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兵败大陆满腔悲凉的最后一次巡视

蒋介石
1.告别故乡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文告，宣称：鉴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② 当天下午，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飞离南京。22日，他回到家乡溪口，住在其母墓地旁的小别墅“慈庵”中，以示不忘母恩、谨守墓园之意。
回到故乡后，表面上，蒋介石闲云野鹤，寄情于山林泉石之间，日子过得怡然自得。但是，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这次回故乡，怕是最后一次了。加上国事危难，他的情绪时起时伏、反复无常。身边的侍从人员各个胆战心惊，深恐稍有不慎，就招惹一身祸事。但是，不论人们如何小心翼翼，还是不免在无意之间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有天夜里，蒋介石睡到一半，就被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了。清醒之后，他才知道那不是什么怪声音，而是门口两个警卫睡觉时，一个磨牙、一个打鼾。这便激怒了蒋介石，一气之下，他冲出房门，不问青红皂白，开口大骂：“你们这些人，全部给我滚蛋！”
以后，值夜班的侍从就寝时，一定记得在自己的嘴里塞条毛巾，不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把情绪不佳的蒋介石从睡梦中吵醒。
1949年1月28日是中国传统的春节。溪口乡人组织了灯会，用舞龙灯、敲锣鼓的形式，向蒋介石致敬祝福。蒋介石也特地从宁波邀请戏班到溪口蒋氏家祠演戏，说是“与民同乐”和“招待乡亲”。在宴请乡亲好友的宴席上，蒋介石强颜为欢，举杯祝酒，说：聊表心意，难得回家乡过年，新春佳节，请诸位来喝点淡酒，望大家多饮几杯，往后还请诸位到南京去喝酒。
春节过后，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晚上，在其表弟王振南的小洋房里住了一夜，给村里每户人家分了一份在宁波大有南货店定做的“对开馒头”。
葛竹村村中有一条葛溪，村两边是连绵不断的群山。进村没有马路可走，蒋介石是坐轿子去的。蒋这次到葛竹，与其舅父相叙时，话语间似有无限依恋之情，多次嘱咐他的表弟王良穆说：“良穆，你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
在离开葛竹、临别上轿时，蒋又重复了一遍。事后，王良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从来没有这样叫我到他那里去。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跟他同行啊。”
告别葛竹后不久，蒋经国来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他在村外拜祭外公外婆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在她家吃了中午饭。
张定根送给外甥一只大公鸡、一包长寿面、若干鸡蛋，并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40岁生日，这些东西表达舅母的一点心意。”
蒋经国恭恭敬敬地接过舅母送的生日礼品，并对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你是否同我们一起走？”
张定根问：“经国，到哪儿去啊？”
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
张定根放不下自己的家，终于没有同去，直到1984年病逝在岩头。
清明节那天，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前去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老泪横流。
拜毕，蒋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然而，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蒋方良却只在墓前鞠了一个躬。蒋介石见此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国人不懂礼节”。
清明节后几天，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到达三岭村，拜了祖宗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又进祠堂拜了神位。蒋介石对该村族长颇有礼貌。族长比蒋大了一辈，蒋叫他“阿叔”，族长则直呼蒋的小名“瑞元”。当卫士阻拦围上来的蒋姓族人时，蒋介石连连摇手说：“不要拦，不要拦，都是自家人。”
蒋介石还带着蒋经国来到宁波南郊的柳亭庵，祭扫了柳亭庵边的蒋姓祖坟，并给柳亭庵当家500元钱，嘱其管好坟墓。随后，他们又去宁波东乡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摩诃太公”蒋宗霸的坟，给弥陀寺当家国如和尚5石白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
蒋介石如此一一拜别蒋氏祖坟，因为他知道一旦解放军打到江南，他逃离家乡后，就再也没有祭扫祖墓的机会了。4月25日上午，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二人乘剡溪渡船到达溪南，在新砌的石墈上缓缓步行，遥望对岸祖居，难舍难别。就要远离故乡了，此时一别，终生难返，怎能不令人无限惆怅与凄凉！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千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①
4月25日下午3时，蒋氏父子拜别祖堂，离开故里，乘车至方门附近海边，再步行至象山口岸，登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泰康号”(即“太康号”--作者注)兵舰。
兵舰起航后，蒋介石站到甲板上，眺望着渐渐远去的故乡山水，老泪纵横。
2.最后一搏
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后，蒋介石在溪口再也待不住了。
4月25日，蒋介石从溪口抵达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王世杰等研究“最后一战的全面作战计划”。会议决定：第一，对共产问题，宣布和谈破裂，政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第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第三，在军事上，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海陆空军的指挥。①
4月26日，蒋介石乘“泰康号”抵达上海复兴岛。他在龙华机场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强调能否守住上海关系党国存亡。第二天，蒋介石又召见国民党重要军政官员，商讨“保卫上海”的措施。
5月1日，蒋介石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发表训话，称：“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6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二线兵团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并声言：我要留在上海指挥作战，“要和上海共存亡”。②
然而，令蒋介石失望的是，上海并没有坚守多久。到5月27日，除汤恩伯率5万人先期登舰逃跑外，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利用上海继续顽抗，挑起国际事端，促使美英等国出兵干涉和守不住就搬空、打烂、炸光的图谋，将大上海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③
福建为台湾前沿阵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在丢失上海后，蒋介石又把希望寄托在福建。
7月9日，蒋介石由台北飞赴福州，在福州机场办公大楼召开临时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等各军师团长以上军官80余人。蒋介石首先听取了各方面情况汇报，然后发表讲话称，现在是危难关头，他要以党的总裁身份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之战。①会议就福建防务、军事机关调整及后勤补给等问题制定了相应措施。
7月23日，蒋介石在厦门主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汤恩伯、朱绍良、李延年、陈土章、于兆龙、王修身、李以匡等师长以上、绥署及兵团司令部处长以上军官80余人，讨论部署福州、厦门、金门的防务问题。在会上，蒋介石把台湾比作头，把福建比作手足，认为“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提出：“当前我们要固守福建，作长期保卫东南沿海之计，并借此以巩固台湾。我们只要坚持到明春，世界###力量便会和我们联合一起驱俄清共。”②然而，福建的情况也让他失望了。7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叶飞所部抵达建瓯，福州在8月17日宣告解放。朱绍良、李延年只身乘机逃跑，蒋介石死守福建的计划就这样落空了。
福建战场失利后，蒋介石又把希望寄托在广东。7月14日，他率领王世杰、黄少谷等大批随员飞抵广州，着手指挥国民党军政残局。③ 7月16日，在蒋介石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代行中央政治委员职权。8月23日，他由台北飞抵广州，会晤李宗仁，部署广州的保卫战。他告诫各级军官：这是“决定党国最后成败的一战”④。然而，仅到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就解放了广州，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五羊城头。
自1949年4月25日离开故乡以来，蒋介石四处奔走，妄图凭借残存的半壁江山，作最后一搏。然而，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彻底打破了他的迷梦！历史留给蒋委员长的，恐怕也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惨与悲凉吧！
3.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迫近广州市郊。在一片混乱中，“国民政府”被迫由广州迁移重庆。此时，国民党内劝蒋复职之声尘嚣日上。11月3日，李宗仁以巡视为由，离开重庆，飞赴云南，后经桂林飞香港，决定赴美就医，一去不归。
代总统李宗仁的出走，让蒋介石--这位在幕后操纵一切的国民党总裁很是难堪。他尽管多次表示“决不于此时复行视事”⑤，但还是于11月14日由台湾飞抵重庆，部署西南保卫战。
抵达重庆后，蒋介石派蒋经国到四川武隆县江口镇，送信给宋希濂、钟彬、陈克非等人，称要与他们一道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两天后，他又约见张群、顾祝同等人，商讨渝东作战部署……
然而，大厦将倾，蒋介石岂有回天之力？11月28日，人民解放军已攻到重庆复兴关，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匆匆逃至成都。同日下午，蒋介石最后一次巡视重庆市区。他首先来到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交会处的路口，仰视着高达米的抗战胜利纪念碑，良久无语。然后，他驱车来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这里只剩下两名副官和几名卫士看守办公室。最后，他又来到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办公地址，凝视良久。
他眼里流出了哀叹的泪花，视线模糊起来：一切皆成过眼烟云，往事不堪回首！①
29日，重庆市区更加混乱不堪，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地往成都方向逃去。到晚上10点，蒋介石下榻的林园官邸后面枪声大作，蒋氏父子只得驱车前往机场。对于当时的情形，蒋经国是这样描述的：
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时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②
11月30日，蒋介石离开了重庆这座曾让他心醉神怡的山城。当晚，他到达成都，入住中央军官学校。
第二天下午，蒋介石约见胡宗南、邓锡侯、刘文辉、熊克武等人，详商军事部署。而此时的成都，已是危机四伏：
壁山已陷，铜梁县长闻风弃职潜逃，仅剩电话局局员对外答话，永川县长与驻军亦同伙投共。内江以东汽车停开，道路阻塞，等待过渡者形成长阵，达十余公里，拥挤不堪。此地约有六百辆汽车，等于无用，甚至将以资共，殊为可虑。
地方政府无能，成都社会风气比重庆虽为复杂。街头巷尾构筑无用之木栅，真是自欺欺人。
城内秩序渐恶，到处汽车拥挤，冷枪时发。成乐公路之夹江、峨眉附近，盗贼如毛，四出行劫。南路亦复如此。致使胡宗南部队作战与调动，均发生极大困难。①
12月10日，成都市内秩序已经大乱，时有枪声，形势已濒临绝境。这时，宣布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给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发来电报，要刘文辉会同四川将领，将蒋介石扣留，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此时，侍卫人员发现，蒋介石下榻的中央军官学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侍卫人员认为是刘文辉的便衣队，便建议蒋介石从后门逃走。
蒋介石悲愤地说：“我是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②
于是，蒋介石和蒋经国二人走出军校大门。
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成都凤凰机场登机向台湾飞去。此时的蒋介石，内心无比痛苦与凄凉。蒋经国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民国三十八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父亲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乃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续沦亡，决于俄顷。我们身历其境，当时也懵懵惚惚，不知不觉，恍如浮光掠影，随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忆起来，闭目沉思，始觉得当时国脉民命系于一发，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③
4个多小时后，蒋介石飞抵台北。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踏上过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