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包世臣《艺舟双辑》

艺舟双楫　　（清）包世臣
中国清代书法理论著作。包世臣著。该书内容包括论述作文、作书两部分，是《安吴四种》之一，对中国近代书坛影响很大。作者论书一反清代书坛对赵孟頫、董其昌的偏爱，对改变清代书法风气具有重要影响。其书法理论的立足与方法，都与前人有所不同。
●叙
叙曰：论文之书，始于《典论．论文》，而《文赋》继之。魏文评时流得失，士衡论体裁当否。《文心雕龙》后出，则推本经籍，条畅旨趣，大而全编，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后此则退之、子厚、明允，又自述得力端末，于以诲人谕众者，而明允之尊文为尤甚。南朝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故牧之有“杜诗韩笔”，玉溪有“任昉文笔纵横”之语。然对文则为笔，单言则统于文。近有谓古有文笔之别，无古文之称，而斥称古文者为陋。然汉人以字体而别今古文，至宋既有时文之名，则别称古文，亦何不可乎。古文之名，以北宋而盛，其学至南宋而大衰，以迄于今，别裁杂出，支离无纪，且七百年所已。近人姚姬传选古文辞，条别诸家得失，恽子居自述力学所得，实亦焕乎可采，不谬后来。仆少好诗赋，独学寡闻，蓬转后耳目稍扩，逾五十始自捡葺，间与友人问答，必直吐肝鬲。所居既卑，人事酬应，势所不免，然卒不敢以所学徇人，幸免谄胁之耻。至于兼备众体，古人所难，上下百世，唯有子瞻，而赋仍冗疢，千应之一，无容吠声，倚声传奇，体虽晚出，其能者殆非率尔。偶道所见，或殊燕说。八比为近世正业，前明能者辈出，论说多当。然八主之诮，燕石之陋，亦复时有。仆少小事此，费精神于无补，分别径途，不贻染丝之悲，盖亦庶几。其友生之间，有如魏文所云，此子为不朽者。盖棺定论，一并入录，以听后人裁其当否耳。若夫论书之作，创自后汉崔、蔡之词，虽简略，而形容体势，兼涵并包。南北朝尤重此艺，工文者史入文苑，以工书托体小学，乃入儒林。下迨唐初，状笔势说结字之文益多，唯孙虔礼大畅旨趣，略不留余。原彼心悟，可以仰匹《文赋》，薙其拙冗，则光曜尤有推暨。仆姿劣力孱，独耽斯业，五十年来，终始不厌，前后常谈，或亦有当古人者，故并纪录其词焉。
●卷一 论文一
文谱
道光己丑八月，养疴寓园，日与族子孟开论古文节目，因次为篇。
余尝以隐显、回互、激射说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则于古人之文，无以测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诣之所极，垫拽繁复者，回互之事；顺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则行于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之中，而所以为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备而后隐显之义见矣。
是故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尚书》“钦明文思”，一字为偶，“安安”，叠字为偶，“允恭克让”二字为偶。偶势变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亲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协和万邦”十字三句奇，而“万邦”与“九族”、“百姓”语偶，“时雍”与“黎民于变”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节奇，“若天授时”隔句为偶，中六字纲目为偶，“分命”、“申命”四节，体全偶而词悉奇。“帝曰咨”节奇，“期三百”十七字参差为偶，“允厘”八字，颠倒为偶而意皆奇，故双意必偶，“钦明”、“允恭”等句是也；单意可奇可偶，“光被”、“允厘”等句是也。虽文字之始基，实奇偶之极轨。批根为说，而其类从，慧业所存，斯为隅举。
次论气格，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沈郁，文之妙在顿宕，而沉郁顿宕之机，操于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论语》“觚不觚”句，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其然”句，徐也，“岂其然乎”句，疾也，此两句为疾徐也。《大学》“一家仁一国兴仁”节，疾也，“尧舜帅天下以仁”节，徐也。《孟子》“王曰何以利吾国”节，徐也，“未有仁而遗其亲”节，疾也，此两节为疾徐也。“天子适诸侯曰巡守”一百四十九字徐，“先王无流连之乐”十六字疾，“国君进贤”一百二十二字徐，“故曰国人杀之”十七字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五节徐，“信能行此五者”一节疾，此通篇为疾徐也。有徐而疾不为激，有疾而徐不为纡，夫是以峻缓交得，而调和奏肤也。
垫拽者，为其立说之不足耸听也。故垫之使高，为其抒议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满。高则其落也峻，满则其发也疾。垫之法有上有下。《孟子》：“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知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又曰：“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韩非》：“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劝，师长教之弗为变。”又云：“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得谤。”又云：“视锻锡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又云：“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征敛于富人，以施布于贫家。”《史记》“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逃遁，而不敢进。”又云：“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者。”皆上垫也。《孟子》：“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又云“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韩非子》：“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史记》：“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又云：“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又云：“是所重者，在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于人民者。”皆下垫也。拽之法有正有反。《孟子》：“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又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子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又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赡。”《荀子》：“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槁壤，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蚓之穴无可托足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々之用者，无赫赫之功。”又云：“今之学者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安能美七尺之躯。”《韩非》：“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又云：“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吕览》：“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又云：“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其功。”《史记》：“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又云“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者，皆正拽也。《孟子》：“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又云：“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又云：“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棬，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又云：“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又云：“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荀子》：“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争乱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又云：“且夫暴国之君，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又岂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韩非》：“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又云：“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廉士者修而羞与佞臣欺其主，必不从重人矣。是当涂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即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史记》：“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斐然向风。”又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饥者甘糟糠。民之嗷嗷，新主之资也”者，皆反拽也。《孟子》“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一百二十二字，《荀子》“凡生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一百八十一字，旋垫旋拽，备上下反正之致，文心之巧，于斯为极。是故垫拽者，先觉之鸿宝，后进之梯航。未悟者既望洋而不知，闻声者复震惊而不信。然得之则为蹈厉风发，失之则为朴樕辽落。姬、嬴之际，至工斯业，降至东京，遗文具在，能者仅可十数，论者竟无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谅已。
至于繁复者，与垫拽相需而成，而为用尤广。比之诗人，则长言咏叹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极情尽意，茂豫发越也。孙武子“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胜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者，繁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者，复也。《孟子》：“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又云“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者，繁也。“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又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又曰“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者，复也。“离娄之明”节，繁也，“圣人既竭目力”节，复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繁而兼复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复而兼繁也。《荀子》之《议兵》《礼论》《乐论》《性恶》篇，《吕览》之《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论，《韩非》之《说难》《孤愤》《五蠹》《显学》篇，无不繁以助澜，复以鬯趣。复如鼓风之浪，繁如卷风之云。浪厚而荡，万石比一叶之轻；云深而酿，零雨有千里之远。斯诚文阵之雄师，词囿之家法矣。
然而文势之振，在于用逆；文气之厚，在于用顺。顺逆之于文，如阴阳之于五行，奇正之于攻守也。《论语》“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逆而顺也。“君取于吴为（去声）同姓谓之吴孟子”，顺而逆也。《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本言当制民产，先言取民有制，又先言民之陷罪，由于无恒心，而无恒心，本于无恒产，并先言惟士之恒心，不系于恒产则逆之逆也。“天下大悦而将归已”章，“桀纣之失天下”章，全用逆。“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章，全用顺。深求童习之编，自得伐柯之则。略举数端，以需善择。
集散者，或以振纲领，或以争关纽，或奇特形于比附，或指归示于牵连，或错出以表全神，或补述以完风裁。是故集则有势有事，而散则有纵有横，《左传》：“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财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又云：“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孟子》：“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又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又云：“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又云：“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韩非子》：“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又云：“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又云：“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又云：“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者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修也。”是集势者也。《孟子》引经始灵台“时日曷丧”，征古以明意；说“不违农时”、“五亩之宅”，绿情以比事。《吕览》专精证验，《韩非》旁通喻释。《史记》载祠石坠履，而西楚遂以迁鼎；述厕鼠惊人，而上蔡无所税驾。曲逆意远，见于俎上。淮阴志异，得之城下。临卬窃资，好畤分橐。衒晦既殊，心迹斯别。右游侠之克崇退让，而知在位之专恣睚眦。称权利之致于诚壹，而知居上之不收穷民。是集事者也。二帝同典，止纪都俞，五臣共谟，乃书陈告。是纵散者也。然龙门帝纪，已属有心避就，金华臣传，遂至仅存阀阅（宋濂作《九国春秋》，事迹悉详纪中，诸臣列传，势难重出。寂寥已甚。今吴任臣书，即窃其本也）。求其继声，未易屈指。《史记》廉将军矜功争列，与避车连文，以美震悔之忠；长平侯重揖客，讳击伤，于本传不详，以叹尊容之广。程、李名将，而行酒辨其优劣；汲、郑长者，而廷论讥其局趣。是横散者也。然而六法备具其于文也，犹鱼兔之筌蹄，肤发之脂泽也。《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诸古，验诸事，发诸文，则庶乎言有物，而不囿于藻采雕绘之末技也夫。
答张翰风书
翰风足下：白门邂逅，欢若平生，班荆倾盖，诚有以相知也。报罢后返枻鸠江，复有小滞。方觅良信相闻，忽奉手教，展缄三复，涕洟横集。足下高才绝学，少所许可，顾乃盛加称引，不惜骇听。足下年未强仕，世臣尚在弱冠，要以有所成就，与天下共见，非可以口舌争也。至古之修身以事天者，极于夭寿不贰，况区区苦乐升沈之间乎？虽辱相爱之厚，顾毋以此为世臣戚戚也。筹贼一议，区处明了，如有用我，可翘足以待蒇事。但此事理有共明，不必谓为推演鄙说耳。追惟矮屋一夕之谈，等于笙磬。而临歧握手，唯以苦吟为诫。仁者之赠，心佩不忘。更今三月，竟断韵语，而箧中旧草，未忍焚弃。篇什颇充，不能庄写，附缄去书，敬以相属。宋氏以来，言诗必曰唐，近人乃盛言宋，而世臣独尚六朝。尚六朝者，皆以排比靡丽为工，而世臣独求顿挫悠扬，以鬯目送手挥之旨。是以游历数州，未遇可言。何意足下远隔千里，乃为同术。然足下专推阮、陶，世臣则兼崇陆、谢。尝谓诗本合于陈思，而别于阮、陆，至李、杜而复合。既合而其末遂分而不可止，此则同之微异者也。盖格莫峻于步兵，体莫宏于平原。步兵之激扬易见，平原之鼓荡难知。天挺两宗，无独有偶。太冲追步公干，安仁接武仲宣，虽云遒丽，无足与参。彭泽沉郁绝伦，惟以率语为累，然上攀阮而下启鲍，孟韦非其嗣也。康乐清脆夷犹，以行沉郁，如夏云秋涛，乘虚变灭，故论陶于独至，时出谢右，以言竟体芳馨，去之抑远。宣城得其清脆，而沈郁无闻。参军有其沈郁，而犹夷不显。醴陵开府，庶几具体，而江则格致较轻，微伤边幅。庾则铅华已重，反累清扬。是故善学者必别其流，善鉴者必辨其源。景阳景纯，祖述步兵，而变为沉响。彦升法曹，宪章康乐，而发以么弦。子坚神骨俊逸，倡太白之前声；处道气体高妙，飞子美之嚆矢，是必心契单微，未易与吠声逐迹者说也。三唐杰士，厥有七贤。郑公首赋凭轼，少保续咏临河，高唱复古，珍比素丝，伯玉之骀宕，子寿之精能，次山之柔厚，并具炉冶，无偭高曾。抗坠安详，极于李、杜。所谓一字一句，若奋若搏。彼建安词人，不得居其右者矣。事斯以来，历年三五，师心所向，宗尚如斯，徒以见闻狭隘，材力怯薄，躬之不逮，良用为耻耳。窃谓先王治世之大经，君子淑身之大法，必以礼乐，而礼坏乐崩，来自近古，端绪仅存，唯藉诗教。夫言诗教于今日难矣，然而纪述必得其序，指斥必依其伦，礼也。危苦者等其曲折，哀思者怀其旧俗，乐也。凡所以化下风上，言无罪而闻足戒者，今之诗不犹之古乎。世臣生长孤露，早涉忧患，而能饬其领缘，勿迩奇邪，颇谓以诗自泽，言为心声，可意逆而得也。足下幸赐观览，汰其疵颣，使得遵录定本，留存异日，庶几自讼有方，时资省察，达则不昧初心，穷则力贞素志，丽泽之益，斯为不负。此间已无可留，半月后便作归计。敝居去歙，近在三程，或能幞被过访、面承指授。天寒殊重，不具欲言。嘉庆五年十月十八日世臣顿首。
答董晋卿书
晋卿足下：承示赋册，深辱推许，俾加点定，发而读之，“白云易消息”二首，张蔡不尔过也。“愁霖”、“杏华”、“红蕙”三首，亦文通子山之亚。斯艺久绝，旧观顿还，欣喜之情，非可言喻。仆家无藏书，少不涉事，独好《文选》，辄效为之，以古为师，以心为范。后乃得唐以来赋千余首，检其长篇巨制，殊无可观，惟韩退之感二鸟，张文潜酷暑，差当意耳。成童事斯，越三四年，内省外方，邈尔无偶，暨出游江淮间，乃见近人窦东皋侍郎作，骎骎有慕古之意。伐材近而隶事杂，气象窘迫。大兴朱相国有进御文五十余首，华赡胜窦氏，意卑不能尊其体。张孟迟进士步趋朱氏而加修饬，然贪多之弊，更甚尊舅氏。张皋文编修识字谐韵，而外腴内竭。金朗甫庶常承编修之指授，用意秀宕，而怯薄无以自立。斯数君者，固已魁然迥出，卓立颓流，质诸古人柔厚之旨，未窥一间。仆以奔走风尘，弱冠废学，常叹生秉殊分，使不迫于饥寒，以三年余暇，沈浸遗编，源于《风》《骚》，以端其旨，以息其气；播于子史，以广其趣，以饬其势；通于小学，以状其情，以壮其泽；汇于古集，以练其神，以达其变，则虽不能追踪汉、魏，力崇淳质，悱恻雅密，接武鲍、庾，其庶几矣。且通人有所蔽，鸣者求其声，以李、杜之材力，耽为古赋，而所作率散缓朴樕。至以其法入杂言为歌行，尤横溃不可理。退之四言碑志，质遒可诵，而诗则怒张无意兴，伪裁自误，以诬将来。于今千载，始逢通识，而窦、朱草创，体间雅俗，张、金之才，相继夭折，仆又藉词饥驱，不肯竟学。少小之章，俪色不纯，沉思未锐，造物顾何厚于古人，必使之独绝往代。今见足下所著，乃知仆于辰巳之年遂弃是事，良以足下，于时始基，天靳吾智，以厚间出，自兹以往，其无憾矣。吾党多才，申耆敦让强忍，博物多能，文起贯串今古，通彻兴废，是皆间气特育，任重道远。足下虽以艺胜，唯此独至，可称三足。惭形憎貌，无复敢云。谨检出旧稿十二首，送俟删勘。匠斤所至，或可为足下张军云尔。迟日当奉过，面悉不宣。癸亥四月既望。
《扬州府志艺文类》序
志书之纂辑艺文，所以观风俗、镜得失。夫扬州居东南之会，文物为盛，故首列历朝士著，而次以游宦流寓，其诏诰颂赠之文，关涉本郡，亦以次编入。陈、隋以前，遗文罕觏，史传所载，别集所存，虽或经删摘，加以阙蚀，词义既高，概从搜采。李氏以来，传本稍多，迨乎前明，剞劂大畅，芜秽既所欲略，而清英亦难尽集。亦有书比间笙，词登画臂，即乖遒丽之旨，亦从传人之例，讥贻挂一，迹因逐起。至于近代间人，流布未广，集藏本家，在彼以求传为耻，在此无索珠之勤，义托盖阙，情同有憾。若其名脱鳞籍，痕留雪爪，固仰山之心所向，亦争墩之诮所由，但征本事，尽去旁侵。凡辑三类，共若干卷。地惟一隅，体备百家。核其升降，故有可言。盖尝论词无今古，概为三则，诗文赋颂，异流同源。懿彼发伦类之淳漓，讽政治之得失，闾阎疾苦，由以上闻，云霄膏泽，于焉下究。言必有物，斯其上也。若夫风云月露，文焕于天；山川草木，文交于地；忧愉欣戚，文成于人。于以发抒抑郁，陶写襟怀，程其格式，平险分焉。是故气盛者至平流而多姿，势健者履险隘而不踬。气以柔厚而盛，势以壮密而健。风裁既明，兴会攸畅，故其所作，直摅胸臆，遂感心脾，日选常言，弥彰新色，斯其次也。至若以形声求工，倍犯为巧，此则属对之余，酬酢之技。又或排比故实，以多为贵，搜罗隐僻，以异为高，聊充筐篚之需，比于角觯之尚，虽臻绮丽，风斯下矣。兹集所载，宦游诏赠，大都借材，士著诸贤，肇自炎汉，维时道南未盛，秀靳濒江。洎南北分壤，征战日连，传人宜少。乃以唐宋文治，十世休息，较之今日，多寡犹悬。然而详加披诵，则古厚今浇，古劲今孱，篇幅滋长，意义逾薄，则知文气之变，本自人心。人心所流，浸成风俗，君子择术，器其慎矣。独至救时指事之章，防患设机之论，唯其事变日更，推求渐切，加以河淮迭警，漂潦常至，当事之章奏，韦布之条列，办多切事，方或当疾，是则用志既锐，结体自尊者也。是故五声之道通于政，文字之教成其俗。其文质朴，征嗜好之不华；其文清邃，验习尚之不浮。乐道忠孝，斯根本之克敦；备明险易，即智虑之及远，崇实之得也。流连声乐，遂近骄淫之靡，讥讪帷薄，难云任恤之教。藻缋求丽，则缘情有歉；摭采务博，则穷理不真，致饰之失也。观其文以知俗，推其俗以知治。况夫硕画为经，巷议可诵，则己行者旧章不愆，未行者美意若师。展卷而得，斯民不易。后之君子，诚有取于此，则劝惩之方，补救之术，庶乎列国陈风，无愧政书之训也已。
书赠王慈雨（钦霖）
士患无以自立，得丧定于命，非人为之所能增损也。心移于得丧，则学必徇人。以徇人为学，且乌能自成其文乎。唯不以得丧累其心，独处以古为师，群居择善而执，受于天者，虽有厚薄之殊，积之久要皆足以自立。自昔工文之士，其基无不筑于此也。至于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今古同叹。誉至则必求所以实其言，毁至反诸吾身而无可指实。既不疚于心，何病人言哉。语云：争名者于朝。争名之地，败行尤易，唯自安义分，事贤友仁，不改求己之素，通无妨于进取，塞不至于贻悔，斯所遇皆足以进吾之实学，而助吾之真文矣。沐阳慈雨王君，将赴京兆试，过扬州，介虚谷张君存予于湖上。扬州古称尘土之乡，予侨此十余年。二君观之，以为染尘土者几何耶。张君学识过俦辈，而盛称王君，不知其人视其友。予荒落已甚，无以答王君求益之意，只此守自立之心，则廿年前所证盟于大兴朱文正公者，今犹未能自弃，故述以为赠王君，幸无以为悠悠常论也。嘉庆廿一年二月廿二日包世臣书。
慈雨成进士，观政吏部。勤政能自立，为书吏所惮，常言自得包君赠言，举事唯恐失足，负良箴。别后十数年，博览载籍，为文有奇气，不以忤俗自阻，不以殊众自矜，向其意气，有成必矣。而年仅四十，遘疫卒于都下。录此曷胜悼痛。
与杨季子论文书
季子足下：辱书询为古文之要，词意勤恳，世臣何可以当此耶。足下性嗜古书，尤耽齐梁诸子，而下笔顾清迥柔厚，骎骎有西汉之意。世臣僿陋偃蹇，何足以称盛指。谨言其所知，而足下择之。窃谓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说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统于礼。子思叹圣道之大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缓民事，以养以教。至养民之制，教民之法，则亦无不本于礼。其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为达者。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严。夫具五官，备四体，而后成为人，其形质配合乖互，则贵贱妍丑分焉，然未有能一一指其成式者也。夫孟、荀，文之祖也；子政、子云，文之盛也。典型具在，辙迹各殊。然则所谓法者，精而至博。严而至通者也。又有言为文不可落人窠臼，托于退之，尚异之旨者。夫窠臼之说，即记所讥之剿说雷同也。比如有人焉，五宫端正，四体调均，遍视数千万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谓之真异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颠倒条理，删节助字，务取诘屈以昡读者，是何异自憾状貌之无以过人，而抉目截耳，折筋刲胁，蹒行于市，而矜诩其有异于人人也耶。至于退之诸文，序为差劣，本供酬酢，情文无自，是以别寻端绪仿于策士讽谕之遗，偶著新奇，旋成恶札，而论者不察、推为功宗。其有燅绎前人名作，摘其征疵，抑扬生议以尊己见，所谓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寻常小文，强推大义。二者之蔽，王曾尤多。夫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家国也。凡是陋习，染人为易，而熙甫、顺甫乃欲指以为法，岂不谬哉。文类既殊，体裁各别，然惟言事与记事为最难。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条理原委，抉明正义，然后述现事之所以失，而条画其补救之方。记事之文，必先表明缘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后述其本末，则是非明白，不惑将来。凡此二类，固非率尔所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机势万变，枢栝无改。至纪事而叙入其人之文则为尤难。《史记》点窜内外传、《战国策》诸书，遂如已出。班氏袭用前文，微有增损，而截然为两家。斯如制药冶金，随其镕范，形依手变，性与物从，非具神奇，徒嫌依傍。马班纪载旧文，多非原本，故《史记》善贾生推言之论，而班氏典引，直指以为司马，《始皇纪》后亦兼载贾、马之名。贾生之文入《汉书》者已属摘略，而其局度意气，与《过秦》殊科，则知其出于司马删润无疑也。比及陈范所载全文，多形芜秽，或加以删薙，辄又见为碎缺，故子瞻约赵拚之牍以行己意，而介甫叹为子长复出者，盖深知其难也。《通鉴》删采忠宣，能使首尾完具，利害毕陈，原父炉锤，斯为可尚。世臣从前纂《汪容甫遗集》，曾采未成互异之稿，足为完篇，笔势一如容甫。容甫故工文，体势又略与予近，犹易为力。至作谷西阿传，采录其奏议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笔芜靡不及其意，世臣因其事必宜传，又恐一加润色，将与国史互异，致启后人之疑，故止为之删削移动，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尝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顿可诵读，既与原文殊观，又不乱以己意。较之子瞻所作，难易倍蓰，非足下其谁与喻此耶。世臣自幼失学，惟好究事物之情状，足下所志，略同鄙人。前后杂文数十百篇，足下大都见之，其是否有合古人立言之旨，以及与近世闻人所言古文相承之法，是否同异，世臣不能自知，又将何以为足下告耶。重辱远问，伏惟珍重，皇恐皇恐。
再与杨季子书
季子足下：辱赐还答，知不以前书为差谬，幸甚幸甚。然奖借逾分，又有未甚喻意之处，故复进以相开，惟足下照察。足下谓圣道即王道，研究世务，擘画精详，则道已寓于文，故更无道可言，固非世臣所任，而亦非世臣意也。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陷非辜，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既已，求三家之学，于古而饥驱奔走者数十年，验以人情地势，殊不相远。斟古酌今，时与当事论说所宜，虽补偏救弊之术，偶蒙采纳，皆有所效。然极世臣学识之所至，尚未知其能为富强否耶。民富则重犯法，政强则令必行，故过富强者为霸，过霸者为王。诗人之颂王业曰“如茨如梁”，又曰“莫不震叠”，未有既贫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故谓富强非王道之一事者，陋儒也。若遂以富强为王道，古先其可诬乎。荀子曰学始于诵诗，终于安礼，学至于礼而止。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孔子曰齐之以礼，有礼则安。以礼为国乎何有。世臣溯自有识，迄于中身，非礼之念，时生于心，非礼之行，时见于事，惟不敢荡检逾闲，窃自附于乡党，自好之末而已。而足下乃取文以载道之卮言，致其推崇，前书方以言道自张，为前哲之病，而足下更为此说，是重吾过也。足下又谓苦学彦升、季友而不能近，以致词气生涩，非能入汉。夫太白俯首宣城而不珍建安，子美诗亲子建而苦学阴、何，智过其师，事有天授，故足下之近汉也得于天，而好彦升、季友由于学。然彦升、季友独到之处，亦汉人所无，足下好之，无庸更疑也。至询及晋卿往复论文之旨，足下疑世臣之别有秘密乎。晋卿古文之学出于其舅氏张皋文先生。皋文受于刘才甫之弟子王悔生，盖即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而晋卿才力桀骜，下笔辄能自拔。然世臣识晋卿时，晋卿未弱冠，迄今二十年，每论文，则判然无一语相合，而读其文则必叹赏无与比方。晋卿亦以世臣一览便见其深，每有所作，必以相示，不以论议殊途为意，是殆所谓能行者未必能言也。又询及选学与八家优劣，及国朝名人，孰为近古。夫《文选》所载，自周秦以及齐梁，本非一体，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沈酣于周秦两汉子史百家，而得体势于韩公子、《吕览》者为尤深。徒以薄其为人，不欲形诸论说，然后世有识饮水辨源，其可掩耶。自前明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选学为别裁伪体，良以应德、顺甫、熙甫诸君，心力悴于八股，一切诵读，皆为制举之资，遂取八家下乘，横空起议，照应钩勒之篇，以为准的，小儒目眯，前邪后许，而精深闳茂，反在屏弃，于是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至谓八家浅薄，务为藻饰之词，称为选学，格塞之语，诩为先秦。夫六朝虽尚文采，然其健者，则缓急、疾徐、纵送、激射，同符《史》《汉》，貌离神合，精彩夺人。至于秦汉之文，莫不洞达骀宕，刿目怵心。间有语不能通，则由传写讹误，及当时方言。以此为师，岂为善择。退之酷嗜子云碑版，或至不可读，而书说健举浑厚，宜为宗匠。子厚劲厉无前，然时有摹拟之迹，气伤缜密。永叔奏议，怵怛明畅，得大臣之体，翰札纡徐易直，真有德之言，而序记则为庸调。明允长于推勘，辨驳一任峻急。介甫词完气健，饶有远势。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强不足。子瞻机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独立千载。子出差弱，然其委婉敦缛，一节独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足下试各取其全集读之，凡为三百年来选家所遗者，大抵皆出入秦汉，而为古人真脉所寄也，其与选学殊途同归。贵乡汪容甫颇有真解，惜其骛逐时誉，耗心饾饤。然有至者，固足为后来先路矣。
国初名集，所见甚鲜，就中可指数者，侯朝宗随人俯仰，致近俳优。汪钝翁简点瞻顾，仅足自守。魏叔子颇有才力，而学无原本，尤伤拉杂。方望溪视三子为胜，而气仍寒怯。储画山典实可尚，度涉市井。刘才甫极力修饰，略无菁华。姚姬传风度秀整，边幅急促。张皋文规形抚势，惟说经之文为善。恽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志小文，乃有完璧。凡此九贤，莫不具标能擅美，独映当时之志，而盖棺论定，曾不足以塞后人之望。白驹过隙，来者难诬。足下齿方弱冠，秀出时流。然生材非难，成材为难。惟望以世臣之荒落为鉴，及时自效，则斯文之幸也。时因风便，复惠德教，珍重不宣。世臣顿首。
读《亭林遗书》
乾隆壬子，白门书贾新雕《日知录》出，予翻阅首册，始知亭林之名。爱其书，力不能购。嘉庆辛酉，客芜湖，为从游姚季光著说储二篇。壬戌至常州，主李申耆家，出稿本质之。申耆手为缮清，以为其说多与《日知录》相出入，因得尽读《日知录》三十卷，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唯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欲删移其半，别为外篇，以重其书而未果。嗣游扬州，得见唐韵正五书，心伟绝业，而非所好也。又得郡国利病书读之，征录赅备，如医家流之有《本草纲目》，足为《日知录》之佐使。迨展侧吴越，近世闻人之书，大都得寓目。窃以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继闻亭林有诗文集，求之不可得。今岁家食，见黄修存藏《亭林遗书》十种，诗文集备在，假归读之，乃知所著，又有《肇域志》，其稿不知尚在人间否？而集中自述《日知录》之辞有曰：“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又曰：“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又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道之隆污，各以其时使后王得以酌取，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然后知予之所以信亭林者，乃即亭林之所以自信，宜其立说之多符合也。如《日知录》所载，自古有亡国无亡天下，国亡，卿大夫之责也，天下亡，则士与有责焉。集中所载，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又曰：“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河南必扰，开胶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又曰：“目击世趣，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饬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至哉言乎，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亭林之自序曰：“少为帖括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恳恳乎其不我欺也。予年十八即罢帖括之业，而力求吾儒所当有事者，佣书负米，经三数十年，颇能远伤廉之取，不枉己以求合，辛苦颠踬而不悔。兹读亭林诗文，按其岁月，核其行检，辨进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励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坚。读其集而《日知录》乃以益重，则信乎其近世学者之首也。亭林耳目至广，记诵绝人，勤于笔札，至老不倦。于以参较错互，辨正讹谬。其学能举大而不遗么细，沾溉小儒，自饾饤一得之勤，以及考证声韵金石舆地名家者十数而不止，上者推演以自植，下者椑贩而谀闻，是亭林之所长也。予少小鲜所闻见，雅善遗忘，唯以食贫居贱，知民间所疾苦，则心求所以振起而补救之者。稍长，困于奔走，涉世事，读官书，则知求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又知举事骇众则败成，常求顺人情，去太甚，默运转移而不觉，必能自信也。而后载笔，然犹必时察事变，稍有窒碍则不惜详更节目，要于必可举行以无误后世，是予之所长也。至于诗文一艺，结习同深。亭林之诗导源历下，沿西昆、玉溪、杜陵以窥柴桑，予则托始供奉，溯康乐、平原以达步兵、东阿，而弛负于曲江、杜陵。亭林诗从声色入，予诗从气体入，言必有物，风云月露，不得涉其毫沈，是则所同也。亭林之文，宗考亭以跻南丰，以其立志远，而读书多，更事数，时时有独到语，为曾、朱两家所未及。予为文能发事物之情状，窥见至隐有如面谈，繁或千言，短则数语，因类付形，达意而止，是则千虑之一，抑亦有不敢多让者。要之亭林之学成于责实，予之学出于导虚，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论议，则予可免凭臆之讥，而亭林亦少术疏之诮矣。亭林见韵补，而自伤谫陋独学，欲求如才老者与之讲习，则予读亭林遗书，而不能不重为之叹息者，亦无怪矣。
自编《小倦游阁文集》三十卷总目序
凡正集十九卷，内赋二卷，诗二卷，文十五卷，共二百六十一首。别集十一卷，内赋一卷，诗二卷，文八卷，共二百十九首。
叙曰：予为孺子时，初读《文选》即仿为古赋五言诗，又性好搀论得失，授古证今，依眉山、龙川墙壁而为之。所居卑，闻见至鲜。比及成童，累稿过寸，虽未尝出以示人，然颇自矜，恃以为为举世所不为也。嘉庆庚申秋试，识阳湖张君翰风于号舍。翰风锐精舆地，而服权家言，知余来自川楚，询军中事实。予既告以所亲历，复为言贼不难治状，翰风叹绝。旁及诗、古文、词，遂絮语达旦。既辍试，再三过从。翰风执手曰：“吾子济世才也，然好为诗，是耗神甚。今当别，幸为生民自爱。”予辍韵语自此始。嗣翰风过扬州，为予删诸体诗千余首，存四之一而焚其余。经今三十年，必不得已而有言，亦艰涩非复少小体势矣。识翰风后二年，又识其甥武进董君晋卿。晋卿甫弱冠，工为赋及古文。览其赋，闳廓幽窈，古文亦浑深，有作者之意，虽沿用桐城方望溪、刘才甫之法，而气力遒健能自拔。故予雅不喜望溪、才甫，而特爱晋卿。退视己作，率芜蔓不可采。自是始专以一心求人情事理之原，有所得而达于词尽意则止。依傍之陋，渐就湔除矣。然亦以廿余年，蓬转江淮间，行笈难携书籍，旧业韩、欧、苏、王之章句，悉遗忘不能举，唯以周秦诸子自随，尤好孙卿，《吕览》，然《南华内篇》《离骚经》，反覆讽咏，卒不得其旨归。古今文士，言得力必于《庄》《骚》，乃后知姿性弱劣，莫能相强也。又未习小学，故训大都依俗说，尤平近不能发奇趣，故嗜书，然畏录副。草稿数十百卷，常改窜至不可辨，从兄子时孟，略以意为缮录，从弟季怀续加勘校，分言事、纪事、杂箸三编，然首尾不完具。道光甲申，予年适五十，衰颓荒落，自分终已不可用，遂欲芟葺旧文，而笥中稿本，半为鼠耗，存者又涂抹潦草不能授书手，目力复昏耗不自耐，时作时辍。今年长夏家食，乃锐意择可识别者得若干篇，其有托体较大，关系身世，则归之正集。虽么小不足数，而稍有意兴，与夫乡曲贤士女之宜纪述，以及代言之足济时用者，录为别集。代言中成于受意者，署曰代某，若断自己意则曰为某，以示区别。《两渊》最少作，《说储》所言稍长涉事矣。然唯《农政》一册，差足自信，余说殊有不尽，可见诸施行者，既别录为成书，唯摘取叙论入集。窃尝谓古今人思力应不相远，而古人成材多者，则以其绩学敦行不怠倦，阅历久而精进深，故出于心借于手，能以理明词举也。后之人稍长涉事，则颓然自放，以晋卿之杰出流辈，而自壮岁以后，转侧齐豫燕赵之郊者十余年，所作顾平近不能称初志，矧余之学殖既浅薄，而数十年所遭遇，又拂逆郁勃百出者耶，则其文之无可观采也明矣。故集录如右，略述颠末，以示子弟，使有志者得以及时自力焉。
●卷二 论文二
十九弟季怀学诗识小录序
世臣幼从先子受诗，读《小序》而善之，然无从得毛郑之书。嘉庆丁巳，为大兴文正公客，乃见《十三经注疏》，尽九月之力而读之一过，破句谬字，不能自辨，惟略知《尔雅》存古训。训古书者以古训为宜，而《诗》疏于大典礼，必博采众说，足为群经之纲领而已。以后负米四方数十年，惟壬戌在武进李申耆家七阅月，旁览载籍。其余舟车旅邸之中，或旬或月，涉猎流览，罕有简阅一书，能自首至尾者也。然颇心知其故，能以己意测古人立言之旨，而穷其义之所止。至于论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终始，于郑氏之说常合，是其所长也。然思而不学，以致惝恍不敢自信者，其失固已多矣。季怀于庚申之春，自里门从至江宁，略受文法，继以就食他去，而季怀遂留江宁。戊辰秋乃携季怀至扬州。世臣出游久，多识前辈，得读书之要领，扬州士人常过从者，辄以所闻授之。而江都凌曙晓楼至诚笃，晓楼之甥仪征刘文淇、孟瞻尤颖慧。时歙洪桐生先生主讲梅花书院，善世臣甚，世臣所许可者，辄召入院，膳给之，使与其养子敏回子骏，甥闵宗肃子敬共几席。世臣以晓楼熟《礼记》，遂与之言郑氏《礼》，而使治之。孟瞻好诗，遂使治毛、郑氏《诗》。季怀与孟瞻同业，子骏年最少，而神解惊绝，尤相善。已而旌德姚配中仲虞，在江宁闻季怀之说，治汉《易》，族子慎言孟开，亦从季怀受《诗》，先后来扬州，而丹徒汪沅芷生治毛氏，甘泉薛传均子韵治许氏，皆善季怀，朝夕与砥砺，相劝以力学。季怀念郑氏笺毛，而说《诗》多以《礼》，遂学《三礼》。以古书不可臆通，悉检诸经注疏声义，周秦两汉魏晋各子史家言，杜氏《通典》，《图经》《本草》，名物舆地之书，及《文选注》《太平御览》《玉海》，一切有古书之单词片义可采择者，近人则自陈启源《稽古篇》，邵晋涵《尔雅正义》，钱坫、段玉裁《说文解字》，王念孙《广雅》，以至顾炎武、惠栋、戴震、钱大昕、凌廷堪诸氏之说，莫不悉心探索，而要归于求是。盖校阅古今书数千卷，积十年寒暑不辍，始斐然有志于著述。又五年，书乃粗成，其择术可谓善，而用力可谓勤矣。五年之间，子敬以制举更业，洪先生厌世，芷生渡江去，子骏又不幸夭折。晓楼由都下入粤，倦游而归，迁治郑氏《礼》者，治何氏《公羊》，成《公羊礼》《公羊补疏礼》书数十卷，虽未能精善，然工力不可诬也。孟瞻去毛、郑而治杜氏《春秋》，成旧疏考证十二卷，驳冲远五百余事，颖锐罕俦。仲虞治《易》，注十卷，实有见于阖辟消长之机，而无凿空之说。子韵以许氏校经，旁征而通其义，孟开亦为文十数篇，以明郑氏实翼毛，而正义误说者。二子之书虽未成，吾党于是盖彬彬矣。然惟季怀之治《诗》，尤久而不迁，其初稿多论议是非，继乃悉屏攻击，专事证明疏通之学。季怀之于说《诗》也信善矣。诵《诗》者必达于政，故曰入其国而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故《诗》之用：颂，美也，陈古义以为劝，其用于讥刺，犹欲戒闻者使改悔其行，以不忍遽绝之也。故其失也愚，而事犹可复。今季怀廉厉而尚断，廉厉则远于温柔，尚断则远于敦厚，虽有所得，其失难更。近世之为《诗》者，推戴氏、段氏。戴氏任馆职而未与政，然吾意其能从政也。季怀之书，固可接武于二氏，其咀含讽咏，自管其情，以达于事变，异日而得从政也，弗如段氏之为天下口实者，则庶乎其近之矣。道光二年九月，从父兄世臣书。
《诗》《礼》征文序
季怀以嘉庆戊辰秋始学《诗》，至丙子冬，推郑氏以《礼》说《诗》之意，为书十卷，有自序而无大名，既而弃之。又六年，乃成《学诗识》小录十三卷。予于其不禄也，已擦泪次之于状。今年春撰集遗书，检得《致仲虞书稿》有曰：“学《诗》八年，自谓有得，奋然欲述《诗礼原郑》一书，今编次粗就，殊不足发明郑氏，仅征旧文，供制举家摭拾而已。覆阅之令人惭恧，而家伯氏以为不可焚弃，俟异日之删定。足下若见此稿本，殆当鄙夷不以齿于吾党也。”盖季怀之深于《诗》而不自满假者有如此。然孟瞻、孟开反覆其书，佥谓援引淹通，实足导来学之前路。故原季怀本意，名之曰《诗礼征文》，先校而梓之。其稿草纷纠，钩勒拉杂，间有繁复待芟统类未一之处，则子韵孟瞻宾叔孟开共有事焉。仲虞远在旌德，相距且千里，将来邮寄成书，如指摘疵颣当更正者，削楮以从，固季怀之意也。道光七年六月十九日，从父兄世臣书。
书《毛诗．关雎序》后
序《诗》者序《关雎》，通言《诗》之体用，曰四始，曰六义。体为作《诗》之本，用为作《诗》之法。四始体也，六义用也。故《关雎》序以始始之，以义终之。而学者罕能通其说，盖一误于《史记》述夫子正乐之次，因举《关雎》之乱以为风始，而以《鹿鸣》《文王》《清庙》为雅颂始者配为四，后儒遂援为四始之正训；一误于以风雅颂为体裁之名，使六义止存三，而三经三纬之陋说以起。按《序》言后妃之德，风之始，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又申之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者，明未有《关雎》之诗，先有后妃之德，先王所以能风动天下者，以后妃之德实始之，故曰风之始。又以《诗》之用于刺者多，或致疑风之不尽关乎德化，故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止。”而复说之曰“止乎礼义”、“先王之泽”，明风仍自上行也。是故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者，风之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雅之始；人君以盛德致成功而可告神明者，颂之始；达事变、怀旧俗、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者，变之始。故总而承之曰是谓四始，诗之至也。郑氏之说始曰王道兴衰之所由，斯为深得《序》意矣。是故《序》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非明乎四始之谓，安能信《诗》之为至哉。序推明风义备矣。至于雅则说之曰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明以正言其事为雅之义，与风之主文谲谏者殊科。颂则述功德以告神。是风、雅、颂之于《诗》，其用与赋、比、兴同，故曰六义，非体裁之名也。编《诗》者就《诗》中得其义之多者而别其名，然立义在《诗》先，定名在《诗》后，如后世赋物而名为赋耳。郑氏于王风谓其诗不能复雅者，正以诗义适当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义异也。崔集注本，于《黍离序》笺：“增犹尊之故称王。”则知《谱》所云“故贬之”者，皆后人羼入，为近世《黍离》降为国风之说之嚆矢矣。《序》于《关雎》《麟趾》言化，明王者以德风天下，而天下自化也；于《鹊巢》《驺虞》言德，明诸侯被先王之教，各修其德，以风一国也。是以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二南》所同，而风始独归《关雎》也。《序》末详说《关雎》，而曰思得淑女，忧在进贤，不淫不伤者，忖度后妃，自微达显。而毛氏以淑女斥后妃，故郑氏破好为和好，破左右为佐佑，破哀为衷者，真能抉经心而通《序》说矣。至于编《诗》者，虽取风、雅、颂之义以名《诗》，而六义实多互见，唯《关雎》为备。雎鸠以物性喻德，兴也；河洲以地势喻境，比也；淑女好仇正言之，雅也；荇菜琴瑟钟鼓铺述之，赋也；诗人深窥后妃之用心，以形容其德，颂也；合五义以风天下后世，风也。故序《诗》者，既推明《关雎》之旨，复发其凡而总结之曰，是《关雎》之义也者示为《诗》之要，必依义以求作者之志于文辞之外，而自得之意中。然则不明六义之用，又乌足与言《诗》乎。同年巴王君劼，以《毛诗绎义》相质，其说四始也，以变诗俪风雅颂为四，余用豁然于数十年之疑，得四于友，得始于《序》，而义从之。故述新知旧闻，推论始义，以著于篇。
《春秋》异文考证题词
读书必先识字。字之不识，义于何有。制字有事意形声之别，四者无所属，而后有转注假借，以尽其变。事之为字无几，意则两文合而后得，故形声之为字也多，而声为尤。转注属形，假借属声。故声之于字居大半，而假借之为用于字也，又复半之，是识字固莫要于审声也。前民传经，谨守师法。一字之异同，一义之轻重，不敢凭私臆以为说。至唐颜氏《汉书注》出，而古训渐湮，俗解渐盛。降至于宋，学者专事科举之业，刘新喻博辨绝群，始以己意说经，然其见闻赅洽，于儒先助字文义体究有素，说虽新奇而义理多所独得，然方便门自此开已。后人无其多闻，肆为臆说。至于汉儒说经之书，不能解其助字，明其句读。若许郑家法，览之尤不能终卷，专以世俗诂训强古经就我，反斥一字一声之学为无关大义，是犹菽麦不辨而侈谈授时相穑之精微，楹杙不分而意缔千门万户之壮丽也。万载辛君同叔，承家学治《春秋》，于三传文有异同则为之广征博引，于凡声之相近而可通可假，又字之古多今少，古少今多，悉明其本义假义，以及假义盛行而本义反没者，无不条列明晰，无泛滥，无遗漏，可不谓勤于朴学者乎。然而三传义例，各有师承，长短之论，未可尽据，而册中间有评断三家之语，此则仍不免宋人易言之习。盖吾人占毕，必始宋学，洎肄举业，益违雅训，迨至反而从事其本，则少小之所温燅者，如油入面，去之卒不能尽。以同叔之精心果力，尚未能免于此，此不得不为全书累也。敢请酌而去之，专明识字之原。字既识则义自明，读者善择而有得，庶足以矫末学之弊，而亡武断之非，同叔以为然否。
《仪礼郑注句读》书后
谈君弢华得《仪礼郑注句读》钞本十九卷于淮阴市中，余为审定为稷若手稿，其朱书则亭林之所校正也。余成童曾见是书，苦坊刻多误，欲以原注雠刊之，卒不果，幸见原稿，故校阅一过，而记其后曰：
《仪礼》之学，晦且千年，自是书板行，而童子塾中能诵全文者十人而五，则其所以惠来学、助礼教者大已。近人武进张皋文又为《仪礼图》十八卷，运精思以补阙略，然后揖让之美，人道之贵，洋溢往复，绝无迂拘而不可行于后世者。苟循守二书，以习其节文，系其条理，而深求郑、贾之所推类者，以即于人情，则安上治民，莫善之故，焕乎见矣。未有者可以义起，本身者百世不惑，使斯世永与立之誉，蒸民远无礼之危，则二张先生未伸之意，而后死所共有责者也。谈君昔视学贵阳，能以弦诵之治，变其僿陋，此物此志，庶乎其有望矣。
论《史记．六国表叙》
孟开曰，史公序《六国表》，先刺僣越，次讥暴戾，继言其得天助，据地势，而终以法后王，秦岂有可法乎。支离其辞，意将何属。曰：是史公之所观于孔子，而班氏以为微文者也，盖全书之纲领矣。孔子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善哉史公之自叙也。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作《春秋》，拨乱世反之正。《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礼禁未然之前，而为用难知。盖其幼诵古文，长则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观多也，史公既不能达所学以变汉，夫是以不让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著兴坏，欲以明齐礼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礼》文以正秦襄之僣，明秦之废礼，自上始也。礼废则必争，争必以利。战功者，利之大而争之至极也。好战则财匮，不能不专利，专利则人心不附，不能不严刑，以心移争利之身。涉严刑之世，不能不阿谀取容。史公伤之，曰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职是故也，至推秦之德与力，皆无可以并天下而当天心者，谓上帝必歆其非礼之祀而助之，则未敢质，故言若以疑之，《伯夷传》之所反覆申明者，仍此志也。是其心忧时变，而为天下后世计者，至深且切。寓意六国，则于汉为无嫌，危行言孙之教也。秦蔑礼用暴，汉不引为殷监，而循其故辙，故贾生曰，秦功成求得，终不知反之廉节仁义。转而为汉，遗风余俗，犹尚未改。高祖常称李斯有善归主，孝文以吴公尝学事于李斯，征为廷尉，是其举事不非秦也。然则史公谓战国权变可颇采，讥学者牵于所闻，不察终始，而以汉兴自蜀汉，互证秦收功实之故，属事比类，隐示端绪，真知惧之君子哉。惧以汉因秦不变，而礼教遂至废亡也。高祖素慢无礼，唯能以爵邑饶人。陈平谓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多归之。继以孝文好刑名之言，窦太后尚黄老之术。黄老尊生，尊生则畏死，求不死者必矜无外。孝武不胜多欲，而逐始皇之迹，土木兵革无虚日，徭役繁，怨讟兴，而算轺告缗之法，见知诽谤之律，相继并作。盖《平准》《封禅》所记，其事皆昉于西畤也。迹汉廷君臣父子之间，其惭德洵不后秦矣。然秦虽遗礼义，黜儒术，而圣人遗化，犹在齐鲁之间，申公、辕固生之流，并廉直无所绌意。及叔孙通希世度务，弟子皆为首选；公孙宏曲学阿世，广厉学官之路。举遗滋利孔，兴礼造争端，至使文学掌故，援《春秋》比轻重以求尊显，是礼亡于通，儒亡于宏也。史公知化争莫如让，绌利莫如义，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传，重让也。表两客穿孔，美两生不行，书王蠋绝吭，纪田叔钳足，尚义也。尚义重让，则礼殆于可兴矣。然而汉廷诸臣，唯贾生为能不以卑近自囿，达制治之源，其言曰：“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类非俗吏所能为。俗吏务刀笔筐箧，报簿书期会，不知大礼。秦俗尚告讦，任刑罚，今不避秦辙，是后车又将覆也。先王执劝善惩恶之政，坚如金石，而必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以起教于微眇也。”孝文以为然，使草具事仪，兴礼乐，悉更秦法，而绛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贾生之穷乏不止其身也，故既善其推言过秦之说，复齿之屈平以明其志，所以深致憾于媢嫉壅害，而为万世有心维持礼教者恸也。管晏之勋烂然矣，史公乃推本鲍叔，艳述越石，凡以尚让重义之教，必待人而后行，庶几帝臣不蔽，足以黜利去争，隆礼而兴孔子之业耳。相其折壶遂比于《春秋》为谬，自居整齐世传，非所谓作，而卒谓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明为百王大法，非仅一代良史而已。孟坚读之，乃不得其指归，猥以为陷刑之后，贬损当世，是非颇谬于圣人。史公所为著于书首，大声疾呼，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者也。
绌礼尚法以争利，秦治也。汉初因之，至孝武兴礼重儒，顾专饰玉帛钟鼓以欺世，而严刑嗜利，反甚于高、惠、文、景之世，遂使利操大权，而人心趋之如骛。是天意欲变古今之局，故史公发愤而作。全书言废书而叹者三，一厉王好利，恶闻己过；一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一公孙广厉学官之路，其义类可见。
书《史记．魏其武安传》后
或问：史公传魏其武安，既云魏其不知时变，灌夫无术不逊，相翼以成祸乱，又云武安负贵好权，则曲直显明，祸源昭著，而复继以祸所从来者，何谓也？予曰：此自序之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者也。盖忧世之微言，而重斥外戚矣。其序世家曰孔子罕言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言难以知命责外戚，在下不可恃，而在上不可纵也。故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外戚唯魏其贤，能引大义以阻传梁之失，而太后顾以此除其属籍，故曰魏其之举以吴楚，明非吴楚则终身废弃也。既以贤而废弃，则所举必负贵好权，通贿赂，恣睚眦，如武安者耳。进退人才者，人主之柄。东宫操进退之权，而颠倒如是，岂必临朝称制，乃足为乱哉。外戚重则公室卑，其究则子政所谓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者也。迹武安初用事，下宾客，进名士，欲以倾诸将相，推毂儒术，设明堂，兴礼乐，痛折节以礼肃天下，非新莽之前车乎。高祖之侯泽释之也，以为将有功，而台产之并侯也，以父泽死事，恐议者不察，疑为恩泽，故白马之盟，曰：非有功而侯，天下其击之。侯以恩泽，自薄昭始。昭功与定策，亚于宋昌，顾以建太子恩，使与驷钩赵兼同科，白马之约始败矣。昭卒变谨良之旧，至杀汉使，是故长君少君初至长安，而绛灌以为我辈他日命且悬两人手，则文帝示私外戚之祸，可胜言哉。是故窦太后趣侯王信，政君敕让丁傅之嚆矢也。条侯力持正议，迟信侯数年，而条侯卒以得死。窦太后好黄老，以清净退让教宗室，诸窦尚如此，则妇人之不可用也，亦甚矣。当武安向用之时，武帝曰：“君除吏已尽未？”其请宅地，则曰：“何不遂取武库？”是不必至魏其灌夫事，始不直武安也。帝初即位，即以夫守淮南，镇天下劲兵处。及其为太仆，以酒搏窦甫，恐太后诛夫，为徙相燕，则帝之知夫而全夫者至矣。至东朝廷辩，以两人孰是，遍问朝臣，汲郑对不能坚，余皆莫敢对，武帝之用心，实欲倚朝臣公论以抗太后，而全魏其灌夫。如袁盎诸大臣之持梁事也，既莫对，对又不坚，而遂无如太后何矣，故怒曰：“今日廷论，局促如辕下驹，吾并斩若属也。”以武帝之雄才大略，而上迫太后，骄所薄，陷所严，况成、哀之下材乎。史公盖前知之，而隐其辞以为万世戒，不然，武安之患苦吏民，修成子仲之俦耳。吴楚之功最条侯，魏其灌夫附条侯以传可矣，何遽如自序所述乎。史公之特立此传者，深忧履霜之戒，不至政君三世称制，龟鼎遂移不止也，是祸所从来之谓也。
复石赣州书
瑶辰四兄太守阁下：上年曾于席间论史公《答任安书》，二千年无能通者，阁下比诘其故，世臣答以阁下博闻深思，诵之数十过，则自生疑，又百过当自悟。阁下次日见过云：“客散后，即检本讨寻，竟不能得端绪，唯觉通篇文意，与推贤荐士不相贯串耳，敢请其指归。”世臣复答以阁下半夜之间，多则十数过，何能即悟，请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已，则有得已。非敢吝也，凡以学问之道，闻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阁下旋即奉差出省，继复摄郡赴虔，遂尔远违，忽复更岁，昨奉手书，具问前事，委曲详缛，大君子之虚中，真学人之果力，悉见简内，世臣不敢不遂进其愚，以明丽泽互师之道矣。窃谓推贤荐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而斥少卿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非素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结以死日是非乃定，则史公与少卿所共者，以广少卿而释其私憾。是故文澜虽壮，而滴水归源，一线相生，字字皆有归著也。世臣前曾以此疑献于迈堂，嗣接其书三次，近又在省面晤，竟一字不及此事，可谓不以三隅反者矣。迈堂在西省，已为仅有，而尚如是，安得有如阁下三数人，共发古人之覆乎。虔州最称难治，阁下居之，驾轻就熟，无足虑者。酷暑，唯千万珍重。世臣顿首。
与周保绪论《晋略》书
保绪二弟足下：春杪承寄示《晋略》，核阅累月，纪传俱未及卒，而目力殊苦不给，属张君司衡为卒其业，各签商数十百事，大都与原书较优劣于章句之间，无关大义，以未能知足下作书之旨故也。及足下至扬，面述叙目必宜改作，使读者知己意所在。昨承见过，示以删定纪传三首，更造叙目一首，文采灿然，义例辨晢，虚怀果力，无异少壮。推此以论，其必举盛业无疑也，欣喜无量，故愿与足下尽言之。夫事增于前，文减于旧，前人新书之例也。尊著既以“略”名，是无取矜博眩奇矣。然必综镊得失，著明法戒，以伸作者之志。故凡事之无系从违，人之无当兴衰者，举可略也。至于人心所趋，视乎初政。心趋既久，遂成风俗。风俗既成，朝政虽力矫之，而有所不可。今古一辙，匪唯晋代。然而拨乱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运变，不善者善之资。《晋略》之志，当在是矣。原书于朝章法制，其事多散；人心风俗，其辞多隐。散者聚之而后明，隐者通之而后显，则事略而义详，较之文减事增，为功尤伟，唯足下垂察。断自泰始，当时成议，然追尊之宣、景、文三帝，王业已成，《魏志》既不立传，未便同之盖阙，故原书三纪之外，记录悉入泰始，并非自乱其例，今宜另立一篇题为外纪，以明金运之原。且以见司马氏无功于当涂，无德于黔首，而一时藉曹氏之宠，以享丰厚者，竞与输心佐命，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顾以若而人开鸿基，创永制，贻谋有不舛乎。无怪枣嵩朱硕之于王浚，沈充钱凤之于王敦，匡术路永之于苏峻，郗超刘牢之之于二桓，刘穆之之于宋武，接踵而起也。故外纪一论，可以隐栝两晋，极言天人之故矣。原书南渡后，帝纪不详北事，声教既非所及，故其无涉江左，概从简略，是断代之体也。足下依据《通鉴》，补缀完具，为以便观省耳。至宋武身为宋祖，例不于晋立传，宜详其事于孝武安恭三帝纪中，以明金运之委，然后立表以举其纲要，则自然提挈在手，与夺从心矣。晋代年号，诸国丛杂，至难寻检，宜创立一表，国经年纬，档列甲子，诸国主初见始盛，皆注其年之下，其奉晋正朔者，实皆帝制自如，一体编次。未有年号，则以名纪。拓拔氏殿诸国而首北朝，宜与晋初之吴，并作大行，以示区别。国多非一行所容，又宜以地为统，如刘汉、石赵、冉魏同作一层，以归简易。州郡为一表，详载割隶沦没侨置，及其治所。宗室诸王为一表，自非乃心曹氏，及辅政与倡乱，有事实宜记录者，其世系建徙，悉详于表，以省繁复。执政为一表，不论官联，止标国柄，使治乱之功罪有归，而其时伴食之流，亦与附载以儆庸鄙。方镇为一表，其自称遥授虚授权授命帅，俱随事注明，使不相紊，而伪授一并备列，以彰全局。原其先用诸王，继以世族，非此二途，即系武夫，莫不专制所部，树私人，事封殖，薄亲民而鄙政事，征求无度，流亡莫恤，新附无以自安，土著无以自植，啸聚以资奸雄，骄蹇成于遵养，两晋兴亡，实在于此。勋封为一表，叛乱为一表。七表既立，详而有要，简而不遗，乃可别功过之等差，定忠奸之标准，以议列传去取矣。然必爱知其恶，憎知其善，或从宥过，或严诛心，或当责备之科，或在为讳之列，务以昭劝示惩，垂谕方来而已。略陈数意，以效隅举。禅代腹心，不过数人，宜为合传。其配食太庙，多以地望备数，名见纪中，无烦缕述。平吴之役，谋主功首，自宜同传，而附列爪牙。然平吴而主德骤变，驯致八王五胡，马宗遂覆。夫以武帝初政之隆，使释吴以为外惧，而饬疆圉，固藩翰，迟之十稔，吴终自至。叔子腹心三世，智能察微，自宜综初卒，权轻重，以笃不拔之建，顾乃忍俊不胜，迎主心以邀混一之大名，茂先遂事，竟尔伏辜，而叔子身名俱泰，千载无讥，岂非今古之大幸欤。况叔子身仕魏室，已跻通显，徒以景献之故，助马以倾曹，南风五恶，晋武悉知，岂以叔子而竟茫昧。心移势焰，遂复党贾以危马，士之倾危，于斯为甚，斧钺之严所宜首及。及乎江左微弱，衅隙迭构，卒能立国传后，苞含隐忍，茂宏实济其功。然决击华轶，以肇拓疆域，示趋向，虽志在自利，其刚断有足称者，又逆敦近在同气，疏讨刁刘，原欲引入彀中，而能灂然不滓，上契主心，下孚众望，器量尤为难名。然不纳陈頵拔卓茂，显朱邑之至计，遂使勤民之实政无闻，白望之谬尚如故，斯其蔽也。至以私怨倾周戴，弃冲人挟子出奔，复起周抚，尤为舛矣。士行战胜攻取，强毅精能，故自加人一等，然恪遵酒限，而不守封鲊之训，必灭杜弢以自张，致疑当轴。苏峻之役，始谓不敢越局，既迫于大义，仍事反覆，终乃严劾卞敦以自饰，而反为任让乞命。郭默之役，庾亮辞赏，而士行独受江州，且移镇以逼南门，虽临去有老子婆娑之言，或为参佐求富贵者所怂恿，然心迹至为累矣。太真忠孝英武，峻约小丑，胜算内成，而必引士行，推为盟主，销夙嫌以弭后衅，纯德发为远见者也。道徽当奔亡托命之时，守素不挠，而乞活为之心折。陶庾各具晋阳之甲，惮其持正，销两难于无形。安石步趋茂宏，再定大乱，而游心物外，不使康乐更居形势之地。三贤近于无疵矣。然而茂宏、安石之宽简，未必尽是；刁刘诸庾之综核，未必尽非，成败既殊，安危遂判，优游固足养患，操切立至失人，君子平情论世，未尝不叹其不崇实以厉颓风，览末流之莫挽，恨澄源之失术也。若道徽含饭以哺兄子，乃袭用范书陈言，断非事理。太真迁都一议，宜以入茂宏传。至九锡之谑，燃犀之戏，自是贤智之过。安石千里弃官以奔弟丧，岂谓不崇礼教，且大功诵可，未便以丝竹小癖，遽坐戎首。凡是之类，宜在讳削。兵凶战危，全争庙胜，若非得算实多，鸿议可法，皆属搴斩之劳，事迹悉附勋封叛乱两表，即其有当传例亦与衡量轻重，别无殊异表见，各附主将之末。是史公传卫、霍之成式也。至有亲民薄宦，参议真儒，能违时贤之尚，笃念小人之依，必宜力为搜采，事虽小而必详其功，言虽废而必征其效，于以振弊俗而重邦本，民誉一门，所宜增立。清谈为晋人病源，书法为晋人绝业，足下特立两门，诚为允协。然清谈当汇及门地时望，使虚车之陋，不致偏枯。书法以右军为极则，足下移入列传以重其人，是犹有世儒之见也。但当检括本集，备载会稽荒政，以补传缺，乃为得耳。原书载记之作，仿自《史记》匈奴，两汉四裔各传，以其棋布中土，故立此名，并非倡制，足下改为外纪。纪之所名，史例专属帝者，自宜循欧阳之旧，别为国传，非专为避卷首也。至原书大体可观，所指大失，虽非苛索，然鄙意以为无庸攻击，专明己意，使书自昼而略自略。学者既读《晋书》，必不能不求《晋略》，则可藏名山传通邑，而足下数十年之苦心，与天下后世以其见矣。唯希鉴察。暑湿珍重，不具。癸巳六月十九日。
《晋略》序
《晋略》六十六篇，都为十册，吾友荆溪周济保绪之所作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晋之得天下，可谓不仁矣。是故其得也，至易至奇，而分崩荡析，亦至速至惨。中宗东奔，居仇地，用仇民，乃享国奕世，大乱屡作，宗祀卒延。岂不以吴皓暴虐，平吴之役，善反其政，依于诛君吊民之遗，至于败亡逃死，又能决大计，使南土智勇不失其职，始事有经，济变得权，所以致此，固非幸矣。然则无功叨窃，虽得群小比周之力，而埋狐者拍不施踵，以当涂孤立为监，而大祸即发。宗藩防患，其可极乎。德在黎庶，虽微弱无比数，卒食其报，此可以明天道之不变，而长世者诚不可任狙诈以自获罪也。唐初儒臣，集十八家之说，纂为《晋书》，事迹颇具而此旨不明，无以昭劝戒，垂世法。保绪深达治源，取《晋书》斟酌之，历廿余载，至道光癸巳，写出清本，走使相质。既得余覆，又解散成书，五阅寒暑，乃成今本。而余赴章门，保绪赴淮阴，转客汉皋，相距较远。保绪继以己亥秋物故旅次。及余还辕，保绪嗣孙炜以刻本来将遗命，乞序言。其分合故籍若网在纲，简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兴衰之故，贬恶而不没善，讳贤而不藏慝，大之创业垂统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术，不为高论，不尚微言，要归于平情审势，足以救败善后而已。匪典午之要删，实千秋之金鉴。至于州郡纷错，详核为难。展卷豁然，庶无遗憾，虽峻洁稍逊承祚，而视永叔之原委不具君纪，情势不了臣传者，亦已远矣。此子为不朽，来哲难诬，必有以余为知言者。保绪颖慧绝人，迁善不倦。嘉庆甲子，年甫弱冠，访余于白门。一见之顷，问难竟日。归则取诗文旧稿盈尺者付之火，持烬见示，以请极言。勇决精进，宜其所就能至此也。余壮本落殖，近且七十，一事无成。追忆昔游，愧悔何已。道光廿有三年四月朔，安吴包世臣书。
摘钞韩吕二子题词
文之奇宕至《韩非》，平实至《吕览》，斯极天下能事矣。其源皆出于《荀子》。盖韩子亲受业，而吕子集论诸儒，多荀子之徒也。《荀子》外平实而内奇宕，其平实过《孟子》，而奇宕不减《孙武》。然甚难学，不如二子之门径分，而涂辙可循也。蒯通、贾生出于韩，晁错、赵充国出于吕。至刘子政，乃合二子而变其体势，以上追《荀子》，外奇宕而内平实，遂为文家鼻祖。盖文与子分，自子政始也。孔才得其刻露，而失其骏逸；子厚、永叔、明允、介甫、子瞻俱导源焉，后遂无问津者。南宋有《伯牙琴》，近世有《激书》，一枝一节，时有近似而世少知者。夫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史公次之《易象》《春秋》引以自方，其爱而重之至矣。史公推勘事理，兴酣韵流多近韩。序述话言，如闻如见则入吕尤多。淄渑之辨，固非后世挦扯规模者所能与已。子厚《封建论》，永叔《朋党论》，推演《吕览》数语，遂以雄视千秋。小子壮岁，始得二书而摘录之，嗜之数十年。虽姿性弱劣，无能为役，而温故知新，所见固有较诸公为深者。检箧得本，故题其首。道光癸卯初夏。
书韩文后上篇
世臣幼从鹿门八家选本，读退之书说赠序数十首，爱其横空起议，层出不穷。成童见明允笔力健举，辨才雄骏不可难而嗜之。又谓介甫鸷骜，能往复自成其说，薄退之横空起议为习气，且时有公家言，又间以艰涩，未觉必为陈言务去，皆醇后肆也。嗣橐笔蓬转，唯以《孙武》《荀卿》《韩非》《吕览》自随，遭遇率谿勃。历二十余年，记诵遗忘殆尽。道光乙酉，过丹阳，在荒市得《韩文蠡测》，舟中反覆之，叹为笔势生动矫异，加以丹墨。至松江，为江夏陈芝楣攫去，家仍无本。阅十七八年，时时思之。今年病目二百日，差愈，过鄱阳陈伯游家，见《韩文考异》，夙闻为善本，假归读之，目力犹不赖，然日辄尽两卷，既三过，乃知文从字顺各识职一语，退之实自道破窔奥。盖文家关键，必在审势。文以从为职，字以顺为职。势之所至，有时得逆以济顺，而字乃健；得违以犯从，而文乃峻。不此之识，徒以从顺为事，则文字不得其职。是退之心契周秦先汉，复志赋所称用心古训，识路疾驱者，抑时时有合。欧、苏、曾、王，则皆未凿此窍也。世臣读退之文所见前后凡三变，于其得失，似有可言者。退之以辟二氏自任，史氏及后儒推崇皆以此。今观《原道》大都门面语，征引蒙庄，已非老子之旨，尤无关于释氏。以退之屏弃释氏，未见其书，故集中所力排者，皆俗僧耸动愚蒙以邀利之说，继自度其力，不能入室操戈以伐之。故文昌谆劝著书，而答以须待五六十时也。释氏书始入中国，止四十二章，其言浅而切，与儒不甚远。后此内典则皆东土所译，耸愚邀利之说已有窜入者。及明上人《坛经》六卷，独标心印，持论最精，然意主深刻，远于人情，与吾儒平易近民，躬行渐进，善善从长之义始殊。有宋诸儒，援其精言以入儒术，自诩为千圣不传之秘，是释氏之精，徒足乱儒，而俗僧世守者，则益倡福田利益，以攫愚夫愚妇之财利。故徒从虽日众，而其道则极衰，是俗僧自衰之，非必退之辞而辟之之力矣。其策问有云，毋乃有化而不自知者，意盖谓释氏近墨也。而读《墨子》，则谓孔、墨必相为用，其附丽上同兼爱者，仅摐扯儒墨字句耳。墨氏之道，其要义屡见《吕览》，足为孔、墨相用之证。而一未征引，其亦薄不韦，未省其书，如释氏言乎。退之自论文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核《顺宗实录》董晋、韦丹、孔戣、权德舆各志状，及其他先庙神庙碑，悉严肃有体势。即有酬酢人事者，亦郑重不苟下一语，可谓记事必提要已。《原性》所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远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则真能钩玄以纂言者。然韩文如是者绝少，盖切要语本自无多。《大学》一书，只“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毋自欺也”、“君子必诚其意”三言；《中庸》一书，只“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两言耳，又可求多于退之乎。退之文之盛者，《圣德诗序》及诗，荐士南溪始泛和太清宫纪事徼鳄鱼释言行难五箴策问十三首，皆无愧古作者。《上宰相第三书》，虽少作，而精心撰结，气盛言宜，子政无以远过。同时有感《二鸟》《复志》两赋，除晋宋之径路，冥追屈、马，虽挽强未得手柔之乐，而纡回往复，意曲而达，其自道立志用力者，信不诬已。《进学解》余应之下，故为舒缓，遂尔<疒尔>靡。《王承福传》操圬过富贵之家以下，亦嫌澜漫。《送李愿归盘谷》摹写情状，间入骈语，缓漫乏气势。《送穷文》起结亦朴率，俱足累通体，使精神不发越。《平淮西碑》最为今古所重，然推本君德而上斥列祖，归功裴相，而揶揄通朝，立言既为非宜，且六月采芑江汉诸什，并美宣王，而诗人止述将士劳苦，良以将士用命以有功，则君美自见，何必如碑言乃为善颂哉。然其诗则佳甚，分别观之可也。《讼风伯》《月蚀》《射训狐》《读东方杂事》《谴疟鬼》诸作，讥刺当路，不留余地，于言为不慎，于文为伤雅。子瞻斥其性气难容，良非过论。《张中丞传后序》，记远与巡死先后异一节，含混不能作下文辨驳之势。《毛颖传》，旧史以为至纰缪，《国史补》以为逼史、迁，后人皆是李说，然士君子立言有体，遇事之必不可无言，而势有必不能明言者，则常托于谐词卮说以见意，彼毛颖何所取耶。无取而以文为嬉笑，是俳优角抵之末技，岂非介甫所讥，无补费精神者乎。南山、陆浑山火联句诸什，亦其类矣。然核退之生平，则《进学解》所谓“长通于方，左右具宜者”，实足为言行相顾，胡不慥々者也。令阳山河阳刺潮袁，政事论说，绝不以窜逐故，少怠所事，负所学。其立朝，论迎佛骨，论捕贼行赏，论天旱人饥，论禘祫。为吏部，宽假令史，而令史之权反以轻，是左之宜也。守戒，与柳中丞书，论淮西事宜，论黄家贼，说韩宏使协力，使王庭凑，以口舌定镇州之乱，得布衣柏耆以招王承宗，收德棣二州不烦兵力，劝晋公以战士三千袭蔡，晋公迟疑，功乃归于李愬，在晋公固不必以折首为奇，而蔡逆就囚卒如退之策，是右之宜也。唯驳平叔变盐法，未悉当时情事，不敢定其当否耳。至于内行之修，友谊之笃，载于新旧史，散见集中者尤备，当世硕儒以为气厚性通，论议多大体，可谓乐易君子巨人者，尽之矣。《考异》荟集各本异同，以文义核定从否，得者什常八九。晦翁自许一生在文字上做窠臼，信已。其有各本皆不合，而斟酌文义独得其是者，以无本可据，止附注而不径改，比其注经为尤慎。间有一二不合者，则以南宋盛行时文。晦翁少小所业，于退之行文安字之法，固有不能尽通者。假本已两月许，恐征取迅速，故略记崖梗，俟过此以往，考核所见进退焉。道光廿有三年季冬十三日书。
书韩文后下篇
古人论诗文得失之语，大约有三：有自得语，有率尔语，有僻谬语。自得语，以心印心，直见作者真际，后学依类求义，可以悟入单微。率尔语，本出无心，以其名高，矢口流传。僻谬语，自是盲修，诬古人以挂来学，如子长谓司马法闳廓深远，二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子政、子云谓子长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子云谓长卿赋不从人间来，读千赋则能为之。魏文帝论邺中七子。钟嵘谓士衡所拟之十二首古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子美谓薛稷曰：“少保有古诗，得之陕郊篇。”其谓太白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太白登华山绝顶题曰：“此地呼吸，可通帝廷，恨不携谢眺惊人句，来此搔首问苍天。”袭美谓清远道人《虎丘诗》，一字一句，若奋若搏，建安词人不得居其右。孟会谓子美朝进东门营诗，其妙可以招魂复起。子由谓子美《哀江头》：“如百金战马腾坡蓦涧，如履平地，下视乐天、微之，直如跛鳖。”子瞻言智者创物，能者述之，非一人而成，君子之于学，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故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此自得语也。唐人谓兴公《天台山赋》“赤城霞起以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二句是佳处。又谓昌黎《进学解》，玉川子《月蚀诗》如赤手捕长蛇，不施鞍勒骑生马。任华爱太白“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两句，永叔谓“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颓”，太白之所以推倒一世者在此。山谷谓“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是太白至处。又谓东坡《黄州寒食诗》似太白，正恐太白有未到处。此率尔语也。樊汝霖谓斗鸡联句“争观云填道，助叫波翻海”，是韩诗之豪；“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是孟诗工处。山谷谓退之记梦诗“壮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语一字难”，只上句“哦”字，便是所难，乃为诗之法。此僻谬语也。自得语，非近有得者不与知。僻谬语，信从者究属无多。唯率尔语间于可否，至易误人。而率尔语流传至盛者莫如永叔“晋无文章，唯渊明《归去来辞》一篇”，子瞻“唐无文章，唯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之说也。固二公心有所感，而偶然所出，然艺苑久以为圭臬矣。《李愿序》前已备论，陶词则东坡亦有托其文以不朽之语。按子云谓诗人丽则，词人丽淫，则别诗词为二。孟坚谓词者意内而言外，则与诗固无殊异。《归去来词》，论其外言则不丽，求其内意复无则，不唯与其诗之肮脏沉郁殊科，即比《闲情赋》寄意修辞，亦大有间，而永叔唱于前，子瞻和于后，想以渊明耻事二姓，为南朝独行，意词为拔足始基，重人以及文耶。考渊明自序，称乙巳十一月作此词，宋武以甲辰三月起义，旬日间遂铲伪楚，遣迎安帝于荆州，自退藩于徐州。乙巳五月，安帝还都，宋武此时，可谓功盖宇宙，忠贯金石，渊明岂能逆料十五年后之必代晋哉（史称渊明自以晋宰辅之后，故宋武王业渐隆，即不仕。永初之后，唯题甲子，然诗集中书辛丑乃隆安五年，书癸卯乃元兴二年，皆在宋武未建义旗之前。说既无据。史言渊明为镇军建威参军，本无主名。李善注始为镇军参军，经曲阿题下，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行镇军将军，宋武镇徐州，曲阿乃其治所。则镇军之为宋武无疑。近人安化陶澍，袒其远祖，谓断不为宋武幕僚，其所佐者乃刘敬宣也。敬宣以乙巳加建威将军，为江州刺史，未尝为镇军。而荆溪周济，又曲附澍说，谓隆安三年，为武陵王遵镇军参军，移家都下，义熙一年，乃从敬宣为建威参军，说尤凿空。遵在都，官太常中领军，留台暂奉为大将军，以承浔阳之制，并无镇军之名。敬宣刺江州，安帝还都，刘毅谓其过优，敬宣即自解职去。计其去职，当在夏秋之文，渊明以八月任彭泽，则与建威参军相接，词序不得云家贫不足自给，亲故劝为长吏，求之靡途，家叔用为小邑也。其时沈田子朱龄石皆为建威，何取于手握重兵，首先迎降灵宝，致晋祚中绝，卒以反覆，父子并命之敬宣，而以为善择木哉。史又称彭泽公田，悉令种秫，妻子苦请，乃令粳秫各半。八月非种粳秫之时，十一月已去官，焉得有此事。故知想像之辞，通不可信）？晋承丧乱，文物凋弊，至秀孝莫敢应试。裴頠《崇有》，郭钦《徙戎》，道明《议移镇》，逸少《答深源书》《上会稽王笺》，俱树义甚高，而词多格塞。然杜弢、刘渊父子、李暠之文载《晋书》者，则清越浑健，有西京风，不得谓晋无文章也。唐文退之外，推子厚。子厚贬斥后，乃尽变少壮风格，力追秦汉，与退之相轧。然其先为骈俪时，气骨清健，固自度越世俗，是外燕许之宏丽雄肆，权李之幽靘宕逸，俱足自植，然燕许中乾，权李气褊，唯敬舆文体，虽仍当时，而义取管、孟，厌人心，切事理，当其动荡沉酣，贾、晁无以相过，实有退之所不逮者，亦未能遂言唐无文章也。祀灶日又书。
书《桃花扇传奇》后
传奇体虽晚出，然其流出于乐。乐之为教也，广博易良，广博则取类也远，易良则起兴也切。故传奇之至者，必深有得于古文隐显回互激射之法，以属思铸局。若徒于声容求工，离合见巧，则俳优之技而已。近世传奇以《桃花扇》为最浅者，谓为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赏其文辞清丽，结构奇纵，深者则谓其指在明季兴亡。侯、李乃是点染颠倒主宾，以眩耳目，用力如一发引千钧，累九丸而不坠者近之矣。然其意旨存于隐显，义例见于回互，断制寓于激射，实非苟然而作，或未之深知也。道邻身任督师，令不行于四镇，故于虎山自刭时，著三百年天下亡于我手之语，以明责其罪。虎山罪明，则道邻可见不责高刘者，以其不足责也。然福王之立也，道邻中夜结士英以定议（事见朝宗《四忆堂诗》，梅村《九江哀》亦云，大学士史可法、马士英，定策奉福藩世子）。福王立，则与昆山龃龉，无以得上游屏翰之力，而为之曲讳者，盖不欲专府狱道邻，使马、阮反得从从罪也。既书道邻之死不明，而又书祭者责其并不能求死于战也。龙友死战而不书者，以党恶咎重，不许其以死自赎也。昆山之死也，特书后世将以我为乱臣之语者，明其心之非叛，而罪则当死。盖昆山不称兵离楚，则马、阮不夺虎山，许定国虽渡河，尚可截淮为守也。至北都自死诸臣，上不能致身以恤国难，下不能引退而远利禄，是直计无复之，欲买价泉里耳。故借书贾射利之语以深致其诮，其士人负重名持横议者，无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与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无才也，敬亭、昆生、香君，皆抱忠义智勇，辱在涂泥，故备书香君之不肯徒死，而必达其诚，所以愧自经沟渎之流。书敬亭、昆生艰难委曲，以必济所事，而庸懦误国者，无地可立于人世矣。贤人在野，立岩廊主封域者，非奸则庸，欲求国步之不日蹙，其可得乎。然而为师为长，端本为士。士人倚恃门地，自诩虚车，务声华，援党与，以犄摭长短。其祸之发也，常至结连家国而不可救，此作者所为洞微察远，而不得不藉朝宗以三致其意者也。
《东海记传奇》叙
甚矣，折狱之难也。人知刑求之辞不可恃，谓熬审之辞为可恃乎。孰知到案即承之辞之尤不可恃也。故刑求而翻异者十五六，熬审而翻异者十二三。到案即承，则断无翻异已。受辞者方自诩以为得情，岂知其沈冤有更甚于刑求者乎。汉东海孝妇事，明书史册，杂见纪载。孙转运谓其诬服为不欲罪坐小姑似矣。然抑安知其非逆料尸居者之听必不聪，而不忍以纯白之身，见辱伍伯，为此自承耶？故临刑而以繙竿白雪，则知孝妇之冤结无可告诉者，非极至隔绝天地之和，历三年之久，毒流千里不止也。且其时守令之听此狱也，非有所为而为，而祸已如此；良可惧矣。世所传六月雪传奇，或借孝妇为言，而别有所寄，非传本事。近人作《东海记》以纪其实，顾杂以现行事例，又其文不词，不足以耸动观听。太仓王君季旭更之，其词旨悱怵，其节奏简易。吾知坐华屋绮筵，而征新曲者，必有思齐内省之心，一时并发，勃然而不能自遏者矣。是季旭之志也。
苏州宝莲寺主《松涛法语》题辞
“如是我闻”，于法果无所说乎？愿解如来真实义，于法果无所得乎？章句积八万四千，而宗旨在不立语言文字。无上微妙之法，故非口舌所能形容，翰墨所能名状者矣。灵鹫一公尝举此义以难余，余曰：“不立语言文字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章句积八万四千者，善以譬喻而晓喻人也，无所住而生心，故于法无所得，善以譬喻而晓喻人，故于法无所说。”一公曰：“善哉！落言诠。宝莲松上人者。”一公座下之龙象也，示余以法语若干卷。善哉！不落言诠矣。余既乐大乘有担荷者，而又吾故人之弟子也。爰欢喜赞叹而题其卷首，以诰读者。
问樵上人《海上移情图》记
数百年琴谱皆出广陵，广陵固多硕师哉。近世之善者曰吴思伯。思伯之学传释仙机，其别曰颜夫人。颜夫人授梅蕴生，仙机授释问樵。蕴生沉精操缦，遐慕叔夜，名所居曰嵇庵，以谕其志。然其言曰：“琴之妙在声，声者情之所寄也，古之人情有所触而托之声，后之人循旧声而以托其所托，故闻其声，则必知造此声者为何如人。人所为造此声者，因何如事，具此真解，唯小子与问公矣。吴君仙公未足以与此也。”余按吕氏《精通》之辞曰：“钟子期闻击磬者而悲，叹曰，心非臂，而臂非椎与石，悲存于心，而木石应之。”其《博志》则曰：“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夜梦受秋驾于其师，明日其师谓之曰：‘吾非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今将教子以秋驾。’尹儒为言所梦，固秋驾已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精而熟之也，言授受声闻之相交必以精也。”是故艺之至者，必移人情，然非其人之情，先能自移，则艺固不至矣。夫以伯牙之学，成连之教，而移情必以海上为期，情固必移于海上乎。古人闻涛声，见剑舞，而悟草法；览山川雄奇，诗文为之增气，是岂有迹象可拟，理趣可寻者乎。是伯牙之情能自移，而适移之于海上也。是问公作图之指也。
小倦游阁记
嘉庆丙寅，予寓扬州，观巷天顺园之后楼，得溧阳史氏所藏北宋枣版阁帖十卷，条别其真伪，以襄阳所刊定本校之，不符者右军大令各一帖，而襄阳之说为精。襄阳在维扬倦游阁成此书，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游阁。十余年来居屡迁，仍袭其称而为之记曰：史言长卿故倦游，说者谓倦疲也，言疲厌游学，博物多能也。然近世人事游者，辄使才尽何耶？盖古之游也有道，遇山川则究其形胜厄塞，遇平原则究其饶确与谷木之所宜，遇城邑则究其阴阳流泉，而验人心之厚薄，生计之攻苦，遇农夫野老则究其作力之法，勤惰之效，遇舟子则究水道之原委，遇走卒则究道里之险易迂速，与水泉之甘苦羡耗，而以古人之已事，推测其变通之故所至。又有贤士大夫讲贯切磋，以增益其所不及，故游愈疲则见闻愈广，研究愈精，而足长才也。今之游者则不然，贫则谋在稻粱，富则娱于声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连风物，咏怀胜迹，所至则又与友朋事谈宴，逐酒食，此非惟才易尽也，而又长恶习。予自嘉庆丙辰出游，以至于今，廿有七年矣，少小记诵，荒落殆尽，而心智益拙，志意颓放，不复能自捡束，而犹日冒此倦游之名也，其可惧也夫，其可愧也夫。
述学一首示十九弟季怀
余本中上资，庭训受先子。提撕襁褓中，即云求在己。差长艳科第，七岁学八比。遂夺读书功，只诵《易》《诗》《礼》。未能详训诂，亦为剿说计。然至关伦常，必审辨非是。谆谆人禽枢，升坠决于此。此学异吾乡，群嗤为迂鄙。此心遵大路，已不踬荆杞。蹉跎且成童，先子病疥痔。五载侍药隙，夙夜读选史。遐追遒丽词，冥心探原季。虽云无师学，略能别善否。又复羡两汉，豪士许国伟。遂攻权家言，成败较丝累。抚躬觉有获，深晦远众傀。不幸背庭训，立脚犹跛倚。幸天牖其衷，就食皖江涘。得游大兴门（朱石君先生），乃睹为人轨。遂觉汗浃背，有如暑綊枲。立身期返初，闻见亦差启。乃叹前所学，所得皆糠秕。乃知耻剽窃，真积务尺咫。《三礼》尚完书，能固人筋髓。千载赖郑公，世乱道不否。学者准此的，反求道在迩。续自读《通鉴》，治乱示掌指。复得君卿书，研索植国体。创制兆兴丧，经纬二书备。今古有作者，莫能与参拟。望途可渐进，蓬转又中毁。幸每遇宿儒，容我居子弟。问难析其疑，一一铭心膂。刘生（武进刘逢禄，字申受）绍何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易》义不终晦，敦复有张氏（武进张皋文先生，讳惠言）。观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从董生（武进董士锡，字晋卿），略悟消息旨。读书破万卷，通儒沈与李（吴沈钦韩，字文起。阳湖李兆洛，字申耆）。益我以见闻，安我之罔殆。郑学黄（阳湖黄乙生，字小仲）心通，许学钱（嘉定钱坫献之）神解。既得明册籍，又得亲模楷。乃见善恶途，判异如河济。乃令苟得怀，涣若冰释矣。忆昔攻时文，殚精忘膏晷。房行藁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谓契真脉，谁知土偶耳。于今十年余，弃斯等葑菲。随俗偶执笔，乃如决源水。读书得正路，履之坦如砥。善忘更饥驱，恨难穷富美。悠悠二十载，更张亦已屡。折肱为良医，斯语无虚诡。吾弟向盛年，黾勉思此理。要言必不烦，有耻方为士。
五言一首说八比赠陈登之通判即留别出都门
往昔奇渥世，演讲为小品（山长排比讲义为时文，名制义小品，八比所自始也）。于今五百年，用为汲士绠。立言代贤圣，托体纵高迥。于中若无我，得毋俳优并。其法首肖题，譬彼服尚称。伟议非应有，枵然嗟如瘿。韬精承与落，脱手弹丸正。裂帛力在外，张弦直斯应。立势必求安，树义定知劲。一语见真实，万卷相奔并。琢玉必去瑕，熔金贵尽矿。王钱体初成，唐归业斯盛。正声终邓陶，冯许渐为梗。降及神宗末，么{麻骨}狡然逞。金黄起横流，噍杀气未靖。安溪差敛锷，朴茂或伤韵。刘（大魁才甫）窦（光鼐东皋）遥相望，高曾轨不泯。殿奔有栖霞（牟廷相默仁），风力最凄紧。矫矫百年内，望若怀霜凛。日下执牛耳，蒋（第次竹）姚（学爽警塘）声实等。思力蒋则雄，风裁姚乃整。从学半簪裾，信受如追影。尘腐相扯摐，屈伸随春蚓。利禄途则然，谬种传无竟。岂惟文运颓，实见耻维偾。反经用狂狷，士气庶复振。窃欲挽狂澜，棉薄惭非任。以兹卅载游，事斯同禁黾。容易与谁谈，深藏自守檠。不谓太邱子，违时出独侹。已快同声求，更为吾道幸。所憾赋骊驹，被放急归省。前期讵可预，服膺矢共永。挥手即天涯，私心常耿耿。
或问
道光甲辰八月，予编录论文之书既成。或问曰：“先生之论文也，上自经史子集，下及倚声传奇，并阐其立意之浅深，纠其措辞之得失，可云切而备矣。唯八比为儒者正经，而止摘五言二首入录，读者就求其法，则门径不明，推广其义，则感发无自。近世多有精通古学，而不能八比者，然先生述学诗云‘房行藁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谓契真脉，谁知土偶耳’。则先生于此道实深，何不摅少小勤求之蕴，示学者矩矱，以执佌々者之口乎？”予曰：八比取士，历年五百。忠良英俊，类出其中。义醇词净本于经，议鸿识壮酿于史，描摹精切依于子，波澜洪远源于集，与古文固不殊也。唯其结体褊小，风裁矜整，故用法为尤严，而取势为尤紧。古文言皆己意，八比则代人立言，故其要首在肖题，而肖题之机决于审脉。脉有来有去，其长章巨节以中间一二间语命题者，文中词意俱不得出本题之外，而眼光手法，注射操纵，必使牵全身以一发，现全神于一顾。然意则全身全神，而笔仍一发一顾，乃为能事。其单句为章者发此言也，有由便是来脉，如其言则得，不如其言则失，便是去脉，故八比尤以单题为紧要关隘，以其题未具间架梁柱皆须意造故也。然古文言皆己意，故贵能蹈实；八比代人立言，故贵能导虚。古文虽短章，取尽己意，故转换多变态，其墙壁宽而峻；八比虽长篇，取协题情，故推勘少回互，其墙壁隘而夷。自有八比以来，果其能者，未有不外严墙壁之守，而内专导虚以求制胜者也。而或薄为小道者，正以其体成于法，意妙在虚，责其实际，不足当宇宙有无之数而已。然其凝思至细，行文至密，所有近辉远映，上压下垫，反敲侧击，仰承俯引之法，反较古文为备。故工于八比者，以其法推求古书，常有能通其微意，不致彼此触碍者，则八比实足以为古文之导引。唯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终也欲摆脱八比气息，卒不易得耳。世固有少小未习觅举，而自慕前哲，博览典籍，穷力古文而不能八比者矣。若幼习举业，继攻古文，古文可观，而不工八比者，则事理之所必无。盖八比皆父师督责而成，用心专，积力久，于八比尚无所得，而谓其能窥古文宏深之域哉。习八比者，无论姿性之利钝，父师必宜择一隅集，必自集中明白简炼之文授之，并使熟读其旁批总评，以悉一定不易之法。授经书时，则与之讲明训诂，使通字义。成篇之后，看其出笔。笔力峭拔者则使读子厚、明允、介甫之文，而以陶石篑、项水心凿其思路。笔势纵横者，则使读长沙、东坡、同甫之文，而以陈大士、黄陶庵荡其胸怀。笔情幽隽者，则使读傅季友、任彦升、陆敬舆、欧阳永叔之文，而以董思白、郑峚阳和其韵调。笔致重实者，则使读刘子政、韩退之、曾子固之文，而以陈卧子、熊次侯资其典赡。笔意窃深者，则使读《战国策》、太史公之文，而以钱鹤滩、金子骏诱其雄肆。此后则听其自为，从吾所好，而非父师之所能为力者矣。唯一切讲章，自《永乐大全》以下，断不宜使之寓目，自窒聪明。至《学》《庸》书本戴记之二篇，文理显畅，自宋仁宗御书之以赐状头王拱宸时儒率援以立说，此不过射策家颂圣之技耳。及南宋考亭别撰章句，合《论》《孟》名为《四书》，抹煞仁宗书赐一节，而以为河南二程始尊信表章之，一若禅门所谓独标心印者。其徒从反覆辨说，愈解愈缚，实则纟寻绎本文，何不可解说之有。几是理障，尤宜弃择。盖义理存乎人心，随所学为深浅。既明字义，又明文法，而必依人为说，从门入者，不是家珍，斯之谓矣。唯文物典章，无可凿空，书阙有间，汉儒已有不能尽通者，而《四书》内典制，则《三礼》郑注，尚可考核而晰。近乃束经籍于高阁，使后生小子翻诵典制文林文环等刻，讹以传讹，果能概从屏绝，求之遗书，即其质性弱劣，不能诵习全经，招集二三同志，分门各纂，自了原委，亦不必沉淹岁月，始克有成也。若近日小试题多割截，在主者不过欲杜抄袭之弊。既通文法，临场求其程式，便有依仿，正昌黎所谓不学而能者，而时师乃以其钩意嵌字，纤小无可比似者，珍为秘授，使佳子弟穷年兀兀，卒无一得手处，是可叹也。要之八比一道，本非甚难，而士人业此，并时百万，积二百年之久，其卓荦可观者，曾不能十数，则以利禄之途，人怀侥幸，朝驾南辕，暮从北辙，前邪后许，谬种流传，隳风气而坏风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趋愈下，岂唯八比之尤劣而已哉。
族兄纪三先生《郑本〈大学〉〈中庸〉说》序
世臣提抱受方数，先子即教以字义文义，乾隆辛丑读《大学》《中庸》，卒业，颇疑曾子述夫子之言，门人记曾子之意，文势何以与《孝经》《论语》迥殊。子思道传孟子，孟子晚而著书，后《中庸》甚远，而《孟子》恺切激荡，不似《中庸》平衍。及丙午读《礼记集说》，乃知《大学》《中庸》系小戴四十九篇之二。陈氏于目录下止注“朱子章句”四字，而不录本经，则以《学》《庸》配《论》《孟》，名曰《四书》，盖自考亭始也。细绎《礼记》各篇，大都周末汉初诸儒，抱残守缺，或杂述三代遗制，或散记七十子遗说，是《大学》殆记者传闻周国学中略例，而演以己意，《中庸》则一篇赞圣论耳。未见千圣心传，必在此简。先子严毅，世臣质问稍妄，即加呵挞，怀疑莫释而已。及嘉庆初出游，乃见《十三经注疏》郑目录云，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而孔氏申之曰，《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中庸》，郑目录云，以其记中和之为用。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而《别录》则皆属之通论，初不言曾子述孔及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世臣窃自幸少小所疑，与先儒旧说，微有近似矣。洎阅《宋史》，始知仁宗御书此二篇，以赐新科状头王拱宸，时二程方在占毕，承学之士，竞为诵习，如近世举子指事颂圣之为。而程氏徒从日多，论说有流传者，至南宋孝宗以太祖六世孙承统，与仁宗世远而源殊，故考亭于淳熙末，为《学》《庸》章句，遂以尊信表章之功，加于河南程氏两夫子，以树赤帜而悉改郑说。于《大学》则移补兼行，《中庸》虽无所移补，而割裂旧次，以分章节。玩《章句》及《集注》，皆先标纲领，次晰条目，强经就我，一行以南宋时文之法。《中庸》注体势尤近。盖《大学》规模宏敞，《中庸》论议幽赜，编简无多，诵习为易，推暨可广，立说易成。观理宗淳佑视学诏书，则《四书》刻本，已为当时青宫童习之编，利禄之途，专归章句以迄于今，几使师儒不复知有郑、孔矣。然而绎郑义，在《大学》，注“能得”曰得谓事之宜；注“淇澳”节曰此心广体胖之诗，民不能忘，以其意诚而德著；注“听讼”节曰大畏其心志，使诚其意不敢讼，本谓诚其意，孔氏申之曰，圣人不惟自诚其意，亦服民使诚意；注“所恶于上节”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治国之要尽于此；注“乐只”节曰治民之道无他，取于己而已；注“言悖而出”节曰君有逆命，则民有逆辞，上贪于利，则下人侵畔；注“生财大道”节曰不务禄不肖而勉民以农。在《中庸》注“喜怒”节曰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注“道之不行”节曰过犹不及，使道不行，唯礼能为之中；注“舜其大知”节曰两端过犹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注“强哉矫”节曰国有道不变以趋时，国无道不变以辟害，有道无道一也；注“费而隐”曰言可隐之节，费犹佹也，道不费则仕；注“无入不自得”曰谓所乡不失其道；注“父母其顺”曰谓其教令行，使家室顺，孔氏申之曰，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家室；注“治国如示掌”曰序爵辨贤尊尊亲亲，治国之要；注“为政在人”曰在于得贤人；注“取人以身”曰明君乃能得人；注“利行勉强行”曰利谓贪荣名，勉强谓耻不若人；注“劝亲亲”曰同其好恶，不特有所好恶，于同姓虽恩不同，义必同也，尊重禄位，所以劝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注“至诚尽性”节曰尽性者，谓顺理之使不失其所，助天地之化生谓圣人受命致太平；注“优优大哉”节曰言为政在人，政由礼也；注“维天之命”节曰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皆由行之无已，为之不止，《易》曰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注“仲尼祖述”节曰此以《春秋》之义，明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是真作圣之梯航，致王之涂径，而可为百世法守者。而《章句》所集不过命当作慢，不言后土者，省文之类，于其微言大义，概从刊落，其意以为不如是，则无以大尊信表章二经之功，使二程直接孟子，以承曾、思之统，而竖千载不传之新说故也。然宋儒奉“格致”、“诚正”四字为心印，以格致为始，诚正为终。其初诸儒说格致，尚无一定，自《章句》释以即物穷理，一若亲承先圣提命者，于此而语，以郑君知善恶吉凶所终始，格来物事，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好来也，鲜不笑其不辞。抑知郑君本《易系》“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而立此义，为《大学》专以可以合并者，所谓羊质虎皮，见草而悦，宜其无足以昌郑君也。今读族兄纪三先生《郑本〈大学〉〈中庸〉说》各二篇，其《大学》上篇，立不囿必达两义，推衍致字，以伸郑君，而明好恶之不可不诚。下篇明诚意为本，归于以诚取信于民，虽稍易孔氏之次，发明郑君博学可以为政之意，则同其说《中庸》也。上篇明中和之用，而不驳不易之训，下篇明体生之德，而不驳干事之喻。辨而不争，斯可谓郑、孔之功臣，足以津逮来学者矣。世臣老矣，幼涉忧患，壮困奔走。宋学既非性所好，汉学又不能自力。老大伤悲，无可言者，族子慎言。自袁浦邮其尊甫遗书，属为弁言，故略述鄙意而归之。先生讳汝翼，纪三其字。先生著述之富，校勘之勤，世臣于寿先生九十序已详言之，故不赘及。道光廿有七年冬十月廿七日，族弟世臣撰书于白门倦游阁。
●卷三 论文三
《钱东湖诗》序
余以戊午客武昌，始至即识东湖先生，怡怡然与为提携。须发古处，先生为诸侯客数十年矣，涉世深而天真不斫，心殊敬异之。乾隆初，武进钱文敏公以诗名，先生于文敏为犹子，弱即以诗见畏于文敏。先生之温厚，其泽诗教深也。然先生自珍，未尝以草稿示人。己未春，先生作夷陵游。其五月余至夷陵，先生病方起，余前涉三巴，十月返武昌，先生前至月余矣。余自七八岁即好诗，攻之且十年。然雅不欲与不知者道，有同居岁计者，不知余事韵语也。楚北兵兴，途次多垒，断壁颓垣，损心怵目。往复三数千里，吟咏颇充摅情而已。见先生乃出以相质。先生谓沈密多厚意，即自出旧稿三册。为言少作多散轶，及游粤乃自检辑，近者偶有涉笔，才力亦非盛年。又言诗人有佳构二三十首，足以自雄，工拙吾自知之。先生之诗，柔质如其为人。其入古深邃，非笃学锐思者莫与知。余乡思忽兴，即当别，恨不获久侍先生。然半月间，自觉于诗道少益，则先生之诗之移人速也。盖楚游二载，知交惟先生为终始，今行矣，前期未可定，书此作别，非能序先生诗也。
《胡眉峰诗》序（眉峰，原名梅，晚更名量，长洲人）
眉峰年十九，题诗于虎丘石壁，为朱笥河先生所见，遂招携入都。笥河为风雅宗，天下名流出门下，然常曰妙才黄仲则，奇才胡眉峰，故都下言诗必推黄、胡。眉峰博学无所不通，尤精于史氏，而喜言兵。《明史》馆方开，求熟明事者，大学士王文端公，刘文清公，合词延眉峰。而眉峰斥王氏《明史稿》为秽书，非事实，驳正数十百事，二公不能从，遂佩櫜鞬跃马，从吉林将军出关。洎入都，而廷议裁革巡台御史，眉峰走告二公曰，果尔则台民必叛，卒有林爽文之变。眉峰既困踬，笥河言于陕西巡抚毕宫保使同出都，而眉峰一见，即劝其速回陕阅兵，练标下以备回民。宫保以为妄，谢罢之。旋陕不数月，而回民叛，宫保大惊，专弁入都招眉峰。其客曰，眉峰语常丧气，闻者辄不详，遂止。眉峰乃从孙文靖至云南。安南之役，文靖不用其谋，眉峰怒，绝去，仍入都。而湖南议改折收苗布，眉峰曰：“吾素知湖南官吏遇苗民无状，徒以怀朝廷恩德耳。若必改布税，则苗民立叛。”当事闻者，目笑之。未几，苗果叛。兵皆集苗疆，川楚教匪乘虚起，兵事连者且十年。眉峰既不用于世，益使酒作为歌诗，然疏懒不录副，所至辄散失。嘉庆辛酉，始相识于扬州市上。眉峰头白且童秃，行装惟酒具一、剑一、幞被一，而酒酣耳热，纵谈南北边形胜磘塞，述古人成败之迹，如指掌。又诵其诗数十百篇，皆奇气坌涌不可控制。嗣以爱子夭折而病剧，夫人又相继逝，遂欲削发入山，既不果，出游无所之，顿踬吴中，至木渎居义学训村童。道光纪年，吴人以眉峰老且病甚，口授壮岁之诗，百不及一，因为收集十数年来宴集酬酢之章，共得若干首付之梓，八月刻成。而予适过眉峰，眉峰卧破毡不能起，执手且泣且语曰：“慎伯知我，为我序之。我住世七十二年，无一是处。读书万卷岂误我？我自误诗书耳。慎伯明述之，使后世知所戒也。”时仲则殁已。卅余年，友人裒其诗数千首以行世，至家有其书，眉峰虽块然尚存，而著述零落殆尽。天之困诗人也，常不遗余力，故少陵之家属饿于同谷者七人，其身才得一醉，遂以死。青莲卧病江上，其子为土偶所祟，至不血食。仲则之子小仲今年春亦病殁，无嗣人，天之所以困眉峰者，既已备至，而复使其诗散佚无存。兹之所刻，非直不足以见眉峰之人已也。狐理之而狐扣之，是以无成功。天生眉峰，而厄之如不克至是极也夫。天乎人乎？后世其何从读眉峰之诗乎？道光二年九月，包世臣书于都下。
书《述学》六卷后
右江都拔贡生汪中容甫文六卷，余以嘉庆辛酉至扬州，访容甫，而殁已八年，得仪征阮尚书所刻《述学》，其题词曰：心贯九流，口敝万卷。又有《广陵通典》，至精核。继识其甥毕贵生及其子喜孙，因得容甫自刻小字二卷，与阮本无异。又于兰亭册前见其画像，就求遗书，则皆容甫自以属其友宝应刘台拱，惟校读之《左氏传》《说文解字》二书，藏于家，然其所丹铅者，皆理显迹，非精义所存。乙丑，予再至扬州，与贵生同榻，而容甫入予梦，自言其文之得失甚具，如是者三夕，与贵生共咤其异，而喜孙叩门入，再拜曰：“刘先生病甚，召喜孙付先子文稿，行促不及相告，归舟阻风，三日乃得达。先子草稿纷纠，非吾子莫能为订定者。”贵生曰：“舅氏已三日自来属慎伯矣，慎伯其无可辞。”时盛暑，予竟十日夜为遍核稿本，乃知《述学》者，容甫弱冠后节录以备遗忘之类书。自于册首题曰述学一百卷，已成者才数卷。至乾隆五十五年，容甫自捡说经辨妄之文，井杂著传记若干篇，以世人皆闻《述学》，冒其名刊行于世，《广陵通典》已成者八卷，其目录自夫差开邗沟至史可法守城共十卷，广陵对乃其要删，而杨行密以后尚阙。原题曰《扬州通纪》改曰《广陵通典》。又乙之，卒未定其名。容甫少孤贫，无师而自力，成此盛业，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年三十而体势成，多可观采。四十五以后，才思亦略尽矣。既自刻二卷，而心知未惬。然刘君受付嘱者十余年，才校刊三分之一，又时以世俗语点窜之。容甫文长于讽谕，而甚深稳，偶有一二语直质者，则加以芟薙。及喜孙载稿本归，而精诚遂感予梦，以是知文人魂魄常附稿本，可哀也已。杂稿四册，各厚寸许。文皆有重稿，或有至三四稿者。惟灵表二篇，每篇三四稿，词各异而皆未成。予为集各稿之精语，不改一字，而成文仍如容甫之笔，别删《说辰参》《说夫子》《京口浮桥议》《月令明堂图》诸篇，而更刘君所点窜者，题曰《汪容甫文集》，厘定为正集三卷，其酬酢之文一卷为别集，以授喜孙。世人皆称容甫过目成诵，而使酒不守绳尺。贵生母，容甫亲妹也，尝语予曰：“先兄每日出谋口食，夜则炳烛读《三礼》四十行，四十遍乃熟。性不饮，终其身酒未沾唇。生平与人书，虽数言皆具稿，犹涂改再三。稿中遇应抬头字，皆端写。”余验其稿本良然。容甫三十二始出游，至大兴朱学士安徽学使署，名益起。然学士豪举，幕中多盛气少年，观容甫与朱武曹书，志在远大，使不出学士之门，所就当有进于此。世人又言容甫前妻孙氏死于非命，然孙氏被出后，予至扬州时犹存，盖人言之谬戾如此。容甫生平所著述，已成未成，予皆得见。能言其学之所至，涉猎经史，不为专家，抑以窭贫无藏书。比壮常远游，及晚岁稍裕可家食，而精力衰耗，故不能竟其业。至其为文，柔厚艳逸，词洁净而气不局促，则江介前辈，罕与比方。贵生有其艳而无其厚，又已早夭。近时扬州有刘文淇孟瞻攻经籍过容甫，文笔亦几近，而工力伤薄。杨亮季子，充其朴茂，可出容甫上，而耳目浅狭以艰涩，尤伤边幅。二子皆年少好学，常从予游，是当踵容甫而起者矣。喜孙宦游入都，中间相失十数年。道光壬午九月，喜孙乃以此刻来贻，悉改乱非予所定，亦有数篇为喜孙续访得，而予未见者。容甫之灵，能自致于予，而不能终呵护之，使不变动以自存其真也。悲夫！
读《大云山房文集》
右初集二集共八册，故友阳湖恽敬子居之所作也。子居文精察廉悍，如其为人。其纪畸人逸士，以微知著，常数语尽生平，持论有本末。言气化，言仙释，皆率臆而谈，洞达真契。推勘物情，不事谿刻而终莫能遁。近世言文，未有能先子居者也。然叙述膴仕富子，则支离拖沓，有所诤议，必揶揄显要，即诮讪守土长吏，率多府罪于下，是其不能无蔽也。子居性不欲有所后于人，而义昧盖阙，故于古先贤哲所不言，与言而不敢尽者，则莫不言之。又不耐受讥弹，流辈固无以加子居震慑气矜，罕能以所欲言进，及进而得尽者。子居之文，必传于后世，然其必以是数者致累，亦无疑也。然古文自南宋以来，皆为以时文之法，繁芜无骨势。茅坤、归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谓真古矣，乃与时文弥近。子居当归方邪许之时，矫然有以自植，固豪杰之士哉。其两集目录，述古人渊源所自当已，然与人论文书十数首，仍归方之肤说。将毋所与接者，庸凡不足发其深言耶？抑能行者固未必能言也？予将访哲弟敷子宽于海宁，子宽心成之士，能言其兄文所至者也，故书以询之。
《旧业堂文钞》序
天下之所为贵士，与士之所以自贵者，亦曰志于利济斯人而已。然学不足以辅志则夸大少实，识不足以将学则迂疏寡效，气不足以持识则瞻顾无成。然或负气太盛，又常致激切偾事，如山涧暴雨之集，横溃四出，一往而涸。明佥都御史凌海楼先生，由知县擢御史，廷诤天下大计，拜杖归田。及起用原官，风操弥厉，朝政几肃，甫膺显擢。旋被中伤，迹其气矜之隆，意必句决目眦，字流血泪，而章疏词指，巽婉和易，一若有所必不得已而后有言者，可谓好直而不蔽者矣。至被诬废弃之后，其能放情山水，逃心禅悦者，已为超绝流俗。而先生居于泽国，深求疾苦委曲达当路，卒使水有所归，出乡里于沟壑，是其用之不终于国者，必求有成于乡。守气平，用识审，夫岂矜名买价之徒所能望其项背耶。先生诗文甚夥，稿藏家祠，裔孙曙求之数十年，乃得录副。苦资窭择，其实关世用者得若干卷，钞付梓氏，使后世尚志之士，受而读之，如坐和风祥日中，而知惊飙怒霆之不克有济，而赋性宽柔者，亦有以自勉，不至坐弃于委靡焉。天下事庶几有起而力任之者乎。
赠方彦闻序
吾闻子瞻氏之论文已，其论六一居士曰：“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使天下知以通经学古为高，救时行道为贤，犯颜纳谏为忠。”其论范文正公曰：“公少时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乃其出入将相，迹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其论乐全先生曰：“公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一皆本于礼义，合于人情，是非有考于前，成败有验于后。”吾又闻子瞻氏之论学已，其告张琥曰：“富人之稼，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其稼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是以善学者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其告吴彦律曰：“南人日与水居，七岁而涉，十岁而浮，十五而没。夫没者岂苟然哉？是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使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则未尝不溺。故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是故舍礼义忠孝是非成败则无所言文矣，舍文则无所言学矣，舍学则无所言道矣。然而世远道丧，以剽字为学，剿声为文。其上者乃能钩稽名物，刻镂风云，正已则失要，治人则无功，师友谬说，聪明锢蔽。是故自任斯文之重者，有根于性，有成于习，举世竞为俗学以求售。其售者，上得以行其欺罔，下得以肆其朘削，则共以为能。而有人焉，遗远世俗，自尊所闻，言依于礼义，心泯乎得失，虽撄怒召谤，以至于顿踬濒危而不悔。穷则守之以终，而教诲其子弟；达则操此以往，而惠保其黎庶。其为文也，则能究人情之极，况于直道，以上继夫作者，此根于性者也。有人焉，倡之于前，而健者闻而慕之，独处则以占为师，群居则择善而执，慎守其术，积通所明，不挠于势利，不惑于浮议。其既也以己度人，而其理同；以身体物，而其心安。故其文亦能黜华言，济实用，不悖于作者之旨。而其达也，可以不负所学，此成于习者也。毗陵方君彦闻，有志于用世之道，为吾友晋卿所推。年三十，名誉噪都下，求举辄不当于有司。近世之用人也骤，士获两举，辄以试于政。子瞻氏曰，学医者人费，政之费人也甚于医，与其不幸而费人也，毋宁费时。彦闻笃学而工文，故称所闻以告之，并以质之晋卿焉。
赠余铁香序
嘉庆辛未夏在都下，吾友阳湖恽君子居为言：“新建有余君鼎者，字铁香，年少负奇才，为诗文下笔辄数十言，娓娓可观采。又能持铁槊重十二斤，上马击刺，簌簌风旋，不可止。其意气激昂，差似吾子。”子居故罕所许可，其言可信重。及丁丑秋，乃识铁香。常剧谈终夜，因以征子居之不妄叹也。然生才易而成才难，才不用而使人咨嗟叹息易，见用而能必成，成而能与人相安，安而可久为尤难。夫才人负气锐往，遍读古今书史，抵掌论天下事，若无可为者，一试于政，常苦纷更而易败。及数经挫折，又遂铩铲锋铓，浮沉流俗。是故士无锐气者，平居事襞绩剽窃，以求悦于有司，幸弋获而与人民社，龌龊昏瞀，播恶酿乱，不可爬梳。其有锐气者，又以未阅历而少成，及其阅历稍久，乃卒归于庸容，是天下事卒无有能理之者也。君子则不然，守气以恒，而养气以善悔。《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又曰无咎者，善补过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有物有恒，未能遂言无过也。见过而震悔以补之，所以能远于不恒之羞，则东坡其人也。东坡少年，锐意天下事，及其晚年，立论与少壮如出两人，然其心乎？济世利物，百折而不回者，终始如一，而晚乃弥挚。观其前后论议之殊，盖悔者屡矣。然其用悔也，在斟酌事理之当否，而一身之崎岖颠踬，不以介于其间，此东坡所为深契周、孔无咎之旨，善用其悔，而可为百世才人师法者也。予龆龀时，侍先君子受孟子，问曰：“今天下内外官吏皆以读书取科第，皆读孟子，何不遵行其道，而使贫富相耀，宗族涣散耶？儿异日若得一命以上，持此以出，其可乎？”先君子曰：“儿骨相非贫贱者，然推此意兴其必不容于流俗已。然儿慎保初心，毋为习俗所染，况事变不常，非一人聪明材力所能备知，儿其慎之。”遂赐字曰“慎伯”，谨拜受而心识之。稍长，读东坡文，益锐意欲任事，而好言兵。继知善兵者必明农习法，随地咨访，察土谷之宜，明山水之脉，乃集论自汉以来刑法诸书，以迨现行条例，推世轻世重之故，以即于人情。又恐今古异宜，求官书读之，以窥本朝制作之盛，粗有所得。既蹭蹬无所设施，又食贫不能治生，乃蓬转依人，随时建议，或获听信而施行，时有窒碍，则潜更暗转以救不逮，盖亦屡有悔矣。然自念大闲未逾，虽丛谤集身，几至危殆，卒未有荡去绳检，辱身辱先者。是以屡困而守之不变，不为士君子所弃。子居长于予十五年，其为人果健，为文劲直，为官刚介，皆与世俗相违背，更折磨者数四而不改其初，庶几成才者矣。铁香稚于予亦十五年，相其意气于子居为具体，非予所能为役，然未经挫折，一往奔放，其归不可不慎也。予之得交于子居也，以善悔而不误用，故自述生平以质铁香。铁香以子居故不以予为妄诞，其卒能有成而不负生才也，则予所当与铁香共勉，以期无愧为子居之友，斯可矣。嘉庆廿二年九月廿八日。
《汤宾鹭先生文集》叙
予以嘉庆壬戌至常州，先生前卒已四年，而常州人士称文献者，必首举先生，以为乐善疾恶，坊表人伦多，识前言往行，其为文常依于阐幽显微，至再至三而不厌，殆荀子所谓君子必好辨者也。予既慕先生之为人，不及见，因求其书，积数十年不可得。及道光己丑，先生之女夫张君翰风，宰馆陶，为先生校刻遗集，予取道过从，因得受而读之。其诗导源香山而不袭其貌，反覆委缛，必尽其意。长律七古为尤工。其文则长于记事论说，以达意为主，而横直自成体势，望而知为有德者之言，足以取信来兹。自唐迄今千余年，以文名者卜数家，以诗名者数十家，并以驰骋变化，成一家之机枢，为后世法守。而学者耽精疲神于此十数家数十家者，规抚形模于长短疾徐之间，盖亦有庶乎维肖者已，而常不足当有识之观采。夫岂古人不可学，抑争章句之末者，固未能与于言志载道之大原也耶？故其杰焉者沈研古籍，必比类以吾身所亲历，按切于吾心，既了然无所格阂，乃属辞而注之手，自述所见，其条鬯指趣，绝去依傍之迹，而又不至于横流奔放，则其所诣，虽未足与彼十数家数十家者比，而能使读者闻其声，如见其人，则亦足以自植而不朽。故自唐以来，有书传而不甚著者，又不啻数十百家。先生则其流亚也。先生无子，以从侄为嗣。说者谓先生忠厚严正，既博学雄文，不得于有司，无所设施于世，而天又靳其嗣息耶。然往昔达人，如汉之扬子云，唐之李太白、孟东野，宋之程伯淳，近世之顾亭林，是并文切物理，道周世用，彼苍苍之不可知者，何独至先生而疑之。予少游大兴朱文正公之门，大兴实先生尊甫门下士，渊源可溯。予近又与翰风为至戚，托亲串之末属，故不辞不文而书其梗概，以告观者。
《方岩夫轸诗》序
予以嘉庆庚申冬，访翰风于歙。翰风握手即为言：“有方君岩夫，可与言诗。”而岩夫已闻予至，炳烛相过从，剧谭彻宵。次日，以五言四章为赠，其情动于中，以成尚德之文，沉郁而不激诡，清迥而不促数，庶几作者之风。因与极言诗法源流所自，嬗变之故，上自陈思，下迄次山。其于言之顺序，唯以能断为深，而骤转平流之中，壮密足以履险者，有相应之乐，无壹声之失。盖予展侧楚、齐、吴、越间三十年，所与极口论诗者，翰风而外，唯岩夫而已。是后则辛酉秋，聚白门十许日，庚午秋，于韩江一再见，而岩夫遂化去。道光壬辰春，遇子佩于都下，岩夫犹子也，集录岩夫之诗，欲梓行问世，而乞予为序。夫以岩夫之诗之工，而真知者唯翰风与予，则求知己于身后，又岂易也哉！然天下后世，如有能以予言诗为然者，则岩夫其不死矣。
《韦君绣诗》序
谢君默卿嗜诗，游宦于吴，与吴中诗人习，而拳拳日称道，自以为弗如者，则韦君君绣。及识君绣，读其诗，默卿固非妄叹也。夫诗之为教，上以称成功盛德，致形容为后世法守，次乃明迹怀旧，陈盛衰所由，以致讽谕，下亦歌咏疾苦，有以验风尚醇醨，而轻重其政刑。繄古流传之什，风裁不一，其要必归于此。自当路君子，以总持风雅为己任，退斥苞苴，进诗辞比羔雁，其中程式者，大都入耳而不烦。及其递陈间作，则又能别第肥瘠肤本，以为酬报仪秩之高下。于是文人才士，莫不瘁心力，揣声病以必得当大雅，虽与古作者殊科，而其撷藻连采，称其排比所以夺人口移人志者，亦一时得失之林也。予自龆龀学诗，成童以还，篇帙颇淹，弱冠出游，巨公结纳若不及。然当公宴游览赠答之际，苟心中无所欲言，辄之不能成章句，始知所学非所用，自分薄植，卒无以与当代名流相角逐者。遂辍其业，而所遇以益穷。一昨小住默卿官廨，又识蒋君澹怀，读其诗，劖刻而不露，举体浑脱，典籍奔走受驱驶，以视君绣，清回相轧，而精能过之。言诗于吴中，莫或先二君矣。然二君故才力赡逸，及责以羔雁之能，则亦有近似鄙人者，坡老不云乎。二生有致穷之具，而与不肖为亲，又欲索书，往寻黄鲁直，其穷未可量也。今二君致穷之具，既不后王庠程遵诲，邂逅厚予如恩旧，虽斯世无黄鲁直，而君绣且索予序其诗，欲以寻天下后世，不可知之人，虽坡老亦当为之咋舌矣。故录稿寄默卿，幸为予拉杂摧烧，扬灰于衢，以当广柳之送，且告澹怀，无为其后来者。
赵平湖《政书》五篇叙
余少服孟子尚志之说，慨然深究天下之利病，人率非笑之，则应之曰：“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记有之学也者，所以学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为长之事，不当于为士学之乎。”其后读韩子，至县令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则又喟然曰，韩子亦士之杰焉者也，顾自卑其志如是，不事士事，而语民是浚，是故今之长民者，见利莫为兴，见害莫为除，非必识所不及，而力有不逮也。当其始为士也，盖亦有志，孟子之志者矣。一旦为长，则又重韩子之所重，非唯不掩其言也。复自变其说曰，兴利除害之政，唯可行于古耳。或且谓兴利除害之在古可稽者，未必果见诸实事，于此而告以尚志之言，若必不能以为非，则曰是匡居常谈，临事辄不可用，谓为虽善，而无征也。江阴赵君球琳圃宦游浙中数十年，屡膺大邑，而持论顾与鄙人相出入，于条理加精审焉。凡民生所疾苦，诸公群以为无可措手，而泄泄置之，且因以为利者，则皆察几审势，援例比案而详为区画之。其举也甚易，其推也无害，民难既纾，官困亦解，作为五篇之书，以诏方来，是可为善而有征者矣。世有尚志之君子，读其书，得引以自坚而志，卑者亦无以饰其说，以助波靡之风。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于赵君之书兆之矣。道光壬辰季冬月朔，安吴包世臣撰。
读《白华草堂诗集》叙
余性癖于诗，无所师承，而冥心探悟者十年，似有得，然未敢自信也。嘉庆庚申秋，识阳湖张琦翰风于白门。张君曰：“吾子高才绝学，而温柔敦厚如是，是必深于诗。”因相与为深言，出旧草二千首属张君。张君为删定，存什一二，曰：“后人读之，而深求其义，足以达政专对已，何必多。”余自此遂辍韵语。道光乙未春，因乌程凌坤厚堂识镇平黄君香铁于都下。黄君诗名满宇内，示以刻行之九卷而属为序。黄君诗刻行已十余年，载笔通儒，欲得序其集者甚夥，顾以命余，愧不克当也。读其诗，少作已成体势，节奏转换，缓而不弛，和而不滑，庶几有德之言。壮岁渐变而遒上，缓仍旧，而和若少逊者，然新意时出，真吾迥然见矣。煮酒剧谭，常至中夜，笙磬之同。自晤张君后，阅春秋三十有六年，未有若吾黄君者也。夫推极诗道所致，其单微幽渺，可以夺造物之权变，人心之度，使寒燠不能操其舒惨，哀乐不能主其欣戚，斯固作者偶得之而不自知，读者心领而无以言状者也。至于念衣敝则知爱，状车声则知敬，刺嬖幸则盛陈笄绂，哀疏远则备揄盼倩，是则体之不可不明者也。或无端矗起，万类惊心，或文外旁情，一缕弥布，或群流迸赴，而束以一峡，或一源下注，而散为众派，或崖勒奔马，或梁绕泛声，是又势之不可不明者也。为境万殊，用法一贯，谕志者感其微言，行远者修其尽饰，穷原竟委，吾无以测黄君艺之所至矣。余往来吴越间久，所见工诗者有无锡赵函艮甫，长洲蒋志凝澹怀，然皆未尝与论其得失之故，殆于失人，于今悔之。异日黄君或遇二君出此相示，当有雅契，且藉以补吾过也。
《述古孝子诗》序
人之心不可使放，放必由于无所事，心无所事，而不能无所之则放矣。故古者教人，于平居则《春秋》《礼》《乐》，冬夏《诗》《书》，行以采齐，趋以肆夏，使此心无时无地不有所事以守之，而不放也。至于居丧则主哀，而不尚容，自成服以至免丧，历三载之久而身以废业，无所事事，若非有束其心者，在不能保其不外驰而忘哀也。是故始丧，读丧礼，既葬，读祭礼，凡以自管其情，目之所触，声之所发，无非归厚之教，设此闲以防其心者也。分宜赵南庵先生之执母丧也，居庐之日，检古孝子事迹，摘叙其略，各缀以五言二韵，积二百首。盖三载之中，无日不与古孝子相晤对，创巨痛深情，难自已，与古人丧次读《礼》事异，而束心于哀，则无殊也。先生五世孙芝岩茂才，年少工为文，不忘祖德，以是编见示，乞序而梓以传之，后之得是刻者，罔极之思，有不觉其油然生已。《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类至五世，而手泽益彰，其斯为君子之永锡也乎。
《江季持七峰诗稿》序
夫诗难言矣。尼山以学诗为教而可与言者，仅乃二人，降及李唐，传人万数，而其至者，伯玉、子寿、太白、子美、次山而已，何其靳耶。盖诗教主于温柔敦厚，然其旨趣，寓于意者半，而发于词存于气者亦半，是则无迹象可求，非言语所能喻也。夫以诗之关键见于迹象，其激射隐显之可说以言语者，常仓卒不能得解人，况微妙于此者耶。是以余驰驱楚、蜀、幽、燕、吴、越之郊四十余年，诗人莫不识而可与为深言者，唯阳湖张翰风，其次则歙方岩夫，荆溪周保绪，高凉黄修存，东乡吴兰雪，蕲陈秋舫，无锡赵艮甫，桐城汪奂之，吴蒋澹怀，镇平黄香铁，而岩夫奂之，皆吾皖产，岩夫之气厚，奂之之词柔，俱有得于诗教矣。而岩夫资力为深，自岩夫、奂之相继物化，有后起者，吾未之见也。道光庚子，余待辨豫章，多暇日，倪莲舫太守持皖江三家诗板本见示，并言汪平子、余伯扶非江季持匹拟，别刻专行之，而请为序。余受而读之，太守之论，盖信季持，余曾一再见于白门，不知其能诗也，今读其诗，庶几有窥于柔厚之旨，不及岩夫而轶奂之，是足以为吾皖三家矣。篇什虽不充，素丝十句，品证上中，陕郊一篇，心倾杜老，亦奚必求益择肥，如买菜市瓜之为也耶。余尝诩不失人，以季持观之，则失人正多矣。工诗者未必可言，可言者或又失之交臂，则信夫诗之难言矣。
《王海楼（劼）诗》序
诗之为教深矣。其深者必于温柔敦厚而不愚。诗之用有美有刺、温柔敦厚，意其主于美乎。然古今传诗之用于美者什一二，而应制教，希恩泽，充羔雁，不足与于诗教者，已居大半。其他风云月露，体物即事之章，苟有善者，亦必出于比物连类，以致寄托。圣门之说诗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然则诗教殆寓于刺耶。盖《诗》义六，而用在于风与兴，一气相感谓之风，微言谕志谓之兴，而所以妙风与兴之用者，则曰离合，曰隐显。显则与人以可见，隐则与人以可思，可思故无罪，可见故足戒。离合者又所以妙隐显之用者也。隐显离合之用彰，故其词温柔，温柔故无罪，其旨敦厚，敦厚故足戒。已无罪而人足戒，且何愚之有。以此为教，不其深乎。汉氏去古未远，流风犹存。魏晋以还，藻缋迭兴，而先觉不乏比。及有唐，射洪、曲江、青莲、杜陵、道州，是其选也。宋之眉山，亦庶几焉。不由此，不足以为诗，不解此，不可与言诗，则匪惟其教深也，而言之实难。同年生王君海楼，蜀产也，于射洪、青莲、眉山为后进，自幼好诗，数十年不倦。前以赀作宰浙江，屡膺大邑，被议左迁来豫章，复入都，再镌级，仍以赀复官。道光壬寅，自都返豫章，裒其被议后诗若干卷示余，余受而读之，盖骎骎有离合隐显之意。诗固难言矣，遇可与言者，又不得不言，故与为深言，即以为弁。
《澹菊轩诗初稿》序
近世论诗，类以侔色揣声为工，若其出于闺阁，则群诧以为奇，抑思国风所列，半出妇女，尼山删诗以维世道，夫岂以闺阁故，恕而存之耶。夫温柔敦厚，诗教也，微言相感以谕其志，诗法也，循法以知教，其工初不侈于声色。汉魏既远，南朝专取词藻，有唐力穷声调，故侔色揣声之业以日盛，下至以诗为羔雁，而声色之外，殆于无诗矣。然而长言咏歌，极之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依永和声，而言志之旨益明，则侔色揣声，固亦诗道之驯而必致。志士多感，女子善怀，苟有能者，必归于此。阳湖张宛邻先生诗，浸淫汉氏，而与余独有笙磬之同者此也。先生长女适昭文吴彦怀比部者，为孟缇恭人，著有《澹菊轩诗》，斯能绍家学而昌诗教已。忆余以嘉庆庚申，徒步数百里过访先生，恭人才龀齿，其女弟纬青、婉紃、若绮多在孩抱。阅七八年，则姊娣诗词稿皆成帙，纬青幽隽，婉紃排奡，若绮和雅，各得先生之一体。恭人则缠绵悱恻，不失于愚，属词比事，必达其志，节族膏泽，多所自得，被文采而能高翔矣。比部词坛之雄，倡随自为知己，尤艺林所希有。道光辛丑，恭人年五十矣，其弟仲远，吾甥也，梓行其集而属序于余。前序出刘君廉方，其言既至允，而恭人之学成于艰苦穷困者，若绮后序又备述之，余故揭恭人之诗法，以告观者，若徒见其词藻之温丽，声调之悠扬，而惊叹为闺阁之杰，是仍昧于诗教，未足与论恭人诗也。
为朱震伯序《月底修箫谱》
意内而言外，词之为教也，然意内不可强致，言外非学不成，是词学得失可形论说者，言外而已。言成则有声，声成则有色，声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则足以尽言外之才矣。夫感人之速莫如声，故词别名倚声。倚声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涩。不脆则声不成，脆矣而不清则腻，脆矣清矣而不涩则浮。屯田、梦窗以不清伤气，淮海、玉田以不涩伤格，清真、白石则殆于兼之矣。六家于言外之旨得矣。以云意内，唯玉田、白石耳，淮海时时近之，清真、屯田、梦窗，失之弥远而俱不害为可传者，则以其声之么妙铿磬，恻恻动人，无色而艳，无味而甘故也。扬州专力词学，自冬巢汪君，冬巢受法于吴祭酒，祭酒于词尚傅色，其气浊，其格靡，以腻浮为能事。冬巢力能摆脱本师，求诸两宋以自立，继起则西御王君，尤能博综诸家，而心知其故。震伯续自得于声，脆如冬巢，清如西御，涩则隐隐在齿牙间，为二家之所不及，养之以学术，炼之以境遇，则意内之妙，吾将于震伯旦夕遇之矣。
金筤伯《竹所词》序
诗词赋三者同源而异流，故先民之说诗也，曰微言相感以谕其志，其说词则曰意内而言外，而说赋既曰古诗之流。又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是诗与词若有分疆画界者，岂非以其触景物而情有所寄，托于美人珍宝以为讽谕，虽本兴之一义，而流弊有驯致乎。诗自汉氏分五七杂言，迄唐氏季世，温柔敦厚之教荡然。已而倚声乃出，其体异楚俗，袭词名者盖意内言外之遗声也。然其时流传之章，委约微婉，得骚人之意为多，与其诗大殊，盖其引声也细，其取义也切，细故么而善感，切故近而善入。五季两宋之能者，并臻兹妙，自兹已降，靡者沿流扬波而不知其本，俳谐谑浪以为能事，蔽锢且四五百年。及近人钱黄山始凿其窔，而皋文翰风二张先生继之，高才辈出，复两宋旧观。筤伯之尊甫，尝从皋文先生游，筤伯又亲问益于翰风，其工词也宜矣。并世工词者莫如董晋卿，董君，二张传业之爱甥也。余尝语之曰：“吾子赋亚文通、子山，词兼清真、白石，然吾子词材伐之两宋，是犹未免时世妆也。导源滥觞，以楚骚尊其体，不亦可乎？”董君然其说，卒未能迁业。余苦笔重，体气不相入。以筤伯词之工，远来问序，其不谬余言也明矣。筤伯果不谬余言也，则伐材于湘沅，以大倚声之门户，是二张所未先觉者。拔戟自成一队，吾不望之筤伯而谁望乎？
《雩都宋月台（维驹）古文钞》序
唐以前无古文之名。北宋科举业盛名曰时文，而文之不以应科举者，乃自目为古文。时文之法坦而隘，古文之法峻而宽。宽则随其意之所之，或致大偭于法，于是言古文者必以法为主。然其时之能者，无论伯长太伯始事之伦，即欧、王、苏、曾绝足相继，力矫时文之弊，而卒不能尽。洎乎有明，利禄途归八比，时文之法，较严于宋，而士人习之又最精，其间有志复古如震川、鹿门者，所为古文犹不及其时文之善，若其专力屏绝时文，一语不以入古文者则不文而已，何其难耶。盖文之盛者，其言有物，文之成者，其言有序。无序而勉为有序之言其既也，可以至有序，无物而貌为有物之言，则其弊有不可胜说者。夫有物之言，必其物备于言之先，然言之无序，则物不可见。物即可见而言不可以行远，故治古文者，唯求其言之有序而已。读书多，涉事久，精心求人情世故得失之原，反之一心而皆当，推之人人之心，而无不适焉，于是乎言之而出之以有序，此间世之英，古所谓立言之选也。其能深求古人文法，而以吾身入其中，必使其言为吾所可言，所当言，又度受吾言者所可受，所当受，而后言之，而言之又循乎程度，是则可以为有序矣。是故有物之言，时文有时可与古文同，有序之言，则古文有必不能不与时文异者，此之不可不察也。月台宋君，承祖若父之家学，致力古文者数十年，波澜不尚壮色，论议不求耸听，唯斤斤以无序为戒，是固知所先务，足以加人一等矣。近世古文，推桐城姚氏，其造诣实能别时、古之界，所言信为有序。门下士如陈石士侍郎，梅葛君户部，管异之孝廉，吴仲伦明经，皆亲承指授而有得，然唯吴君为能真传姚氏之法也。宋君尝问业于姚氏，治之不已，何遽不与吴君并称高足乎。予不敏，文于古人无似，而谬为群流所推许，宋君既不耻下问，于是乎书。
《乐山堂文钞》序
人莫不有所欲言，言之有章则为文。故曰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词之于言又其精。文之所以精者，曰义，曰法，故义胜则言有物，法立则言有序。然以有物之言，而言之无序，则不辞，故有物者不可袭而取，有序者可以学而致。是以善文者，必尽心于法以为言，而不敢纵其所欲也。自汉迄隋集传百三，只句碎字，珍若球珙。有唐以来，遗文渐夥，而千三百年所盛称者八家，是外虽名氏在人口耳，尚不翅数十家而已。若存若亡，其巍科膴仕，因乘资力，结集累卷帙盛剞劂者以万数，世无得而称焉。彼万数者岂不心勤没世乎，乃旋踵化为粪壤。夫八家者，又岂敢必后来之竟莫比并哉。至所谓数十家者，文固不后于恒人，加以德业在当时，藉得留其文于若存若亡之列。噫，何其难耶。然而是八家者，则既千载如生已，士苟有志斯文，莫不尊之如父师，亲之若椒兰，而并时侪辈，幸得厕名焉，亦复托以不朽，始叹文字之力吹枯嘘生，功同造物矣。然吾闻欧阳子为文，脱稿即糊墙壁间，出入涂乙，至不存原文一字。夫欧阳之初稿，其超越寻常，岂顾问哉，而必涂乙至不存一字乃目惬，则知韩、柳、王、苏、曾之造诣，亦必尔也。昌黎之颂李、杜曰：“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则知古人皆作之多而存之寡也。李、杜集有两三稿并存者，则知古人虽再三改窜而犹有未定也。《乐山堂文钞》，曾君受恬之近作，置邮相质并乞序。曾君以楚南之望，仕优而学，不耻下问，其于文也遇题便作，作之良亦多矣。多作则可以待删，载删而慎存，又益以善改，若欧阳子之自程者，工力深，风裁峻，澄汰渣滓，菁华秀发，今人何遽不如古人哉。古人敻绝如八家，是固天亶，非人力所几，然浸淫乎不懈以及之，其必不与前此之万数者同归泯没可知也。故书之以谇曾君。
《齐物论斋文集》序
说者谓天地之气日薄，故古今常不相及。然而在物者，鄱阳之磁，端州之砚，近产则高出前代。其在人，黄魏施范之奕，自昔无与比。乾隆中增试唐律，而近日工试帖者，顾优于唐。邵、戴、二钱、王、段之于小学，推原古训，博辨不支蔓，为宋氏以来所无。赋则自南朝不竞，逸响莫缀。予心仪前哲，私诩绝业，及见晋卿作，深幸德之有邻，益叹其秀出不可到。继又读其古文，说经有家法，情深文明，取势琢词，密而不褊，委婉而远于姚冶，依八家成法，而健举能自拔。晋卿时年始二十有一，予反复雒诵，爽然自失，谓之曰：“八家虽唐、茅所次，然无以易之，前人欲离去者，其文率诡诞无统纪。墨守则推熙甫、望溪为杰然者，犹不免为严家饿隶，污流僵走不自耐，姬传近出，较望溪为纯净，而弥形局促。吾子勉之，充其材力，抗颜八家而为九，其在斯矣。”嗣又得容甫文八十余篇，子居文二百余篇而读之，可采者什二三。予尝谓子居曰：“子之文势，鸷骜凌厉，接武介甫，容甫文得逸宕于彦升季友，系援兰台，以摩八家之壁垒，而旗鼓未足相当。二君故自为强国，执牛耳者。虚之十稔，终当以归晋卿矣。”子居颔之。晋卿游楚、豫、齐、赵十余年，晚归袁浦。所至求文者麕集，晋卿面柔不能拒所请，又不欲以千秋之业徇人，率纡回宛曲，必欲读者于言外喻其指，以是益不能自别于永叔、介甫，而拔戟成一队也。以晋卿之奇姿间出，又有学以济之，徒以困于所遭，不得独行其意，晚更困于病，工力中辍，以不能尽其才，岂非命也。夫唯予弱植，谬为世人所推，而晋卿怂恿尤至，年将五十，自度所学终不可见用，遂亦有志斯事。搴芳八家而不受笼罩，盖庶几焉。然奔走数十年，荒惰相乘，学殖尽落，辞不副其意，予故以悲晋卿而更自悲也。晋卿文无不以示予，所见尚倍于此刻。此刻为申耆所选，而申耆病甚，实出门下士手。文存者多少作，晋卿三十以后文，固为酬酢所苦，然亦有触事发意，优于少作者，而选多不存。晋卿文既不能尽其才，此刻又不能尽晋卿，唯幸赋则全录，其所以上攀班、张，下亚江、庾，而无愧者，遒足使后来有志之士，信古今未必不相及，而及时自力也。道光癸卯重九日，安吴包世臣书。
书陈云乃《延恩罢读图》（本字登之，近改字云乃）
道光壬辰，云乃以郡倅签分江苏，未出都，为罢读图征题咏。中外能诗者，各以诗赠，大抵谓云乃雄文硕学，屡踬场屋，至以赀进身，出试幕僚，则为不得其职，宜其愤激慨慷，而为此图也。既至省，以示其友包世臣。世臣则谓云乃平日读书，若仅为科第计者，则当扯摭断烂尘腐，以期必得，何以穿穴经史，求立言之本意，历二十余年，遭挫折而不改是，固将有以用之也。今逾博学不出之岁，及锋自试，岂复有所憾哉。然则斯图之作，正孔穿所谓王事如龙，勤慎之义也。世臣既未仕，又素不学，然颇悉近世故事，达民间情伪，以云乃之才识，埤益以郡县事，不足忙乱其身心矣。吾第恐云乃未涉事而知惧，既涉事顾以为中流自在，若不足为者，渐乖作图之本旨，愿云乃常守勤慎之心，临事必按以方策所载，是否有合而后行，是其于读书也。欲罢不能，则吾道之深幸也。洎于视事，受民人社稷之寄，接闾阎小民，随在修孝弟力田之教，进都人士于廷，与讲贯立身处事之体要，仕优则学，又安能罢读也哉。
复李迈堂（祖陶）书
迈堂先生同年足下：尚斋太守来奉手书，委曲明著，训诲以所不及，深感深谢。世臣自幼失学，家无藏书，至鲜闻见，嗣以饥驱出游，遂废占毕，幸所至不见弃于贤士大夫，随在求师，略有领悉。又性喜体验人情事理，搀论今古得失，如蛩蝉自鸣，非敢言文，何论于古哉。谬蒙四方名流，加以奖掖，甚至指为坛坫，推执牛耳，世臣颇有自知之明，廿余年不敢承也，而友人辱推弥至，遂有往复论文诸书，不过悉愚者之虑，数他家之宝耳。足下沈精斯道且三十年，耳目至广，赵宋以来大集小编，无不搜览，衡其轻重，平其去取，世臣何敢出旗鼓以相当。重辱雅教，亦不欲默默。尊谕有物有序是矣，然以搭架式起腔调当有序，则世臣所未喻也。又谓周秦文体未备是矣，魏晋以后渐备，至唐宋乃全云云，鄙见以为文体莫备于汉，唐宋所有，汉皆有之，且有汉人所有而唐宋反无者。尊谕明代喜称秦汉，近代喜学六朝云云，明代王李诸公之陋，已经论定不具说，近代学六朝者，唯见汪容甫一人，此外等之自郐，乌睹所谓喜学六朝哉。又谓震川不搭架式起腔调。世臣三十年前，曾览其集，于中酬应之作，居什五六，莫不以架式腔调为能事，此固不得不尔，然其由中欲言之文，亦未能摆脱此四字也。恽子居欲以子书救八家之说，自是贤智之过。子居得力，全在介甫，短章小传，定称高足。容甫之文经世臣手定者，为其子弟所乱，《述学》二卷中，说经未为精湛，然有深通古人文法者，什可二三，世人盛传其《广陵对》《琴台铭》，皆下乘，《哀盐船文》，差有哀雅之致，亦非上乘，至如《释三九狐》《父之盗颂》《吊黄祖文》《沈椒园状》《冯按察碑》诸篇，则妙绝于时。至世臣所谓恽、汪两家可以抗行者，以足下既深于子居，故言之以广其意，非谓必足下采容甫八文录，庶可不朽也。太守言尊选已刻成，此盛事，近世文集，人不尽见得，此刻可以广其传矣。至于人心嗜好，断难强合，如八都市者各市其所欲得，岂不为美备也耶。尊谕作室作乐两喻妙矣，然离宫别墅，么弦孤调，又岂可无法而成之哉。梁柱必正，宫商必准，不可破碎，不可散漫，本无间于大小也。大要作文难，知文亦不易，非知其词之工拙之难，知其用意所在之难也。古今传诵之文，无如龙门《答任少卿书》，童而习之，挦摭无虚日。自兰台载八本传，以书中有“推贤荐士”四字，因下责以古贤臣之谊一语，揭为缘起，若就此四字推寻，答书之意，则书中数千言，十七八皆如醉如狂，读者不得其所以然之故。则为之说曰，摅发一肚皮愤懑不平，试思摅发愤懑，遂果为宇宙至文耶。李少卿《答苏武书》，依仿结撰，书内略摭来书数语用意往来，实如影响，何此书除令刀锯之余，与私心刺谬数语外，悉似狂易耶。二千年来一大疑案习焉不察，世臣于此稍窥其微，一语道破，则字字皆有着落。故敢献疑于足下，请检本而朗诵之，默思之，累日兼旬，或能示及以决之，则此生之幸也。《六国表序》《魏其武安列传赞》《始皇本纪赞》，皆人人肄业所及，然读者不过熟其腔调以供挦摭。世臣细究之，乃知其枝枝节节，触处皆不能通，既已得疑，反覆全书，似能见其深而通其意。足下好学深思，故并献焉。至于八家，昌黎取材至富，虽原本于《孟子》，而得笔不止一家；柳州以下，皆得之韩、吕二子，永叔、东坡所得尤多。夫所贵于子书者，谓其晰理必至精，论事必至当，言情必至显，为后人所不能及耳，非谓其制体修辞异于后人，遂以为新奇可喜也。是故子居以子书救八家之说，未为得也。自八股取士之后，士人进身以此。此体文律至严。吾人用力于此，亦较他业为深。少小诵习先正时文，稍长则读八家之近于时文者，以资润泽，故士生今日，工时文而不能古文者多有矣。若工古文而反不工于时文，则断断无之。若其少小习时文，规模房行，以幸弋获，得手之后，托言古文以为名高，遇此等辈，唯与之唯诺委蛇而已，不必与正言庄论也。八家与时文时代相接，气体较近，非沉酣周秦子书，必不能尽去以时文为古文之病耳。若谓以子书救八家，则八家何病而待救耶。世臣虽浅陋无似，然于列代文集，亦曾致力。来谕疑世臣以八家为不足观，似不应妄诞至是，唯不能自眯其目，揽归方之袪以求涂耳。足下赐题中衢一勺，非菲薄所敢任，唯后段拟以非伦，故前书略致其意。此次承索原稿，欲删订后段，具见从善如流，亦见俯察鄙人，非为标榜倾轧者，谨如命奉缴。恐太守行速，灯下匆匆，唯不吝教益，是所祷切。顺问道履无恙。世臣顿首。
答陈伯游（方海）书
伯游仁兄足下：曰昨二小儿自白门返豫章，敬询侍奉安吉，扬州馆事甚好，为慰。次早小儿启箧，出手书，辱承系念深至，嗟叹枉抑。询所事是否结正，并问贵省有德有造之士，展缄三复，有如握晤。自闰月初十，星使北辕，事即已结，若谓枉抑，则昔人遭遇，或什伯于此，无足言者。至贵省为文学薮泽，仆荒落颓唐，何足以知之。然所知亦有足述者，永丰徐湘潭，字东松，癸酉拔贡，年近六十。诗、古文名甚噪，积稿至七八寸，多自加丹铅评骘者，尽以见示。其诗不过酬酢，略以诘屈语自饰，无关诗教。古文当得手时，饶有黯然以长，油然以幽之致，且无时文气息，字句间杂其中，唯伤散碎繁絮，良由居地既卑，求请者率乡里富人，斗米百钱，视为奇节，以致黄茆白苇，一望触目。仆谆劝其删节自珍，而骄矜已甚，殊为可惜。若能澄汰沙滓，庶几钝翁之后车矣。生性迂缓，跬步滋疑，然自守不苟，诚一乡之善士也。南昌姜曾，字樟圃，庚子举人，年四十余。博闻强识，而文笔芜漫，又所学专求前人错误，极意指摘以夸精博。至占人命脉所存，可以内检身心，外起沟壑者，反在所略，似未能卓然有成。在贵乡殆亦原甫容斋之嗣响也。金溪黄镳，字子觉，附贡生，年三十余。耳目亚于樟圃，尤熟明史及贵乡前辈故事。弱冠时读注疏，随手摘为要删，略附按语，颇有阐发。贵乡为此朴学，子觉外竟未见有替人。自作诗文，多至七八十卷。八股，笔力挺拔，而太无格辙。古近体诗，貌似从横，古文次第顺适，而并伤浅薄。仆爱之甚，所以将顺匡救之者交至，至有涂乙其通篇大半者，子觉不以为非，语人必曰生平第一知己包安吴也，然徙义不勇，又窭人而有薄幸之癖，恐未能日就月将，以尽其才也。南丰吴嘉宾，字子序，戊戌翰林。文笔俊爽，好读书，能受善，年三十余。此子能不变不怠者，殆不可量。金谿举人杨士达，字耐轩，年二十余。其祖韺，字少晦，君子之有文者也。仆与其兄迈功抚部交久，因识少晦，而少晦远矣。耐轩颇有志于继声，为古文下笔明净，唯边幅太窄，然可望其有成。新建李达观，字惺斋，年二十三，食饩已八年。江西时文旧推陈章，然大士之超逸，大力之沈着，必不可合。惺斋能合大士、大力而弥近正希，实一奇也。仆曾奉檄磨勘落卷，阅三四千人试文，又校阅豫章友教洪都三书院课义，无能仿佛之者。新喻张懋芝，字云阁，年二十三。亦已食饩八股时趋耳，而排比稳洽，有声色，亦不可多得。二生旧业皆止八股，云阁近馆、省垣，仆使之读《毛诗》传笺，亦时时有所见。新城陈溥，字广夫，伯仁太史之子，石士侍郎之诸孙，年三十余。泛览百家，为诸陈冠。诗文亦有卓荦之概，然自率资性，未见真实工力。南城曾协均，字笙巢，年二十四，宾谷抚部之幼子。八比文笔矫健，近年闭户穷经，语次殊多妙悟。南昌龚鉽，字沤可，年七十余。需次学博，好学不倦，四部俱有探讨。嗜为诗，五言雅近陶、苏，而温雅谦抑不自足，与贵乡人士大殊。庐陵萧国琛，字昆圃，癸酉选拔，官南昌府学训导，年方五十。三十年馆谷尽以市书，积三万余卷。仆时时过从，论说偶及，昆圃入内检本，随手即得。通世事，而自律严，有血气，重交游。为古文虽未成，而门径视时贤为阔大。仆在贵省将六载，所知尽于此矣。前哲有永新贺子翼先生，名贻孙，与叔子同为遗老，相距才三四程，而各不相知，其行治不可考，有《激书》五十七篇，可四万余言，大旨学《韩非》《吕览》而得其深，体势亦据二子为本，书皆纪载村落俚俗事，就见闻而推致之，则处乱自全之术，拨乱反正之规，悉于是乎在。唯每篇起处用《吕览》旧法，而颇涉眉山永康策冒，少小所业，结习难化，以为疵类，叔子拟之，瞠乎后矣。求人物于贵乡，立言则贺永新，立功则李临川，殆难与为参矣。《激书》外间无本。上高李祖陶，字迈堂，仆同岁生也，治古文三四十年，有选刻。
《国朝文录》四十家，又别录六大家，然不过编纂校核之勤，唯传《激书》之功为巨。远承足下不鄙，问讯谆至，故直书以相闻。暑甚，伏唯珍重眠食，晤期不远，幸勿廑念。辛丑五月。
●卷四 论文四
张童子传
童子名楚生，姓张氏，和州之乌江人也。其祖年七十余，祷于霸王庙而生童子，故名之曰楚生。幼聪慧，六岁就外傅，日记数十百字。同砚席有读《尔雅》者，童子诸于师亦受读焉，遂通古训。乾隆丙午正月，予随先子谒青山寺祖墓，道出乌江，遇大雪，主其家五日。童子与予生同年，月日而稚四时，甚相爱。予见其书室有故籍百余卷，翻阅殆遍。童子曰：“读书泛览无益，吾日读二千字，三遍即可倍，五遍即大熟，然至其惬意者，暇隙讽诵，常至数千遍，必使自明其义。注解多不可靠也。”予诘其所自得，童子曰：“《论语》‘君子不重’章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为为学者言也。‘不重不威’，即所谓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也，固陋也，唯学可以变陋。哀公曰‘寡人固不固何能闻此言’是此‘固’字注脚。君人者有威有学，则恐其尚诈任谲，故要以忠信为主，然必求胜己者为辅佐，友不如己，即孟子所谓好臣其所教也。若云为学择友，则恐人将拒我矣。虽然内有主，外有辅，犹不能无过，必勿惮改，而君德乃全，《书》颂汤德曰改过不吝者此也。”又云：“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是宣王出游，途中遇孟子而见之，故曰‘于崇吾得见王’，而通章皆言游观之事也。‘非其鬼而祭之’，鬼谓人鬼，古惟祭其先曰事鬼，祭非鬼即《礼记》所谓与为人后者也。”又言：“《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当断句，其‘德’连下文为句，既叶韵又与全经笔法相称，若如今读作‘日新其德’是宋朝人语已。”又言：“《史记．项羽本纪赞》先云‘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诸侯畔己，难己’，末云乃引‘天亡我，非战之罪，岂不谬哉’，言羽之失天下，实自失之，非天亡也。盖背关怀楚，则失地利，放帝自立，则负不义之名，怨诸侯畔己，则与天下为难，有此三失，难以有天下矣。”又言：“乡党一篇记孔子者少，记君子学孔子者多。凡记孔子事皆言似言如，而记君子学孔子，则言不言必。”予叹绝，谓之曰：“吾子精熟经史，心有古初，何以尚不学作诗文？”童子曰：“学在内者也，文在外者也。俟弱冠，内学充而后学文，岂为迟乎？”雪霁别去，而次年童子遂殇于痘。后予读《汉书》《三国志》屡见辉光日新之语，知古读正如此。读《集解》，其训学则不固也，如童子说。见阳湖恽子居谕“乡党”，说与童子无异。而犹疑“友”字于君臣或未安，及读《毛传》，言国君友其贤臣，读《吕览》，言敦洽雠麋恶足以骇人，言足以亡国而友之足于陈侯而无上，至于亡而友不衰，然后信童子所说雠无不根据精当。殆古经生之谪降，而昙花一现者也。予成童后，诵《过秦论》《古诗十九首》皆万过，渐有心得，感此说之实发于童子也，故次为传以传其略，不敢私为己有焉。嘉庆癸亥十月。
毕成之墓志
君讳贵生，字成之，一字孝伯，姓毕氏，仪征县学生员。其先歙人，祖怀图，举人，官湖南永兴县知县。考合不仕，君考娶于江都汪氏，既侍永兴君于汉阳，母氏遂依外家以抚君。君舅汪中以多闻能词赋名于时，甚器君，妻以次女。君舅常远游。母氏故通史家言，于两汉事尤熟，即自课君，君以是谙古，有舅风。君好用情，而致之或未当，既已，不肯下人，而相接常默默。君舅既没，益莫能善君者，境益困。求举，又屡黜于有司，所亲之訾毁遂迫也，君故多隐忧，昼夜佣书给衣食，尝日作正书二万字，而不得废酬酢，以是君益羸。余以壬戌夏客扬州，始识君。甲子复至，交尤善。自甲子迄今四年，余大半在扬州，所遇皆穷，旧友莫复顾者，独君拳拳甚，过从不间。君尝从余问诗法，而所作顾不相似，然君诗每年辄进，每进辄腴健，无近世闻人杂乱羞涩之态。丙寅秋，君以诗书见赏于两淮盐政。君既极困，或劝君当不时至，因有所请，然君卒未尝再谒也。今年二月，余赴常州视友人疾，君出门即无所之，常语母氏曰：“慎伯去，儿愈益无俚。”余返自常州，君以试事赴泰州，余复赴清江浦十余日，而君自泰州病春温归，余急过视君，君病状殊无所苦，各述近况不可休，亦不倦也。君忽把手语余曰：“吾此疾恐不起，即起，今年终不免。吾昔语足下以梦，前生为断头将军。吾前日归自泰州，阻风孔家涵，仿若登岸，见草中马卧极瘦，血濡颈旁，有语余曰：‘彼昔同其主被难于此，今其主生人间已三十年，彼在此伺其主同去。’时闻而恶之，遂惊觉，则恐不得久相见也。”继视君则病势益减，以君寂寞甚，日三四过视之，又七八日，病忽剧，语不可辨，数日遂卒。既绝气，余抚尸哭之，复转睛视余，既手足坚冷经日，而腹温不散。余搴被摩其膺，尚格格作声，肤泽如生时，无所恶，则君之积慧信矣。君考以嘉庆戊午卒于汉阳，丧既归，厝地不吉，君尝属余改卜，不果。君既卒，思有以副君意，遂为卜兆于中雷塘之西南，将迁君考并瘗焉。君于学多所窥测，而嗜诗为甚，草稿纷纠，余删辑之为若干卷。昔李观与韩退之友善，所以称之备至。今观所传诗，稍清澈耳，而退之亟称之莫以为过者，则信乎其才难也。余颠沛较退之为甚，而文行无似，其言不足重君以取信于人，然观诗而传也，则君何疑焉。君卒以嘉庆十二年四月七日，年三十岁。子复曾，生六月而孤，貌敦实，当能伸君之志者。五月廿一日，泾包世臣。
清故拣选知县道光辛巳举人包君行状
曾祖焕章字尧文国子监生乡饮介宾
祖辑五字觐之县学生　貤赠文林郎侯官县知县
父良棻字重侯道光　登极恩诏赐级九品
安徽宁国府泾县震山乡十一都二图包村二甲侨江苏江宁府城北和会街包世荣年四十三状
君字季怀，姓包氏。包氏祖，汉大鸿胪曲阿咸，鸿胪与子郎中福，以《鲁诗》《论语》为明、和二帝师，宗始有望。于周、隋之际，则东海恺愉昆弟，并以《汉书》显。于唐则润州融与二子何佶以诗，任城文赅以书，著声开、宝间。于宋则合肥孝肃公尤知名。泾之包氏宗合肥，南宋乾道中，忠五教授于泾，因家焉，然曲阿润州，皆今丹徒，而丹徒族人顾宗合肥，云孝肃有曾孙三，长居泾，次居贵池，季居丹徒。在贵池者则云自震山转迁以泾为宗，吾宗谱则云教授为孝肃嫡长曾孙，然与宋史不符，不审教授于孝肃世次何别也。教授传十有七世，至明之季，处士悠芳，负贩于和州，岁暮将归，而闻邻妇哭甚哀，询知以负债故卖妻，遂罄资代偿，归告家人以生涯折阅而已。顺治中，有和州人自九华山进香，返过包村，言其父母遗命，必朝山为包布客报德。时处士君已病甚，拜于床前，乃前鬻妻者得留而生之子也。其事乃闻于人，处士再传而至乡宾君，孤贫以析薪为生，而事节母孝，友于兄，接人信义，以见重乡邑。本府长洲宋府君鎙表其门曰雍睦流芳。文林君为乡宾君长子，始业儒，有子五。其叔则九品君，于世臣为三世父，娶于翟，生四子，君为其季。君生始十月，而世母病殁，时予母育季妹有乳，文林君命并抚焉。稍长，从文林君寝处，五门食指，群从数十，无升斗之仰。年及童，率四出觅食。三世父贸易于江宁之南乡，为予考府学君集村童，世臣从而授馆焉。惟二世父县学君在家授读，侍文林君。文林君爱君甚，谓必成名，不令习异业，使就学县学君，然应门赴市无代者，或至往返十余里求质库。君故鲁，又不得专意几席，以故年过成童，中经尚未能成诵，然试笔为文，时有奇气矣。嗣予携君同游扬州，与为约曰：“吾年少，不幸盗虚声于斯世，奔走食力给俯仰，学无根柢，而词有枝叶，常用自惭。吾先世以经史立家法，中叶衰迟，吾弟性沈锐，能守寂寞，修复先业，其在兹乎。期以十载，勉之矣。”君对曰：“诗固先业也，请学诗。”君谓毛公恪遵雅训，义最优，简质难晓，故郑氏时出别义以辅之，非好学深思者莫能猝通。或又以私意附会，俚言破道，至于草木鸟兽之性质体用，诗人所由托兴也。又古人习于礼，故举时举地举器服，即以见得失，寓美刺。斯三者有一不明晰，则茫然不得其解。雷声瞽说，诗义几晦。”爰托始于嘉庆戊辰，以迄道光辛巳，十有四年，寒暑不辍，成训诂八卷，草木二卷，鸟兽一卷，虫鱼一卷，舆地一卷，名曰《学诗识小录》。述吉凶典礼器服乐章者又十卷，未有大名，共二十二卷，四十余万言。《识小录》十三卷中，唯舆地一卷，未经君自写定。述礼十卷，则初稿数欲焚弃而幸存故笥者，其贯穿驰骋，分散探纂，洽通而不抵忤，意逆而不穿凿，可以为明述之雅儒者也。然夸者则徒见为耳目之广，采掇之勤而已。君以治《诗》，故于载籍无不搜览，尤好荀卿、屈原、吕不韦、太史公书，班、陈、范三史，杜氏《通典》，司马氏《通鉴》，每岁必数过，流览《文选》及汉魏以来至近世诗文总集专集，深通文法，明于激射隐显繁简徐疾得失之故。凡予有所著述，必先示君，君指摘疵颣，予应时改正十四五。久久审之，则君之所言无不当者，盖善论文辞亦莫君若也。然自著诗文甚鲜，尝谓览近人纂作，率未见其精善，然自为之则手不称意，随俗操笔，徒增来者訾议耳。君性虽佚荡，然以廉隅自励。扬州四达之乡，士人争衒鬻以徼名利，君旅居于是且二十年，常闭户不通人事，遇绩学敦行之先进，则以弟子行自处，于闻人华士蔑如也。然善资友以自淑。甘泉薛传均子韵，仪征刘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仲虞，族子慎言孟开，四人者皆务实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之徒也，与君志趣如一，讲贯至久，故论交为尤笃。君又嗜书，肆力率更，而笔势转换则兼大令北海，有蕴藉，然常以阑入中岳为歉。君所严事者，侍郎开化戴金溪先生，为其多闻而笃实，以清操先天下也。谓阳湖张琦翰风诗词逸宕，性毅直而与人可亲。谓吴沈钦韩文起强识雄文，而学明统类，诲人不倦，足以息骄吝，风惰废，皆执礼于师友之间。于古文，推阳湖恽敬子居为百年巨手，而谓仁和龚自珍定庵文情奥衍，富齿淹闻，造诣未可量。于制义，推卢龙蒋第次竹。于书，推怀宁邓石如顽伯，其次则诸城刘文清公。读高邮王念孙怀祖《广雅疏证》，叹其精识过休宁戴氏，唯凭臆为疵。谓宛平徐松星伯《汉书西域传补注》为绝伦，诸城怀宁君皆不及见。君之随计也，谓可见高邮面质疑义，而年逾八十，不能接后进矣，君深用为憾。君年十九，始应童子试，八试始遇督学长洲徐公颋，叹君文沉丽，为八府五州所无拔府学第一，然幕中士不能喻，争欲黜之，及拆封知为予弟，乃大服。徐公笑曰：“如此才固不愧为慎伯弟。”然岂复藉兄以名哉。应乡试五。道光纪年，侍郎萧山汤公金钊，编修新建熊君遇泰主试，无极刘君本夔为同考，以君《四书》义用古注不中程，而《五经》醇茂，五策擅场，遂擢以镇榜。丙戌报，罢南返。以七月初至扬州，闻世父于夏间患足，亟赴侍。九月初二，染时疾。初十日，语其室人曰：“吾不起矣。耄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许仲虞，葬后即归姚氏童养之，卿抚长子至六岁以属仲虞，抚次子至六岁以属孟瞻为吾教诲之，必得成立，卿尚不至茕老无依也。”其室人泣请留书为托，君曰：“孟瞻仲虞，与吾为道义交二十年，非歧视生死者。”是后遂不复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先是世父犹冀病势有瘳，及十五日夜，闻异香满室，如是三夕，竟不起，适戚党同里翟惟善楚珍自都返，抚尸垂涕，资其赙得以成殓。予闻讣奔哭，并从世父卜兆域于城东三十里玉屏山之麓，将以七年春归君之魄。配王氏会稽望族，习礼能安贫。子二，长士铎，甫三龄，次士铨。君卒八日而后晬。君好学如是而不禄，鲐背拊轊，黄口扶苴，礼堂之写定未闻，通邑之传人难必，生民至戚，备于身后，岂谓同产恩私，实有志吾道者所共悼痛，故缕述行业，以告君之执友，及当世巨儒，锡铭诔以慰泉壤，且使来学有所征信，则斯文之厚幸，匪惟衰宗子姓没齿不朽已也。道光六年冬十月八日，从父昆世臣擦泪谨状。
清故优贡生孙君墓志铭
道光癸巳十月二十日，福建举人陈金城见访，再拜致其师孙君之遗命，涕泣言曰：“呜呼！壬辰正月，吾师过扬州，得识先生，金城实侍，事如日昨。及抵都，则病嗽转成脚气。年始五十，精力故未衰。五月二十日，竟尔奄忽。吾师雄文不得于有司，砥行名止闾巷，著述数百卷未流布，而旅丧七千里外，斯亦学人之至戚也。病亟，命金城曰：‘吾必不起，吾随举主入都，遂至于是，命也夫！然因举主识安吴包君，接其言论，读其书，当代能任斯文之重者也，而必乞埋石之文于包君，使吾名得附存于世者，则死不憾矣。’金城谨志之，兹以来春定举葬，奔赴襄事，用敢将吾师之末命。”又曰：“金城侍吾师讲论，口授注疏，未尝检本。金城有查核不得者，即告以某卷某页。论六书，检许氏本示弟子，举手即得其字，其精熟如此。然常言吾人治经，非以矜淹洽，为他日之当治人也。治人先自治，不能自治，徒治经何益？质吾师生平，可谓言行相顾者也。其居，父母丧，不饮酒食肉，不居内者六年。泉俗好斗讼，大姓为甚。孙氏族众万数，渐渍身教，竟为仁里。所学如此，所遇如彼，非先生无足与发潜曜，垂信来兹，而慰幽壤者，故敢以请。”呜呼！近世师弟相授受，一利禄之途矣，岂必待死生哉。升沈丰约有不忍言者，今陈君以会师葬故，犯霜雪，跋涉万里，而诵述行治本末尤详备有要，其所受于师可知也。余既感孙君自托之诚，又高陈君义，虽不任，不可以辞。
系曰：君讳经世，字济侯，别字惕斋，福建之惠安人。父至正邑庠生，通经，工为文，君学所自出也。道光庚寅，君应岁试，使者奇其文，询所学，博辨切至，遂举优行第一，贡入国子监。使者则今礼部侍郎浙江学政新城陈公用光也。侍郎好善用流辈，前自闽还都，舣舟咤余曰：“吾归装得一孙济侯，当敌笥河三百石矣。”余因以识君，君所著有《十三经正读》定本八十卷，《春秋例辨》八卷，《尔雅音疏》六卷，《孝经说》二卷，《夏小正说》一卷，《释文辨证》十四卷，《经传释词续编》八卷，《说文会通》十六卷，《韵学溯源》四卷，《诗韵订》二卷，《惕斋经说》六卷，《读经校语》四卷。其《通经略》一编，则纂集古今治术本于经术者，以明穷经致用之方，无虑数十卷，尚未成书。《四书集解》十二卷，《周易本义发明》十二卷，《小学辑记》《近思录附注》《性理辑义》三书无卷第，皆少作。《惕斋制义》四卷，则陈君集录家塾及课试者。妻某，邑某氏，子某，某职，女子子某适某，某职，葬某原，实某月某日。
铭曰：昌黎谓众万之生谁非天，胡喜厚其所可薄。然往古著书以自见后世者，大都其居穷守约者也，得毋人世之所谓薄与厚者，与天错耶，抑天之所以厚斯人者，不一途而各择其所专托耶？造物之意，谁则知之？呜呼孙君，又何悲矣！
与陈孝廉金城书
世臣白念庭足下：辱枉顾荒寓，是日张馆陶榇舟至扬，世臣往哭，丙夜方返。足下相候自辰达戌，洎得见。又闻尊师孙君不禄，增人凄惋。馆陶抱璞不剖，老死风尘，然雅儒名遍士林，循吏绩在舆诵。年政七十，孙君才以诸生，促寿旅次，所遇尤绌，是以虽倾盖交，而与馆陶之道义固结三四十年者，哀戚固不殊也。足下称孙君命，以没世之疾，相属孙君学业，真所谓不假良史之辞，即足下万里奔会师葬，世臣有生所未闻见。固由高谊绝俗，非孙君何以致此。此岂复鄙文所能轻重者。重辱贤师弟见许之深，不敢自藏固陋，殚思撰作，录于另纸。足下所述孙君世系行治著述甚备，别后绎思，仍有须面询者，次早走答，而舟已遄发，故并陈其所以。恭肃公远在赵、宋，若是孙氏始迁祖，则宜详其所自来，因何隶籍，若非始迁，不符书例。曾祖与祖，俱有隐德，未能切指事实，则近常谈，故书系止及一代，非故为褊也。妻与子女、女夫于例宜书，足下谈次未及，故阙字以备补填。至孙君著述，大都宗汉，则阐宋诸编，自系初地，故稍易其次第。夫污附固为陋习，而调和亦非真诠。孙君书故未见，然曾略闻绪论，即校子韵疏证数事，其深于汉学可知。由宋归汉，关造诣浅深，不必更加瞻顾，为调和之说也。《通经略》一书，最有裨于来学，天下未尝无有志之人，大都为师友所汩没，遂致稗贩经史，徒资弋获。人心世道，日付颓波，足下以高第弟子，所望必竟盛业。较复斋通解，尤足毗辅名教也。荣名无既，造物所以慰求志之勤。然韦布传文既罕，传而盛者则尤罕，良以枝叶单寒，难成荫实。近世闻人，唯侯魏身俱不达，然有大力者负之以趋，而体庞气苶，不足厌观者之意，甫及百年，声称已减，是其传否，正未可知。况世臣少本不殖，长更就芜，赁庑无五噫之谣，握管无雌伏之叹，白华自戒，利名路隔，而槐棘屏翰，望风摧排，以视侯魏，情事相反，而贤师弟以为必能信今传后，久而益光，恐论者不以为知言也。然世臣亦未敢自弃，每至临文，必慎所许，恒虑一字苟下，重诬后世。名山通邑，并听之造物而已。流水不惭，聊助一噱。阴寒累月，伏唯为道珍重千万。十一月十日，世臣谨白。
清故翰林院编修崇祀乡贤姚君墓碑
道光辛卯，安徽畺臣，列君与君犹子故刑部郎中之行谊，请祀乡贤，从人望也。次年冬，部臣勘覆，以为名实相副，得报可。时君之曾孙莹，宦游江苏，以君遗集《援鹑堂笔记》三十四卷，古文集五卷，诗集七卷，《乡贤录》一卷，饷世臣，而属文君之墓石。郎中君世所称惜抱先生，而君则《惜抱轩集》中所称学所自出之伯父姜坞先生也。忆世臣以嘉庆壬申谒惜抱先生于白门钟山书院，请为学之要，语及君者至再至三，嗣读《古文辞类纂》，中载君论说数十百事，披隙导窾，辨正舛误，莫不持之有故，则益欲求君书，数年不可得。兹得反覆之，乃知君博览强识，不主家法，唯以旁稽互证，求一心之是。为诗文必达其意，绝去依傍，自成体势。居恒不著书，而翻阅校勘，至老不辍。藏书数万卷，悉加朱墨，见有错谬羡脱，随手纠正，各纪录于简端。君既卒，书籍颇有散失。惜抱先生收手迹之仅存者藏之。及莹成立，乃举以相付。莹逐条编纂，其有前后持论差互者，悉仍其故。今所版行之笔记，胥是物也。然君集有《书史记六国表序后》曰：“世变异则治法随之，故汉以后，多踵秦法。司马氏援法后王之说，以学者不道秦事为耳食，盖深感世变，而诡词以寄痛。”则君盖深有获于古训者，非苟矜淹洽也，固将有以用之。乃觅举至年四十一，始通籍，居词馆数年，即膺察典，当外擢方面，遽引疾去。夫岂恝于世事哉。继读君《跋颜氏家训》曰：“交道缔结，常为祸福所倚伏。文人志士，于幕府权门，贵判迹于首途，避薰炙于始灼。”然则君之决退，其亦有所不得已于中者也。君既归里，无所用，则相与率乡人举义仓，条约甚设，迄今几百年，踵其法而扩之，以故邑屡饥而不害，是亦为政，君斯有所见端矣。读君之书，可为学者稽古法。迹君勇退无濡滞，可为学者涉世法。推君之任恤乡党，可为学者入居里族出拊闾阎法。则君之所以不朽，固不系墓石之有无，而称述先达流风余韵，以讽谕方来，斯固后死者所有责也。爰次其世家而系之曰：
君姓姚氏，讳范，字南青，姜坞其号也，世为安徽桐城人。曾祖讳文然，康熙中官刑部尚书，谥端恪，雍正中特旨赐专祠祀于其邑。祖讳士基，湖北罗田县知县，民思其政，祀之于名宦祠。父讳孔瑛，早世赠翰林院编修。君以康熙壬午八月十八日生，戊戌补县学生员，雍正乙卯选拔贡太学，举乾隆丙辰顺天乡试第二人，中式壬戌，会试第三人，成二甲进士，改庶吉士甲子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乙丑散馆授编修，充武英殿经史馆校刊官，兼三礼馆纂修官。丁内艰，服阕起原官，兼文献通考馆纂修官，庚午京察一等。既引见以病自免，解组后，教授南北阅二十有一年。辛卯正月初八日卒于家。君卒逾六十年，乡人追慕教思，吁请入祠，而传学之惜抱先生，实侍君入，一门四世，先后以政事文学享国家俎豆肸蚃之报。史氏所谓荣名，岂有既者耶。
清故文学汪君之碑
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仪征县学生汪君谷卒。其同志友丹徒汪沅芷生、甘泉薛传均子韵、仪征刘文淇孟瞻、宝应刘宝楠楚桢、泾包慎言孟开、旌德姚配中仲虞、仪征王僧保西御、江都梅植之蕴生、丹徒柳兴宗宾叔、甘泉杨亮季子、仪征吴廷扬熙载、王翼凤勾生，既各为文辞以纪其学行，写其悲哀，又共琢石表其墓，而泾包世臣以丹书之曰：君质脆弱而性和易，居家蔼如也，接人退然如不及，唯力学则精锐强悍，进而不止，至不欲后古人。弱冠即鄙弃俗学，委心许、郑，集残缺以求会通，有龃龉不相入者，则旁稽博讨，钩深洞赜，常达旦不寐。又以擘经擘史，要领多在舆地，故记简质，后儒各为歧说，纷出无依据。唯近世之图精审，据以为本，比群籍而究事情，口指手画，必得显证而后已。尤嗜作书，约钟梁分法为真行，风发蹈厉，有不可控勒之势，而遒丽一应楷则，积劳致咯血。且病且学，盖君之没也，年止三十有五，而病已八载，然未尝旬日辍学也。君字小城，系出唐越国公，世居歙。明之季有国儒者，迁扬。五传至君考铮，始著籍仪征，举于乡，以知县就铨。初娶吴氏，生长子秿；继娶杨氏，生君及和秦程。君娶于母党，生一女而殁，君葬之西郊金匮山，君甚爱其女。孟瞻有子毓崧，岐秀善读书，君雅属意，孟瞻故知之。及君之亟也，告和求为其子妇。君闻而笑曰：“孟瞻厚我，怜我，而及我女耶。”君无主后，秿以其幼子寅寿后君，并卜明年□月□日以君丧合于夫人之窆。自予弟世荣季怀从洪沂州游于梅花讲院，因得与君及芷生诸君交善，其日相砥砺勖勉者，不为人，不速化，本本原原，不以得丧变所习。予尝以谓季怀所与游诸君，家居相距或数百千里，是盖江淮英淑之所发越，使得萃于一地，相辅以有成，夫岂事之适然者耶。然十数年间，诸君既皆困踬无善状，季怀顾不幸奄然物化，而君又为之续，生材实难，受材而不负其生为尤难，而夺之遽而且酷至于如是，天道其果可知也耶。然季怀身后，诸君检校遗书，至四十余万言，庶几雅密有条理。唯君造诣已深而著述未就，无以垂示来兹，尤可悼痛，是宜有铭，铭曰：呜呼小城，以子守身之谨，而不能厚其生；以子稽古之勤，而未逮乐所学之成。宜博辨雄文如诸君者，不胜哀慕，涕陨而心倾也。悲夫！
清故国子监生凌君墓表
江都有生于孤露，不假师资，自力学以成名者二人，曰拔贡生汪中容甫，国子生凌曙晓楼。予以嘉庆六年游扬州，则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乃识凌君。君生贫而居市，十岁就塾，年余读四子书未毕，即去塾作杂佣保，然停作辄默诵所已读书，苦不明诂解。邻之富人为子弟延经义师，君乘夜狙其轩外听讲论数月。其师觉之，乃闭外户不纳君。君愤甚，求得已离句之旧籍于市，私读之达旦，而日中佣作如故。年二十，乃弃旧业，集童子为塾师，稍稍近士人，然或僿陋不足当君意，故君学为世俗制举文无尺度，同人亦莫肯为言者。而童子尝从君游则书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从众，修脯入稍多，益市书。君有甥仪征优贡生刘文淇，少贫如君，君爱其颖悟，不忍弃之逐末，自课之，且教且学。刘君齿未壮，即以淹通经史，知名江淮间，而其学实自君出。君初识予，问所当治业，予曰：“治经必守家法，专治一家以立其基，则诸家可渐通。然心之为用，苦则机窒，乐则慧生。机窒者常不卒其业，凡读书不熟，则心以为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以君熟于《礼》，遂劝君治郑氏，又以古注义皆激射回互，非深通文法则苍黄不能得情事，因劝君先诵嘉隆经义三十首，每首以三百过为度。君既习之，得体势，乃出故编修武进张惠言所辑《四子书》《汉说》数十事，及予与庶常阳湖李兆洛增缀未就之稿，授君以为治经式。君既明古人文法隐显疾徐之故，益乐益愤。岁余，稽典礼，考故训，补其不备，为《四书典故核》六卷，以见知于故梅花山长沂州知府歙洪梧君。既治郑氏得要领，又从今宁国训导吴沈钦韩问疑义，益贯串精审。嗣闻今仪制武进刘逢禄论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为云贵总督仪徵阮芸台校辑《经郛》，尽见魏晋来诸家《春秋》说，深念《春秋》之义，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礼，援比以贯类，旨奥词赜，莫得其会通。乃博稽旁讨，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又别为《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二卷。嗣阮公出镇，延君入粤课公子，君时方家居读《礼》，以丧服为人伦大经，后儒舛议是非颇谬，作《礼论》百篇，引伸郑义。洎至粤，与阮公商榷，删合为三十九篇，为一卷。凡君所著书三十八卷，五十余万言，皆有显证，远雷同附会之陋，足为来学先路。君娶同邑范，无出，别宅严，举子镛，而范寻殁。君继患风痹，养疴于董子祠之南偏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廿六日卒于寓庐，年五十有五。镛虽始龀，哀慕如成人。刘君卜以是年八月八日，祔君于双墩北原之祖墓，与范合封，又图所以不朽君者以属予。予谓汪君虽博览强记，而特工文辞，巨公推挽者多，晚以饶裕，然勤学亦稍杀减矣。君独尚朴学，南北奔走，皆以校书授读为事，未尝与斯世通羔雁，修脯而外，未尝入可以无取之财。予每过从君，必危坐据案，左手翻卷册，右手持笔，客至前而不见，盖自缔交以来，廿余年如一日。君得于天者后汪君，而人力坚致，终始不渝，则殆于过之，是不可以不铭。铭曰：
凌氏之先，泰州著籍。儒历佥宪，明史称直。曾祖曰襄，武长千夫。祖鸾父骜，乃寄江都。君窭且鲁，好学根性。自知读书，不隐而正。古有都养，抑闻牧猪。十五年所，其精不逋。吁嗟凌君，远与为侪。名则既振，福乃不皆。抉经之心，以一何郑。排斥诐辞，章明先训。粤有庆允，泣抱遗书。修德必报，成此藐诸。
清故文学薛君之碑
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甘泉薛君子韵殁于福建督学使者内阁学士新建陈用光汀州校士行署。先是陈公读子韵所著《说文答问疏证》之书而善之，以质太子少保闽浙总督金匮孙尔准。孙公故小学家也，叹为绝伦，议相与板行之，以嘉惠闽士。猝遘此变，陈公慎于殡之礼，留《疏证》六卷稿本，而遣使护丧归扬州，厚资其葬。仪征刘文淇孟瞻检遗箧，得旧读十三经本，集录其丹黄手勘之语约可廿卷，《闽游草》一卷，《文选古字通疏义》十二卷，草创未卒业。孟瞻与宝应刘宝楠楚桢、予族子孟开，约纂辑缮副以付其家。其家卜明年春祔于甘泉西郊十三里庙陶家冲祖墓。同人以子韵道赢时绌，不可不表也，以属予。予以谓子韵少工骈文，矞丽常冠侪辈，嗣与孟瞻及予弟季怀友善，因以次缔交于孟开仲虞五人者，相结为本原之学。季怀、孟瞻、孟开治《诗》，攻毛郑氏；仲虞治《易》，攻郑虞氏；子韵治小学，攻许氏，皆旁通群籍而据所业为本，砥砺以有成。近世昌许氏者推嘉定钱氏，金坛段氏。段氏徒众尤盛，唯子韵究其得失而右钱氏。钱、段皆予旧识，备闻二老面商榷之辞，知子韵于斯业甚审也。乾隆中，大兴朱氏首以许郑之学劝天下，一变揣摩尘腐之习，继声者务名高而不别真伪，则挦扯断烂之弊兴，于是求士者，反其道以为用，或揣摩尘腐之未能也，然遂衮衮跻清要，争言主持风会矣。四十年间风尚三变，故学者能有志于古百之一，志古而一再不当于有司辄自疑迁业，其能坚定不惑以汔有成者又百之一。予弱冠展侧江淮间，常自病盗虚声，无根柢，物色朴学，得阳湖黄乙生小仲，通郑氏《礼》，行不违其言；武进刘逢禄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虽情钟势曜，而读书如有嗜好；江都凌曙晓楼治何氏《春秋》郑氏《礼》，困学而不厌；同邑胡世琦玉樵墨守郑氏，有缀残补缺之勤；嘉定潘鸿诰望之能错综许郑以适大义；丹徒柳兴宗宾叔，治《诗》《礼》《史》《汉》，能依雅训以捍俗说；楚桢之上世，故崇汉学，能不坠其家法；仪征汪谷小城，覃精许郑，尤长于舆地；黟俞正燮理初通郑氏《礼》，杜氏《春秋》；乌程凌坤厚堂综汉义说《易》《礼》《春秋》数十万言，与理初并长推步算术；盖吴越英隽，略备于斯已。然必守许氏以推原贾马郑服诂训者，卒莫如子韵之善。荀子曰：“学不可以已，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非必资性殊绝也。故曰古之学者为己，志乎古必违乎今，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乃蕲至乎古之人。然而太史读功令，至于废书而叹者，不亦深悼郁滞矣。迹诸君子所学，此其志岂利禄之路哉。要其稽古自得，皆足以有见于时，而成进士居馆职者，唯玉樵、申受。未几，玉樵竟出宰不获乎上；申受左迁祠部，至十三年不得调。理初望之季怀获一解，连踬春官，忧生之计更迫。余子则困诸生无所合。而自道光纪年以后，小仲嗒然物化，季怀小城相继奄忽。今年春夏之交，玉樵家食不禄，晓楼以养疴<兑欠>于道院，入秋而申受疫没京邸，子韵旅丧闽馆，右军所谓感兼伤痛，切心哀穷不已。又云当今人物眇然凋落可哀叹者，殆犹未至若斯之摧剥酸酷也，爰洒涕而系之曰：
君年卌一讳传均，旧隶溧水今邗滨。迁邗再传璋琏琇，琏次子柄君其胄。以柄后璋璋有孙，孙知好学祖颜温。母李早世继杨慈，妻何淑慎君宜之。维君失职以学显，吁嗟！中材何以勉。孝钊总角抱遗书，君子之泽自兹远。
皇敕授修职郎安徽宁国县学训导沈君行状
曾祖彬　妣仲氏
祖载熙吴县学生　妣钱氏
考培宗貤赠修职郎　妣马氏貤封孺人
江苏吴县木渎镇沈钦韩年五十七状
君字文起，号小宛。其族望吴兴，分吴江，迁郡城，再迁木渎，为吴县人。至君六世。君深眉巨目，仰鼻而短脰，面麻黑，硕腹下垂，行步蹇连，语言涩呐。年逾三十，乃得以县学生员就嘉庆丁卯江宁布政使司试，领荐赴春官，又辄踬。丁丑大挑入二等，道光壬午选授安徽宁国县学训导。庚寅九月奉马孺人讳归里，次年十二月廿日卒于家。配同邑王氏，子三，箕衍不胜丧，后君一月以壬辰正月廿日殁。有孙懋官，次瓜衍、天衍，皆业儒。君质亚生知，而力同困学。幼侍貤赠君习为诗，稍长，自程诵读。家极贫，书值千钱，辄无力购致，假之藏书家，莫肯出全部，得数册持归，计日缴换。然必求要领，写为要删。淹通群经，尤长《礼》与《春秋》，擘研诸史，尤熟于志，旁及百家故记，官书野乘，古今专集、汇集、类钞、札记，究其条绪，悉归于统。既弱冠，念《汉书》至深至博，颜注既浅陋，复多盗窃。范氏后书虽简略而义存实录。章怀杂集众手，故有粹驳。刘氏注司马八志，文殊宏富，然颇无统贯，尤疏于地理。乃覃思廿年，远搜故籍，为《两汉书疏证》七十四卷，卷率稿书四十页，页率八九百言，共二百余万言，于以正谬补阙尽之矣。凡以植国之体，端由制度，汉氏虽近古，然离秦立法，为后世滥觞。君故上推姬周，下比有明，详哉乎其言之，损益悉陈，得失备见，使来学有所依据，以当后王取法者。既成，寓柬于余曰：“此书发蒙启覆，钩稽贯串，然亲见其成书，或加省览，曾莫能终一卷，覆瓿之叹，何待来兹。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非足下而谁。”盖君之自信，而遂以信余也。余与君皆业《荀子》，尝推论为国以礼之指，以为孔子悼时人勃乱废礼，当使天下婴毒祸无可既极，乃见意于《春秋》，以诰万世。君因谓左氏亲承圣训，博验宝书，依经立传，全付托之重而公、谷家攻之，欲显复晦，杜氏注出，虽得列学官，然多入以邪说，阴败礼教，其蠹左氏也，逾于明攻。余涉左氏浅，闻君言未深喻也，及君邮示《补注》十二卷，正杜氏之大失，其有略陋，并为补缀，别为《考异》十卷以辟百家淆乱，则信乎从讼左规杜之后，而加详审者也。君又以裴氏注《三国志》意在补其褫脱，光耀沈落，而郡县镇戍之仅见一时，名物训诂之不类后世者皆阙，故为《补训诂》八卷，《释地理》八卷。又以地理之学，古书唯存郦氏《水经注》，近人戴东原校定其倒置羡脱，赵诚夫为之刊误，其书乃渐可读，而戴氏短在凭臆，赵氏蔽于轻信，至如古书之有足互证，与近今志乘之目验可据者，二家又皆搜讨未逮也，故为《水经注疏证》四十卷，然后郡县之废置沿革，山川之高深变迁，流合派分，昔通今塞，皆如提挈在手，指掌可谈。又以一代巨公诗文，非晓然其朝章事实，则不能得作者用心之所至。韩退之、王介甫两集，于唐宋各立其极，而宋人注韩集，空疏臆测，宋人注王集，止及其诗，虽云赡博，其于人物制度阙略尚多，故补注韩集及王诗，而别创《王氏文集注》共四十四卷。又注《范石湖集》以著南宋之事，然后唐宋五六百年之巨制短章，义皆可通。君深造真积，乐逢其原。陈祥道《礼书》、王施查《三家苏诗注》、王昶《金石萃编》，疵谬触目，随手纠正，各成卷帙。凡君著述无虑四五百万言，皆出稽古心得，求是于实，无一语任意矜眩，挂误来学者。虽云注释，实可单行。唯未习算术，常自引以为憾。君手缮古书至夥，唯所节录《太平御览》《云笈七签》《法苑珠林》共若干卷，校原书十存二三，而菁华悉萃。手稿尚存。其《幼学堂诗集》十七卷，文集八卷已版行。君诗始则导源魏晋，晚乃颓然自放，然而属词比事，必有所处。嗜为俳文，才多而不受其患。深究三史行文离合之故，以故气骨骞举，脉络微至，其声窅然而沉，其色黝然而幽，为自来骈俪家所未有。后更为散文，健入震出，尽破唐宋壁垒而自合矩矱，一可为后世法。君性至和易，不以所业骄人，有问者必就其端绪，原始要终，反覆推寻使皆洞澈。唯少小颇事口腹，游处有不暇择者，渐来久要之责。又遇仆隶过谿刻，相与造蜚语，肆谤讪。尝一至秦中，游装稍润，有华服数事，交游复共掎摭之，虽非大失，唯余亦不能为君曲讳也。余生平言学推君，论文则晋卿。庚寅夏，自删定旧作为三十卷，初写出而晋卿物化，今年秋携稿本访君于木渎，入门则君奄在殡宫矣。呜呼，哀哉！原夫居下以思往，其言有文，始于《诗》，盛于《春秋》，秦汉作者，递相祖述，幸得垂谕方来，莫不珍同鸿宝，功力赢绌，殆难强名。李唐以还，著述滋广，衡其得失，乃有可言。杜氏撰集《通典》，蔚为政书之首，然前承刘秩，后录国故，搜讨尚易。宋世不刊之书，唯涑水《资治通鉴》，然亦借助群材，非一人心力所及。章氏《考索》，马氏《通考》，则俱以独力成大业，然依类探纂，事有循持，而舛误亦复时见。近世学者，首推亭林顾氏，迹其成书，《郡国利病》《乇京记》，不过捃拾之勤。《肇域志》虽未见，要亦其类也。《唐韵正》五书，功同镌金，而学止一孔。唯《日知录》闳深简切，足副其守先待后之志，而间出么小考证，仍不免帖括末技。顾宛溪胡朏明齐次风覃精水地，优义居多，顾复初穷究《春秋》，分合著绩，专家成名，于斯为盛。与君并世，则钱哓徵实能穷探群籍，刊落疏通，大都精当，然片词碎义，其细已甚。君博闻兼综，同符顾、钱，以言识大，虽略后亭林，而精则过之。又文采鸿曜，非二君自完边幅者比。学问之道，务多则庞杂无纪，而非所以语于吾沈君也。君名故藉甚，而萋菲尤盛。余薄植无可指数，困踬更甚于君，疏附御侮，非其任矣。窃述所知为状，写付瓜衍、天衍。录副二本，一以告君，一编君集之末，使君学大昌之后，知君所谓真知之者，唯包慎伯之言之非妄叹也。道光十有二年，岁在壬辰冬十一月十三日，安吴包世臣谨状。
翟秀才传
秀才讳翚，字仪仲，姓翟氏，吾泾之水东人也。本沔阳张氏，远祖有为汉王大将者。汉灭，其子自鄱阳避难至水东，依翟氏以居，冒其姓，支裔繁衍，而真翟氏顾衰弱，今别为老翟家云。秀才貌癯而善病，沉思寡言，慎交游，与先子特善。乾隆丙午，先子始肆力为诗，戊申冬，先子与秀才同为吴氏客，出诗百余首属秀才点定，秀才叹绝，亦录其五七言尤善者十余首以质先子，始相引为道义交。己酉，世臣侍先子至郡应科试，始得谒。壬子，先子病痔甚，挈世臣自白门归里，而秀才已以是年先期谢世，年四十一岁，无子。癸丑，世臣求药物于水东，因过秀才墓，作诗曰：“忽忽过荒墓，长怀翟秀才。神期乍谭笑，文采竟蒿莱。寒谷泉空咽，衰杨叶自摧。谁怜霜草宿，萧飒北风来。”世臣返，为先子言秀才墓荒凉状，并诵诗，先子嘘唏不自胜，久之，问曰：“儿诗大似仪仲，何以能此？”不肖言：“自八九岁待几席，常课毕辄自读《文选》，嗣大人从戴氏假得《全唐诗》，不肖翻阅之常彻夜，心有所触，辄效为之，稿累五六百首，大人病不敢以请。”先子曰：“吾事诗晚，又苦腹俭不足称其意，儿能终吾业者，异日当以此致大名。”洎先子弃养，不肖负米蓬转，秀才自录诗稿竟遗失。近唯记其《病鹤》曰：“洒落凌霄翰，苍苔缓步行。穷愁但有骨，江海岂无情。露下寒生警，松阴影独鸣。寰笼伏絷尔，得意尚纵横。”《归燕》曰：“归燕归何处，高秋影渐稀。慕俦非尽室，舍旧独知几。翠幕凉风冷，银塘白露曦。存身深闭户，还复候时飞。”吾泾在唐有万巨者，太白赠诗云：“吾爱万夫子，解渴同琼树。何日一来游，相欢咏佳句。”是必工诗，然片字无存。唯许棠列于大历十子，《全唐诗》录其五律二章耳。阅宋及今千余年，未闻有知名士在人口耳者。先达侍御赵星阁先生，先子之业师也，嗜为诗，自刻其各体诗二千余首为《漱芳居诗钞》，亦以五律为最工，其浑厚过秀才，则居使之然，而完善精到殊不及，工力固不可诬也。胡玉樵世琦庶常亦嗜诗，前在都下，曾出其稿本各体千余首见示，夜郎自大，非求益者，才气固可造，而未就轨范，非秀才比也。然近人为诗者日益多，又未见有能及庶常者，才难之叹，岂唯吾乡。秀才故蓄一端砚，误碎于地，因仿毛颖为《端硁传》以自况，文多不能记，不审其族尚有传本否。世臣蹉跎，至年七十，日内自编前后论文之书，因补为此传，使访诗于吾泾者，知许君之有继声也。
●卷五 论书一
述书上
乾隆己酉之岁，余年已十五，家无藏帖，习时俗应试书十年，下笔尚不能平直，以书拙闻于乡里。族曾祖槐植三，独违世尚学唐碑，余从问笔法，授以《书法通解》四册，其书首重执笔，遂仿其所图提肘拨镫七字之势，肘既虚悬，气急手战，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几习之，虽诵读时不间，寝则植指以画席，至甲寅，手乃渐定，而笔终稚钝。乃学怀素草书千文，欲以变其旧习，三年无所得，遂弃去。嘉庆己未冬，见邑人翟金兰同甫作书而善之，记其笔势，问当何业。同甫授以东坡西湖诗帖，曰学此以肥为主，肥易掩丑也。余用其言习两月，书逼似同甫。明年春，从商丘陈懋本季驯假古帖十余种，其尤者为南唐拓《画赞》《洛神》，大观拓神龙《兰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于古，以硬黄摹《兰亭》数十过，更以朱界九宫移其字，每日习四字，每字连书百数，转锋布势，必尽合于本乃已。百日拓《兰亭》字毕，乃见古人抽豪出入，序画先后，与近人迥殊，遂以《兰亭》法求《画赞》《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见赵宋以后，书褊急便侧，少士君子之风。余既心仪遒丽之旨，知点画细如丝发，皆须全身力到，始叹前此十年学成提肘不为虚费也。续纵游江浙，遍观收藏家旧迹。壬戌秋，晤阳湖钱伯垧鲁斯。鲁斯书名藉甚，尝语余曰：“古人用兔豪，故书有中线，今用羊豪，其精者乃成双钩，吾耽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余答言：“书不能佳，然下笔辄成双钩。”鲁斯使面作之，画旁皆聚墨成线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受法于怀宁邓石如顽伯，曰：“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以其说验六朝人书则悉合。然余书得自简牍，颇伤婉丽。甲子，遂专习欧、颜碑版以壮其势，而宽其气。丙寅秋，获南宋库装《庙堂碑》，及枣版《阁帖》，冥心探索，见永兴书源于大令，又深明大令与右军异法。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三河之谤，唐文饿隶之讥，既属梦呓，而米老“右军中含大令外拓”之说，适得其反。锐精仿习，一年之后，画有中线矣。每以熟纸作书，则其墨皆由两边渐燥至中，一线细如丝发，墨光晶莹异常，纸背状如针画，自谓于书道颇尽其秘。乙亥夏，与阳湖黄乙生小仲同客扬州，小仲攻书较余更力，年亦较深。小仲谓余书解侧势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时出侧笔，小仲犹以未尽侧为憾，相处三月，朝夕辨证不相下，因诘其笔法。小仲曰：“书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画之工拙不计也。余学汉分而悟其法，以观晋唐真行，无不合者。其要在执笔，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钩，小指贴名指，外拒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大令亦云飞鸟以爪画地，此最善状指势已。是故执笔欲其近，布指欲其疏，吾子其秘之。子书得晋人面目耳，随人言下，转不数十年，化为粪壤。今人攻书至力者，无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书皆始艮终乾，南宋以后书皆始巽终坤，余初闻不知为何语，服念弥旬，差有所省，因迁习其法，一年渐熟。丙子秋，晤武进朱昂之青立其言曰：‘作书须笔笔断而后起。’吾子书环转处颇无断势。又晤秀水王良士仲瞿，言其内子金礼嬴梦神授笔法，管须向左迤后稍偃，若指鼻准者，锋乃得中。又晤吴江吴育山子，其言曰：‘吾子书专用笔尖直下，以墨裹锋，不假力于副豪，自以为藏锋内转，祗形薄怯。凡下笔，须使笔豪平铺纸上，乃四面圆足。’此少温篆法，书家真秘密语也。”余既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三君子为非，分习而互试之，乃见其说足以补小仲之所未及。于是执笔宗小仲，而辅以仲瞿，运锋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结字宗顽伯以合于小仲。屏去模仿，专求古人逆入平出之势，要以十稔，或有心手相得之境。然余非闻植三之言则不学，非闻同甫之言则中废，非得小仲之传则伥伥毕世矣。余他业屡迁，唯好书廿余年不改，一艺之能，其难如此，况进于书者乎。
嘉庆丁丑，余与翰风同滞都下，以书相切磋，简札往返无虚日，既乃集前后所言，掇其要为此篇，又为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书诀石本，有云：“首务执笔，中控前冲，拇左食右，名禁后从。”细心体味，盖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即同此法。古人文简不易推测耳。戊寅，客吴门，乃为下篇，以悉书之始卒，以示宜兴吴德旋仲伦。仲伦亦叹绝，而申之曰：“道固归于墨不溢出于笔，而学之则自墨溢出于笔始。”己卯，又与翰风同客济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为《历下笔谈》。翰风故攻书，改用此法以习北体，观者每谓与余书不辨。然余书尚缓而翰风尚竣，微立异同。述书笔谭稿出，录副者多。江都梅植之蕴生，仪徵吴廷扬熙载，甘泉杨亮季子，高凉黄洵修存，余姚毛长龄仰苏，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杨承汪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时与余相乱。然道光辛巳，余过常州，晤小仲，出稿相质。小仲曰：“用笔者天，书中尽之，始艮终乾，正所谓流美者地，书中阐发善矣。”然非吾意，请其术，卒不肯言。
述书中
余既述诸君子之言为书，因以己意通之，而知其悉合于古也。右军以管为将军，明书道之机枢在管，而管之不可乱动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于食指中节之端，以上节斜钩之，大指以指尖对中指中节拒之，则管当食指节湾，安如置床，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横逼，挺管以向左，则管定，然后中指以尖钩其阳，名指以爪肉之际距其阴，小指以上节之骨，贴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尽其力，则形如握卵，而笔锋始得随指环转，如士卒之从旌麾矣。此古人所谓双钩者也。东坡有言“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善言此意已。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后稍偃者取逆势也。盖笔后偃则虎口侧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悬，于是名指之筋，环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环臂湾以及胸胁。凡人引弓举重，筋必反纽，乃长劲得力，古人传诀，所为著悬腕也。唐贤状拨镫之势云，如人并乘镫不相犯，盖善乘者，脚尖踏镫必内钩，足大指著镫，腿筋皆反纽，是以并乘而镫不相犯，此真工为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谓实指虚掌者，谓五指皆贴管为实，其小指实贴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紧握之说也。握之太紧，力止在管而不注豪端，其书必抛筋露骨，枯而且弱。永叔所谓使指运而腕不知，殆解此已。笔既左偃而中指力钩，则小指易于入掌，故以虚掌为难，明小指助名指揭笔，尤宜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与大指等者，则其书未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桅之拒帆，而小指如桅点之助桅，故必小指得劲，而名指之力乃实耳。山子之法，以笔豪平铺纸上，与小仲始艮终乾之说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则不能致此也，盖笔向左迤后稍偃，是笔尖著纸即逆，而豪不得不平铺于纸上矣。石工镌字，画右行者，其錞必向左，验而类之，则纸犹石也，笔犹钻也，指如捶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尽侧勒策三势之妙，而弩跃掠啄磔五势，入锋之始，皆宜用之。锋既着纸，即宜转换。于画下行者，管转向上；画上行者，管转向下；画左行者，管转向右。是以指得势，而锋得力。惟小正书画形既促，未及换笔，而画已成，非至精熟，难期合法。故自柳少师以后，遂无复能工此艺者也。始艮终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笔中自备八方也。后人作书，皆仰笔尖锋，锋尖处巽也，笔仰则锋在画之阳，其阴不过副豪，濡墨以成画形，故至坤则锋止，佳者仅能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锋转，则逆入平出，而画之八面无非豪力所达，乃后积画成字，聚字成篇。过庭有言，一笔成一字之规，一字乃通篇之准者，谓此也。盖人之腕，本侧倚于几。任其势，则笔端仰左而成尖锋，锋既尖，则墨之所到，多笔锋所未到，是过庭所讥，任笔为体，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求墨之不溢出于笔也。青立之所谓笔必断而后起者，即无转不折之说也。盖行草之笔多环转，若信笔为之，则转卸皆成扁锋，故须暗中取势，换转笔心也。小仲所以憾未能尽侧者，谓笔锋平铺，则画满如侧，非尚真侧也。汉人分法，无不平满。中郎见刷墙垩痕而作飞白，以垩帚锋平，刷痕满足，因悟书势，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墙平底，当时工匠知书，用刀必正下以传笔法。后世书学既湮，石工皆用刀尖斜入，虽有晋唐真迹，一经上石，悉成尖锋，令人不复可见始艮终乾之妙。故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已。余见六朝碑拓，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凡横直平过之处，行处也，古人必逐步顿挫，不使率然径去，是行处皆留也。转折挑剔之处，留处也，古人必提锋暗转，不肯擫笔使墨旁出，是留处皆行也。顽伯计白当黑之论，即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尝言近世书鲜不阋墙操戈者。又言正书惟太傅《贺捷表》，右军《旦极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迹，其结构天成，下此则《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余为申之，以《刁遵志》足继太傅河南《圣教序记》，其书右行，从左玩至右，则字字相迎，从右看至左，则笔笔相背。噫！知此，斯可与言书矣。
述书下
书艺始于指法，终于行间，前二篇已详论之。然聚字成篇，积画成字，故画有八法。唐韩方明谓八法起于隶字之始，传于崔子玉，历钟、王以至永禅师者，古今学书之机栝也。隶字即今真书。八法者，点为侧，平横为勒，直为努，钩为趯，仰横为策，长撇为掠，短撇为啄，捺为磔也。以永字八画而备八势，故用为式。唐以后多申明八法之书，然详言者或不得其要领，约言之又不欲尽泄其秘，余故显言之。夫作点势，在篆皆圆笔，在分皆平笔，既变为隶，圆平之笔，体势不相入，故示其法曰侧也。平横为勒者，言作平横，必勒其笔，逆锋落纸，卷豪右行，缓去急回，盖勒字之义，强抑力制，愈收愈紧。又分书横画多不收锋。云勒者，示隶画之必收也。后人为横画，顺笔平过，失其法矣。直为努者，谓作直画必笔管逆向上，笔尖亦逆向上，平锋着纸，尽力下行，有引弩两端皆逆之势，故名努也。钩为趯者，如人之趯脚，其力初不在脚，猝然引起，而全力遂注脚尖，故钩末断不可作飘势挫锋，有失趯之义也。仰画为策者，如以策策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着马即起也。后人作仰横，多尖锋上拂，是策末未着马也。又有顺压不复仰卷者，是策既着马而末不起，其策不警也。长撇为掠者，谓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笔如掠。后人撇端多尖颖斜拂，是当展而反敛，非掠之义，故其字飘浮无力也。短撇为啄者，如鸟之啄物，锐而且速，亦言其画行，以渐而削如鸟啄也。捺为磔者，勒笔右行，铺平笔锋，尽力开散而急发也。后人或尚兰叶之势，波尽处犹袅娜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宫。九宫者，每字为方格，外界极肥，格内用细画界一井字，以均布其点画也。凡字无论疏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结之处，是为字之中宫。然中宫有在实画，有在虚白，必审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于格内之中宫，然后以其字之头目手足分布于旁之八宫，则随其长短虚实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并至九字，又为大九宫，其中一字即为中宫，必须统摄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势，逐字移看，大小两中宫皆得圆满，则俯仰映带，奇趣横出已。九宫之说，始见于宋，盖以尺寸算字，专为移缩古帖而说，不知求条理于本字，故自宋以来书家，未有能合九宫者也。两晋真书碑版，不传于世，余以所见北魏南梁之碑数十百种悉心参悟，而得大小两九宫之法，上推之周秦汉魏两晋篆分碑版存于世者，则莫不合于此，其为钟、王专力可知也。世所行《贺捷》《黄庭》《画赞》《洛神》等帖，皆无横格，然每字布势，奇纵周致，实合通篇而为大九宫。如三代钟鼎文字，其行书如《兰亭》《玉润》《白骑》《追寻》《违远》《吴兴》《外出》等帖，鱼龙百变而按以矩矱，不差累黍。降及唐贤，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书碑版皆有横格。就中九宫之学，徐会稽、李北海、张郎中三家为尤密，传书俱在，潜精按验，信其不谬也。然而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一大关键已。笔实则墨沈，笔飘则墨浮。凡墨色奕然出于纸上，莹然作紫碧色者，皆不足与言书。必黝然以黑，色平纸面，谛视之，纸墨相接之处，仿佛有毛，画内之墨，中边相等，而幽光若水纹，徐漾于波发之间，乃为得之。盖墨到处皆有笔，笔墨相称，笔锋着纸，水即下注，而笔力足以摄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纸内，不必真迹，即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尝见有得笔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于用笔者也。丞相云“下笔如鹰鹯搏击”，右军云“每作一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遒丽”，侍中云“崔、杜、钟、张、二卫之书，笔力惊绝”，梁武帝与隐居评书，以中郎为笔势洞达，右军为字势雄强，又取象于龙威虎震，快马入阵。合观诸论，则古人盖未有不尚峻劲者矣。永师之后，虞、欧、褚、陆、徐、张、李、田、颜、柳，各奋才智，大畅宗旨。中更丧乱，传笔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阳少师两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间茂密，杨之《大仙帖》，画外峭险，并符前哲。自兹以降，宋之东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东坡云：“我虽不善书，解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香光云：“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探厥词旨，，可谓心通八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宫，岂必远后古人乎。是故善学者，道苏须知其澜漫，由董须知其凋疏，汰澜漫则雄逸显，避凋疏则简澹真。余年廿六而后学，四十而后知，少小恶札，脱于心而胶于手，精力既衰，又迫物务，岂望有成？庶几述其心得以授子弟，童而习之，或有能继志以成名者云尔。
历下笔谭
秦程邈作隶书，汉谓之今文，盖省篆之环曲以为易直，世所传秦汉金石，凡笔近篆而体近真者，皆隶书也。及中郎变隶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晋以来，皆传中郎之法则，又以八分入隶，始成今真书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称真书为隶，自唐人误以八为数字，及宋遂并混分隶之名。窃谓大篆多取象形，体势错综，小篆就大篆减为整齐，隶就小篆减为平直，分则纵隶体而出以骏发，真又约分势而归于遒丽。相承之故，端的可寻。故隶、真虽为一体，而论结字，则隶为分源，论用笔，则分为真本也。
西晋分书，《孙夫人碑》是《孔羡》法嗣，用笔沉痛不减，而体稍疏隽。《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结字宕逸相逼而气加凝整。大率晋人分法，原本钟梁，尤近隶势。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孙夫人》，及会稽晚出，始尚《太公望》，极于韩史，益趋便媚。分法不古，隶势因之。晋人隶书，世无传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测。盖中郎立极，梁传其势，钟传其韵，后遂判为二派。至近人邓石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时代优劣也。
北朝隶书，虽率导源分篆，然皆极意波发，力求跌宕。凡以中郎既往，钟梁并起，各矜巧妙，门户益开，踵事增华，穷情尽致。而《般若碑》浑穆简静，自在满足，与《郙阁颂》《析里桥》同法，用意逼近章草，当是西晋人专精蔡体之书，无一笔阑入山阴。故知为右军以前法物，拟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会稽各学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绝无神奇，但见点画朴实，八面深稳，更无欠缺处耳。求之汇帖征西《出师颂》，大令《保母志》，可称一家眷属，以其绝去作用处相同故也。
绛帖刻“桓山颂献之铭”六字，相传为大令书，沈雄宕逸，诚亦希有。然以拟《般若碑》，则如罗汉具六大神通，及见入定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其云礽。
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以《中明坛》题名，《云峰山五言》验之，为中岳先生书无疑。碑称其“才冠秘颖，研图注篆”不虚耳。南朝遗迹，唯《鹤铭》《石阙》二种，萧散骏逸，殊途同归。而《鹤铭》刓泐已甚，《石阙》不过十余字，又系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处，乃以摩崖石坳，让字均行，并非剥损，直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于茂字少理会，会稽于密字欠工夫。《书评》谓太傅茂密，右军雄强，雄则生气勃发，故能茂，强则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强也。
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李仲璇》《敬显俊》别成一种，与右军致相近，在永师《千文》之右，或出卫瓘而无可证验。隋《龙藏寺》，庶几绍法，逊其淡远之神，而体势更纯一。
齐《隽修罗碑》，措画结体，极意经营，虽以险峻取胜，而波发仍归蕴藉。北朝书承汉魏，势率尚扁，此易为长，渐趋姿媚，已为率更开山。《朱君山碑》，用笔尤宕逸，字势正方，整齐而具变态，其行画特多偏曲，骨血峻秀，盖得于秦篆。山谷以箭锋所直人马应弦为有韵，验以此书，信为知言。谏议学之而不尽，遂成平滞一路滥觞矣。
古人书有定法，随字形大小为势。武定《玉佛记》，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张猛龙》等碑，字方寸；《郑文公》《中明坛》，字方二寸；各碑额，《云峰山诗》《瘗鹤铭》《侍中石阙》，字方四五寸；云峰、岨崃两山刻经，字皆方尺；泰山刻经，字方尺七八寸。书体虽殊，而大小相等，则法出一辙。至书碑题额，本出一手，大小既殊，则笔法顿异。后人目为汇帖所眯，于是有《黄庭》《乐毅》展为方丈之谬说，此自唐以来，榜署字遂无可观者也。
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豪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分隶相通之故，原不关乎迹象。长史之观于担夫争道，东坡之喻以上水撑船，皆悟到此间也。
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幸致。更有以两端雄肆，而弥使中截空怯者，试取古帖横直画，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则人人共见矣。中实之妙，武德以后遂难言之。近人邓石如书中截无不员满遒丽，其次刘文清中截近左处亦能洁净充足，此外则并未梦见在也。古今书诀，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笔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之说，虽非道出真际，知识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张好好诗》云“大有六朝风韵”者，盖亦赏其中截有丰实处在也。
北碑画势甚长，虽短如黍米，细如纤豪，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备具。起笔处顺入者无缺锋，逆入者无涨墨，每折必洁净，作点尤精深，是以雍容宽绰，无画不长。后人着意留笔，则驻锋折颖之处，墨多外溢，未及备法而画已成，故举止匆遽，界恒苦促，画恒苦短。虽以平原雄杰，未免斯病。至于作势裹锋，敛墨入内，以求条鬯手足，则一画既不完善，数画更不变化，意恒伤浅，势恒伤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谓征西《出师颂》笔短意长，同此妙悟。然渠必见真迹，故有是契，若求之汇帖，即北宋枣本，不能传此神解。境无所触，识且不及，况云实证耶。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十三跋》是伪物，子昂虽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说，受病最深处，无如“陈隋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二语，五百年来，佳子弟多为所误。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瞻视，俨然可畏，所以为有俊气也。岂必龋笑慵妆，作失行妇人状哉，永叔曰：“书至梁陈之际而工极。”余尝叹为知言。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种，而原砖又亡，幸有始《兴王碑》，剥蚀之余，尚可以证前说之谬妄。思白但于汇帖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学魏晋无入处，及学宋人，乃得真解。盖汇帖皆宋人所摹，固不如宋人自书之机神完足也。近人王澍谓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亦为有见地者。
唐人草法，推张长史、钱醉僧、杨少师三家。长史书源虞陆，故醉僧以为洛下遇颜尚书，自言受笔于长史，闻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传《肚痛》《春草》《东明》《秋寒》诸帖，皆非真迹，惟《千文》残本二百余字，伏如虎卧，起如龙跳，顿如山峙，挫如泉流，上接永兴，下开鲁郡，是为草隶。醉僧所传大小《千文》亦是伪物，惟《圣母》《律公》导源篆籀，浑雄鸷健，是为草篆。少师《韭花》《起居法》，皆出仿写，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崛强，有猿腾蠖屈之势，周隋分书之一变，是为草分。其余如《屏风》《书谱》《绝交》诸帖，虽俱托体山阴，止成藁行而已。
自唐迄明，书有门户者廿人，爰为续评：永兴如白鹤翔云，人仰丹顶；河南如孔雀归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鹭，集而有容；柳诚悬如关雎，挚而有别；薛少保如雏鹄，具千里之志；钟绍京如新莺，矜百啭之声；率更如虎饿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会稽如战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俵驘强缰，布武紧密；范的如明驼舒步，举止轩昂；玉局如丙吉问牛，能持大体；端明如子阳据蜀，徒饰銮舆，山谷如梁武写经，心仪利益；海岳如张汤执法，比用重轻，子昂如挟瑟燕姬，矜宠善狎；伯几如负暄野老，嘈杂不辞；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
后附四则
“枞阳门”三大字，在安徽省城南门，字径二尺许，雍容揖让，是山阴家法。唯“门”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径指为右军书耳。赵州城内永兴所书“攀龙鳞附凤翼”六大字，尺寸与枞阳门相当，比之则脚忙手乱，局促窘迫不自赖矣。庾亮持江西节，右军为其从事，或庾自书，或使王书。时右军年少，书势或稍加作用，未可知也。然断非永师以下所能至矣。
《天监井栏》在茅山，可辨者尚有数十字，字势一同《瘗鹤铭》，其字同者，则笔法结法悉同，可证《鹤铭》为隐居书，而逋翁清臣之说废已。
杭州龚定庵藏宋拓《八关齐》七十二字，一见疑为《鹤铭》，始知古人《鹤铭》，极似颜书之说有故。
蓟州城内有太白书“观音之阁”四大字，字径七八尺，整暇有永兴风，唯笔势稍抛松耳。然较逍遥楼颜书，相去不可数计。
与金坛段鹤台（玉立）明经论书次东坡韵
昔吾语文笔，于中必有我。蜜成花不见，持以论书可。错综理相安，避就形时椭。常能伏纸骄，始得见笔娜。转换心如旋，骏发势每颇。摄水墨无溢，开锋毫不裹。锋毫辨微芒，水墨分纤么。嗜此二十年，长者力先荷。闻声震合弦，譬巧知扣笴。只今两少师，传书苦不夥。变法心何雄，涉险气振惰。俗学贪速成，锦鞯被驽跛。步颜拥肥姬，趋欧牵病騀。若谓吾言非，试与讯江左（花之精浮而为蜜，其滓沉而为蜡，蜡中亦无花迹，乃为蜜成未成之先，则采与酿大有事在。错综十句，言酿之事。只今八句，言采之事。凡作书无论何体，必须筋骨血肉备具。筋者锋之所为，骨者毫之所为，血者水之所为，肉者墨之所为。锋为笔之精，水为墨之髓，锋能将副毫，则水受摄，副毫不裹锋，则墨受运。而其要归于运指，大指能揭管，则锋自开，名指能拒管，则副毫自平，锋开毫平，而墨自不溢出笔外，水行墨中，书势无不遒润矣。王侍中传右军之诀云“万毫齐力”，予尝申之曰“五指齐力”，盖指力有偏重，则毫力必不能齐也。柳诚悬、杨景度两少师，皆神明于指法，故一变江左书势，而江左书意反赖以传，但知之者罕矣）。
附旌德姚配中仲虞和作
书学缄秘多，启龠恃有我。我气果浩然，大小靡不可。使转贯初终，形体随偏椭。如松对月闲，如柳迎风娜（书之大局以气为主，使转所以行气，气得则形体随之，无不如志，古人之缄秘开矣）。请言使转方，按提平且颇。注墨枯还荣，展豪纠异裹（字有骨肉筋血，以气充之，精神乃出。不按则血不融，不提则筋不劲，不平则肉不匀，不颇则骨不骏。圆则按提出以平颇，是为绞转，方则平颇出以按提，是为翻转，知绞翻则墨自不枯，而豪自不裹矣。此使转之真诠，古人之秘密也）。尤有空盘纡，与草争眇么。草原一脉承，真亦千钧荷（真草同原而异派，真用盘纡于虚，其行也速，无迹可寻；草用盘纡于实，其行也缓，有象可睹。唯锋俱一脉相承，无问藏露，力必通身俱到，不论迅迟，盘纡之用神，草真之机合矣）。真自变欧褚，抽挈同发笴。门户较易寻，授受转难夥（字有方圆，本自分篆，方者用翻，圆者用绞，方不能翻，则滞而成疣，圆不知绞，则痹而为痿。河南用绞，多行以抽笔，渤海用翻，多行以挈笔。抽用按提，挈用平颇，两家之所以分也。欧褚合则宛然旧观矣）。愧余玩索频，徒戒临摹惰。行之虽有时，至焉每苦跛。先路道恳勤，遵途骋駊騀。旨哉双楫篇，后尘附诸左。
论书十二绝句（有序）
书道以用笔为主，然明于源流所自，则笔法因之，故纪汉世以来，迄于近今，宗派脉络，次为韵语。其人所共见，而名实复副者，概从略焉。己卯季秋，书于历下西司公廨。
程隶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纵横。更依分势成今隶，不辨真源漫证盟。
说详《笔谭》，自真隶名别，而古人笔法始失。
中郎派别有钟梁，茂密雄强正雁行。底事千文传祖法，顿教分隶意参商。
钟之《乙瑛》，梁之《孔羡》，北朝隶石，恪守两宗。至隶不本分，草不本篆，实滥觞于真草《千文》。其自题曰真书，盖亦有意变古也。
《吕望》翩仙接《乙瑛》，峻严《孔羡》毓《任城》。欧徐倒置滋流弊，具体还应溯巨卿。
西晋分书，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孙夫人》二碑，虽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顿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会稽法《吕望》，惟于波发注意，其牵引环转处，多行以今隶之法，中郎洞达之风息已。
朱扬张贾是梁宗，渤海荥阳势绍钟。更有贞珉镌《般若》，便齐李蔡起三峰。
荥阳《郑羲》，渤海《刁遵》，《朱义章》《杨大眼》《张猛龙》《贾思伯》，皆北魏碑。《般若碑》字方二寸，三百言尚完好，无时代年月，书势敦厚浑雄，予臆定为西晋人书，实古今第一真书石本也。
从来大字苦拘挛，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谢云封经石峪，不教山谷尽书禅。
泰山《经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与焦山《鹤铭》相近，而渊穆时或过之。
梁武平书致有神，一言常使见全身。云峰山下摩残碣，啸树低腰认未真。
郑文公季子道昭，自称中岳先生，有云峰山五言及题名十余处，字势巧妙俊丽，近南朝郗超。谢万常疑其父墓《下碑》《经石峪大字》《刁惠公志》，出其手也。
中正冲和《龙藏碑》，擅场或出永禅师。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
随《龙藏寺》，出魏《李仲璇》《敬显隽》两碑，而加纯净，左规右矩，近《千文》，而雅健过之。《书平》谓右军“字势雄强”，此其庶几。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
伯英遣篆为狂草，长史偏从隶势来。八法幸窥龙虎气，东明春草总成灰。
伯英变章为草，历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穷奇尽势，然唯《千文》二百余字是真迹，他帖皆赵宋以后俗手所为。余玩《千文》，而悟伯高为草隶，藏真为草篆，景度为草分，虽同出伯英，得笔各有原本，然征西风流遂尔邈绝，此大令所为叹章草宏逸也。
三唐试判俗书胚，习气原从褚氏开。衮颂只今留片石，独无尘染笔端来。
先任城公兖公颂，骏和兼至，唐石本之恪守古法者。
巨川官告是书雄，健举沉追势并工。悟入指尖有炉冶，转毫犹憾墨痕丰。
谓会稽本唐帖，真书之善自变者，行书则《兰亭》题句，同此妙悟。
洛阳草势通分势，以侧为雄曲作浑。董力苏资纵奇绝，问津须是到河源。
东坡香光，俱得力于景度，然东坡谓其雄杰有颜柳之遗，香光谓其以险绝为奇，破方为圜，削繁成简，是犹未见彼结胎入悟处也。
无端天遣怀宁老，上蔡中郎合继声。一任刘姚夸绝诣，偏师争与撼长城。
诸城刘文清相国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书，专精大令，为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时出华亭之外。其半寸以内真书，洁净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怀宁布衣邓石如顽伯，篆隶分真狂草五体兼工，一点一画，若奋若搏。盖自武德以后，间气所钟。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之所得专美也。
国朝书品
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
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
右为品五，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为九等。能者二等，仰接先民，俯援来学，积力既深，或臻神妙。逸取天趣，味从卷轴、若能以古为师，便不外于妙道。佳品诸君，虽心悟无闻，而其则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没。至于狂怪软媚，井系俗书，纵负时名，难入真鉴，庶使雅俗殊途，指归不昧。其人皆以既往为断，就所见而条别之。同等则绍以世序，为其后先。道光四年正月望日，泾包世臣慎伯甫编次。
神品一人 邓石如隶及篆书
妙品上一人 邓石如分及真书
妙品下二人 刘墉小真书　姚鼐行草书
能品上七人 释邱山真及行书　宋珏分及榜书　傅山草书　姜宸英行书　邓石如草书　刘墉榜书　黄乙生行榜书
能品下二十三人 王铎草书　周亮工草书　笪重光行书　吴大来草书　赵润草榜书　张照行书　刘绍庭草榜书　吴襄行书　翟赐履草书　王澍行书　周于礼行书　梁巘真及行书　翁方纲行书　于令淓行书　巴慰祖分书　顾光旭行书　张惠言篆书　王文治方寸真书　刘墉行书　汪庭桂分书　钱伯垧行及榜书　陈希祖行书　黄乙生小真行书
逸品上十五人 顾炎武正书　萧云从行书　释雪浪行书　郑簠分及行书　高其佩行书　陈洪绶行书　程邃行书　纪映钟行书　金农分书　张鹏翀行书　袁枚行书　朱筠稿书　朱珪真书　邓石如行书　宋镕行书
逸品下十六人 王时敏行及分书　朱彝尊分及行书　程京萼行书　释道济行书　赵青藜真及行书　钱载行书　程瑶田小真书　巴慰祖行书　汪中行书　毕汲行书　陈淮行书　姚鼐小真书　程世淳行书　李天澂行书　伊秉绶行书　张桂岩行书
佳品上二十二人 沈荃真书　王鸿绪行书　先著行书　查士标行书　汪士鋐积真书　何焯小真书　陈奕禧行书　陈鹏年行书　徐良行书　蒋衡真书　于振行书　赵知希草书　孔继涑行书　嵇璜真书　钱澧行书　桂馥分书　翁方纲小真书　张燕昌小真书　康基田行书　钱坫篆书　谷际岐行书　洪梧小真书
佳品下十人 郑来行书　林佶小真书　方观承行书　董邦达行书　华岩行书　秦大士行书　高方小真书　金榜真书　吴俊行书　陈崇本小真书
九品共九十七人，重叠见者六，人实九十一人。又在都下前门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见火镰店柜上，立招牌两块，有“只此一家，言无二价”八字，字径七寸，墨书白粉版，版裂如蛇跗，其书优八妙品，询之不得主名，附记于此。
道光廿四年重录，增能品上一人：张琦真行及分书。能品下三人：于书佃行书，段玉立小真及草书，吴德旋行书。佳品上六人：吴育篆及行书，方履篯分书，梅植之行书，朱昂之行书，李兆洛行书，徐准宜真书。
答熙载九问
问：自来论真书，以不失篆分遗意为上，前人实之以笔画近似者，而先生驳之，信矣。究竟篆分遗意寓于真书，从何处见？
篆书之员劲满足，以锋直行于画中也。分书之骏发满足，以豪平铺于纸上也。真书能敛墨入豪，使锋不侧者，篆意也。能以锋摄墨，使豪不裹者，分意也。有涨墨而篆意湮，有侧笔而分意漓。诚悬景度以后，遂滔滔不可止矣。
问：先生常言草书自有法，非字体之说也。究竟何者为草法？
《书谱》云：“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使转为形质，点画为性情。”是真能传草法者。世人知真书之妙在使转，而不知草书之妙在点画，此草法所为不传也。大令草常一笔环转，如火箸划灰，不见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环转处悉具起伏，顿挫皆成点画之势。由其笔力精熟，故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形质成而性情见，所谓画变起伏，点殊衄挫，导之泉注，顿之山安也。后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无定则，豪端之转换，又复卤莽，任笔为体，脚忙手乱，形质尚不备具，更何从说到性情乎。盖必点画寓使转之中，即性情发形质之内。望其体势，肆逸飘忽，几不复可辨识，而节节换笔，笔心皆行画中，与真书无异。过庭所为言“张不真而点画狼籍”，指出楷式，抉破窔奥也。至谓“钟不草而使转纵横”，此语并传尽真法。盖端庄平直，真势也。古人一点一画，皆使锋转笔以成之，非至起止掣曳之处，乃用使转纵横者，无处不达之谓也。盘纡跳荡，草势也。古人一牵一连，笔皆旋转，正心着纸，无一黍米倒塌处。狼籍者，触目悉是之谓也。草法不传，实由真法之不传。真草同源，只是运指换笔，真则人人共习，而习焉不察，草则习之者少，故谓草法不传耳。然草书部分，亦是一大事。晋书所谓杀字甚安，是专言结构。不力究此义，所以日趋狂怪，缭绕而不可止也。草故有法，然岂有别法哉。千年黑洞，今始凿出一线天。然工力互有深浅，吴郡所为叹右军博涉多优也。抑余有更为吴郡进一解者，书之形质，如人之五官四体，书之情性，如人之作止语默。必如相人书所谓五官成，四体称，乃可谓之形质完善，非是，则为缺陷。必如《礼经》所谓九容，乃得性情之正，非是，则为邪僻。故真书以平和为上，而骏宕次之；草书以简静为上，而雄肆次之。是故有形质而无情性，则不得为人，情性乖戾，又乌得为人乎。明乎此，而自力不倦，古人未尝不可企及耳。
问：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气满，究竟其法是一是二？
作者一法，观者两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尚有形势可言。气满，则离形势而专说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而气尚不满者，气满，则左右牝牡自无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泓，左右之水皆摄于泓。若气满则是来源极旺，满河走溜，不分中边，一目所及，更无少欠阙处。然非先从左右牝牡用功力，岂能幸致气满哉。气满如大力人精通拳势，无心防备，而四面有犯者，无不应之裕如也。
问：吴兴言：“结字因时相沿，用笔千古不易。”陈隋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华亭云：“古人以章法为一大事，尝见襄阳《西园记》，端若引绳，此非必有迹象，乃平日留心章法故耳。”二说孰优？
赵、董二说皆陋。结字本于用笔，古人用笔，悉是峻落反收，则结字自然奇纵。若以吴兴平顺之笔，而运山阴矫变之势，则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匀之说也。若以端若引绳为深于章法，此则史匠之能事耳。故结体以右军为至奇，秘阁所刻之《黄庭》，南唐所刻之《画赞》，一望唯见其气充满，而势俊逸。逐字逐画衡以近世体势，几不辨为何字。盖其笔力惊绝，能使点画荡漾空际，回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结字序画，渐开后人匀称门户，当是右军誓墓后代笔人所为，或出羊侍中，而后人以为王体误收右军帖中耳。《乐毅论》各本皆是唐人自书，非出摹拓，只为体势之平，实由笔势之近。北碑以《清颂碑》《玉佛记》为最奇，然较《十三行》已为平近，无论《画赞》《黄庭》也。《丙景经》纵势取姿，可谓有韵，然序画雅无奇趣。《鹤铭》神理，正同《内景》，以为右军书者，皆非能见匡庐真相者也。降至王侍中，用笔渐平，而结字益实。盖二王以前之书，无论真行，帖中所无，不能撮合偏旁，自创一字以参其间。侍中以下，则渐可以后人体势入之而不嫌矣。草书唯皇象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伯英诸帖，大都是大令书。圣于狂草，空前绝后。只是行以篆法，下笔如鹰鹯搏击，遒而不褊，疏而不凋，虽经挪行，尚可想所向无空阔之意态也。
问：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后，经生祖述，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题署如细字，跌宕自在，唯米襄阳近之，斯语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备，取势之远耳。河南遍体珠玉，颇有行步媚蛊之意，未足为小字如大字也。大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为空阔所震慑耳。襄阳侧媚跳荡，专以救应藏身，志在束湿而时时有收拾不及处，正是力弱胆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黄庭》，旷荡处直，任万马奔腾，而藩篱完固，有率然之势。大字如小字，唯《鹤铭》之如意指挥，《经石峪》之顿挫安详，斯足当之。
问：每作一波，常三过折，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先生每举此语以示学者，而细玩古帖，颇不尽然，即观先生作字，又多直来直去。二法是同是异？
学书如学拳。学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对骨，出手起脚，必极筋所能至，使之内气通而外劲出。予所以谓临摹古帖，笔画地步必比帖肥长过半，乃能尽其势而传其意者也。至学拳已成，真气养足，其骨节节可转，其筋条条皆直，虽对强敌，可以一指取之于分寸之间，若无事者。书家自运之道亦如是矣。盖其直来直去，已备过折收缩之用。观者见其落笔如飞，不复察笔先之故，即书者亦不自觉也。若径以直来直去为法，不从事于支积节累，则大谬矣。
问：匀净无过吴兴，上下直如贯珠，而势不相承，左右齐如飞雁，而意不相顾，何耶？
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则如市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数百年者，徒以便经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废者，以其笔虽平顺而来去出入处，皆有曲折停蓄。其后学吴兴者，虽极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匀净，是以一时虽为经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烟销火灭也。
问：华亭言学少师《大仙帖》，得其破方为圆，削繁成简之妙。先生尝是其言，再三寻讨，不得其故。
香光论书，以此二语为最精。从过庭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悟入，非果得于学《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诣而知之。至《大仙帖》，即今传《新步虚词》，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细心求之，则真行相参耳。以真行联缀成册，而使人望为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盖少师结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颜柳之旧势，皆以展蹙变之，故按其点画如真行，而相其气势则狂草。山谷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阑。”言其变尽《兰亭》面目，而独得神理也。《兰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断还连八字，是以一望宜人，而究其结字序画之故，则奇怪幻化，不可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国家，可以辞爵禄，可以蹈白刃之中庸，而非“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之中庸也。少师则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狷。书至唐季，非诡异即软媚。软媚如乡愿，诡异如素隐。非少师之险绝，断无以挽其颓波。真是由狷入狂，复以狂用狷者，狂狷所为可用，其要归固不悖于中行也。
问：先生尝云：“道苏须汰澜漫，由董宜避凋疏。”澜漫、凋疏，章法中事乎？笔法中事乎？汰之避之，从何处著手？
澜漫、凋疏，见于章法，而源于笔法。花到十分名澜漫者，菁华内竭，而颜色外褪也。草木秋深叶凋而枝疏者，以生意内凝，而生气外敝也。书之澜漫，由于力弱，笔不能摄墨，指不能伏笔，任意出之，故澜漫之弊，至幅后尤甚。凋疏由于气怯，笔力尽于画中，结法止于字内，矜心持之，故凋疏之态，在幅首尤甚。汰之避之，唯在练笔，笔中实则积成字，累成行，缀成幅，而气皆满，气满则二弊去矣。宝晋斋《辞中令书》，画瘦行宽，而不凋疏者，气满也。戏鸿堂摘句《兰亭诗》《张好好诗》，结法率易，格致散乱，而不澜漫者，气满也。气满由于中实，中实由于指劲，此诣甚难至，然不可不知也。
答三子问
修存问：先生薄吴郡书，而常举其言为学者法，其所谓察之尚精，拟之贵似，先察后拟者，将毋必能察而后能拟耶？敢问古帖真伪优劣，如何能精其察？
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故拟与察，皆形质中事也。古帖之异于后人者，在善用曲。阁本所载张华、王导、庾亮、王廙诸书，其行画无有一黍米许而不曲者，右军已为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师，则非使转处，不复见用曲之妙矣。尝谓人之一身，曾无分寸平直处，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则措足皆曲，若积土为峰峦，虽略具起伏之状，而其气皆直。为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终见其直。若天成之长江大河，一望数百里，了之如弦，然扬帆中流，曾不见有直波。少温自矜其书，于山川得流峙之形者，殆谓此也。曾忆相人书有曰“眉要曲兮不要直，曲直愚人不得知”，曲直之说至显，而以为愚人不知，则其理正通于书。故米、赵之书，虽使转处其笔皆直，而山阴伪迹，多出两家，非明于曲直之故，恶能一目辨晢哉。秦汉六朝传碑不甚磨泐者，皆具此意。汇帖得此秘密，所见唯南唐祖刻数种，其次则枣版阁本，北宋蔡氏，南宋贾氏所刻，已多参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陈氏几于形质无存，况言性情耶。然能辨曲直，则可以意求之有形质无形质之间，而窥见古人真际也。曲直之粗迹，在柔润与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润，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润则肥瘦皆员，硬燥则长短皆扁，是故曲直在性情而达于形质，员扁在形质而本于性情。唐贤真书以渤海为最整，河南为最暇，然其飞翔跳荡不殊草势，筋摇骨转，牵掣玲珑，实有不草而使转纵横之妙。凡以其用笔，较江左为直，而视后来，则犹甚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则近于精矣。
蕴生问：先生言察古帖之术，微妙至不可遁。自宋至明，真迹流传者，真伪尤杂，仍用是以察乎？抑别有术乎？
太傅呕血以求中郎笔诀，逸少仿钟书胜于自运，子敬少时学右军代笔人书，可见万古名家，无不由积学酝酿而得，虽在体势既成，自辟门户，而意态流露，其得力之处，必有见端。赵宋以来，知名十数，无论东坡之雄肆，漫士之精熟，思白之秀逸，师法具有本末。即吴兴用意结体，全以王士则《李宝成碑》为枕中秘，而晋唐诸家亦时出其腕下。至于作伪射利之徒，则专取时尚之一家，画依字抚，力求貌似，断不能追踪导源，以求合于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迹，一望而知为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笔结体之故，或取晋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气归于本家者，真迹也。一望知为何家之书，细求以本家所习前人法而不见者，仿书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
震伯问：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问拟其术从何始，于何终？
始如选药立方，终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药以主症，为裘必俪毛色以饰观，斯其大都也。学者有志学书，先宜择唐人字势凝重锋芒出入有迹象者，数十字多至百言习之，用油纸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纸盖所摹油纸上，张帖临写，不避涨墨，不辞用笔根劲，纸下有本，以节度其手，则可以目导心追，取帖上点画起止肥瘦之迹，以后逐本递夺，见与帖不似处，随手更换，可以渐得古人回互避就之故。约以百过，意体皆熟，乃离本，展大加倍，尽己力以取其回锋抽掣盘纡环结之巧，又时时闭目凝神，将所习之字，收小如蝇头，放大如榜署，以验之，皆如在睹，乃为真熟。故字断不可多也。然后进求北碑习之如前法，以坚其骨势，然后纵临所习之全帖，渐遍诸家，以博其体势，闲其变态。乃由真入行，先以前法习褚《兰亭》肥本，笔能随指环转，乃入阁帖，唯《争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门，难为出路。要之，每习一帖，必使笔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换后帖，又必使心中如无前帖。积力既久，习过诸家之形质性情，无不奔会腕下，虽曰与古为徒，实则自怀杼轴矣。唯草书至难，先以前法习永师《千文》，次征西《月仪》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纵临张伯英、二王以及伯高残本《千文》，务以“不真而点画狼籍”一语为宗，则拟之道得也。善夫，吴郡之言乎！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是拟虽贵似，而归于不似也。然拟进一分，则察亦进一分，先能察而后能拟，拟既精而察益精，终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卷六 论书二
《书谱》辨误
《书谱》云：“羲之入都，临行题壁，子敬密拭除之，书易其处，私为不恶。羲之自都返，见曰：‘吾去时真大醉也。’敬乃内惭。”又言：“谢安素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安，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敬深以为恨。”之二说者不知所自出，大约俗传，非事实。按右军癸亥生，当西晋惠帝太安二年，至甲辰生大令，为东晋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和九年，大令年十岁，会兰亭尚不能成诗。永和十一年春，右军辞官誓墓居会稽，是后断无入都理。是右军入都，至迟亦永和十年，大令年始十一，焉得有拭除父书而别作之事乎？谢安长于大令二十四岁，大令始仕，系为安卫军长史，太元中建太极殿，安欲大令书其榜为百世光，卒以难言而不敢逼，是其极重大令，又焉得不存录大令佳书？题后答之之事，况安为大令父执，已又系其故吏，即不存录其书，又何至深恨耶？大令临命时，自言唯念及辞郗氏婚事，深为疚心，则其他行检无瑕可知。且南朝深重礼教，东山丝竹，尚贻讥议，以灵宝之悖逆，闻呼温酒，遂伏地流涕不可止，沅自称胜父，如虔礼所述乎？恣意污蔑，是不可以不辨。至《玉润帖》，世皆署为右军，以予审之，实临海太守凝之书也。右军卒于辛酉，当穆帝升平五年，大令年十八。升平三四年间，右军致周益州书有“唯一小者尚未婚，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之言，未婚之小者，即斥大令。前此升平一年，《旦夕都邑帖》止言“无奕外住仁祖日往”，尚不及蜀中山川诸奇，嗣有《省足下别疏》及《年政七十》二帖，始订游目汶领峨眉之约，最后乃言“待小者婚乃能至彼”，《十七帖》有云“吾年垂耳顺”，其时想已五十七八，故知是升平三四年间书也。不一二年，右军遂厌世焉，得见大令之小女玉润，且言发痼，痼疾少有差耶，临海奉五斗米最虔。帖称家长，是固兄之称耳。其书视右军差敛，而姿态远远逊，又其辞愚悫，非临海不至是也。若《保母帖》，乃越僧得之以五百金，卖与韩侂胄者。书必出大令，或其时大令书尚多，集字精刻以诳侂胄未可知也。右军卒辛酉年五十九，至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右军仅六十三，而李氏顾七十，是长于右军七岁。右军七儿一女，皆郗夫人生，帖言同生则自有妾媵，然东床坦腹，右军尚少焉，得有妾反长于婿至七岁之多耶？
跋荣郡王临《快雪》《内景》二帖
古人论真行书，率以不失篆分意为上。后人求其说而不得，至以直点斜拂形似者当之。是古碑断坏，汇帖障目，笔法之不传久矣。南唐祖本，宇内罕觏，潭绛大观宝晋诸刻，具体宋人，停云郁冈，悉成赵法，即华亭力排吴兴，而戏鸿不乏赵意，良由胜国盛行赵书，摹镌路熟，虽从真迹上石，而六朝笔妙已不可见加。华亭选帖之时，甫逾强仕，字尚无笔，鉴复有舛。故《旱燥帖》《虎儿书》《告渊朗帖》《东山帖》《谢庄诗帖》《离骚经》《文皇哀册》，皆中岳书。《先墓帖》中唐人书，《黄耆帖》景度书，《思想帖》《秋深不审帖》，皆吴兴书。《乐志论》《帝京篇》皆伪书，悉令窜入。其真迹唯《出师颂》《保母志》，南库本《十三行》，朱巨川《告身》《祭侄文》，刘中使《新步虚词》，尚可以意推见双钩悬揽指实掌虚之妙，为足重耳。大凡六朝相传笔法，起处无尖锋，亦无驻痕，收处无缺笔，亦无挫锋，此所谓不失篆分遗意者。虞、欧、褚、陆、李、徐、颜、柳、范、杨，字势百变而此法无改。宋贤唯东坡实具神解。中岳一出，别启旁门。吴兴继起，古道遂湮。华亭晚而得笔，不著言诠。近世诸城相国祖述华亭，又从山谷“笔短意长”一语悟入，窥破秘旨，虽复结构伤巧，较华亭逊其遒逸，而入锋洁净，时或过之。盖山东多北魏碑，能见六朝真相，此诸城之所以或过华亭也。今观荣邸书，虽抚戏鸿木本，而笔势逆入平出，江左风流，僾然若接不受，毡墨之愚，可谓诸城而后，再逢通识者已。铁香得之，装池见示，故欣忭而记之。同观者张翰风彦惟竹林容澜止来止昆玉，徐仲平魏会容叶东卿方彦闻胡苏门。
书临平原《祭侄稿》后
平原三稿，以《祭侄文》为最奇纵，定是真迹。然考禄山以天宝十三载十一月甲子举兵，未出范阳，即命安志忠将精兵守土门，以遏西兵东下之路。及禄山至藁城，常山与其长史袁履谦出迎，禄山大喜，加以金紫，使仍守故治，兼辖附近诸军，改命蒋钦凑率曳落河百人团练兵七千，守土门，属常山统辖。常山以十二月丙午定起义之谋，假禄山命召钦凑至郡受犒，日暮抵城外。常山命暂就传舍，遣属载酒召妓，醉而斩之，尽杀曳落河，而散土门之众。丁未，禄山遣征兵幽州之高邈自幽州返南至郡，常山又遣属计擒之。少顷，郡南报何千年自东都来，已入境，常山遣迎于驿。千年已闻邈被擒，指挥从骑斗，皆死，因擒千年，河北从风反正者十七郡。常山遣其子泉明，送钦凑首并邈千年至长安。至太原，同行之张通幽说太原尹王承业，留泉明更其表，别遣送都，没常山之功。及太原陷，泉明被掳，囚于范阳。先是禄山命互更诸郡守，饶阳太守卢全诚（一名皓）不受代，禄山命张献诚将五郡兵围四十余日，及闻常山兵起，钦凑等被擒，解围遁去。又禄山所命景城守，为县尉贾载穆宁诛死，禄山自东都命史思明攻之。思明兵至景，遣人说穆尉，穆立斩之，共推平原为盟主。平原遣常山之甥卢邈诣常山，约同起义。禄山闻常山兵起，欲归自攻之，时已定十四载上日称帝东都之议，因遣蔡希德自河内将万人击常山，思明亦与李立节自景城率万人同至常山。正月壬戌，常山城陷，擒常山及履谦，送东都遇害。史不言常山遣季明诣平原事。常山郡，今真定府，土门在获鹿县，去常山西一舍，平原在常山东南。土门非道所经，且其时土门已无守兵，城陷，无关土门事。文爰开土门云云，殊不可解。及思明降，平原已改刺蒲州，泉明及得归蒲州。平原命泉明访求常山之子女陷贼者，泉明先至东都，求得常山及履谦尸，又在常山访赎眷属多人，亦不言得季明首榇事。文云“再陷常山”，“陷”字当“访”字之误也。贼臣不救，斥太原尹王承业，承业故匪人，然太原距常山且六百里，思明兵至常山三日，城遂陷，虽救亦无及也。常山自起兵至城陷，前后止十七日。思明破常山，移胜兵攻饶阳，月余仍不下，而临淮救至，击败思明军，饶阳乃解。常山之起义反正也，以前赵州司户包处遂，而近在肘腋，不与之谋军国；饶阳距常山一程，常山为盟主，复不与饶阳图事，反远结王承业，心目中唯见头衔高卑，真白面书生也。临淮至用司户谋，遂大破思明于嘉山。饶阳之忠与能，不下睢阳，司户谈言微中，有仲连之风，而名皆不著，真有幸有不幸哉！
此丁酉夏临平原稿书，而刊其错误，以应阳湖刘廉方者。廉方好学，治古文，工北朝书，于仆笔法，尤为笃嗜，而忽以癸卯夏，旅化于浙，年廿三岁。录此为之垂涕。甲辰八月，倦翁记。
题隋志拓本
嘉庆二十年，西安民掘地得石志二：一《隋太仆卿》，一《太仆夫人姬氏》，俱正书径半寸。《太仆志》纵横各三十七行，《夫人志》纵横各二十七行。字画隽密，词理高华。玩其笔势，断为率更无疑也。永兴称率更曰“不择纸笔皆能如志”，于此拓见之，盖其指法沈实，力贯豪端，八面充满，更无假于外助故也。率更书晚而弥峻，《姚辨志》《千字文》皆大业时书，其体壮实，近《遗教经》，《醴泉铭》《捣素赋》《心经》《梦奠》，皆贞观时书，其体雄峻，近《曹娥碑》。二志字同《千文》而更遒丽，书道习法易而创体难。近世北朝石志出土者多矣，字画率朴茂，敛分势而为之。至率更出，始酝酿分法而尽变其势。厥后祖尚流风，虽峭厉如兰台，圆劲如裴休，卒莫窥浑厚之域，而谓同时侪辈，竟复有学业相抗而无闻于后者乎。率更碑版传世者，悉伤磨刮，即得宋拓，亦非真相，而二志数千字完好如新，岂非墨林至宝耶？《太仆志》极沉毅，《夫人志》稍加妍隽，盖艺之精者，必凝于神，下笔时因人因文，寄意稍殊，体势与为关通耳。余尝见南唐拓《画赞》《十三行》，沉肃如汉分。今见二志，益见山阴家法，为宋以来汇帖所没，故具说之。
自跋删拟《书谱》
吴郡书源出子敬，序述右军诸帖，略不一及草势，是其意故不尚右军草也。学宗子敬而论排之者，以文皇有饿隶之诮耳。然鼓努者，屈铁抽刀之类标置者，让头舒脚之类，此在右军无定法，而子敬真行所不能免，则其目击心迷之叹，亦有自来矣。吴郡虽得子敬之笔，至于体势则未也。《书断》谓其有天材，少工用，真行雅于草者，正以其草无点画处遂无字耳。笔墨利病，推阐几尽，而每为腴词掩意，故删浮言以显名理。六篇之谱，亡于南宋，今传者止其叙说。白石所续，非吴郡指也。臆测其目，当为执使转，用拟察，凡是数法，余他书言之已备，故将删本拟写一通，察其结法，依据永师，善为变势，遂能立家。予书此，势取仍旧，而料白处行，大都以子敬之意行之。嗟夫！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此卷分之则似，合之则不似，能知其所以不似，是在精于察矣。写竟传示修存、熙载、蕴生、震伯，当共喻此秘密。道光壬辰闰月晦日。
自跋草书答十二问
余自得版本《阁帖》，笃嗜大令草，乃悟吴郡“不真而点画狼籍”一语为无上秘密。及见华亭《覆澄清堂帖》，载右军“又顷水雨以复为灾彼何似”两行十一字，叹其如虫网络壁，劲而复虚，真吴郡所谓“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所能成”，因信高坐两行，素书入神，高闲以下，只可悬之酒肆。襄阳之言，良非无见。遍阅唐人传书，成篇幅而不偭山阴家法者，唯《屏风书》及《书谱》。然《屏风书》，遣笔处恒伤疾，又形骸多有未检；《书谱》守法颇严，而苦雕疏，无《屏风书》茂密之致，遂俱置不习其势。今秋薄游武林，求书者沓至，行笈无可钞录者，从友人假得《书谱》，各临写数行以应之。以其文多芜稚，略为删截，返邗乃写出删本，授子弟诵习。反覆察其结法，空旷而完密，气力实有过人，拟之数过，益能尽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规矩而弊于拘束，雕疏为甚。“而东晋士人”以下千余言，渐会佳境。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飞之乐。“至为合作，闻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则穷变态，合情调，心手双畅，然手敏有余，心闲不足。赏会既极，略近澜漫。是故吴郡语虽过分，然使稍存谦抑，不尽所明，则枢机永秘，希风无从。草法如线，艺林实载其功矣。蕴生曰：“先生拟《书谱》，岂欲操吴郡戈入室以伐之耶？至两答之文，极言学书工用，六篇之阙，顿还旧观。若写出流布，斯乃明火蝉之盛业，视拟《书谱》相万也。”余谢以非任，而友生误闻其说，以佳楮相饷，遂试为之，以质蕴生。道光壬辰孟冬甲子。
右军作真如草。大令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雅有神解，襄阳赞以真到，内史而状之曰：“庄若对越，俊如跳掷。”信为知言。然率更下笔，则庄俊俱到，右军下笔则庄俊俱忘，此则欲从末由者已。作草如真，有唐三家，略存其意：长史八法完具，而不能无检摄不及处；醉僧藏锋内转，瘦硬通神，而衄墨挫豪，不无碎缺；少师铺豪入纸，至能齐力，而矜奇尚褊，踽踽凉凉，未免已甚。下此遂无可言者。草法不传，其真不传也乎？次年二月上丁，展视是卷，点画多不称意，骤雪如掌，目眩指拳，不复成字。
后十二日，校勘《晋书》，见《卫瓘传》云：“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后之善者，称杜度、崔瑗、崔实。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少疏，张伯英因而转精甚巧，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至今宝为草圣。”《索靖传》云：“靖与卫瓘俱以草书知名，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始知作草如真，乃汉晋相承草法。吴郡传衣未远，非由冥悟。余前读《晋书》于此章句，视为词藻，心镜不明，目精遂眯。是以释子传法名曰证盟，法必心悟，非有可传，不得真证，难坚信受。余今日则不啻亲承狮子吼也，欢喜赞叹，并记于后，以告天下后世之同此志者。
怀宁篆、隶、分，已臻绝诣，真书虽不入晋，其平实中变化，要自不可及。唯草书一道，怀宁笔势，固如铜墙铁壁，而虚和遒丽，非其所能，尚留片席，使后来者自择所处。
《十七帖》疏证
十七帖初刻于澄清堂，其本未见。宋以后汇刻本，单行本，有释文本，唐临本，所见不下十余种，大都入多尖锋，出多挫锋，转折僵削，俗工射利所为也。碧溪上人以余删拟《书谱》已刻成，欲写刻《十七帖》，以道吴郡之源，其意甚盛，故为作是卷。梁武帝称右军字势雄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唐文皇称右军点曳之工，裁成之妙，势似奇而反正，意若断而还连。余远追微旨，结体则据枣本《阁帖》，用笔则依秘阁《黄庭》，文房《画赞》，而参以刘宋《爨龙颜》，东魏《张猛龙》两碑，以不失作草如真之遗意。为自来临写《十七帖》家，开一生面。以俟异日，或得澄清堂本，证其得失。各本帖或多或少，前后编次及释文，亦互异，又句读多不可离。余故据史传，按文论世，为之移并，随手作行，不拘成式，而别以真书释而疏之如左。
十七日先书，郗司马未去，即日得足下书，为慰，先书以具，示复数字。
全帖前人皆以为与益州刺史周抚道和者，有阁本《周益州送邛竹杖》帖可证。以帖首二字为名。郗司马，名昙，字重熙，鉴字道徽之子。右军妻之仲弟，大令前妻之父。永和一年，会稽王以抚军大将军辅政，引为司马。道徽尝过王敦，留姑孰，抚时为敦从事中郎，是宜与郗氏有旧。然重熙未尝膺梁益之命，或遣信而附书也。
计与足下别廿六年，于今虽时书问，不解渴怀。省足下先后二书，但增叹慨。顷积雪凝寒，五十年中所无。想顷如常。冀来夏秋间，或复得足下问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右军为敦从子，至承器赏。抚以府寮为私人，故与右军特厚。太宁二年，敦为逆，抚以二千人从。敦败，抚逃入西阳蛮中。是年十月，诏原敦党抚自归扉下。时右军为秘书郎，同在都。咸和初，司徒王导茂宏辅政，复引为从事中郎，旋出为江夏相，监沔北军，镇襄阳，历守豫章，代毋丘奥监巴东军，刺益州。计自太宁三年至永和五年，适廿六年。是年大将军褚裒北伐败绩，“悠悠如何可言”，盖指此。玩词意，是久别得书而复者，当即附郗之先书，帖宜居前，以全帖名十七，故存其旧。
诸从并数有问，粗平安。唯修载在远，音问不数，悬情。司州疾笃，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尽事势，吾无间然。诸问想足下别具，不复具。
抚王氏故吏，殆拳拳右军诸从，故详答之。右军以永和四年，由江州刺史入为护军将军，在都城，故问数达也。修载名耆之，王廙世将之子，为鄱阳太守，故云在远。司州名胡之，字修龄，修载之兄，皆右军同祖弟。永和五年，石季龙死，朝议以修龄有声誉，用为司州刺史，以绥集河洛，辞有疾，未行而卒。所云“皆尽事势吾无间然”者，永和六年，以殷浩督扬、豫、徐、青、兖五州军事，假节图北伐，似抚来书亦不以此举为然，与右军有同心也。书定出其时，各本或有或无，他帖刻者，戏鸿本似出徐会稽，然最有行间法。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远惠之至。
往在都，见诸葛显，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为尔不。信具示，为欲广异闻。
“显”字，依草法定是“显”，捡《蜀志》，显父攀，攀父乔，乔瑾次子也。瞻未生前，瑾命乔入蜀，为亮后。恪既族，攀仍后瑾，至显乃与瞻孙京，同移河东。《华阳国志》云，平蜀之明年，移蜀大臣宗预、廖化、诸葛显等于东。按中宗即位建康，右军年已十五，时诸葛诞孙恢为会稽太守，显或南依恢，故右军得在都见之也。上距东移盖五十二年。“令人”六字，本旁注，唐人临入正文，从之。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能因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
“知有”至“此知”十五字，各本无，唐临及《阁帖》有之，今依补。
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
朱处仁今所在，往得其书，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书，可令必达。
处仁当是龙骧将军朱寿。《穆帝纪》所载，永和五年，与抚同击范贲，平益州者也。《通鉴》或本误作焘（焘乃西蛮校尉，别一人）。
以上五帖，当是一书，先谢远惠，次杂问蜀事，末附致朱书，系由护军出守会稽后作。
得足下旃罽胡桃药二种，知足下至戎盐乃要也，是服食所须，知足下谓顷服食，方回近之，未许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无缘见卿，以当一笑。
至，挚也。别帖屡言情至，此其省文，非至止之至，谓勤也。如迨其谓之，遐不谓矣之谓。索戎盐，先致谢耳。方回，郗愔字，右军妻之长弟，史称其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与右军及高士许询游东土，不乐参朝政，有迈世风。“顷服食”作“须”者，误。“未许吾此志”，言方回虽近道，犹未能深信也。
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可，足下保爱为上，临书但有惆怅。
连上服食而申言之。
天鼠膏治耳聋有验不？有验者乃是要药。
天鼠即今飞鼠，毛赤而尖，苍白，似黑狐，蜀产也。
以上三帖当是一书。
虞安吉者，昔与共事，常念之，今为殿中将军，前过云，与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与足下为下寮，意其资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远及。
《墨薮》载安吉善书，别帖有虞义兴适道此，或即其人，然史无可考。帖云“远及”，当与抚也。
来禽、樱桃、青李、日给滕，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
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为致，子当种之，此种彼胡桃皆生也。吾笃喜种果，今在田里，唯以此为事，故远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上此，此“来禽”四果，下此，此会稽胡桃，即抚前所致者，故云彼以明之。前列果名，乃索其子，定是一帖。前人有谓此帖为与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灭蜀，右军以十一年去官，帖云“今在田里”，是去官后语，宣武未再至蜀，何能与宣武邪？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想足下使还，具时州将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数使命也。谢无奕外住，数书问，无他。仁祖日往，言寻悲酸，如何可言。
抚以永和九年斩萧敬文，“使还”指此，“具时州将”时是也。抚已由征虏安西进平西，言以此功，朝议当进为镇征，极州将之荣也。入升平，果进镇西，其卒也赠征西。桓公以永和十二年大败姚襄于伊水，收复洛阳，修五陵。“告慰”者，言接其告欣慰也。情企数使，抚前助桓公平蜀，或欲引之北伐，有疏请也。仁祖，谢尚字，尚弟奕，字无奕。升平一年五月，尚卒，朝议以尚在北得人，故以奕代尚刺豫州，北伐慕容隽，明年卒于军。“外住”指此。此升平一年书。
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多分张，念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陶侃士行以咸和四年平苏峻后，由江陵移镇巴陵，五年斩郭默，加督江州，复移镇武昌，九年辞镇归国，登舟而卒。属吏画其像于武昌西门，故称之。士行十七子，九子旧史有名，抚妹为士行子妇。老妇，右军称妻也。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知彼清晏岁丰，又所出有无乡，故是名处，且山川形势乃尔，何可以不游目。
知彼帖承上帖之意，定是一书。“所出有无”，言有他处所无，是当时语。“乡”读如“乡”也，吾见于夫子之乡，言蜀本古之名邦也。或以为无一乡，或以为有异产，皆误。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领，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
右军祖名正，故讳作政。抚以太宁二年自归，至兴宁三年卒于益州，历四十三年。前在敦所，已洊历显职，史虽不言其寿数，大都七十余矣。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同生，一母也。“未婚之小者”乃大令。右军孙桢之，外孙刘瑾，皆知名。此帖说欲游蜀而尚未果之故，以坚其约，当是最后书。各本无，唯唐临本有，从之。
以上十九帖，定与抚。
云谯周有孙，高尚不出。今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皆有后不。
蜀人谯秀，周之孙也。李雄、李骧、李寿据蜀，三征皆不应。“今为所”言蜀已内属，“在”，察也，犹在帝左右之在，连下九字为句。“云谯周”下廿九字，十七帖本所无。“严君平”下十四字，阁本亦别为帖，唐临本及大观帖皆连为一，文义为优，从之。此帖定是永和三年，右军为江州刺史时，闻宣武平蜀而致之者。留意人材，表章气节，乃怀柔反侧第一义，宣武荐秀卒不起，未必非此书启之。抚欲炙之士，观《虞安吉帖》，止叙弗论资，是未可与言此也。
以上一帖与宣武。
吾前东粗足作佳观，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等复及此，似梦中语耶？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
会稽在金陵东，南朝时所谓东郡、东土、东中，皆斥会稽。云“吾前”，是辞内史后语，“等”，待也，言同具逸民之志，何以迟迟不决。作方者误复及此似梦中语，想右军去官时，有书留之也。此帖当与方回。方回既姻亲，又同志，故措辞直爽。《胡桃帖》“未许吾此志”之说，所由来也。此永和十一年书。
瞻近无缘省告，但有悲叹，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当来居此，喜迟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当不居京，此既避，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此信旨还具示问。
两“告”字，各本俱作“苦”，传模误也。晋人言苦皆谓病，帖意殊不尔。此，此会稽。避，谓嚣尘不及。“想必果言”为句，“告有期”属其先告来期也。
知足下行至吴，念违离不可居，叔当西耶？迟知问。
方回以黄门侍郎出为吴郡守，固辞，乃改临海。此右军初闻吴郡命，喜其近东而致之书。叔谓重熙，“当西”谓其代荀羡为北中郎将镇下邳也。
以上三帖皆与方回。
龙保等平安也，谢之甚迟，见卿舅可耳，至为简隔也。今往丝布单衣财一端示致意。
今往十二字，各本皆别，唯唐临本合，良是从之。
胡母氏从妹平安，故在永兴居，去此七十也。吾在官，诸理极差，顷比复勿勿，来示云与其婢问，来信不得也。
永兴，今萧山北，此会稽婢字绝句。
彼所须药草可示，当致。
“须”，各本草法皆成“顷”笔驶所致耳。
以上三帖，不得主名，大都其群从也。
道光十三年四月十七八九日，作于小倦游阁。两目似雾看花，而下笔如鹰鹯搏击，饶有不草使转从横之意，但发波时有剩墨，以为憾耳。嘉庆二十二年在都下，为新建余鼎銕香作《述书》，一卷字大才当此书四之一，而雄肆有若方丈。余明经久返道山，《述书》不知流落何所。盖二十年来作小正书唯此二种也。延平剑合，以告有缘。安吴包世臣自记。
与吴熙载书
熙载足下：承以裹笔不裹笔殊异之故为问，善哉善哉！近人可与言此者希矣。仆亦略涉藩篱，数他家之宝耳。虽然，不可不为足下尽言之。二王真、行、草具存，用笔之变备矣，然未尝出裹笔也，唯南库本《十三行》“收”、“和”、“颜”三字有一二裹笔，自系宋人摹镌，间以己意，非其本然。夫字始于画，画必有起有止。合众画以成字，合众字以成篇。每画既自成体势，众有体势者合，自然顾盼朝揖出其中，迷离幻化出其中矣。裹笔则专借他画以作此画之势，借他字以成此字之体。健者为短长排阖之雄，弱者为便辟侧媚而已。故二王传书，虽中间闲画，皆起止完具，刀斩斧齐，如清庙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叹，无急管繁弦，以悦淫哇之耳，而神人以和，移风易俗，莫与善也。渤海宪章右军，抽锋一线，如猿腾鹘落，而泯上下相承之迹。永兴祖述大令，裾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冠剑不可犯之色。是虽舒筋敛骨，刻意求工，然犹未出裹笔也。河南始于履险之处裹锋取致，下至徐、颜，益事用逆，用逆而笔驶则裹锋侧入，姿韵生动，又始间以肥瘦浓枯，震耀心目。后世能者，多宗二家，东坡尤为上座。坡老书多澜漫，时时敛锋以凝散缓之气，裹笔之尚，自此而盛。思翁晚出，自知才力薄怯，虑其懈散，每以裹笔制胜，然亦用之救败耳。及近人刘诸城乃专恃此，又先以搭锋养其机，浓墨助其彩，然后裹笔以作其势，而以枯墨显出之，遂使一幅之中，浓纤相间，顺逆互用，致饰取悦，几于龋齿堕髻矣。晋字宋拓，人间罕见，但得一二裹笔，方自诩为盛业，何能更知其实为下乘乎？仆学裹笔廿年而后得继，求之古，悟其用意伤浅，力克除之。又十年，乃见裹笔，与用逆相近而实悬殊也。用逆以换笔心，篆、分之秘密。裹笔则如词章家之倍犯蝉连，按歌家之啾发投曲，拳勇家之接步靠手，虽不能尽废，要不可恃为当家也。足下资性卓绝，而自力不倦，自能悟入单微，故以相授。然不龟手药虽出江头，洴澼人执圭之赏，是足下材力自致，非聚族而谋者所敢与其巧也。有暇望过我面悉。初暑已蒸湿，珍重千万。世臣顿首。
书黄修存藏宋拓《庙堂碑》后
贞观刻在北宋已不可得，余前得南宋库装王覆本。北宋拓者已足见永兴嗣法大令之血脉所在，后其本归闽中伊氏，廿余年思之不置。是本乃南宋贾拓，纸墨虽劣，而格致如一，可珍也。大都初唐书肥，本多近真帖，贾恐转拓转肥，乃磨治碑面，使画瘦，始全失之。而世人或以瘦为贵，宜唐法遂荡然也。永兴面目似右军神理，则大令抽锋杀字，放肆豪迈，古人谓为得王筋者，岂不以其牵掣劲健，骏快奕奕洞目耶？然亦稍异右军，逊于渤海矣。修存知书而得此，故具以讯之。
书刘文清《四智颂》后
近世小真书遗诸城为第一，此尤其经心结撰者，可珍也。《黄庭》《洛神》之以法，至谏议《护命经》而绝。坡老思翁有意复古，而苏苦出入无操纵，董苦布置不变化，外此大都胥史之能事矣。诸城壮岁得力思翁，继由坡老以窥阁本，晚乃归于北魏碑志，所诣遂出两家之外。然其笔法则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姿；墨法则以浓用拙，以燥用巧；结法则打叠点画，放宽一角，使白黑相当，枯润互映，以作插花援镜之致。卷帘一顾，目成万态，然其心思悴于字内，筋力尽于画中。必责以琚珩璜瑀之节，则朽木为柱，有不能辞其诮者矣。小真书取势必远，而置节尚促；用意必险，而措画尚平。夫是以览之无奇，探之不尽，唯余事斯，素有微契，而敝帚自享。从无连篇累牍之作，工力未副，冥悟空深，近更以目力劣甚，腕不复能离几案，无以发势远意险之妙。反覆兹册，爱与惜兼，逝水之伤，情难自已。道光癸巳二月几望。
乾嘉之间，都下言书推刘诸城、翁宛平两家。戈仙舟学士，宛平之婿而诸城门人也，尝质诸城书诣于宛平，宛平曰：“问汝师那一笔是古人？”学士以告诸城，诸城曰：“我自成我书耳，问汝岳翁那一笔是自己？”学士之子以此语质于仆，仆曰：“宛平书只是工匠之精细者耳，于碑帖无不遍搜默识，下笔必具其体势，而笔法无闻，不止无一笔是自己也。诸城冥悟笔法，而微变其体势，正是深于古人。必云自成我书，亦稍涉矜张矣。”仆尝谒诸城于江阴舟次，论晋、唐以来名迹甚协。诸城曰：“吾子论古无不当者，何不一论老夫得失乎？”仆曰：“中堂书可谓华亭高足。”诸城曰：“吾子何轻薄老夫耶？吾书以拙胜，颇谓远绍太傅。”仆曰：“中堂岂尝见太傅书乎？太傅书传者，唯《受禅》《乙瑛》两分碑。《受禅》庄重，《乙瑛》飘逸。汇帖唯唐摹戎路略有《乙瑛》之意，《季直表》乃近世无识者作伪。中堂焉肯绍之耶？中堂得力在华亭，然华亭晚年，渐近古澹。中堂则专用巧，以此稍后华亭耳。”诸城默然，良久曰：“老夫数十年心力，被吾子一语道破已。”近刻清爱堂帖，被钩摹者，以世行伪吴兴法，逐字移改，至为失真，唯其家藏石十二方，乃诸城自督良工所镌者，皆小真书，精妙不减墨迹。诸城有摄夫人黄氏，嘉兴人，笔势极似，唯工整已甚，较诸城疏散，韵味微减耳。诸城晚书多出黄手，小真书竟至莫辨。有家书十册，黄夫人原书后，诸城批答，皆妙绝，世人罕有知者，故附记之。
予在都市得诸城书《许敬宗传》三百余言，字径小半寸，行间颇任意，而朴茂中自在恣肆，绝去平日作用，乃近八十时书，几于拙胜。老去渐于诗律细。亮哉！
自跋真草录右军廿六帖
右军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百世学书人立极。降至赵宋，描涂戗刷之字行，而其法绝于人手。逮停云戏鸿，郁冈渤海，诸帖纷出，而其法绝于人目。余得南唐《画赞》，枣板阁本，苦习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郎邪台》《郙阁颂》《乙瑛》《孔羡》《般若经》《瘗鹤铭》《爨龙颜》《张猛龙》诸碑，始悟其法。作草虽纵逸互用，其环转连属，有自三五字至八九字者，而用锋洁净，牵掣悉归平直，无一笔伤偏软缭绕。作真必斩尽枝叶，流注迎送之迹，至不可见，而用意飞腾跌宕，筋摇骨转，如悬岩掣电，无一笔板刻纸上。笃守此法，盈科而进，未尝不具放海之势。无如冥悟虽深，实证终浅。又自珍正书已甚，每以行草应求，及目光昏<去欠>，正书盈百，非返视数四不成，十数年来，几于绝笔。近更精力疲惫，颇恐正书一脉，所明遂湮，复勉为之，此其一也。月前为扬州诗僧碧溪作《十七帖疏证》，字数累千，碧溪谆请熙载震伯摹勒流传，与此同是合作，然彼草则俊胜于庄，真则庄过于俊，此本庄俊相涵，较为得矣。道光癸巳季夏。
书陈云乃集其先公写废寿幛字为四言诗卷后
故侍御玉方先生，以书名宇内，称为华亭后身。华亭为近世书宗，执笔者莫不学，劣者不能似，优者得其形，盖由未悉华亭源流所自也。华亭受箓季海，参证于北海、襄阳，晚归平原，而亲近柳、杨两少师，故其书能于姿致中出古淡，为书家中朴学。然能朴而不能茂，以中岁深襄阳跳荡之习，故行笔不免空怯，去笔时形偏竭也。侍御酷嗜华亭，而导源平原，故形神皆肖，异于世之学华亭者。然侍御尝谓世臣曰：“二百年士大夫善学华亭者，惟诸城耳。”则其宗旨，盖亦主于求变，而侍御之卒不变者，则年为之也。然侍御终身未染襄阳，故姿致逊华亭，而下笔时近茂，则其自得固别有在矣。云乃自成童时，已骎骎能发家尊之势，而侍御每作书，云乃必侍，从仲纸和墨之役，零章断简，收检弆藏，珍重异闻，过于举世之展转泥求者。兹卷乃侍御书李氏寿屏后填名衔之四幅，以有所窜易而别写，云乃以衔名不文，难以行远，而方二寸正书，尤侍御所廑，断不可不使流传，故剪裁集为四言诗，以迪观者。装成后，名流借观，欢喜赞叹，帙如牛腰。世臣谓于余年来以书世其家者，推大小欧阳，大小米，然沿袭家学，楂不如梨，以习见而易视也。今云乃用心之勤如此，则贤于古人必矣。
跋重刻《王夫人墓志》
嘉庆丁巳，吴人修短簿祠土名东山庙，安设大铁炉于殿前，掘地丈余，得志石。首署王夫人，尾署子二人，长子珣，次子缺其名之右半，其左斜王旁具在，群以为所缺者乃民字，遂指为东晋之石。召镌工穆大展拓之，数纸而石损。大展携碑去，遂为所匿。壬戌，予至吴访大展，许以重值，求一纸不可得。后在扬州，于修存处见初拓本，较此尚多数十字，其书浑厚而少变化，乃中唐人习北海法者。三从有义，四德无亏，断非乌衣子弟语。正月廿八，乃殁日，其年不可知，岁庚戌二月廿七，乃葬日，按庚戌为晋穆帝永和五年，王珣以隆安四年庚子卒，年五十二，上溯建生，系永和己酉，是庚戌二月，珣不过甫晬，安得有次子珉哉？东山庙系珣舍宅为寺之旧址，亦断无葬母于宅中之理。虎丘至唐以避讳，改武志，正作武其非晋也审矣。廉方得此，珍为正书鸿宝，仲伦曲徇其请。廉方以原石既亡，欲嘱予审定，重摹以广其传，未果而殁。仲远为终其志。予故具论之，然此志在唐亦自罕觏，足珍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
记两笔工语
王兴源者，归安之善连镇人，估笔扬州兴教寺，甚困。扬市羊毫无佳者，嘉庆丙寅春，兴源介友人进其笔，试之而善，兴源欲将去再修，谓此笔固已无弊，然见君指势，修笔势以称之，当益工，已而信然。因问之曰：“寻常市笔差可用者，不过什一二，何耶？”兴源曰：“此修工之优劣也。能手所修，虽千百管皆精良如一。出俗工则必无幸焉。吾善连女工习紥头，男工唯主修。然俗手取值，当能手才什一，而能手出货，当俗工亦什一。估笔者多嗜利，用笔者少真知，此市之所为无佳笔，而佳笔之所为难售也。能手之修笔也，其所去皆毫之曲与扁者，使圆正之毫，独出锋到尖，含墨以着纸，故锋皆劲直，其力能顺指以伏纸。俗工意亦如是，而目不精，手不稳，每至去圆正之毫，而扁与曲者反在所留。曲且扁之毫到尖，则力不足以摄墨，而着纸辄臃肿拳曲，遇弱纸即被裹，遇强纸即被拒，且何以发指势以称书意哉！”丙子秋在吴门，又遇王永清。永清，吴之大郎桥人，治笔于家，不传徒，不设肆。试其羊毫，尤圆健，示以兴源所制，永清曰：“此笔善矣，然尖善而根不善，着水则腰胀，未足言佳笔也。其修工净已，而劣毫之根未去，选锋虽健，被劣根间错，不能朋谐周比，出力以到尖。书道尚顿跌转换，而顿跌转换时，指取笔力，常自尖达根，根有病则尖必散，是尖被根累也。劣毫尖去根留，则劣毫所占之地步犹存。佳毫出力时，遇空有以自宽，其势易以偏缩，则力不聚尖，而直者反曲。吾之治笔也，先纳笔头于粗管，修去其曲与扁之甚者，胶尖俟干透，乃倒梳其根令净，换管再紥，又择去其不甚直而圆者，再胶再梳，又恐曲与扁者虽净，或有员正而其材不长不能齐尖者厕其间。上齐则下所藏入管者少，而根硬，下齐则腰发胖而尖薄，是亦未足以发挥指力曲折如意也。又择而梳之，然后固紥其根，而漆以投于精管。故终笔之用，而无一褪毫，尖尽秃而笔身仍韧好不僵也。”予先后遍赞于嗜书者，两笔工之名遂甲吴越间，既而思之曰：艺之精者，必通乎道。两笔工共进乎技者耶？兴源之为说也，其有举直错诸枉，举枉错诸直之意乎？芟夷蕴崇，绝其本根，勿使能植，则善者伸，永清之艺近之矣。予故备记之，庶几漆园牧马童，柳州都料匠之有继声也。
记两棒师语
予既记两笔工语为书，因忆旧识曹竹斋之论拳，潘佩言之论枪，录而传之。
竹斋，闽人也，江淮间健者，莫能当其一拳，故称曹一拳。老而贫，卖卜扬州市。少年以重币请其术，不可。予怪之，则曰：“此皆无赖子，岂当授艺以助虐哉！拳棒者，古先舞蹈之遗也，君子习之，所以调血脉，养寿命。其粗乃以御侮，必彼侮而我御之。若以之侮人，则反为人所御，而自败矣。无赖子以血气事侵凌，其气浮于上而立脚虚，故因其奔赴之势，略藉手焉而仆耳。人之一身止两拳，拳之大才数寸，焉足卫五尺之躯，且以接四面乎？唯养吾正气，使周于吾身，彼之手足近吾身，而吾之拳即在其所近之处，以彼虚嚣之气，与吾静定之气接，则自无幸矣。故至精是术者，其征有二：一则精神贯注，而腹背皆干滑如腊肉；一则气体健举，而额颅皆肥泽如粉粢。是皆血脉流行，应乎自然，内充实而外和平，犯而不校者也。”
佩言，歙人，以枪法著声，称潘五先生。其言曰：“枪长九尺，而杆圆四五寸。然枪入手，则全身悉委于杆，故必以小腹贴杆使主运，后手必尽錞，以虎口实擫之，前手必直令尽势，以其掌根，与后手虎口，反正纻绞而虚指使主导。两足亦左虚右实，进退相任以趋势，使枪尖前手尖前足尖肩尖鼻尖，五尖相对，而五尺之身，自托荫于数寸之杆，遮闭周匝，敌仗无从入犯矣。其用有戮，有打。其法曰二曰叉。二以取人，叉以拒人，此叉则彼二，此二则彼叉。叉二循环，两枪尖交如绕指，分寸间出入百合，不得令相附，杆一附则有仆者，故曰千金难买一声响，手同则争目，目同则争气。气之运也，久暂稍殊，而胜败分焉，故其术为至静。吾授徒百数而莫能传吾术。吾之术受于师者才十之三，十之七则授徒时被其非法相取之势，迫而得之于无意者也。是故名师易求，佳徒难访。佳徒意在必得师，以天下之大，求之无不如意者。至名师求徒，虽遇高资妙质，足以授道，而非其志之所存，不能耐劳苦以要之永久，则百贡而百见却矣。”
竹斋以嘉庆庚午没于扬，年八十余。佩言自丁卯回歙后，遂绝信问。夫兵家贵后起，故曰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又曰仁人之兵不可诈，延则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竹斋其知此意乎。兵要在乎善附民，委身于杆，斯其术矣。敬事无圹，敬敌无圹，非有迫而后得者乎。人之自淑也，在得师，既得师，以自淑矣，则必求其有传，而传之者之不可必得也，古人所为叹。志卑则轻物，轻物不求助，苟不求助，安能理者也？善夫！
右记两棒师语，言武事，似于书道无涉。不知使枪棒者，皆有指法，力聚指，则气上浮，故尤重步法。予尝自题《执笔图》曰：“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气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盖作书必期名指得劲，然予炼名指劲数年，而其力乃过中指，又数年，乃使中指与名指力均，以迄于今。作书时少不留意，则五指之力，互有轻重，而万毫之力，亦从之而有参差。故两棒师说武事，乃深合书道，故附录于此，使来者知触类而长，求有余师也。仲虞自离扬州归旌德，阅十数年。今年首夏过其家，仲虞出其《说智果心成颂》文，谓此乃传立书之法，拨镫止宜于坐书，至长幅大字，不得不立书者，则其法著于《心成颂》，而注家误会，于其言执笔安足者，皆以字体画形说之。盖立书长幅，必不能用左手称翼如之势，以平其气，是以右半腹必贴几，右腹贴几，则左半腹侧离几，左足舒而往后，则气不至偏右而上浮，故言长舒左足，潜虚半腹也。右手斜伸如一角向前者，则右肩必展，故言回展右肩，峻拔一角也。非仲虞之精心锐思，不能及此。此益可证两棒师语之通于书矣。忆予初识宁化伊墨卿秉绶太守于袁浦，墨卿诸城之弟子也，因从问诸城法。太守曰：“吾师授法曰：‘指不死则画不活，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与食指作圆圈，即古龙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对食指者，则形成凤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传也。’”予曰：“玩诸城书势，其执笔似不如是。”太守曰：“尝求吾师面作书，此法断不误人。”后在客邸遇周姓，乃诸城侍书者，自十五供诸城研墨伸纸之役，至廿七，诸城乃荐之闽督。予因问诸城执笔之法，周曰：“诸城作书，无论大小，其使笔如舞滚龙，左右盘辟，管随指转，转之甚者，管或坠地。”予因告以太守之语，周曰：“诸城对客作书，则用龙睛法，自矜为运腕，其实非也。”及在都晤陈玉方侍御，侍御尤为诸城高第弟子，言所受之法与太守同，而侍御守其法不如太守之坚，故其书较胜。尝闻横云山人，每见其甥张得天之书，辄呵斥。得天请笔法，山人曰：“苦学古人则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书之楼上三日，见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盘，即出研墨者，而键其门，乃启箧出绳系于阁枋，以架右肘，乃作之。得天出效为之经月，又呈书，山人笑曰：“汝岂见吾作书耶？”古人于笔法无不自秘者，然亦以秘之甚，故求者心挚而思锐，一得其法，则必有成。后之得吾书者，慎毋以其不自秘而易视之也。道光甲辰八月廿六日，倦翁记之。
完白山人传
山人，安徽怀宁之集贤关人也，姓邓氏，字石如。其名以敬避。今上御名下一字，遂以字行，而更字顽伯。集贤关当皖公山下，故又号完白山人。少产僻乡，眇所闻见，顾独好刻石，仿汉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即以刻石游。性廉而尤介，无所合。七八年，转展至寿州。时亳人前巴东知县梁巘主讲寿春书院，巴东以工李邕书名天下。山人为院中诸生刻印，又以小篆书诸生箑。巴东见之，叹曰：“此子未谙古法耳，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较轹数百年巨公矣。”因为山人治装，而致之江宁举人梅緌。举人为文穆公季子。文穆虽贫宦，然梅氏自北宋为江左甲族，闻人十数，弆藏至富。文穆又受圣祖殊遇，得秘府异珍尤多，盖秦汉以来金石善本备在焉。山人既至，举人以巴东故，为山人尽出所藏，复为具衣食楮墨之费。山人既得纵观，推索其意，明雅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太山刻石》《汉开母石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毕。复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乃就寝，寒暑不辍。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日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阖辟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文为尤近。其分书则道丽淳质，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整而浑融无迹，盖约《峄山》《国山》之法而为之。故山人自谓吾篆未及阳冰，而分不减梁鹄。余深信其能择言也。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隶，与《瘗鹤铭》《梁侍中》《石阙》同法。草书虽纵逸不入晋人，而笔致蕴藉，无五季以来俗气。山人客于梅氏八年，学既成，梅氏家益匮，不复能客山人。山人乃复如前草屦担簦，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山人游黄山至歙，鬻篆于贾肆。武进编修张惠言教授歙修撰金榜家，编修故深究秦篆，为修撰所器。编修见山人书于市，归语修撰曰：“今日得见上蔡真迹。”修撰惊问，语以故，遂冒雨偕诣山人于市侧荒寺。修撰即备礼，客山人。修撰家庙甚壮丽，其楹皆贞石，而刻联及悬额，修撰精心写作，盖百易而后定，谓莫能加于此也。及见山人书，即鸠匠斫其额，而石楹既竖，不便磨治，架屋而卧楹，请山人书之，刻成乃重建，其倾服至此。山人侨居修撰家，编修遂从山人受篆法。一年，修撰称之于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曹文敏公，文敏请山人作四体《千文》横卷，字大径寸，一日而成。文敏叹绝，具白金五百为山人寿。乾隆庚戌秋，纯庙八旬圣节，文敏以六月入都，强山人同往。山人独戴草笠，靸芒鞋，策驴，后文敏三日行。文敏舆从，以山东发，水转后与山人相值于开山。时巡抚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驴过辕门，门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遥见山人，趋出延入，让上座，遍赞于诸公，曰：“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诸公乃大惊，为具车从。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肯来都，卒不肯同行，愿诸公共成先生之志。”遂率诸公送山人至辕门上驴去，乃入就坐。时都中工书者，推相国刘文清公，而鉴别则推上海左副都御史陆锡熊。山人至都，二公见山人书，大惊，踵门求识面，皆曰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山人遂留都中。未几，文清左迁失势，而副宪以忧暴卒。时都中作篆、分者，皆宗内阁学士翁方纲。阁学以山人不至其门，乃力诋山人，耳食者共和其说，山人顿踬出都。文敏为治装，致之于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沅。尚书以鉴赏名家，然于此事实疏，不能知山人，而深器其高尚。时吴中知名士多集节署，裘马都丽，山人独布衣徒步，居三年，辞归。尚书留之不可，乃为山人置田宅，为终老计，而觞山人之行，曰：“山人，吾幕府一服清凉散也。今行矣，甚为减色。”四坐惭沮。后文敏病笃，语其长子曰：“吾即逝，邓山人必有挽联至，汝即以勒吾墓华表，及专祠前楹足矣。”山人年四十六，乃娶于某，不数年没，继娶于某。然山人游兴不衰，常往来江淮间，鬻书以给旅费。余以嘉庆七年，识山人于镇江，过从十余日。以余为能真知山人书，明年复于扬州相值，山人作太山之游，至九年秋，山人由山东至常州，过扬不入城。及十一月杪，晤阳湖今凤台知县李兆洛申耆，始知余与翰风同客扬州。翰风，编修弟也，余始闻山人名，自翰风。时山人得家书促归里，乃买舟回扬，访余于天心墩，而余适去东台。山人俟余至十二月初八，乃语翰风曰：“岁尽矣，去家尚千里，吾不及终待慎伯矣。”遂解缆。翌日而余至。山人归里不复出游，遂以明年十月卒于家，年六十有三岁。子尚玺（后更名传密）尚幼。山人书至夥，而少碑刻。有书百轴存于家，又有百轴付怀宁大观亭僧悟本。闻悟本守之甚慎，申耆亦藏山人各体书精良者二十帧，议勒石以永其传。
包世臣曰：余性嗜篆、分，颇知其意而未尝致力，至于真、行、稿、草之间，则不复后人矣。然吾见山人正书方寸以上者，简肃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余在镇江初识山人时，嘉定钱坫献之，阳湖钱伯垧鲁斯先生，皆与余为忘年交。献之自负其篆为直接少温，然与余同游焦山，见壁间篆书《心经》，摩挲逾时，曰：“此非少温不能作，而楮墨才可百年，世间岂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敢复搦管矣。”及见山人，知《心经》为山人二十年前所作，乃摭其不合六书处以为诋。鲁斯故服山人篆分为绝业，及见其行草，叹曰：“此杨少师神境也。”遂因余以见山人，然鲁斯正行书名，自文清厌世，论者推为第一，而鲁斯执笔，则虚小指，以三指包管外，与大指相拒，侧豪入纸，助怒张之势，常谓永叔使指运而腕不知之论，为指腕皆不动，以肘来去，又谓作书无以指钩距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拨镫七字之说，意以山人篆法当同，乃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见山人作书，皆悬捥双钩，管随指转，与鲁斯法大殊，遂助献之詆！山人尤力私意所中真识，遂蒙青云之交，不渝终始。宜山人之痛，哭于编脩与文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