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蜗居》开始社会重建

凤凰《你周刊》要做一个蜗居的专题，聊的是当今社会价值解体和重建的问题。在蜗居中，房奴无疑是个关键词。首先可以说的是，房奴处在一种比较压抑的状态中，过的都是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生存状态时越少越好，可是，很遗憾，这在我们这里是比较普遍的。
更可悲的问题则是，你不得不做房奴，否则你的生活会更加悲惨。这也许就是当前社会呈现出来的一个癌症。一是因为恐惧，担心房价会越涨越高；而是有房才有家这个观念，你不买房子的话，结婚时是很憋屈的，你的女朋友、岳父母、父母都不同意，甚至你自己都觉得很不舒服，这这种压力很多时候会让你选择无视自己的实际支付能力，去做一个“房奴”。
像道德沦丧和价值解体，每个时代都有。可是，我们这个时代，连做房奴都需要很拼命，否则你连房奴都做不了，不信，你就想想很多农民、矿工、农民工的遭遇吧，于是大家都在努力地向上攀爬，可你即便拼命了，甚至说你还很有能力，你也可能被人家权二代富二代轻易地黑下来，于是，这个奋斗就成了一个“斗智斗勇”的话题，“不择手段”只是很基础的要求。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正直且勇敢地生活，不但是得不到奖赏，而是时刻都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那么，我们还如何去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正直，诚实，勇敢这些品德呢？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人都不同程度的在使坏，可每个人又能轻易发现大面积的社会之坏，然后为自己提供持续使坏的动力。
这并不表明现在这个时代特别的坏，恰恰相反，纵向比较的话，无论是相对于皇权专制时代、还是毛时代，现在都要好得多，这其中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统治者不会在整个社会推行一种比较压抑、禁欲的道德命令，不再压抑民众对财富的追求，人们可以大胆的去实现金钱、情色等各种欲望的满足。
然而，我们虽然知道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整个的社会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物质社会，金钱社会，而不是一个规则社会，价值社会，来保证大多数人能够有合适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过上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会展现出最接近自利本能的原始性，通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法则，像诸如厚黑学、成功学、关系学之类的东西大行其道，因此，道德崩溃和价值解体几乎就是一种通行的社会状态。
但这并不是悲观的理由，从文明演变的路径来来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如何确立个人价值的时期，然后再从个人价值的基点，重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
远古时期，瘦小的人类如何打野兽？那就不得不倾一个部落之力，群起攻之。生存是一个集体目标，而不是个人目标，所以，人类社会最开始先确定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先有集体价值，而个人价值很长时间被遮蔽，这是一种基本的生存逻辑。然后，不断发现和确立个人价值，甚至于说，个人价值和个体权利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础逻辑，并以此为以原点开始制度建设，社会建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大可以这样说，当前的道德崩溃、价值解体，正是中国走入确立个人价值时期的一个阵痛，然后，我们所面临的大课题正是，如何在这个时期，一边确立个人价值，一边以个人价值为基点，重新发现社会的逻辑，政府的逻辑，国家的逻辑，重建社会共同体。
社会如何重建？肯定不是回到过去，回到所谓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仁德，或者是所谓路不拾遗的毛时代（这是最广为流传的谬误，毛时代是古往今来人与人之间最互相倾轧，最惨不忍睹的时期，所谓路不拾遗无非是几乎大多数人家都是家徒四壁，连饭都没得吃），个人价值、个人权利这个基点无疑是重建的基石，而权力重建和制度重建则是其主要的目标。
像《蜗居》中，宋思明的魅力从何而来，也就是海萍所说的头顶上的光环。他无非就是市长的秘书而已，却能轻而易举的瓦解和支配这么多人的生活，被拆迁者，房地产商，海萍夫妇，海藻这些，这种个人价值严重扭曲的分布，无非就跟“权力”二字相关，更准确的说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和市长共同腐败的权力；说实话，奥巴马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恐怕没有，奥巴马能让自己的情人的姐姐的老公轻易升职嘛？奥巴马能帮房地产商搞拆迁，能帮他们发财吗？奥巴马能命令银行行长投多少钱给自己吗？所以说，我们当前道德崩溃和价值解体，权力失序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权力所有者呼风唤雨，权贵联盟几乎堵塞了所有的上升途径，任何通道，任何领域都可以看见权贵们灰色甚至黑色的暗影，教育，医疗，住房，交通 ，水电，煤炭，因此，与其说是重建道德，重建价值，不如说是重建权力，将宋思明们一个个的关进笼子。
更关键的可能就是制度重建，这里的制度重建有几层含义，
一就是权力拥有者以及其衍生的权贵阶层，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可能说是道德君子，说为了中国的前途，我把自己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所以说，这个制度重建的第一层含义是：需要包含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这个退出机制包含的是妥协的智慧，对于权力者或者说权贵而言，这里面包含一种基本的交换，你们放弃一部分的利益，然后收获一种体面地有尊严的生活，通过妥协，交换来实现社会利益的更大化实现，这在政党转型这个层面上，尤为关键。
第二层含义就是均衡机制，1，就是权利与权力要均衡，公民社会与官僚科层要均衡，所以说，得让公民的选票要具体而有力量，不能再被代表，让选票有力量，就是让公民有力量，可以在人大代表制度上多做点文章，譬如说提高代表的议政能力，对公众问题，权力监督，预决算审查上更具智识2，权力内部要制衡，不能搞权力一体化，权力一抱团，公民就遭殃，这是老掉牙的话题，像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如何相互制衡，怎么弄？但一定要突破在内部搞点三分法的措施，比如说行政三分之类的。
第三就是要充分考虑制度刚性的问题，国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这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制度的弹性空间的问题，寻找一个恰当的弹性空间；第二个，就是制度设计上，有一个正向的激励机制，就是奖赏遵守制度和严格执法的人，而惩处违拗规则和徇私枉法的人，规则意识，法制意识建立与否乃是社会重建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志。
有很多朋友经常会问我，中国的未来还有没有希望，我通常会说希望是51％，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像现在这样玩的话，大家都玩不下去。而且，中国的民族自尊心特别强，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低人一等，是劣等民族，不情愿看着自己这么拼命，这么努力，譬如说，像中国的农民，工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辛苦的，譬如说中国的富豪是全世界最没安全感的，中国的官员是全世界最不健康口碑最差，压力最大的，他们肯定不甘心自己付出这么多代价之后，把这块土地搞得乱七八糟，很没有尊严的活着。尽管会时不时的会搞一次盛会，搞个上天入地的大仪器，来证明自己其实活着不是那么糟糕，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其实让这块土地变得更加糟糕。
所以说，如果说社会重建还有什么更强大的动力，那就是，我们像狗一样忍耐，像老黄牛一样拼命，绝不是为了做房奴，而是为了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如果连这个都改变不了，那中华民族岂不是货真价实的劣等民族，我等岂不是货真价实的中国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