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一个可敬的“个”

王开岭：梁漱溟：一个可敬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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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一个可敬的“个”
王开岭              来源：《王开岭文集》
在对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素描中，看到最多的词儿往往不外乎“自负、固执、清高，不群……”之类，似乎他身上最惹眼的即那股儒家遗老的傲慢和孤僻劲儿。其中，最能显示他“不群”、也是史家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即1953年公开顶撞毛泽东、放言“九天九地”的那件事了。从那副偏向虎山行的“驴脾气”中，人们算是见识了士大夫的迂腐和可爱，此事流传甚广，几成了梁先生的一尊“名片”……虽然，这种对“螳螂挥臂”的打量透着一股激赏和敬叹之情，但很大程度上，人们还是漏解梁先生了，因为这激赏只能算是一种对其敢于“逆流”“犯上”之道德勇气而作出的反应，也就是说，人们在津津乐道该故事时，大都是把梁漱溟作一性情中人而非思想中人来推崇的，在夸大其个性魅力和道德光芒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他身上那种最可贵的理性素质：相信自己的眼光，运用常识理性以判断事物的能力，乃至自由表达己见的习惯和决心——也正是大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后来纷纷褪掉的那种素质。
事情的全貌大抵如是——
1953年9月1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以被邀者身份走上主席台，稍事应景后，他话锋一转，矛头直指自己所关心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不料，这副“农民代言人”的姿态触怒了一个人，搞了半辈子农***动的毛泽东，反应出奇地激烈——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随后写信，要求向领袖澄清事实。但对方频频泼过来的话却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是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派的建议。”
18日，在一片汹汹攘攘的批驳声中，梁漱溟犟硬的嗓门又一次震动了会场：
“各位说了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毛当即回答：“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仍不甘心：“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当然，场上的那些观众不会无动于衷或保持中立，梁的声音被一阵阵狂愤的呐喊所打断：“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
（呜呼，真是太不谙新世了！大鸣大放惯了的夫子，还以为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从前呢，还以为是遍布权力真空和自由之隙的国共逐鹿时期呢！可惜，此非竹林清议的“春秋”，亦非泼墨成旗的“战国”，甚连名士放浪的“魏晋”都不是……如今乃盛世，乃天下已定四海归一的盛世，在寂静太平的殿堂上，一丝针落地的声响，都显得那么突兀、刺耳。）
无论从哪个角度，历史都不该忘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这是建国以来，在党外人士中，敢于当众直谏犯上的第一人。就其激烈与尖锐程度而言，也许将是本世纪最后一位！
撇开具体话题暂不论，其实争论到最后，梁漱溟争的就是一道权利：发表己见——尤其不同意见的权利！“九天上下”已变成了有无“言权”之争。
这道“发表己见”的吁请，让我猛然想起了34年前同样发自梁漱溟的另一支疾呼，另一道“权利”，不过，那缕声音在当时的鼎沸潮势下，实在太微弱太不相宜了。其时少有理会，其后也少有重视，时间一长，便也真的给人忘了。但有一点却是相同：它们都涉及到了“权利”，都那么孤独，那么“不识时务”！除了自个，几乎找不到一个“同志”、一个响应者。
1919年，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为标志的“五四”事件爆发，全国哗然，舆论揭竿，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发出了一个声音，摆出了共同的姿态：“五四”万岁！青年万岁！可就在这部绝对一边倒的大合唱中，却有一支刺耳的“逆音”猎猎作响——
5月18日，《每周评论》公开发表了一篇《论学生事件》，其观点是：“五四”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其动机无疑是好的，但其行为毕竟触犯了法律，理应自愿接受相应的制裁。因为从法律上讲，纵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正式确立前，作为公民，其安全是受法律保护的。学生上街纵然乃爱国之举，但也不能借此侵犯他人权利，对他人施暴……
唱此反调的正是北大哲学教授梁漱溟。梁虽同情学生，但他反复强调，若中国要有希望，每个人都必须有公民意识，不可以任何理由超越于法律之上，只有起码的公民权有所保障，方可谈进步与发展。
可以说，在“五四”所有舆论中，鼓吹所谓“公民权”的，梁乃绝无仅有。同时必须看到，梁决非在替卖国贼的罪行作何袒护，他为之申辩的是“法律”，是“公民意识”。你可以指责那法律的“非法”，那体制那权威之“不仁”，但谁又能一口咬定梁漱溟所操的乃体制逻辑、官方话语呢？即便法律是有“阶级性”和历史性的，但谁又能否认任何法律中都含有一些最日常最普泛——适用于基础民众的合理部分呢？
（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人，美国19世纪著名的超验主义者亨·戴·梭罗。众所周知，梭罗乃一个处处同政府作对的“个人主义”者，他有一篇著名的檄文《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其宣称：“我一刻也不能承认那个政治组织就是我的政府，因为它也是奴隶的政府。”“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他甚至鼓励世人“犯法”，以让政府“这部机器停止运转”……但同时，他强调这“犯法”必须是一种和平方式，不能使用暴力。他曾因拒绝向政府缴税而被捕，但有意思的是，他绝不逃避惩罚，据说他公开抗税之后就坐在家里，一心等警察前来。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既要表达与政府不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与法律“有限合作”的立场。或许，“违法”的真实含义与力量即于此。这种“有机”的反抗，后来的列夫·托尔斯泰、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都深受其影响。
另一个同法律“有限合作”的著名例子即苏格拉底。他虽蔑视不义的权力，但还是拒绝了逃走的劝告，甚至主动放弃被赦免的可能。可谁又有理由谴责他的“迂腐”呢？）
在民族立场上，梁漱溟绝不会糊涂到不辨是非之境地。显然，他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另一种思路，乃超越“道德眼光”的“理性逻辑”，乃超越“道德审美”的“理性审视”。既非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评价”和“政治评价”，亦非什么“历史评价”。
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若只有道德激情而无理性资源，只有集体话语而无“己见”、不容“己见”，这怎么行？这正常吗？有何前途可言？
退一步讲，即使梁之结论是错的，但他的思路、他挑起的那个问题却震聋发聩。在所有人都在忙于作同一种“道德观察”时，他想到的却是另一角度——而这个角度，在接下来的多少年里，又将被中国人一再地错过，一再地失之交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将一再地拖后……他触摸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东西，一个几乎为所有人都忽略、遗漏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将为后来历史一再证明：只注重“革命”而不顾人权、自以为真理在握便随心所欲的做法，将会把积弱累愚的中国带入怎样的灾难和盲区！恐怕再没有比1966年群殴之中的刘少奇所举起的那册瑟瑟发抖的《宪法》更令人心寒的了……没办法，因为你是“敌人”！谁告诉过那些年轻人“对敌人也要讲人权”？谁向他们布道过“打人是犯法的”？幸好“五四”尚非一个绝对“统一思想”的年代，要是摊上了“文革”，摊上了“揪斗批”，梁漱溟恐怕即要沦为和章宗祥同样下场了。）哪怕他暂时还无法很好地使用它、搬动它，但他毕竟触到了，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和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像一个发现者，其贡献在于提出问题——而非急切地回答或解决问题。到了1953年的大会上，他要求公开为自己辩护、与领袖平等对话，内心依靠的也正是这股“人权”冲动，其与30余年前的那股冲动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总体上说，梁漱溟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和信仰躬行者，既兼传统士人的清风傲骨和大道治世的圣儒意识，又披覆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不迁的自由秉性和理性觉悟。虽推崇国学儒理，但他同时更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上。”翻阅一下梁的履历便会发现：无论建国前后，无论为人为文，无论一生如何流徙于同盟会员、佛教徒、“新村”实验者、儒家嫡传……等各种复杂的信仰角色间，他都算一个固执的“另类”，一个不随势不媚时不跟风不入伙的“边缘人”。人们往往把此归于士大夫的耿直秉性，归于其恃才自标的清儒风骨，其实，这种不合时宜的“寡人”之举，所折射出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最有价值的一面：独立品格和理性原则！仅凭士大夫的“耿直、不阿、无畏、清正”之道德储备，是绝奏不出“人权”“自由”这等现代声部的，在传统理学思想资源中，也绝找不到“公民”“法律”诸等话语。（至于他本人如何以儒家嫡人自居，那是另一回事）。某种意义上，梁算得上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精神特征的有力承担者之一。这也正是胡风、马寅初、张中晓、顾准等人身上最为闪光、最富价值的灵魂要素。难怪在自由知识分子们纷纷易辙更帜的五十年代，他那种依然故我、不媚新世的执拗表现，连远在美国的胡适都大为激赏，敬叹不已。
一个多么宝贵的“异数”！敢于“不群”，敢于“逆流”，这种不为势所挟、坚持己见（哪怕事后被证明是偏见）——在群沸合唱中敢于发出自己独立声音之表现，在深受几千年封建浸淫的中国文化心态中，确属罕见！亦是热衷于“道德审美”、集体意识形态和“统一思想”的中国政治文化中最稀缺的元素！而“人权”意识，对于正姗姗起步的中国现代启蒙来说，又是何等珍贵的营养！就像“唯他命”之于人体一样贵重！实际上，查阅一下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大脑，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无论“革命党”还是“保皇党”，无论“左”亦无论“右”，你都很难找到“公民”“人权”“法制”这样理性的字眼，而这，恰恰乃现代社会和西方文明中最具本质性和生命力的精髓之物。
（“人权”一词，对中国人来说，确实奢侈得近乎“乌托邦”了，在中国政治文化中，这也是招致误解最多、附加条件最多——最易被冲淡、挤掉，被偷梁换柱的一个词。诸如“时局”“生存”“救亡”“国情”等大概念，都可轻易将“人权”的含义剥蚀、消解掉。）
正因“独立”是那么罕见、那么稀有，所以才孤僻，才落落寡和。正因“人权”距中国的国情民意实在太远了，所以才显得那么无力与虚弱，甚至荒诞迂腐、古怪可笑。可以说，无论1919，还是1953，梁漱溟的悲剧意义早就注定了。也正是这种理性的悲剧，使得“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斗争史呈现出另一种沉重而惨痛的命运。乃至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也拿不出更多的为梁辩护的勇气和依据。
建国后，无论此前在反对强权斗争中表现再决绝不阿、再独立不移之人，也纷纷“脱胎换骨”，少有例外地放弃了“故我”，选择了“新生”，选择了明哲保身的“变色龙”式的染身和粉妆，似乎也只有梁漱溟、储安平和张东荪等极少数仍在“不识时务”、“不明就里”，走着一条被他人视为畏途的老路。（这一点，也与陈寅恪不同，前者是自始至终的“入世”“拯世”，而陈乃自始至终的书斋生涯。）和那些深谙玲珑之道、乖巧可人的“时令人物”相比，梁漱溟显然是一个对政治节气不敏感的人，算得上一位“呆子”，于那些在政治皮筋下顺势团团转的“陀螺们”眼里，他僵硬得简直就像“木桩”，幼稚得像个痴童。就此理想气质和一以贯之的作风来说，梁确为地地道道的“守旧”，和那些浓烈呛鼻的“新生”味道相比，亦确显得“老派”、“过时”、“落伍”。其生命步履也像那些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一样：凄苦、迟滞，缓慢、笨重、稀稀拉拉……
这样悲怆的情景，这样的涸泽中的挣扎，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只逗留过罕见的几个瞬间：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会上，吕荧摇晃着站起来：“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十三年后，在另一个会场，在宣布将“叛徒、内奸、卖国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隆隆雷声中，一位叫陈少敏的女性默默攥紧了一张反对票……
那是怎样的一份承受？
孤独而凄凉，屈辱而悲寒……
这一个个“个”！正因为“个”，正因为它那么势孤，讨伐它围剿它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它才显得珍贵而悲壮！
正是这种“个”的品格，这种边缘化的生命类型和灵魂气质，使得1974年“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又成为了公开反对批孔的人极少数之一（另一个是吴宓）。
从1919到1953，再到1974……三次“不识时务”，三次“冒天下之大不韪”，梁漱溟都是本色的、真诚的（甚至包括他在很多问题上的“认错”，皆为真诚所致），是始终按照信仰对生命的提示来做的。这真诚很像他的父亲，1918年11月，当新文化新国风愈吹愈烈之际，一向保守的梁巨川先生自沉于北京静业湖，且不论该行为多么值得商榷，但至少说明一点：生命和信仰不分家……尽管与父亲有着巨大的理念冲突和文化差异，但有一点他们却相同，那就是：苦苦捍卫一个普通生命最起码的尊严和独立，绝不割让理想与权利，骨头要硬！……“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梁漱溟《我的父亲梁巨川》）
“正常”变成了时代眼里的“反常”、“异常”，说明了什么？
并非他脑子有病、“寡人”有恙，而是众人有病，众人出了问题，是环境和气候出了问题。在这样的气候下，多数人的精神体质和灵魂器官都发生了微妙的病变，早早地放弃了自己，投靠了主流、强势，将颤巍巍的肉躯缩作卵状，蛰伏在“大同”“统一”“集体”“标语”的巨翼下。庞大的喑哑和缄默……与其说它衬托出了当事人的人格魅力，倒不如说更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匍匐和“个”的丧失。
然而，这样一些惊人的“反常”妄举中，又包藏着多少令人欣慰的“正常”？
若没了这些“个”的闪光，若没这些以卵击石、螳臂挡车的“呆子”，中国的现代文化史、人物和思想史该会多么的乏味、多么的萎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