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嫖娼“合法化”风波 400万从业者5000亿产值

卖淫嫖娼“合法化”风波 400万从业者5000亿产值
2006年04月13日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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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9日，周瑞金先生在东方网发表《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一文，提出将性产业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范围，对其进行阳光管理。 3月中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黑龙江代表迟夙生也提出建议，将“卖淫嫖娼合法化”。性产业合法化的争论，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将卖淫嫖娼合法化，有利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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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反对者则驳斥，它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腐蚀着人们的主流道德观念，还诱发各类违法犯罪，造成社会不稳定。
卖淫嫖娼“合法化”风波，源自专家学者的技术性考量，实际反映的是现阶段公民性道德标准之争。确切地说，公民性道德标准，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伦理判断，而且折射出当下公民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它绝非技术性考量所能完全涵盖。而技术性考量是远不能将性与道德剥离的。相关舆论的讨伐声，就勾勒出了“技术性”图谋的困境。
在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获得新的社会共识来自于社会实践，来自于社会舆论的广泛参与。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刊编发了此一专题，希冀为当今社会的价值重建提供一份参考。
大陆地下性产业“合法化”风波
文/记者 周季钢 实习生 魏敏钢
2006年3月7日，《人民日报》家属院内。
坐在《凤凰周刊》记者面前的周瑞金，发丝飘雪。在这张和蔼的脸上，记者已很难找到“皇甫平”昔日的政治烙印。1991年，《解放日报》发表了周瑞金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该系列评论被称之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2006年1月19日，周瑞金在东方网上发表《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一文，提出将性产业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范围，对其进行阳光管理，是“为构建文明和谐社会计”。在此之前，包括萧瀚、潘绥铭、李银河等学者都先后公开发出过性产业“合法化”或“非罪化”的呼吁。基于周瑞金的特殊身份，他的言辞给人诸多猜测。与此同时，他的言论被视为严重冲击社会主义道德底线，非议不断。
2006年3月1日，在新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相关规定更趋严厉：嫖娼被抓将被通知家人，站接拉客等被定性为违法。
2006年3月上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黑龙江代表迟夙生再掀风波。她在其建议“卖淫嫖娼合法化”被黑龙江代表团否决后，仍表示将争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再次提出该建议。
性产业合法化的争论，一时间，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轩然大波。
400万性从业者，5000亿产值？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曾如此描述中国性产业的“浮世绘”：在武汉，一度出现三陪小姐要求申领就业证的奇闻；从广东至东莞，沿途的山间别墅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二奶村”，别墅中多为港商包租的妓女；山西太原，公开登记的歌舞厅曾一度达到5000家，其密度堪称世界之最……
“性产业”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概念。学术界认为，该产业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直接从事性服务的“卖淫业”；二是从事间接性服务（如性表演、色情按摩）的“色情服务业”；三是性用品和色情品业（如黄碟）。周瑞金认为，中国的“性产业”已经形成：“制黄贩黄”是其广告部门，“三陪”是其展销部门，江湖医生是其售后服务部门，直接性服务则是其核心生产部门。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84年中国查处卖淫嫖娼人员1.2万人次，1989年达到10万人次，1991年突破20万人次，1992年增加到25万人次。从1984年到1998年，中国累计查处大约237万人次。而社会学家估计，卖淫嫖娼人员的查处率为10%。
周瑞金认为，中国有性工作者约400万人，2005年产值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中国性产业的规模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周瑞金说：“有人认为我的数据是最保守的，真实的数据应该要多出10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知名性社会学专家潘绥铭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则称，根据他的研究，中国的小姐数量约为100万人。
而美国国务院于2005年2月28日发表的《2004年度国别人权报告》认定，中国有1000万性工作者。
中国经济学家杨帆推测，假定性产业从业人员收入的50%用于消费，以5000亿元的产值计算，则每年消费额为2500亿元；其带动的化妆业、交通业、通信业等产业的发展是其消费的4倍，性产业带动的年社会总消费额高到10000亿，这相当于2005年中国GDP的5.5%。杨帆甚至估计，国务院颁发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在1999年下半年实施后，导致GDP下滑1个百分点。
“合法”说招致舆论抨击
2006年1月19日，周瑞金在东方网以《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为题发表评论称：“艾滋病已成为中国一个严峻的公共安全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家提出不少好的建议，要求我们政府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经验，出台‘性产业’的管理办法，让它从地下走到地上来。”周瑞金呼吁，上海的两会代表不妨“议一议”。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瑞金就开始研究性产业问题。1996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宣部召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座谈会，召集相关人士进行讨论。周瑞金与会时表示，怎么建设精神文明？首先要治好社会病。周瑞金将黄（色情）和黑（黑社会）、白（毒品）、赌（赌博）、愚（愚昧）并列为五大社会病。他指出，社会病的治理要靠社会公共管理来解决，靠突击性的打击这种过去惯用的政治运动方法来治理社会病，一定是失败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周瑞金担心的社会病在此后的10年间迅速扩散。
2006年1月，上海“两会”召开前夕，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周瑞金认为“旧调重提”的时机到了。此前不久，他公开发表的《改革动摇不得》一文，被外界视为“皇甫平”重出江湖的信号。在该文中，周瑞金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同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顺着这种思路，周瑞金自然而然地想到，“把日益扩展的地下性产业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围，对其实行阳光管理的必要性。”
周瑞金进一步认为应该参照国外设置“红灯区”的做法，把它从地下转到地上，限制范围，严加管理，杜绝性病流行；成立专门的工会组织，为性工作者开展维权活动和社会保护。
2006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律师迟夙生也提出建议，将卖淫嫖娼合法化，以便规范性工作者接受健康检查，防止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迟夙生说，她争取了3年，最终游说到了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支持。因为考虑到该议案的敏感性，她将议案改为了建议。
在建议中，迟夙生提出废除《刑法》第358条中关于“组织他人卖淫”的处罚规定；同时也表示，对于逼迫妇女卖淫者仍须惩处，也不容雏妓的存在。但迟夙生的该建议被黑龙江代表团“枪毙”，理由是她所提的提案、建议太多；同时人大会议接受代表议案、建议的期限已到。迟夙生透露，她正争取将该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
周瑞金和迟夙生的言论在网上引起巨大反响，有人赞同、支持，也招致广泛质疑和抨击，其核心是性产业合法化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冲突。
有人在人民网发表文章指出：性产业合法化，“其一，它破坏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腐蚀着人们的主流道德观念；其二，它导致性病、艾滋病流行，危害国民身体健康；其三，它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诱发各类违法犯罪，造成社会不稳定。对此，我国政府一直将其作为违法犯罪予以打击，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还是《刑法》，都可以从中找到相关罚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身心健康，乃利国利民之举，也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热烈拥护。”
四川新闻网上也有人撰文指出：“国法从来就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必须符合国法才是合理的，反之就是非理的。卖淫嫖娼在中国的国法下恰恰是非理的。试想，假如不顾国法而一味追求‘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无数违法犯罪的现象从市场经济角度分析，都具备市场特征和经济性质，这难道也是合理的吗？”
网民顾可尾认为，周瑞金把“性产业”说成“并非由社会制度决定的社会病”，极其不负责任。至少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周瑞金所列的现象就不复存在。中国政府曾成功禁娼数十年，为世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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