃”从1940年后期到1970年后期,每一个来自国民党阵营的逃亡者,都曾让那个时代的大陆民众倍加确信,盘踞在小岛上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是多么黑暗可怕。大陆改革开放后,这样的逃亡者,又成为“台湾人民响应祖国和平统一号召”的铁证。相同的事情也曾在台湾上演。为鼓励更多人“起事”,1958年,台湾颁布《共军官员起义归来优待规定》,按照起义者开来的飞机机型,奖励黄金,据说最高给过7000两黄金。20世纪60年代的大陆也出台过类似政策。  但具体到每个“叛逃者”的身上,真实的逃亡原因却未必和政治黄金有多少关系。带着朱京蓉一起回大陆的黄天明,从未公开透露过他回大陆的真实原因。据朱京蓉了解,黄天明曾是台湾雷虎队中能参与九架飞机飞行表演的资深飞行员,某次代人受过后,他被贬到空军学校当老师,始终心气难平。1956年逃来大陆的韦大卫,原是广西人,1948年报考国民党的海军军官学校,结果被军舰拉到台湾直接当兵。虽然国民党不断宣传“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以稳定军心,韦大卫还是打定主意要逃回去。广西的家里,有他的父母、大哥和两个妹妹。离乡7年后,韦大卫才找到机会飞回大陆,那架“塞斯纳”上,还藏着他的两个朋友,这两人后来一个安家南宁,一个落户成都,他们回来的理由仅是“想家”。王锡爵自称逃离台湾原因有三:想家、认同两岸统一,还有早先他在华航当机长时发生的一次飞行事故。当时他开着一架波音707从关岛飞往夏威夷,快到终点时发现迷了路,差点让上百名乘客迫降海面。最后虽凭他个人经验安全到达目的地,事故主因是美国的航空公司提供给华航的电脑计划有误,美方在王锡爵落地后还打来电话致歉,但华航不敢追究美方责任,仍将王锡爵从正驾驶降职为副驾驶半年。耿耿于怀的王锡爵和在台北的夫人都没通个气,就回了大陆。从近年两岸媒体的报道可见,“叛逃者”的动机除了政治倾向等因素外,多半也包含个人的难言之隐。1981年开着美制F-5F战斗机在福州降落的黄植诚,因非空军官校毕业,在军中前途受打压;1989年在广东上空弃机跳伞的林贤顺,无法忍受妻子引发的流言,来大陆后还要求与妻子离婚。“文革”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