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阮思余：媒体之争，事实之争，权力之争――评《新华社记者舌战福建官方媒体》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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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余：媒体之争，事实之争，权力之争
――评《新华社记者舌战福建官方媒体》一文
阮思余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35】【字号：大中小】
“桑美”之灾不仅在福建，而且也在整个中国；不仅在平面媒体，而且也在网络媒体，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议。笔者以为，这种争议至少可以概括为：媒体之争，事实之争，权力之争。
媒体之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报社、地方网站，即福建日报、及其旗下的海峡都市报，福建东南新闻网与代表中央媒体的新华社浙江分社之争。双方在对此灾难的报道上各有“偏执”，且针锋相对。这就是《新华社记者舌战福建官方媒体》（以下简称《舌战》）一文开篇所描述的二者“精彩”“对决”一幕。
媒体之争，如果做一个简单的二元划分的话，这绝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只有一家之言，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媒体存在，更毋须那么多的记者等媒体从业人员存在，因为他们的存在只能是带来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资源的极大浪费。有媒体之争，也就意味着有不同的声音，有对事实的不同的报道，有对真相的不同的揭示，有对问题的不同的解读。
在媒体日益市场化的今天，这一点不应该是成为问题的问题。易言之，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逻辑和自然延伸，媒体终究将从“一枝独秀”走向“百家争鸣”，实属必然和正常。诚然，在此灾难之中，争议的双方主要是所谓的官方媒体，尚没有民间媒体的介入。或许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点是一个利好信息，说明官方媒体已经开始“分化”，也就为媒体迈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和可能。
事实之争。在所有的事实争议之中，一个备受关注，也是争议极大的事实之争就是关于“浮尸”问题。因为这是关乎人的最为基本的权利“生命权”或者“生存权”的问题。我们先来看双方各自如何描述其见闻。
新华社浙江分社四记者朱立毅、傅丕毅、方列、徐昱撰写的《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桑美台风一线采访手记》一文这样描述：
8月13日中午：真相就这样被一点点撕开口子……一大早，张晓华社长带着我们赶往沙埕。因为路途不熟，我们抵达福鼎市沙埕镇时已近中午。当汽车沿着港口旁的公路行驶时，司机小赵突然叫了起来：“水里是什么东西？”下车一看，我们大吃一惊：这竟然是一具浮尸！随后，在海面上，我们又看见了十多具漂浮的遇难者遗体。
福建日报采访组2006年08月29日刊发在《海峡都市报》上的《福建记者赴桑美灾区采访 称与其他媒体所见不同》一文另有说法：
“手记”记者等人看到的十几具尸体是否属实？我们想，这有可能。因为沙埕港的确死了人。但是，凡海边生长的人都知道，沉海死了的人，尸体不会马上浮出水面，因为人体的比重重于海水，一定要等到死者胃中的食物发酵胀气，尸体的比重轻于海水后，才能浮出，这往往需要几天时间。而且，能否遇见浮尸，还得看潮汐涨落，海水流向。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看了“手记”，以为沙埕港有满海的浮尸，过了四天还没人打捞，那就错了。
两方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姑且不做判断。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分析的是，记者对事实的描述应该是客观地、如实地述说其所见所闻。至于所见所闻是否属实则又是另一回事。诚然，媒体从业人员应当力求还事实以真相。而不应该没有见闻就臆测：“‘手记’记者等人看到的十几具尸体是否属实？我们想，这有可能。”这样的说法既没有太多地说服力，也不符合记者本身的言语特征。媒体和记者，如果要批驳别人，就应当拿出事实来说话；没有见闻，就实事求是地承认，见还是没有见，有言还是没有言。或者事后还可以继续跟踪调查，以使事件水落石出，给真相一个完美交待。
权力之争，此次争议背后，或许还有一种权力之争。这种权力之争，主要表现为对地方话语权的掌控方面。正因为此，于是就有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批评的“某些媒体，包括外省的新闻记者到受灾地区，道听途说，做了许多不实报道，网上也大肆炒作”。抑或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有些媒体和记者，既不到“道”上去“听”，也不到“途”上去与人“说”，闭门造车，或者想当然地鸿篇“杜撰”。
媒体不仅要报道党政方面的言说，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报道底层民众的声音。一者“兼信则明，偏听则暗”；二者“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从这一视角来说，记者深入“受灾地区，道听途说”，何罪之有？！
无怪乎，《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桑美台风一线采访手记》一文有这样的语句：“8月13日21时许，当我们准备上船回沙埕镇时，渔民们拉着我们的手，哭声一片：你们一定要说真话啊！”如果这一点属实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有些媒体和记者或者没有说真话，或者说了假话，或者佯装不知闭口不言。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需要我们更多的“道听途说”，唯其如此，才能反映更多的底层真实的声音。尤其是类似这样的重大灾难之际，更当如此。
不管官方有多少作为，作为得如何感人，只有人民能切身感受到这些作为，人民才能够信服政府。政府作为的绩效，理当人民群众来评判。这秆称在人民心中，人民自然会把脉。而不是通过自己主管的媒体来向社会和民众炫耀，或者是通过新闻发布会来虚张声势。惟有此道，政府方能赢得民心！
任何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是附庸权力成为官方的传声筒，还是坚守权利成为民众的代言人，此时此刻，也就分晓自现！对此，有新浪网友这样评论：“同是深入灾区，同是记者见闻，为什么不一样?????就看他的顶头上司是谁!!!新华社不受福建管啊……福建媒体要在福建混啊……”
总之，是次媒体之争，事实之争，权力之争，实属正常，况且争议还有利于推动中国传媒业的发展。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媒体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类似的争端。正如《灾害面前 媒体该如何聚焦》一文所言，“媒体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媒体必须慎用这一话语权，应当有宽阔的胸怀对待不同意见。如果听不得不同意见，如果对提不同意见者一味咬住不放，那就是对话语权的滥用。”此外，权势机构如何理性善待媒体，给媒体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自由，也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
2006年9月10日早上初稿
2006年9月11日早上定稿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5405
――评《新华社记者舌战福建官方媒体》一文
阮思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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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美”之灾不仅在福建，而且也在整个中国；不仅在平面媒体，而且也在网络媒体，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议。笔者以为，这种争议至少可以概括为：媒体之争，事实之争，权力之争。
媒体之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报社、地方网站，即福建日报、及其旗下的海峡都市报，福建东南新闻网与代表中央媒体的新华社浙江分社之争。双方在对此灾难的报道上各有“偏执”，且针锋相对。这就是《新华社记者舌战福建官方媒体》（以下简称《舌战》）一文开篇所描述的二者“精彩”“对决”一幕。
媒体之争，如果做一个简单的二元划分的话，这绝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只有一家之言，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媒体存在，更毋须那么多的记者等媒体从业人员存在，因为他们的存在只能是带来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资源的极大浪费。有媒体之争，也就意味着有不同的声音，有对事实的不同的报道，有对真相的不同的揭示，有对问题的不同的解读。
在媒体日益市场化的今天，这一点不应该是成为问题的问题。易言之，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逻辑和自然延伸，媒体终究将从“一枝独秀”走向“百家争鸣”，实属必然和正常。诚然，在此灾难之中，争议的双方主要是所谓的官方媒体，尚没有民间媒体的介入。或许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点是一个利好信息，说明官方媒体已经开始“分化”，也就为媒体迈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和可能。
事实之争。在所有的事实争议之中，一个备受关注，也是争议极大的事实之争就是关于“浮尸”问题。因为这是关乎人的最为基本的权利“生命权”或者“生存权”的问题。我们先来看双方各自如何描述其见闻。
新华社浙江分社四记者朱立毅、傅丕毅、方列、徐昱撰写的《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桑美台风一线采访手记》一文这样描述：
8月13日中午：真相就这样被一点点撕开口子……一大早，张晓华社长带着我们赶往沙埕。因为路途不熟，我们抵达福鼎市沙埕镇时已近中午。当汽车沿着港口旁的公路行驶时，司机小赵突然叫了起来：“水里是什么东西？”下车一看，我们大吃一惊：这竟然是一具浮尸！随后，在海面上，我们又看见了十多具漂浮的遇难者遗体。
福建日报采访组2006年08月29日刊发在《海峡都市报》上的《福建记者赴桑美灾区采访 称与其他媒体所见不同》一文另有说法：
“手记”记者等人看到的十几具尸体是否属实？我们想，这有可能。因为沙埕港的确死了人。但是，凡海边生长的人都知道，沉海死了的人，尸体不会马上浮出水面，因为人体的比重重于海水，一定要等到死者胃中的食物发酵胀气，尸体的比重轻于海水后，才能浮出，这往往需要几天时间。而且，能否遇见浮尸，还得看潮汐涨落，海水流向。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看了“手记”，以为沙埕港有满海的浮尸，过了四天还没人打捞，那就错了。
两方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姑且不做判断。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分析的是，记者对事实的描述应该是客观地、如实地述说其所见所闻。至于所见所闻是否属实则又是另一回事。诚然，媒体从业人员应当力求还事实以真相。而不应该没有见闻就臆测：“‘手记’记者等人看到的十几具尸体是否属实？我们想，这有可能。”这样的说法既没有太多地说服力，也不符合记者本身的言语特征。媒体和记者，如果要批驳别人，就应当拿出事实来说话；没有见闻，就实事求是地承认，见还是没有见，有言还是没有言。或者事后还可以继续跟踪调查，以使事件水落石出，给真相一个完美交待。
权力之争，此次争议背后，或许还有一种权力之争。这种权力之争，主要表现为对地方话语权的掌控方面。正因为此，于是就有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批评的“某些媒体，包括外省的新闻记者到受灾地区，道听途说，做了许多不实报道，网上也大肆炒作”。抑或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有些媒体和记者，既不到“道”上去“听”，也不到“途”上去与人“说”，闭门造车，或者想当然地鸿篇“杜撰”。
媒体不仅要报道党政方面的言说，更为重要的，应该是报道底层民众的声音。一者“兼信则明，偏听则暗”；二者“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从这一视角来说，记者深入“受灾地区，道听途说”，何罪之有？！
无怪乎，《为了新闻工作者的良知――桑美台风一线采访手记》一文有这样的语句：“8月13日21时许，当我们准备上船回沙埕镇时，渔民们拉着我们的手，哭声一片：你们一定要说真话啊！”如果这一点属实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有些媒体和记者或者没有说真话，或者说了假话，或者佯装不知闭口不言。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需要我们更多的“道听途说”，唯其如此，才能反映更多的底层真实的声音。尤其是类似这样的重大灾难之际，更当如此。
不管官方有多少作为，作为得如何感人，只有人民能切身感受到这些作为，人民才能够信服政府。政府作为的绩效，理当人民群众来评判。这秆称在人民心中，人民自然会把脉。而不是通过自己主管的媒体来向社会和民众炫耀，或者是通过新闻发布会来虚张声势。惟有此道，政府方能赢得民心！
任何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是附庸权力成为官方的传声筒，还是坚守权利成为民众的代言人，此时此刻，也就分晓自现！对此，有新浪网友这样评论：“同是深入灾区，同是记者见闻，为什么不一样?????就看他的顶头上司是谁!!!新华社不受福建管啊……福建媒体要在福建混啊……”
总之，是次媒体之争，事实之争，权力之争，实属正常，况且争议还有利于推动中国传媒业的发展。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媒体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类似的争端。正如《灾害面前 媒体该如何聚焦》一文所言，“媒体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媒体必须慎用这一话语权，应当有宽阔的胸怀对待不同意见。如果听不得不同意见，如果对提不同意见者一味咬住不放，那就是对话语权的滥用。”此外，权势机构如何理性善待媒体，给媒体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自由，也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
2006年9月10日早上初稿
2006年9月11日早上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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