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谈国民党在决战前夕的错误

抗战胜利的消息一出，中央便任命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
十月二十六日，我专机飞北平。北平听说我将到达，竞全城哄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的数十万人，欢声震天，令人感动，因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八年之久，今一朝获自由，实是出于至诚。
行营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居仁堂，不过北平行营名义上虽属华北军政最高官署，但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行营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我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实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事挥霍，把一个民风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受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吃，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接收，以致分脏不匀，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国民党接收官员无官不贪，人们经常曾似相识）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中国人少有人权，帽子可以满天飞）
我不得已，乃召集党政临时联席谈话会，尤其对特务负责人马汉三晓以大义，申斥一顿。我一再告诫马汉三说，嗣后凡非附敌有据的，概不得滥予逮捕，尔部下如有不听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经人民告发，查明属实，当惟尔是问。经我痛斥以后，马汉三之徒稍敛，平、津市民粗可安居。当我在北平将各种琐碎烦难问题解决之时，整个国家战后的军政处理却愈变愈复杂，终至无法解决。
战后政府的第一大难题便是接收东北，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应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撤离中国，孰知斯大林却诡计多端，不许我政府利用大连等海港运兵入东北接收，加以国军还在滇缅路上，短时期内万难到达北方，苏联遂借口延宕我方接收日期。
斯大林此项阴谋的第一用意，在使苏联有充分的时间拆运东北的工厂和物资，第二用意似乎是让中共有充分时间组织民众，并收编伪满军，训练成强大的野战军。不幸我方负实际责任的接收大员熊式辉又是个会敷衍做官，不敢负责做事的官僚，东北局面的演变就愈严重了。共军在东北得到补充，在长春、四平一带竟然和国军作大规模的阵地战。
东北的战火很快便使原已日益减少的国共在关内的冲突重新扩大起来。三十五年春间，华北枪声遍地，内战又继续下去，我身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盱衡全局，深觉前途未可乐观，当时在几处主要战役上，我方虽占有优势，但是旷日持久，情形势将逆转。
军事不可为的最大原因是将不专兵，士无斗志。当时在华北实际指挥责任的是孙连仲。但连仲可以运用灵活、指挥如意的部队已不存在。三十四年冬，他在新乡指挥的是高树勋、马法五、胡博翰三军。
高树勋的部队原从石友三的副军长劫夺而来，中央不但未论功行赏，且处处伺机消灭他。树勋早已积愤在心。
马法五原是庞炳勋的旧部，炳勋年高退休时，马始代统其众。这一支“杂牌”部队又是中央处心积虑要消灭的。
胡博翰部是日本投降之前不久，在沦陷区收编零星武装成军的，毫无作战力量。
今番高、马、胡三部奉调北上打通平汉线，和中共火併，在高树勋看来，又是中央借刀杀人的毒计。因此，在十月底军次河北的邯郸时，一经共军围攻，高树勋立刻投降，马法五因士无斗志而被俘，胡博翰则以身免。
自此以后，孙连仲在华北所指挥的，名义上，全系由空运或由海道而来的“中央军”。然而这些部队长官俱是“天子门生”，所谓层层节制，逐级服从，早已荡然无存。这种部队不但孙连仲指挥不了，说是蒋先生的心腹股肱也无法指挥。真是积重难返，无法改造。
再者，这些部队长官早已骄纵成性，醉心利禄，贪生怕死。他们对所谓“杂牌军”以及老百姓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对共产党则畏之如虎，白天深沟高垒，不敢出击，夜间尤不敢行动。因此除他们的宿营地周围十里之外，可以说都是共产党的活动范围。
华北当时唯一可用之兵，便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所部的两个军，傅作义不但是一员点将，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至于他个人治事的勤勉，从政的廉洁，尤为可取。他在芦沟桥事变前即享有抗日令誉，抗战期间，拱卫绥远西部和北部大青山地区，敌人卒无法越雷池一步。而第十二战区内政治修明，人民的安居乐业均有足多者，所以傅君的防地虽和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比邻，中央终无法渗透。抗战胜利后，中共为急于打通对俄交通，曾集中兵力猛攻十二战区，放出抗战后内战的第一枪，然终为傅部击溃。是以中共虽视傅作义为眼中钉，但对他却十分畏而敬之。
傅部虽堪一战，然抗战期中受中央歧视，得不到补充，全军装备低劣，人数有限，最后大势已去，中央才用他来澄清华北，说难免有蚍蜉撼大树之感了。
三十五年春夏间，政府和中共谈谈打打，中共态度强硬，政府也不甘示弱，各地冲突日多，到秋季，内战扩大已不可避免，中央乃决定收复张家口，截断共军关内外的交通，再及其他。我深知傅作义的部队可用，遂训令傅作义向东移动，向张垣进攻。另以李文总司令指挥中央石觉、牟廷芳、侯镜如自北平北上，夹击贺龙的主力。经半月的战斗，傅作义部终于十月十一日占领张垣，是为内战初期政府军唯一的胜利。
内战延长，通货膨胀，学生运动兴起。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学生游行，等他们把忿气、热情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下，学潮欢声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长何思源忽然面色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游行示威。”我说“让他们游行好了。”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了。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聳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立即来行营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呀？”马汉三道：“报告李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下了？”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镇压下去吗？”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煸动的，”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面有难色，我声色俱厉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语。
我说，“你如果不听我的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和学生有任何冲突，惟你马汉三是问”于是马汉三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二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有出事，不久，游行就散了。（高者喜欢对手如虎，低者喜欢对手如羊，欺负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特务政治，名声历来不好，李宗仁也懂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