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重建之路

清华大学课题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全文）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9/10期合编本
来源日期：2010-11-19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19 17: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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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尤其是自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培育。社会建设不应当是权力主导的过程，不是权力或市场对社会的占领；也不能仅仅归结为促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管理机构的强化和社区建设的实施；而是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即自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建设。社会的自主与自治实际上是形成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和手段
本报告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系列报告的第二份。第一份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已经于2010年4月10日正式发布。
本课题组成员有孙立平（清华大学）、郭于华（清华大学）、沈原（清华大学）、应星（中国政法大学）、周飞舟（北京大学）、晋军（清华大学）、毕向阳（中国政法大学）等。初稿撰写：郭于华、闻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王瑞芬（山西大学）、郭金华（北京大学）、吕鹏（清华大学）。统稿：孙立平、郭于华、沈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参加了本课题的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走向社会重建之路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北京·清华大学
2010年9月
目录
一、我们面临的抉择：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来自现实的隐忧
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挑战
历史证明重建总体性权力不是出路
健全的社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
社会建设的目标：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
二、社会的两个面向：公民社会与能动社会
公民社会与能动社会
我们面临着对社会的双重呼唤
“社会”在中国：发育程度低，发展不均衡
三、结构与制度：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
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
以建立劳资博弈机制推动“能动社会”建设
以建立公民参与机制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四、克服社会恐惧症
“社会恐惧症”：恐惧的究竟是什么？
资本主义也在建设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需建设社会
走向社会重建之路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伴随着市场化以及同时发生的其他过程，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这种趋势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形成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以应对这种挑战。
如何才能形成更有成效的治理能力？是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还是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这将是我们面临的迫切抉择。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我们面临的抉择：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来自现实的隐忧
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来自现实的忧虑。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市场开始逐步从总体性体制中分离出来，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也在开始缓慢生长，一种更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形成。但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伴随着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及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一种相反的趋势也正在出现：我们这个国家似乎正在重新开始依靠权力来解决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试图用权力来包打天下的努力近年来处处可见。
在经济领域中，资源迅速向国有垄断企业集中，“国进民退”的趋势引起普遍关注。在原有的垄断领域中，比如石油、钢铁、煤炭、交通、通讯等行业，垄断的趋势在进一步强化；在竞争性领域中，垄断的苗头开始出现。垄断企业被给予更多的资源，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特权。
在社会生活领域，某种似曾相识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氛围正在被重新营造起来。权力主导一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以压制社会为代价扩张和强化权力的迹象清晰可见；在某些地区，权力的任性、霸道和恣意妄为显露得越来越明显。以权代法，重申法律为政治服务的趋势开始出现，以至有人认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中国的法治出现了明显倒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强化权力的过程甚至是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推进和展开的。
在一些重大事件如奥运、世博和重大危机如“非典”、地震之后，“举国体制”不仅被当作应急的策略和手段，而且被当作最有效率的治理方式而进一步常规化了。而在以举全国之力办大事之时，各种社会矛盾却在“让路”的过程中被压制或掩盖，从而酝酿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对于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也在为强化权力提供新的论证。在这场危机中显现出来的市场的局限以及资本过度膨胀带来的弊端，使一些人再度希望仰仗于计划经济时代包揽一切的总体性权力来化解危机。
这种忧虑还表现为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有增无减，日趋严密。媒体和网络上的言论封杀成为常态；限制新闻媒体异地批评，不断被强调；因言获罪的事件频频出现，“跨省追捕”不时发生。更为荒诞的是，近年来甚至出现过公民因用手机短信发送针砭时弊的打油诗而遭刑拘、转发该短信的上百人受到警方调查的事件。[i]
不应将上述现象简单地看作是特定情境中的某种偶然趋势，上述趋势代表了某种自觉的努力。在理论界，有人甚至将其界定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按照这种观点，中国之所以“成功”，即“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更平稳”，正表明了体量巨大的“中国模式”和无处不在的权力的成功。据说，这就是最主要的“中国经验”，而经济社会出现危机则缘于偏离了这个“法宝”。[ii]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一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已经清晰可见：以权力重组市场因素，以权力配置经济资源；以权力的扩张占领社会领域，包括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强化权力；以行政权力控制意识形态和舆论，压制正当的舆论监督。其背后的思路和逻辑是，权力要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而其前景，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蹈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权力的覆辙。
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挑战
问题是这种系统性地强化权力的努力由何而来？有人将其看作是“左”的思潮的影响，有人将其看作是向旧体制的复归。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这种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来自一种更深刻的背景，这就是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挑战。事实上，我们现在身处其中的是一个更为复杂、更具风险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
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趋势主要源自于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再分配体制相比，市场经济带来的不仅是资源配置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调控机制的间接化和复杂化，而且，市场经济的体制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利益群体的分化。换言之，我们在市场经济时代要面对的是比过去复杂得多的资源配置体制和社会结构；
二是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伴随着全球化的过程，民族国家由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变成一个开放的体制，外部因素“楔入”内部结构，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由此变得更为复杂。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人类生活的轨迹。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会对现有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带来强烈的冲击。仅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并对社会的治理结构构成了多大的挑战；
四是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新的消费品、消费方式和消费理念导致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与分化，其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大众消费社会是与多样化和选择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五是快速的城市化。与简单的乡村社会比，城市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无论是城市生活还是社会结构都是如此。目前我国正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再有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而成为一个城市人口占多数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社会的治理结构也不得不从面对相对简单的乡村社会为主转变为面对复杂多元的城市社会为主。
简而言之，上述几方面因素使得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得空前复杂。这种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客观上要求一种更有效的治理能力，才能协调各方关系，提供生活秩序，适应发展需求，推动社会进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这种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做出回应？如何形成能够面对复杂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结构？更有效的治理能力来自何方？这样的选择将会决定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复杂的现代经济社会生活需要多元化的治理方式，只能在政府、社会和市场三维结合的多元治理结构中才能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在既缺少自主的社会又缺少自主的市场的情境下，对更强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很容易直接被转换为对更强大权力的呼唤，并期望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来应对所有这一切。近来我国社会中的一些趋势证明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历史证明重建总体性权力不是出路
现实的挑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选择何种方式来回应挑战：究竟是要扩张权力，重建改革前那样一种总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权力，还是经过努力，形成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司其职、又能够互相配合的多元治理框架？对此，中国社会必须做出抉择。
在面对重大抉择的历史性关头，以史为鉴是明智之举。
政治学家邹谠认为，从晚清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总体性危机”，即政治体制解体与社会解组相伴随的全面危机。“总体性危机”的最终结果表现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丧失和频繁的社会动荡。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内战争，使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其后的诸种革命与变革，都可以被看做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反应，即应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努力。历经沧桑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正是解决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而这种背景也就决定了这个新的体制模式的品格。[iii]正因为如此，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体制模式称之为一种“总体性社会”。
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也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社会。在这样的体制模式中，国家对经济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掌控；政治权力渗透于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总体性社会”固然迅速而有效地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结束了战乱和社会动荡，一盘散沙的社会被高度组织起来，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但在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弊端：国家动员能力极强而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原子化的民众，其间缺少缓冲地带；不仅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甚至社会本身的存在空间都被挤压得十分狭小；等级身分制盛行，结构僵硬；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民众的意见凝聚和表达缺少必要的制度渠道。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而至其极，于是，这种体制模式也走到了尽头，改革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总体性社会难以为继时发生的必然选择。以市场化取向为首要目标的改革，将经济体制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下释放出来，从而形成自主运行、自我调节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正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动力，创造了“中国奇迹”。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这将近30年的历史证明，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总体性社会来应对总体性危机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在常规的背景下，企图用独大的权力包揽一切的做法，已经被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就此而言，在今天的时代，回到总体性社会的老路上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该做的是让众神归位：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三者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互补互助，相互制衡。这才是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正确选择。
健全的社会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
中国的改革起始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
早在10年前，就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分。[iv]因此，建立好的市场经济，防止滑入坏的市场经济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吴敬琏先生曾指出，一部分人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同样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
孙立平更进一步将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区别界定为如下三点：从经济的角度说，标志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相对完善，相对完善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从法治的角度说，标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法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从社会的角度看，标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形成了这种利益均衡机制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v]也就是说，好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有一个完备的法律框架，而且更需要建立在一个好的社会的基础之上。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很难正常运行。就此而言，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经济改革与社会建设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
在近代历史中，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在与社会进步的互动中得到完善的。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转变过程中，总是有一个“社会保护运动”与之形影相随，交互作用。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由于财团和寡头垄断，权力与资本结合，官员腐败十分普遍，劳资矛盾尖锐，贫富差距加大。而从1900年到1917年，美国兴起了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反垄断、反特权、反歧视；争取平等权利、改善工人待遇、缓解劳资冲突；开展社会慈善运动、安居运动，消除贫困、救济穷人，解决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贫困人口教育等问题。这一揭露社会黑暗与弊端、抑制权贵经济、进行政治改革、重建法治规则、商业道德和社会价值的社会进步运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日后美国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回顾美国从上个世纪大萧条中复兴的历史经验，不难看到，通过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政策、改善社会福利制度等措施帮助人们重振信心，化解张力，其实质正是借助社会建设、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来摆脱经济危机，以重建福利制度和公民社会来保障现代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6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已经用30年的实践证明了由权力包打天下是行不通的；我们又用了30年的实践明白了市场也不能包揽一切。在权力和市场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
社会建设的目标：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
就现实而言，我国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目前，制约不断扩张的权力，驾驭恣意妄为的资本，遏止不断加剧的社会失序，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因此，建设社会决不是来自知识分子单纯的民主理想和道德追求，从根本上说，它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提出的实践需求，是民众在面对不受规制的市场和无所顾忌的权力的侵犯时保护自己的唯一屏障。
如前所述，权力的扩张是我们社会中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这种权力的扩张不仅是来自权力本身，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的扩张得到了来自财政实力与市场机制的双重支撑。从2003年到2008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20.4%、25.7%、20%、21.9%、31.4%、19%。财政实力的增强无疑成为强化权力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通过对市场因素的重组，使市场因素成为权力运作的机制，成为对服从的奖励手段和对不服从的惩罚措施，结果是权力的机制更加膨胀。许多年来，人们以为市场的发育一定会限制权力的作用，但实际上权力也可能通过重组市场因素而使自己更为强大。在一些地方，权力已经成为一种恣意妄为的力量：动辄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的宏大政绩工程轻率上马；领导人大手一挥上百万平米的民房就被一拆而光；所谓有个性、有魄力而实际上是独裁专断、置规则法治于不顾的官员受到追捧重用。权力的蛮横和霸道已经远非个别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权力开始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缺少左右制衡的横暴力量，甚至在有的地方出现公权力“私化”甚至“黑化”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不能通过社会建设加以遏制，将会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
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近代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但如果资本的发育无法置于种种社会力量的制约甚至驾驭之下，就会成为一种有恃无恐的力量，结果是扰乱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并加剧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在精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自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裂痕的加深无疑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所谓社会失序是指社会系统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如同人体的免疫系统疾病，功能丧失，堪称社会癌症。社会失序与权力的失控是密不可分的。由于权力的失控，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同时，权力失控也导致社会的公信力丧失，包括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司法的公信力丧失，媒体的公信力丧失。权力失控和腐败又必然导致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于是社会冲突频发，上下交恶，以邻为壑，弱肉强食，规则不存，乱相环生。中国社会的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是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它造成既得利益集团畸形发育，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vi]在此情况下，唯社会建设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保证，重建社会或许是我们走出这个困境的唯一路径。
综上所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面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提出的挑战，面对社会失序的严峻态势，去除传统的恐惧社会的思维定势，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增强权力的治理能力和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造就一个政治、经济与社会相互制衡的结构体系，应当成为我们的明确目标和紧迫任务。
二、社会的两个面向：公民社会与能动社会
社会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如同国家和市场一样，有着实质的含义和内容。而对于社会的理解，必须将其放在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之中。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但又与前两者紧密相关的一个制度空间和行动领域。相对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和相对于市场的“能动社会”构成了社会的两个基本面向。
公民社会与能动社会
20世纪的两位思想家——葛兰西和波兰尼，分别阐述了“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概念。
葛兰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为何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决斗中走向灭亡？在葛兰西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育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国家暴力机器等强制性手段，而且更依赖于非强制性的“霸权”。霸权的生产则是由工会、学校、媒体、政党、大众教育团体和利益群体等相对自主的社会团体共同组成的公民社会来完成的。[vii] 同葛兰西一样，我们也是在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来理解公民社会，但与葛兰西侧重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控制来巩固其统治的“霸权”意涵不同，我们更强调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权力并且对之加以约束的面向。在我们看来，公民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从事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上并与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公共领域。各种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慈善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本元素。在这个公共领域中， 社会本着自我组织、自我规制的原则，在法治和民主协商的框架下自主运转，并与国家权力相制衡。简言之，由具有独立自由权利的公民组成的群体和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波兰尼在对19世纪英国史的考察中提出“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的概念。波兰尼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原来是嵌入于非经济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市场原则不断扩张，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不断地被商品化，市场原则全面渗透人类社会生活，从而制造出一个“市场社会”。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厂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训市场。这种对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能动社会”的核心在于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市场侵蚀和社会自卫之间的“双向运动”，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被社会所降服，变成一个“受规制的市场”( regulated market) ，[viii] 在波兰尼看来，社会至上、社会驾驭市场，才是社会主义的本义。可见，在波兰尼那里，只有将“社会”置于与市场的对冲中，才能使之得到真正的理解。当然，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能动社会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化、商品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组织原则。[ix]
葛兰西和波兰尼的思考虽然针对的是他们所处年代中西方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处境，但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认识重建社会的意义，同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如果说西方社会经历了从19世纪劳动力的商品化，到一战以来货币的商品化，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土地商品化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中国30余年的市场转型过程则是将这三者压缩在同一个时空之内，即劳动力、货币和土地的商品化同时发生、齐头并进，三波市场化浪潮共同席卷，极大地挤压了社会的空间；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国家权力及其历史遗产更是极大地压抑了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因而，无论是建设制约权力的 “公民社会”，还是建设规制市场的“能动社会”，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面临着对社会的双重呼唤
社会缺席所造成的恶果从近期发生的富士康“跳楼”事件中可见一斑。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十几起员工坠楼事件发生在同一家企业，且其中大部分已经被认定为自杀。这样连续性的自杀行为已经远不能用个体心理来解释。有一点已经被很多媒体所证实，那就是富士康工厂中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社会生活的缺乏。据报道，在富士康工厂中，员工彼此之间很少交往，很多员工竟然说不出自己室友的名字。富士康行政总经理也承认：“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x] 在这样的环境中，员工基本上处于一种原子化的状态。另一方面，高强度、机械性的流水线工作，又使得工人成为一个单纯出卖劳动力的商品。原子化和商品化的双重后果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作为“代工之王”、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3.9％的富士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整个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正如有网民所评论的，不是富士康中了死亡魔咒，而是我们这个社会中了富士康魔咒。
中国改革三十余年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贫富差距扩大、官民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增多等等。归根到底，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之恶”和“资本之恶”。
如上所述，总体性社会时期是权力的巅峰，是权力包打天下的时代。权力不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而且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改革之后，随着资源配置机制的多元化，权力的边界开始出现，权力的作用开始受到一定的约束。但在近些年来，随着权力控制市场以及整个经济的新机制的形成，随着政府财政能力的增强，权力开始了迅速扩张的过程。在城市，政府的一个决定就可以将几百万平米的住宅拆掉；在农村，无数的农民被赶到“楼上”，而数以千计在几千年历史上形成的村庄在迅速消失。正如有人指出的，这样的情形，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市场经济的时代不是不需要权力，也不意味着权力必须弱化。而且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由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当今的时代甚至需要一种更强的权力。但这里所说的权力的强化，必须以下面的两个条件为前提。第一，这种权力是有边界的，在权力发挥作用的边界内它应当是强有力的，但不能越界。第二，越是强有力的权力，越是要置于社会的监控和制约之下。而这两个条件的形成，都取决于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存在。另一方面，改革30年来，我们虽然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并且催生了资本力量的兴起，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资本如果不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也会成为一种失控甚至作恶的力量。尤其是，我们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权力对市场的渗透更使市场本身畸形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之恶”在此畸形的市场经济中暴露无疑，近些年来频繁发生的血汗工厂事件、食品安全事件、欠薪事件和矿难等就是例证。
更危险的是，“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效果已经叠加在一起。有学者将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权力市场经济”。[xi] 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稀缺资源、攫取超额利润，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
“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意味着我们面临对社会的双重呼唤，即我们既需要制约权力的“公民社会”，也需要驾驭资本的“能动社会”。公民社会以民主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葛兰西意义上国家吞没社会的“政治专制主义”；能动社会以民生为第一要义，有助于避免波兰尼意义上市场吞没社会的“市场专制主义”。当前的社会建设，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用力，必须是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双重建设。
事实上，从最近几年来在很多城市发生的失地农民抗争和业主维权运动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社会形成的迹象和萌芽。以业主维权运动为例，许多商品房小区的业主通过成立维权小组和民主选举业主委员会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表，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和地方行政主管部门抗争，维护自己的房屋产权等合法权益。在北京、广州等城市已经出现了跨小区的甚至是全市范围的业委会联盟组织。业主们还试图通过公民连署要求修改《物权法》、参选人大代表等方式在立法层面上维护自身利益。[xii]
“社会”在中国：发育程度低，发展不均衡
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都强调社会本身独立于国家、市场并与之形成制衡的相对自主性。自主性的载体是组织，即各种非官办、非营利、志愿性、自治性的中间组织。而从自主性和组织化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社会的发育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社会组织无论从其自身发展来看，还是从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来看，都是极为有限的：
首先，民间组织数量虽然有了较大增加，但依然缺乏真正的自主性和自治性。有研究者用“GONGO”这样一个充满悖论的术语来称呼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另一些研究者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与发达国家公民社会中的自治组织相比，中国的社会组织只是“形同质异”的。[xiii] 其次，很多社会组织有名无实，并未承担起制约权力、驾驭资本的功能，工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有学者分析，传统的工会组织及其运作模式存在着三方面的“制度性弱势”：即工会组织对行政主管和企业领导的高度依赖；工会组织无法代表职工的利益；集体谈判、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缺乏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基础。[xiv] 第三，无论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还是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城市中产阶层，其社会自组织的机制都远远没有建立起来。[xv] 尤其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应对重大社会危机时涌现出来的社会自组织的力量，由于没有常规化的制度安排加以维持，往往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成长发育的持续动力。
社会自主性弱、组织化程度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如此发育不良的社会中，各个部分的发育程度也是很不均衡的。就组织化水平而言，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据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的调查，“非政府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 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政府组织进入。”[xvi]
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均衡突出体现在劳资关系中。在各类民间组织中，作为雇主组织的工商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企业联合会、行业协会等发展最为迅速。据统计，截止2005年底，全国各级行业性社会团体有5.3万家；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较快、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和商会更是异军突起，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与商会数量多、力量强的状况相比，劳资关系中的另一方，即普通工人的组织化程度和行动能力则要弱得多。在私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温州市，截至2007 年9 月底，温州市共成立民间商会460 多家，其中市级134家；而与活跃的商会相比，企业成立工会并不普遍，而且“一企一会”，缺乏一个行业性或跨行业的组织平台。[xvii] 至于工会之外的劳工NGO，更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合法性而举步维艰。劳资关系中社会组织发育的不均衡，事实上起到了加剧资强劳弱、使劳资关系进一步失衡的作用。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的社会建设实践，有些是以压制或打击社会自主性的方式去建设社会。在轰轰烈烈的社会建设运动中，政府设立了许多负责社会事务的新部门、新机构，在一些社会领域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结果却是一个悖论的出现：社会不是越建越大，反而是越建越小。一些地方在社会建设口号下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重新加以控制，透过各种社会事业和社区建设专项资金的投入，达到控制和占领社会的目的。在这种权力主导下的社会建设中，自组织的、自主性的社会生活甚至受到压制或抑制。这里应当重申的是，社会建设就其根本而言，应该是一个“自组织”而非“他组织”的过程。
简而言之，社会建设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尤其是自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培育。社会建设不应当是权力主导的过程，不是权力或市场对社会的占领；也不能仅仅归结为促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管理机构的强化和社区建设的实施；而是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即自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建设。社会的自主与自治实际上是形成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