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海蒂性学报告》

江晓原
在我读这套厚厚的书时，头脑里经常也想到它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以及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应该怎样评判这套书。性的问题，确实与女性主义关系太密切了。比如你前面讲的最后一句话，就很有些要被女性主义批判的地方：为什么只是男同志（我们还是暂时先不关注你所说的那个词的更现代的含义）会更关心这部报告呢？除了实证性的证据问题之外，是不是也有些男性中心的味道呢？　　我可以将任何一本谈性的书说成是有“男性中心的味道”的。我甚至猜想，性这个话题，它会不会是内在地注定了必然是男性中心的呢？而且，关于性或两性问题的“话语权”，至少在中国内地，目前好像主要还是在男性手中（此刻就是由两个男性在谈这一话题），而这一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女性们自己让出的。
那些拱手相让性话语权，认为“正经女人”不谈这种事的女性，又何尝不是深受男权意识的毒害？在这方面，《海蒂性学报告》倒是树立了一个不错的榜样，让许多女性的声音也表达出来。但作者并不是一位标准的女性主义者，或者至少不是当前意义上合格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因此，在她的总结、转述和归纳中，也总还是时时显现着男权意识形态的烙印，更不用说那些女性被访者本人的观念问题了。她们虽然身为女性，却大多数也并非女性主义者——尽管其中一些自称是女性主义者的人的观点很值得注意。
事实上，这套书早在8年前就已经引进中国内地了。我比较了新旧两个版本，新版调整了篇目，译文也是新的，并抽去了旧版附录的几个在美国地区所用的问卷，而代之以三份中国地区的问卷。新版是从台湾引进的，每册前面有不同的台湾学者写的序，其中有的是颇有名声的女权运动人士，比如某大学“性别研究室主持人”何春蕤（书上还将这个“蕤”字印错了）；有的是“致力于女性书写的重要作家”，比如平路。这些序能够起到很好的导读作用，同时也间接说明了《海蒂性学报告》和女性主义的密切关系。
现在，任何对性问题的探讨，当然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女性主义有关联。这本书并没有反映最典型的女性主义对性问题的最新观点，所以在反映女性主义性理论方面，积极意义倒不是很大。这本书中国出版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尽管它也许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上不够标准，却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些国外人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手的生动的看法，如此大胆、坦率地探讨性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也是一种让人感到欣慰的开放。相比之下，前些年一本本来也很重要的反映美国女性主义对女性保健问题的著作，在译成中文出版时，就非常不讲道理（或者说是为了某些“道理”）而将其中一些章节删除了。
不过我对目前这个版本中许多具体内容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我们知道，在《海蒂性学报告》之前，著名的《金赛性学报告》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然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另一路数是个案深入访谈的调查方法，人物的年龄、职业、经历等等都要交代清楚，被认为是“定性的”或“实证的”方法。而《海蒂性学报告》既未交代材料的来源，也未说明方法的选择。从形式上看，介于上述两种方法之间，是颇为暧昧的方法。它主要是由大量无名无姓的人的谈话片段组成，你无法知道说某一段话的人是何等人。而这些谈话片段的选择和取舍，显然不是随意的，它们被用来显示或支持雪儿·海蒂本人的观点。因此《海蒂性学报告》实际上是“海蒂向我们提供的关于她自己性学观点的报告”，书中反映的是海蒂本人的观点；而不是一份关于人群中性现状的情况报告，尽管书中也有一些类似的数据。
我同意你的观点。关于《海蒂性学报告》的内容和材料之特点及可靠性问题，是值得向读者提醒的。看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关性学的研究，确实层次水准参差不齐，类型多样，因此，读者在阅读时，必须理解所读的东西到底属于那类那好。当然，拥有大量真实可靠数据的对于中国人的性学研究，也更有待做出。
关于性的各种调查报告当然反映了性学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全面介绍性知识的书籍，也一直在更新换代。在20世纪80年代，这类书籍曾经是非常性感的畅销书，因为那时性的禁区在中国刚刚打开没有多久。但是十几年之后的今天，当年的禁区早已经不再是禁区，而书籍的创意、设计、装帧、印刷等等又有了极大的进步，现在再从书架上拿起当年的那些书，给人的印象就实在太“初级阶段”了。
作为这类书与时俱进的例子，有两种新出版的可以一提：一是美国人克鲁克斯（R. Crooks）的《我们的性》，是一本类似百科全书的通俗性学书，号称“写给所有人，关于所有人”，其第七版被译成中文引进（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中文版用纸考究，图文并茂，被着意做成一本“白领读物”，其开本适宜放在客厅的茶几上翻阅。二是阮芳赋的《性的报告——21世纪版性知识手册》（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这是作者当年那本风行一时的《性知识手册》的修订版，当然已经脱胎换骨；如果说当年的版本是一个朴素的村姑，那么新版已经变成一位衣着入时的都市少妇——至于《我们的性》则就是姿色撩人的时髦女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