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从王亚南到孙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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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发表六十周年
谢 泳
今年是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发表六十周年，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本学术专著，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影响了一批相关的研究者，这个学术传统以厦门大学为基地，以王亚南和孙越生两代学者为主要代表。厦大经济学学术传统的主要特色，是以解析中国社会发展基本结构为追求目标，努力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结合，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回应现实中的真实现象，以现代知识眼光剖析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结构；超越政治立场的知识分析和现实感受结合，使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研究获得了重要的学术史地位，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观察中国社会结构的著述相当丰富，但以王亚南到孙越生的研究最富个性，所以几十年后，在这个学术传统中产生的成果，依然获得了生命力，并对当代社会变革富有启发意义。他们的研究工作可能存在历史局限，对历史现象的判断或许不够准确，但他们阔大的学术气象和观察问题的敏锐眼光，远在今天学者之上。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学术起点，来源于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48年5月，王亚南在厦门大学写《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初版序言中，曾专门提到这一段中西学术史上的机遇。
1943年，李约瑟来华访问，王亚南在粤北坪石一个旅馆中同李约瑟作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李约瑟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王亚南回忆说：“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究是由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发生疑难，抑是由于他当时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然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这么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加之，近年以来，官僚资本问题已被一般论坛所热烈讨论着。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密切关系是非常明白的。有关官僚资本的研究（一部分已在《文汇报》‘新经济’一栏及《时与文》上发表），处处都要求我进一步对中国官僚政治作一科学的说明。此外，我在大学里有时担任中国经济史的课程，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社会文化事象之一，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论到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为我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我也希望藉此减轻我对于非所专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
1948年10月，时代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立刻受到普遍关注。王亚南以思想家的敏锐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元素“官僚政治”，然后用他丰富的经济学修养并结合历史、经济、宗教、法律等知识，对中国官僚政治做出了系统的分析。初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还有一个副标题“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分析”。《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能作为一本学术名著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从“经济和历史”分析的视角，王亚南把现实情怀投身到学术研究的选择，使本书获得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而几乎同时代的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宣传性著述，今天已极少为学术界提起。
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评述文字已很丰富，它的学术史地位已得到确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代表性学者，王亚南的知识视野非常开阔，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他观察问题的立意高远，学术格局相当博大，他当时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学术界依然有探索的价值，同时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必要关注的历史现象。比如他关于鸦片战争的定性和评价，就是今天看来也极富启发。王亚南认为，鸦片战役之取得中国社会转捩点的重要性，不在这次战役本身。战争的规模是很小的，断续经历的战争期间也不过三年，其直接破坏损害的作用并不算大。鸦片战役之不同于以往对外战争，和它能对中国社会发生决定的影响，就是由于战争双方当时各别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使然。那次战争系发生于1840年到1842年，在中国方面，刚好是在清朝专制统治盛极而衰的中叶以后，而当时社会可能形成新生产方式的诸进步因素，对于传统封建官僚的社会统治方式早感到不能忍耐；而在战争对方的大英帝国，它却正当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鼎盛期。王亚南指出：“这次战争从较远观点去看，实不只是两国有关鸦片贸易的事件，而可更基本的理解为东方专制的官僚的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首次决斗，或东西文化的正面冲突。而在战争过程中，两方各别从折冲、应战，以至结束战争所表现的一切，亦充分暴露出了它们不同的社会本质。因之，清廷在这次战争当中一再表现的破廉耻的惨败，和毫无保留的耻辱，并不仅只表示清廷统治的缺德与无能，且更充分证明了封建官僚社会体制本身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手。”（《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245页，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年）
一般认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一本经济史或政治学史的专门著作，而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本历史著作，它对中国社会分析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它观察中国历史的敏锐眼光和富于解释力的论述，使它当之无愧列入中国文化的经典之林。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序言中专门提到：“原稿全部由国立厦门大学经济学系高材生孙越生君抄校过，为我分担了不少烦累，特志盛意。”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师承关系，常由偶然机遇促成。王亚南在厦门大学经济系任教时帮助过的学生孙越生，不但在思想和人格上受到了老师的影响，而在学术传统上也以承续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建立广义的“官僚政治学”。孙越生的遗作《官僚主义的起源》虽然一直没有公开出版，但在学术界早已广为人知，王亚南和孙越生师生两代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成果，共同构成了厦门大学经济学学术传统中的重要部分，是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孙越生1989年在《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一书的后记中说：“本书是几年来学习先师王亚南教授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部分心得，也可以看作是自己研习中国官僚政治史和广义官僚政治比较史的引论。除本书所收的两篇论文，《起源论》和《元模式论》之外，本来还包括第三篇《形态论》，用以分析官僚政治诸构成要素的形态的，但是，由于本职工作繁忙，来不及将草稿整理成篇，只好待日后另册出版了。官僚主义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就它的野蛮残忍，专横暴虐，在现实世界无所不用其极地造成的无数悲剧来说，足以使十亿神州为之痛定思痛，齐声恸哭。但是，就它的虚伪渺小，卑鄙愚蠢，在理论领域中难见天日而言，又足以使它流为千古笑柄。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东西，只能以含泪的苦笑，用认真的大不敬文笔去描述它，聊表区区对于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包括我敬爱的老师王亚南先生在内，一份悼念的哀思。先生泉下有知，也许会破涕一笑吧!”（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未刊稿，丁东提供。）
孙越生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是一本被埋没的书。在中国，如果说王亚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对古往今来的中国官僚政治，作了系统的剖析和批判，而孙越生则是痛感于人类受官僚主义的危害太多太大，研究官僚主义的人又太少，于是奋而闯进这座思想迷宫，继续思考，几乎思考了整整一生。他并没有满足于重复老师的结论，而是不断探索。
《孙越生文集》的编者丁东认为，孙越生的研究有四大特点：第一，他敢于直接面对古今中外的官僚主义现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官僚主义现象，放开缰绳，让思想的野马纵情驰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已经定性的有关结论；第二，他认为官僚主义不只是官员的作风问题，也不是什么思想影响的产物，而是和人类自身历史同样悠久的痼疾，是对人类自身危害最大的痼疾；第三，他不局限于对现实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进行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和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中，质疑成说，另辟蹊径；第四，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严密、理论彻底，视野开阔。
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专著后来没有完成，但孙越生的思考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不但对于人们研究政治学理论有启发，对于实施政治改革，建设政治文明，也有现实意义。
从王亚南观察中国社会的官僚政治到孙越生分析人类社会中普遍存的官僚主义现象，他们共同的思考重心在于发现了社会发展中“官民冲突”这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他们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对今天观察中国社会变革，也富有启发意义。如何解决这个人类社会的固疾，孙越生认为：“绝不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任何民主制度建设过程的纯粹市场化过程。即使在20世纪末的条件下，两种过程再也不需要像在英国那么漫长，而是可以大大缩短，但也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发展模式。市场化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化作保证，就不可能正常地进行；民主制度化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支持，也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后劲。市场化不可能不向民主提出制度化的要求，民主化不可能不向市场提出正常化的要求。今天，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化和市场化同时并举，双管齐下，才是对人治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病，包括官倒现象，进行标本兼治的良方、迫使它改变封建运动形态的克星。”如果实行“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方针，则是正中官僚主义的下怀，不仅将断送民主化，而且将断送市场化！”（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未刊稿，丁东提供。）
从王亚南到孙越生，他们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学术传统，有必要重新提上日程，因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官僚政治和“官民冲突”依然是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从前辈学术传统中获取思想和学术灵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和文化创造力，这是考验当代中国学者的一个真实问题。
（本文刊于2008年10月16日北京《新京报》第14版）
谢 泳
今年是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发表六十周年，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本学术专著，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影响了一批相关的研究者，这个学术传统以厦门大学为基地，以王亚南和孙越生两代学者为主要代表。厦大经济学学术传统的主要特色，是以解析中国社会发展基本结构为追求目标，努力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结合，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回应现实中的真实现象，以现代知识眼光剖析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结构；超越政治立场的知识分析和现实感受结合，使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研究获得了重要的学术史地位，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观察中国社会结构的著述相当丰富，但以王亚南到孙越生的研究最富个性，所以几十年后，在这个学术传统中产生的成果，依然获得了生命力，并对当代社会变革富有启发意义。他们的研究工作可能存在历史局限，对历史现象的判断或许不够准确，但他们阔大的学术气象和观察问题的敏锐眼光，远在今天学者之上。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学术起点，来源于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48年5月，王亚南在厦门大学写《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初版序言中，曾专门提到这一段中西学术史上的机遇。
1943年，李约瑟来华访问，王亚南在粤北坪石一个旅馆中同李约瑟作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李约瑟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王亚南回忆说：“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究是由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发生疑难，抑是由于他当时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然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这么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加之，近年以来，官僚资本问题已被一般论坛所热烈讨论着。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密切关系是非常明白的。有关官僚资本的研究（一部分已在《文汇报》‘新经济’一栏及《时与文》上发表），处处都要求我进一步对中国官僚政治作一科学的说明。此外，我在大学里有时担任中国经济史的课程，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社会文化事象之一，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论到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为我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我也希望藉此减轻我对于非所专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
1948年10月，时代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立刻受到普遍关注。王亚南以思想家的敏锐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元素“官僚政治”，然后用他丰富的经济学修养并结合历史、经济、宗教、法律等知识，对中国官僚政治做出了系统的分析。初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还有一个副标题“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分析”。《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能作为一本学术名著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从“经济和历史”分析的视角，王亚南把现实情怀投身到学术研究的选择，使本书获得了强大的学术生命力，而几乎同时代的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宣传性著述，今天已极少为学术界提起。
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评述文字已很丰富，它的学术史地位已得到确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代表性学者，王亚南的知识视野非常开阔，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他观察问题的立意高远，学术格局相当博大，他当时提出的问题，在今天学术界依然有探索的价值，同时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必要关注的历史现象。比如他关于鸦片战争的定性和评价，就是今天看来也极富启发。王亚南认为，鸦片战役之取得中国社会转捩点的重要性，不在这次战役本身。战争的规模是很小的，断续经历的战争期间也不过三年，其直接破坏损害的作用并不算大。鸦片战役之不同于以往对外战争，和它能对中国社会发生决定的影响，就是由于战争双方当时各别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使然。那次战争系发生于1840年到1842年，在中国方面，刚好是在清朝专制统治盛极而衰的中叶以后，而当时社会可能形成新生产方式的诸进步因素，对于传统封建官僚的社会统治方式早感到不能忍耐；而在战争对方的大英帝国，它却正当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鼎盛期。王亚南指出：“这次战争从较远观点去看，实不只是两国有关鸦片贸易的事件，而可更基本的理解为东方专制的官僚的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首次决斗，或东西文化的正面冲突。而在战争过程中，两方各别从折冲、应战，以至结束战争所表现的一切，亦充分暴露出了它们不同的社会本质。因之，清廷在这次战争当中一再表现的破廉耻的惨败，和毫无保留的耻辱，并不仅只表示清廷统治的缺德与无能，且更充分证明了封建官僚社会体制本身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手。”（《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245页，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年）
一般认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一本经济史或政治学史的专门著作，而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本历史著作，它对中国社会分析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它观察中国历史的敏锐眼光和富于解释力的论述，使它当之无愧列入中国文化的经典之林。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序言中专门提到：“原稿全部由国立厦门大学经济学系高材生孙越生君抄校过，为我分担了不少烦累，特志盛意。”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师承关系，常由偶然机遇促成。王亚南在厦门大学经济系任教时帮助过的学生孙越生，不但在思想和人格上受到了老师的影响，而在学术传统上也以承续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建立广义的“官僚政治学”。孙越生的遗作《官僚主义的起源》虽然一直没有公开出版，但在学术界早已广为人知，王亚南和孙越生师生两代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成果，共同构成了厦门大学经济学学术传统中的重要部分，是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孙越生1989年在《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一书的后记中说：“本书是几年来学习先师王亚南教授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的部分心得，也可以看作是自己研习中国官僚政治史和广义官僚政治比较史的引论。除本书所收的两篇论文，《起源论》和《元模式论》之外，本来还包括第三篇《形态论》，用以分析官僚政治诸构成要素的形态的，但是，由于本职工作繁忙，来不及将草稿整理成篇，只好待日后另册出版了。官僚主义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就它的野蛮残忍，专横暴虐，在现实世界无所不用其极地造成的无数悲剧来说，足以使十亿神州为之痛定思痛，齐声恸哭。但是，就它的虚伪渺小，卑鄙愚蠢，在理论领域中难见天日而言，又足以使它流为千古笑柄。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东西，只能以含泪的苦笑，用认真的大不敬文笔去描述它，聊表区区对于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包括我敬爱的老师王亚南先生在内，一份悼念的哀思。先生泉下有知，也许会破涕一笑吧!”（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未刊稿，丁东提供。）
孙越生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是一本被埋没的书。在中国，如果说王亚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对古往今来的中国官僚政治，作了系统的剖析和批判，而孙越生则是痛感于人类受官僚主义的危害太多太大，研究官僚主义的人又太少，于是奋而闯进这座思想迷宫，继续思考，几乎思考了整整一生。他并没有满足于重复老师的结论，而是不断探索。
《孙越生文集》的编者丁东认为，孙越生的研究有四大特点：第一，他敢于直接面对古今中外的官僚主义现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官僚主义现象，放开缰绳，让思想的野马纵情驰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已经定性的有关结论；第二，他认为官僚主义不只是官员的作风问题，也不是什么思想影响的产物，而是和人类自身历史同样悠久的痼疾，是对人类自身危害最大的痼疾；第三，他不局限于对现实的各种官僚主义现象进行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和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中，质疑成说，另辟蹊径；第四，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严密、理论彻底，视野开阔。
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专著后来没有完成，但孙越生的思考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不但对于人们研究政治学理论有启发，对于实施政治改革，建设政治文明，也有现实意义。
从王亚南观察中国社会的官僚政治到孙越生分析人类社会中普遍存的官僚主义现象，他们共同的思考重心在于发现了社会发展中“官民冲突”这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他们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对今天观察中国社会变革，也富有启发意义。如何解决这个人类社会的固疾，孙越生认为：“绝不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任何民主制度建设过程的纯粹市场化过程。即使在20世纪末的条件下，两种过程再也不需要像在英国那么漫长，而是可以大大缩短，但也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发展模式。市场化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化作保证，就不可能正常地进行；民主制度化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支持，也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后劲。市场化不可能不向民主提出制度化的要求，民主化不可能不向市场提出正常化的要求。今天，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化和市场化同时并举，双管齐下，才是对人治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病，包括官倒现象，进行标本兼治的良方、迫使它改变封建运动形态的克星。”如果实行“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方针，则是正中官僚主义的下怀，不仅将断送民主化，而且将断送市场化！”（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未刊稿，丁东提供。）
从王亚南到孙越生，他们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学术传统，有必要重新提上日程，因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官僚政治和“官民冲突”依然是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何从前辈学术传统中获取思想和学术灵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和文化创造力，这是考验当代中国学者的一个真实问题。
（本文刊于2008年10月16日北京《新京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