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产者成为社会主流

在《系列之十：医生救人，律师救世？》一文中，我写了一个改行的医生李飞（化名）。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了读者张力寄来的电子邮件──
“魏城先生：
您好！贵文提及的李飞今后还会碰壁，假如他不改变的话。
1，他离开医疗行业是因为他的价值观与行业主流价值观相冲突。
2，读了MBA，投身商业，去实践他的理想主义道路，同样会面临相同的困惑。
3，或许李飞看了过多用理想主义笔调撰写的名人传记，学了太多的成功学，造成他目前比较单纯的想法。
4，其实，成功商人的第一桶金大都来自于‘血雨腥风’，来自于晚上无法入眠的‘惊人一跳’，来自于社会价值观与自己价值观的强烈冲突，来自于内心痛苦的挣扎。而这些是很少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的。
5，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性格决定命运。
6，李飞的换行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关键要换思维。
唯有‘山不过来，我走过去’这务实的移山精神，李飞们才能‘海阔天空’走向自我成功。
一些感言，请斧正。
读者：张力”
读完这封信后，我猜想，这位读者本人也许就是一个“成功商人”。但不管他的确切身份是什么，他的这封短信写得还是颇有味道的。
我把这封邮件选出来，交给相关的编辑。此信后来发表在9月21日的FT中文网上。
“动态的平稳”
到此，我的中国中产阶级系列调查报道终于可以划下一个句号了。
不过，我要“事后”说明一下，这个系列绝非全面、严谨的学者型调查，而更多的是一种走马观花似的记者式报道。出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单枪匹马的我，只能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几个城市中采访有限的一些人；出于篇幅的限制，我的“年代子系列”只好以短短三篇的内容，力不从心地试图涵盖三个“时代”的沧桑变化，我的“职业子系列”也只能以五集的篇幅，挂一漏万地尝试描述几大职业的甜酸苦辣。好在读者也知道我的局限，他们并没有以“学者型调查”的标准来要求我，他们甚至以读者兼论者、当局者兼旁观者的身份，直接参与这一系列的创作。
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中外学者已有很多详尽的阐述，参与FT中文网“中国中产阶级讨论”的读者，对此也有很多精辟的议论。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和贫富分化的缓冲器，富少穷多的“金字塔型”社会最不稳定，而中间阶层庞大的“橄榄型”社会则非常稳定。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却有一个不同的说法：纵观历史，其实“金字塔型”的传统社会非常稳定，而“橄榄型”社会却不太稳定，但“金字塔型”社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一旦出问题，就彻底倾覆，持续动荡；而“橄榄型”社会却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时常颠簸、摆动，但不会彻底倾覆、不会倒立、不会解体。
唐钧在给我寄来的一篇文章中说：“金字塔型社会是最稳定的，它可以稳定得几千年岿然不动，但这种富人聚于塔尖、穷人沉于塔底的社会结构是没有活力的。如果把它倒过来，呈‘倒金字塔型’，这种有限的社会资源被大多数人平分的社会结构有点像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上面是工人和农民，最底下的是一小撮‘地、富、反、坏、右’，但这种结构除非用强大的外力压制性地将它钉死，否则是无法稳定的。但一钉死，同样也就没有了活力。而中产阶级占主体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要静止地去摆放，也是不平稳的，但要使让它旋转起来，它就会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稳，而且速度越快越平稳。当代社会追求的应该就是这种动起来的平稳，速度快的平稳，有活力的平稳。”
联想起我这次采访过的许多人，他们也都是这种“摆动中的平稳”的受益者，是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社会流动”的受益者：例如，被《南方周末》冠为“中国网络旗手”的“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就出生于浙江义乌一个普通农家；被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列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物志”的“视讯中国”CEO姜强，父母也都是山东济南的普通工人；著名话剧导演张广天成名前，曾蹲过监狱，干过火车站搬运工，当过街头流浪歌手；互联网企业家陈年与我谈起他的青年时代时，也毫不忌讳他的“走麦城”前史：大学肄业，当过街头“二道贩子”，游走于社会边缘……
更为重要的是，以白领职业为主的“新中产阶级”，与以小业主为主的“老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多数是领取薪水的白领雇员或自谋生路的自由职业者，靠自己的管理技能或专业知识吃饭，他们虽然也经历过读者张力所说的那种“社会价值观与自己价值观的强烈冲突”，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却基本上不是来自于张力所说的那种“血雨腥风”和晚上无法入眠的“惊人一跳”，因为他们不是自行创业的传统商人，他们的“第一桶金”并非是从原始的商业“河沙”中淘出来的，而是在与已经拎着数桶黄金的雇主或客户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分得的。
对于中国的“新中产阶级”，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西方新老中产阶级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则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两个群体却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两者间隔时间之短，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很快在九十年代转变成为“脑体正挂”，可以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
由于“新中产阶级”不必经历特别惨烈的“血雨腥风”就能“炼成”，所以，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示范意义也就更大、更积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张宛丽对我说：新中间阶层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包括经济收入、职业权力、职业声望和社会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通过相对公正的财富获得机制、通过相对规范的契约关系而取得的，而不像过去的旧中产者、小资产者或贵族阶层，是通过血缘、家庭、财产的继承而获得的，因此，新中间阶层对社会有一种积极的示范作用：即任何人，不管他的出身、家庭背景、早年经历如何，他都可以凭借个人的后天努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如何扩大中产阶级？
我的中国中产阶级系列调查报道陆续发表后，我也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质疑我为什么只跑北京、上海、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而不去内地的中小城市。我只好如实告诉他们：中国沿海地区和内地少数大城市是中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而内地中小城市虽然也有少数富人和不多的中产者，但形不成阶层，不具有代表性。
虽然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各类调查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但有一点是所有调查者都没有异议的：中产阶级目前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20%。相对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中产阶级占人口一半、甚至80%以上，中国距离“中产阶级社会”显然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既然中产阶级有着上述那么多良性的社会功能，那么，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如何才能扩大中产阶级呢？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周晓虹教授颇为担忧地谈到了中国目前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对扩大中产阶级的不利影响，他说：“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不同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育，中产阶级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替罪羊。”
他的建议是：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级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阶级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招致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批评与抵制。
那么，仅仅靠税收、社保等方面的措施，就能有效地扩大中国中产阶级的队伍吗？
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形成了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是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这些富国一方面得益于数百年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转型，另一方面得益于他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尽先机”的分工，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来的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富国的资本家通过“外包”等形式，把大部分制造业甩给了发展中国家，而把高科技研发、金融等白领职业留在本国，从而形成了一个人数庞大、占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而这一点是目前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所无法复制的。
英国米都塞克斯大学商学院学者刘阿英博士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英国的第三产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70%以上，第二产业占20%多一点，农业只占2%，这与中国农业与工业占国民经济的绝大部分不可同日而语。他指出，即使中国能够一直维持目前经济发展和收入提升的高速度，但只要产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转变，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西方那样的以白领职业为主的“中产阶级社会”。
但周晓虹和刘阿英都认为，“世界工厂”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扩大也不是毫无促进作用。
“农民进城，当然不可能一步登天，一下子变成写字楼的白领先生，他要从蓝领工人做起，即使他这辈子衣领变白无望，他还可以指望他的下一代。” 周晓虹对我说。
“‘世界工厂’内，不仅有工人，也有老板和经理。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造就了大批农民出身的工人，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工厂主、小业主、中小企业家以及企业内不同层次的经理人员，他们也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阿英对我说。
刘阿英还表示，如果中国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能够大幅度提高公共教育的质量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那么，中国在2050年左右进入“中产阶级社会”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刘阿英不赞成的是：中国现在就把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不到人口五分之一的中产阶级身上。
“中国现在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但现在最不和谐的因素，就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刘阿英说，“这些前农民为生活所迫而进入城市，但他们在城里的工作、生活条件非常差，还常常被不良雇主拖欠工资。他们肯定算不上中产阶级，但仅仅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也应该首先提高他们的收入，因为只有让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者’，中国社会才能真正稳定。”
说到这里，这位原籍甘肃天水的英国华裔学者声调有些激动，“对那些有面包吃、有牛奶喝、但暂时没有汽车开的人，国家可以先放一放；但对那些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人，政府却要认真关心关心。对那些被汪洋大海般的穷人包围的少数中产者来说，你不可能有什么安全感，你也许先过上了小康生活，但你的邻居都是揭不开锅的穷人，那你买了汽车，车身也会被邻居家的小孩划成一道一道的。”
为富不一定不仁
在这一“结束篇”行将结束之时，我收到了李飞的来信，他逐条回应了读者张力的那封短信──
“1，他离开医疗行业是因为他的价值观与行业主流价值观相冲突。（这我也知道，但我宁愿给自己的底线留得高一些，理想在今天中国说出来都让人觉得可笑，可我觉得没有理想更加可悲，主流未必正确，往往还肯定不正确。）
2，读了MBA，投身商业，去实践他的理想主义道路同样会面临相同的困惑。（我会用各种方法去挣钱，即便其中也并非光明大道。如果我连这个也没有想清，就实在太幼稚了，但我的底线是图财不害命。）
3，或许李飞看了过多用理想主义笔调撰写的名人传记，学了太多的成功学，造成他目前比较单纯的想法。（谁知道呢？就像傻瓜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是傻瓜。我看《成功学全书》的同时也看《局道》。）
4，其实，成功商人的第一桶金大都来自于‘血雨腥风’，来自于晚上无法入眠的‘惊人一跳’，来自于社会价值观与自己价值观的强烈冲突，来自于内心痛苦的挣扎。而这些是很少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的。（成功绝非一帆风顺，也非轻易取得，但也未必都那么令人心跳回忆，虽然我也得承认‘惊人一跳’是国内很大一部分人的成功之路，所以造成了今天的仇富和为富者不仁。社会的进步是需要几代人不懈去努力的，我无法改变社会，我只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不能阻止所有人走向堕落，但我自己不滑向深渊。）
5，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性格决定命运。（我也相信：气度影响格局。）
6，李飞的换行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关键要换思维。（当然，我从来都没打算解决中国医疗行业的不健康问题，以及这个发着高烧、头脑发热、四肢冰冷的国家的问题。我转换的角度只是改变自身的状况：‘只要我过的比你好’，并不打算悬壶济世。）
唯有‘山不过来，我走过去’这务实的移山精神，李飞们才能‘海阔天空’走向自我成功。（‘山不过来，我走过去’，这句话我理解为：改变自己去适应现实，而非滑入所谓的大同人群，或者同流合污，我可以在不影响他人合污的同时自己不去污。）
非常感谢张力能写这样的文章，其实我也是一个经常内省的人，不断的内省，寻找内心深处的缺陷，寻找思想上的残废，力图在实现人生理想之前没有先被社会废了。我想起大学毕业时一个同学在同学录上的留言：生活就像是被强奸，如果不能反抗，那就好好享受吧！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反抗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么多人在享受生活，我们也不应该去打扰他们的幸福生活。毕竟，活得比较清醒本身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我当然也不赞同出口就言‘难得糊涂’，难得糊涂不应该是糊涂人说的，是大智若愚的人用来藏其锋芒的。”
最后，李飞希望，我能把他的这封回应信转给张力，并希望能与张力交个朋友。
恭敬不如从命。我按照他的要求，把信转给了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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