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事件发生前后

“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事件发生前后
王广宇
十年动乱期间，发生过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就是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这桩公案起源于“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
笔者是当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是“五一六兵团”攻击周恩来总理事件发生时的见证人。
“五一六兵团”要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大约发生在1967年8月上旬。最早发现这件事将要发生的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这位通讯员当时正在北京钢铁学院采访，他对北京钢铁学院各派别和他们的头头都比较熟悉，因此各派头头的观点和运动中的行动计划都不避讳他。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很小的群众组织，它的行动尽管影响不了大局，但却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极左思潮，他们想充当攻击周恩来的急先锋。
“五一六兵团”公开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正是迎合了江青一伙的心里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但是这些红卫兵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造反”未成，却成了反革命。
“五一六兵团”策划攻击周恩来，要公开贴周恩来的大字报的会议和准备过程被这位通讯员全部掌握。据说“五一六兵团”开会时他也在场，所以“五一六兵团”的行动计划，包括贴大字报的时间、地点、行动步骤，大字报的标题等，在“五一六兵团”开始行动前的四、五个小时，这位通讯员就将情况及时准确地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如果中央文革小组想要制止这个事件的发生，有充分的时间。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却放纵，怂恿这个本可以避免的事件。事后，江青却把这个罪责一古脑儿地栽到即将打倒的过去的同伙的身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7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9点左右，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给我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说有重要情况报告。他在电话中说：北京钢铁学院有个叫“五一六兵团”的群众组织，策划了一起攻击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决定今晚零时在北京的新街口、西单、东单等闹市区大街上，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大字报已经写好，只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去张贴。袁光强还说了几张攻击周总理大字报的标题。他强调这个情况是准确的，“五一六兵团”策划这个行动，我们的通讯员就在现场，希望马上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正在钓鱼台十六楼大会议室开会。我把袁光强报告的内容整理成电话记录，到会场直接找主管办事组的小组成员戚本禹，把电话记录送给他看，他看后只说了一句：“请谢富治同志处理！”未作批示就把电话记录递给我，我考虑戚本禹的话空口无凭，我找谢富治不好说，于是我在电话记录纸的批示栏写上：“戚本禹同志说，此事请谢富治同志处理。”然后放在正在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谢富治面前，我就退出会场。
按谢富治当时的身份，戚本禹让谢富治去处理，似乎也顺理成章，谢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从我把电话记录放在谢富治面前到“五一六兵团”张贴反周恩来的大字报，至少还有两、三个小时，可是直到12点后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散会，办事组值班室一直等待处理这件事情的批示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我听说，参加会议的小组成员和列席人员都在会场传看了这个电话记录，当晚散会后，小组成员和往常一样，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然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午夜后，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放纵,“五一六兵团”贴周恩来的大字报的事件终于发生了。后半夜，我打电话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秘书邵崇勇是否掌握了“五一六兵团”贴周总理大字报的情况，他告诉我已经掌握了，“五一六兵团”贴出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它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为了证实邵崇勇所说的情况，第二天早晨，办事组的矫玉山和姜材熙乘车去“五一六兵团”贴大字报的地方转了一圈，再没有发现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中央文革放纵的结果，以当时中央文革在红卫兵心目中的地位，制止这件事情发生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到钢铁学院找到“五一六兵团”的头头打个招呼，谅他们也不敢一意孤行；如果真的说服不了，还可以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它的发生，这在过去是有先例的（如对外语学院的刘令凯），可是中央文革不管，把这件事推给谢富治去处理。据我的了解，谢富治虽有那么多官衔，但在重大问题或敏感问题上，他绝不敢作决定，他要看中央文革特别是要看江青的脸色行事的，他的不作为，也不足为奇。
放纵“五一六兵团”贴周恩来的大字报不是偶然的，只不过是中央文革小组对周恩来的态度的一次表演而已。据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期间的了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面上似乎对周恩来是尊重的，特别是在公开场合，这只是现象。这是因为当时毛泽东要依靠周恩来管理八亿人口的国家，更主要的是周恩来在党、政、军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碍于这些，即使江青一伙对周恩来心怀不满，也不敢轻举妄动。为了维护国家的正常运作，保证人民的衣食住行，周恩来日夜操劳，同时又要同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的“造反”，“打倒”一切，保持协调。中央文革在文化革命初期，只要开会通知周恩来参加，他都到会。1967年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国家机关逐步瘫痪，能出来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寥寥无几，周恩来的担子就越来越重。这时中央文革地位却日益升高，它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中央向全国发文件把中央文革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使中央文革变成了有实权的政治组织。
中央文革小组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央文革要“造反”，要“打碎旧机器”，“破四旧”，煽动红卫兵冲击国家机关，破坏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而周恩来必须维护国家机构的正常运作，和正常的工、农业等各项生产。中央文革或明或暗地到处煽风点火，周恩来只好去出面救火，去说服红卫兵造反不能破坏生产和工作，而江青一伙则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江青曾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总理呀，总理呀，怎么总去当救火队呀！”二是中央文革煽动红卫兵打倒和揪斗大批老干部，而周恩来则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保护老干部；江青一伙认为，周恩来是“老保”，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江青一伙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因此，江青一伙在内心中从不把周恩来当作“无产阶给司令部”的人。
这里举两个小例子：
1967年2月发生所谓“二月逆流”后，中央文革小组编辑一种叫“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资料，企图说明主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不是中央文革，而是那些攻击中央文革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在这个材料中，作为正面学习的文件中选了毛主席、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要讲政策，不主张打倒一切的言论。而作为反面材料加以批判的则选了陶铸、王任重、陈毅、谭震林等人在文革中讲过的个别过头话或错话。这两方面的言论都没有选周恩来的言论，但是最后却送周恩来批发这个材料。
另一件事是1967年6月初，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召开一个外事口的大专院校各派红卫兵大会，这个会原来的目的是叫中央文革出面批评外事口大专院校少数人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总理、企图打倒周总理的反动思潮，然而在大会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发言，言不及义，不着边际说一通，没有一个人说周恩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陈伯达第一个发言，他可能批评了某些派别的极左思潮。他讲完后，江青讲话可能刺了一下陈伯达。陈伯达吓得六神无主，惊慌失措，竟然从主席台上跑到后台来回踱步，他看到我，马上把我叫到后休息厅门口问我：“我的讲话你听了有什么问题吗？”我答复说：“我没听出来。”后来他又问了我一次。唯独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叶群，可能没摸准江青的脉搏，讲了两句话：“林彪同志是很尊重周总理的”，“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嘛！”以叶群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的讲话起的作用有限，因为她不算中央文革的人。这个会周总理值班室有赵茂丰等三位同志参加并作了详细记录。江青一伙在这样的会上不讲保周恩来的话，必然给那些反周恩来的思潮起到一种暗示作用。
“五一六兵团”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字后几天里，江青一伙一直没有作出反应。大约8月中旬，由戚本禹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调查“五一六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王道明按戚本禹的布置，先找记者站的几位记者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记者站有个别记者反映，记者站调查组中有的记者同“五一六兵团”的成员有牵连，调查结论可能“不客观”。王道明考虑到这种意见，但并没有中止记者站调查组的调查，只是又重新组织了办信组的几个人，另搞一摊同时进行调查。经过几天的调查，搜集了一些材料，两个调查组要求向王道明汇报调查初步结果和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调查“五一六兵团”本来是王道明亲自抓的，我一直没有参与，而王道明在去记者站听两个调查组汇报前，一再让我同他一起去听汇报，帮他出出主意，我只好从命。汇报会是在花园村一号记者站开的，参加汇报会的主要是调查组的同志，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也一起听了汇报。据我回忆，汇报主要谈了以下内容。
一、所谓“五一六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小群众组织，参与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很少。他们号称“兵团”带有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达到迷惑群众的目的。其实参加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数连一个排也没有，地地道道的“一小撮”。
二、有的人怀疑中央文革记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五一六兵团”反总理活动的通讯员，能够那么准确及时地掌握“五一六兵团”的动向，肯定同“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有密切联系，否则很难了解到这种核心机密。这位通讯员外出采访用的是《红旗》杂志记者站通讯员的名义（按：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活动都是以《红旗》杂志记者站的名义出现）因此这事又和《红旗》杂志社挂上了。
三、在调查中，从“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关锋的妻子。还有“五一六”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这样又进一步说明，“五一六”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瓜葛。
四、《红旗》记者站的记者同国务院某部门的一个老干部叫何畏的有过接触。据说他同“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有联系。这样又说明“五一六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这个问题，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作了解释，他说，戚本禹收到过何畏写给他的一封信，请求戚本禹接见他，说有重要情况反映。戚本禹把这封信批给了徐学增，让他去见一下何畏，听听他要反映什么问题。徐学增说：我过去并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的政治倾向，只同他谈过一次话，何畏所反映的意见主要是对本单位的运动情况，我已经向戚本禹作了书面汇报。
汇报会还谈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在徐学增讲完话后，我顺便插了几句话。我说：中央文革的记者就是要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各种情况，不管他是什么派别，只要是采访对象就必须同他们接触，既要同造反派接触，也要同保守派接触，为了采访甚至“走资派”，“反革命”也要接触，不能说，同有问题的人一接触，就成了这些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如果这样联系，那么我们的记者今后还怎么开展工作？我这番话，在我被逮捕后，记者站开我的批斗会时，成为包庇“五一六”分子的罪行。
汇报会上，参加调查的人普遍反映，《红旗》杂志社记者站的记者，被搅进了“五一六兵团”事件，调查很难继续下去，王道明听了汇报后表示，调查还需要深入，要有充分证据，不管牵连到谁，调查都不能停。最后，王道明决定，调查组的活动以后不要用《红旗》杂志的名义，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进行。同时决定原来的记者站和办信组两个调查组合并成一个调查组，统由王道明管。
“五一六兵团”事件的调查还在继续进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即1967年8月底，王力和关锋出问题了，8月30日晚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开完批判王力和关锋的会后，他们两个被隔离审查，每人带一套《毛选》和纸笔关到钓鱼台二楼去反省检查。
对“五一六兵团”调查的初步情况已经报告到中央文革小组，“五一六兵团”同《红旗》杂志有联系，主管《红旗》杂志的关锋又被隔离审查，这正是江青一伙推卸罪责，洗刷自己的最佳时机，他们趁机把反周恩来的罪责全推到过去的同伙王力、关锋身上，似乎王力、关锋耍反革命两面派，欺骗蒙蔽了江青。1967年9月5日，江青一个讲话透露中央文革内部揪出了坏人，而这一伙坏人的矛头是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五一六”反革命活动就是明证。后来，就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特征概括成上述的所谓“三指向”。
本文根据作者提供的文稿编排，与收入作者与阎长贵合著的《问史求信集》（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一书中的《“五一六”反革命案发生的真相》一文个别文字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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