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名将风云-->[转帖]闻黎明: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再研究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再研究
闻 黎 明
1945年7月初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对延安的访问，是中间党派与中共最高领导集体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史学界对这次访问的介绍与评价，目前大多着眼于中间党派与中共的一致性，但对此行的初衷与最终结果间的明显距离，却还缺少必要的分析。本文之旨，即就此问题做以再研究。
（一)
众所周知，1944年9月15 日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正式提出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国事会议”以“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建议，和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演讲中阐述了上述建议的具体步骤与方法，表明中共决策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大多局限于解决国共间的悬案问题，而是更多着眼于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这样，原本头绪多端的国内政治矛盾，便骤然集中在要不要建立联合政府和要不要召开党派会议两个焦点上。六参政员的延安之行，便产生于这种时代背境下。
11月7日，来华调停国共矛盾的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抵延安， 三天后赫氏与中共领导人签订了“五条协定草案”（即《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当时，美国的远东战略计划之一是设法劝说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诱使中共参加政府并放弃独立武装，最终建立起以中国为首的亚洲与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本着这个既定方针，“五条协定草案”接受了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但是，这个草案遭到蒋介石的反对，随后国民党提出三条反建议，除了强调中共服从政府和交出军队外，闭口不谈联合政府问题。由于双方距离太远，随赫氏来渝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2月7日返回延安。
勿庸讳言，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建议的核心，是为了争取获得与国民党平等决策的政治权力。而一直视中共为心腹大患的蒋介石，亦深知中共建议的实质在于改组政府，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因此他绝对不能容忍中共这一建议。不过，蒋介石也意识到在野党派的参政要求已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为了不至于丧失政治上的主动权，于是设计了个以攻为守的策略。1945年元旦，蒋声称将准备建议中央在“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使国民党“受国民会议委托行使之政权，得以归政于全国的国民”[1]。
蒋介石的元旦演词，是个一箭双雕的计谋，它既撇开了中共建议，又貌似一步到位通过国民大会实现“还政于民”。当然，蒋介石很清楚中共和中间党派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因此他不得不做另一手准备，即打算在行政院内成立一个7人至9人组成之具有战时内阁性质的“战时行政会议”，以此延揽中共及其他党外分子，达到“容纳中共所谓‘联合政府’之要求而谋中共问题之解决”之目的[2]。
由于召开国民大会还有许多程序上的纠纷未能解决，因此所谓“还政于民”仍是远水不解近渴。在蒋介石看来，用成立战时行政会议来实现“统一”，似乎还比较实际。于是元旦过后，蒋便匆匆将战时行政会议的设计工作交给孙科、王宠惠、王世杰，三人遂推王执笔草拟组织条例。数度参与国共谈判的王世杰，凭着他对中共和民盟的多年观察，不相信两者愿意参加此机构，故尔直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开会讨论此事的前一天，还向蒋表示“如中共及其他党派均不参加，则是否实行此项计划，似尚须考虑”[3]。1月1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会议，将战时行政会议改名“战时政务委员会”，并通过《行政院战时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对此，王世杰顾虑重重，“提议暂缓对外发表”，主张“先向各党派作一度接洽”[4]。王的担心与蒋不谋而合，此后国民党的一系列穿梭活动，都以争取中共和民盟参加战时政务委员会为中心。
国民党首先争取的目标，是最有可能从民主同盟中分化出来的青年党。1945年1月15日下午王世杰约见左舜生，“促请中国青年党及国家社会党推荐二人参加”战时政务委员会。但是，左“颇不赞同单独参加”，故王认为左与中共有默契，“严词促其采取独立的立场，并谓各党派参加政府，既为左等素日所倡议”[5]。与此同时，王世杰还致电成都的张群，请其就近催促李璜考虑其党单独参加[6]。由于国社党领袖张君劢不在国内，于是国民党把第二个争取目标投向比较折衷的黄炎培。可是黄对王世杰、邵力子声明自己“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且是发起人”[7]，言外之意不肯单独行动。左、黄的态度令王世杰很生气，忍不住“责斥民主同盟不应随时附和中共，忽视其素所主张统一与团结”[8]。
王世杰的责难不能说没有理由。抗战以来中间党派无数次表示过强烈的参政愿望，为什么此时又拒绝参加战时政务委员会呢？究其原因也许有多种，但说到底恐怕还是取决于中共的态度。
1月24日，周恩来在赫尔利请求下重返重庆。周此次来渝是力争改变以往国共秘密谈判的方式，代表中共向国民政府、国民党、民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9]，因此当宋子文问及中共对于参加战时政务委员会的态度时，周表示“中共不愿参加国民党党治下之‘战时内阁’，须先召集‘各党派会议’，并宣告‘党治’之废除”，然后成立“联合政府”[10]。中共的立场需要得到中间党派的理解与配合，25日周恩来向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邓初民、郭沫若、范朴斋等报告了中共的主张，并交换了对党派会议的看法。其后，周还向马寅初、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和吴蕴初、刘鸿生、章乃器、胡厥文、胡子昂、李烛尘、胡西园等产业界人士申述了同一态度。周的表态嬴得了广泛的同情，就连孙科也赞成召开“国是会议”，并且“痛斥国民党过去之错误，谓其反共而走入法西斯途径”，“力言国共必须合作，国民党必须容纳中共”[11]。这样一来，蒋介石计划用设立战时内阁取代改组政府的企图，就更难以得到中间党派的认同了。结果，战时政务委员会始终未能成立。
中共十分了解国民党在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上的重重顾虑，故尔周恩来拒绝战时内阁方案的同时，也表现出某种灵活性，强调愿以互信互让的精神解决一切问题，说明党派会议仍由国民政府召集，联合政府亦名国民政府，只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宪法上之政府[12]。当时，中共的目的虽然是成立改组政府，但鉴于改组政府要通过党派会议协商解决，因此中共的努力重心比较侧重于促进召开党派会议方面。正因如此，当周感觉到王世杰、张治中并未坚决反对召开党派会议时，便提出“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其内容为：会议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一党专政、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和来往自由等[13]。上述四条，构成了中共这次谈判的基本要求。
此时，不得不将战时内阁方案暂时搁置起来的国民党，亦由王世杰草拟了一份协议草案，该案旨在成立一个后来被国民党称作为“政治谘询会议”或“政治咨询委员会”的机构，其办法为“召集一十余人之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中共、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各派一人至三四人不等，并约其他无党无派人士数人参加，商议结束训政，统一军事及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于政府之方案”[14]。虽然王世杰在与周恩来谈判中表示不能同意结束一党统治，但也表示政府可以承认党派合法、同意召集党派会议（须将党派会议改个名称），并希望中共参加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这些，似乎表明形势出了缓和的迹象，因此周恩来同意将王世杰草拟之“政治谘询会议”草案转呈延安[15]，并在致毛泽东电中说蒋介石、王世杰有可能接受党派会议[16]。
在政治民主化的程序上，中间党派与中共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它又不能不承认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因此其最大能量只是在两极中转圜，用黄炎培的话说就是希望“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17]。可惜频繁的意见交换未能取得应有的结果。2月13日， 蒋介石接见周恩来时指责建立联合政府是要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脏会议，声称除了成立“政治谘询委员会”外其他任何形式都不能接受。蒋的态度表明行政院的任何机构都不可避免成为毫无决定权的摆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发表离渝声明，指出国民党反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只同意在从来不开会也没有任何权力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增加几个名额，并且在党治下的行政院内设置所谓战时内阁，亦无最后决定政策之权。这样的谈判毫无结果，任何让步不是落空便是没有意义[18]。
周恩来的声明表明国共谈判又一次陷入了僵局，这使中间党派十分焦虑，他们多次集议磋商调解办法。15日，周因飞机故障未能启程，黄炎培、李璜借机再做努力，当晚邀周与王世杰商了两个半小时。会谈时，黄力主国共分歧在4月25 日联合国大会召开前能够初步解决，并坚请周回延安后尽快返渝[19]。周恩来离渝后，中间党派继续努力，2月21日黄炎培在郭沫若、王若飞召集的宴会上建议以公意电请周恩来返渝[20]。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也对国民党形成一定压力。22日，重庆 312人发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书》，强烈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挽救危机。成都文化界的《对时局献言》、昆明文化界的《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以及遵义浙江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校学生的呼吁等，亦发出同样的呼声。
但是，蒋介石绝对不允许中共指染其政权。他曾对赫尔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中共“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21]。赫尔利有些不解，认为中共参加联合政府不过是允许“插进一只脚趾”，蒋立刻说“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很清楚，蒋介石让步的最大限度只是允许中共参加政府，而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为各党派平等的联合政府，则是万万不能许可的。本着这个既定方针，蒋介石3月1日对宪政实施协进会发表演说时，声言提议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并表示决意将此问题及其他宪政问题付诸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审议。
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引起中共的强烈反应，中共认为蒋的谈话使国共商谈陷于无法转圜的境地，因而中共对其所拟“政治咨询会议草案”无须答复[22]。对于中间党派来说，它们固然希望成立联合政府，但对国民党提出之战时内阁与国民大会问题，也并无成见，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采取何种途径，其前提都必须是能够得到国共双方的一致同意。这正如民主同盟发言人所强调：今后几个月是“国内国际若干重大事件之决定阶段”，这期间必须“由政府召集一各党派之领袖会议”以解决“还政于民”与“还军于国”等国内团结问题[23]。
为了化解国共分歧，德高望重的褚辅成开始出面了。3月31日， 褚辅成与黄炎培、王云五、冷遹商谈时局问题，议定由褚择日宴请即将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时再做调解。4月2日，褚、黄、王、冷宴请李璜、吴贻芳、胡霖及孙科、邵力子、雷震、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王若飞等，诸人都“强调继续协商之必要”，并请王若飞“以公意电延安，劝周恩来五号偕董必武飞来”[24]。数日后，褚辅成、黄炎培在张治中为欢送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大会所举行的饯行宴会上，再次提出“继续协商问题”[25]。
孰料中间党派积极撮合之际，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竟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这一摊牌加深了调解国共矛盾的困难，但鉴于德国法西斯已于5月8日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的覆亡也只是早晚之事，黄炎培21日向王若飞恳求恢复中断两个月的国共谈判。27日，黄与左舜生、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钧交换意见，大家均愿再进行一次努力。
上述表明，国民党抛出战时内阁和召开国民大会方案，是为了对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这种立场致使赫尔利促成的这次国共谈判为之中断，而中间党派此时期的活动中心，则集中在促使国共恢复和谈。六参政员延安之行的背景，就产生于这种政治空气之中。
（二）
现在看来，1945年5月25日很可能是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动议的起点。这天，褚辅成邀约王若飞、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冷遹磋商恢复国共商谈办法，除了3月31日已经露面的王云五外，这次还特别邀请了傅斯年。说到王、傅二人，就不能不回溯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所通过的组织延安视察团决议。
自林伯渠、张治中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后，社会关注的焦点随即集中在报告的内容与意义方面，以致淡化了与此事相关的王云五、胡霖。事实上，要求国共报告谈判情况的建议正是王、胡两人提出来的。王云五说：“本席以参政员资格，在开会前一天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团，请求转请政府把和中共商谈的经过和结果向大会报告”[26]。胡霖亦说“本会开会的时候，本席同王参政员云五发起，要求主席团向政府商呈在大会公开报告与中共商谈经过”。胡霖还强调：“发动这个提议，虽只是我们两个人，但是本席声明，绝对不是我们两个人的意思，因为背后有许多人要知道这个事情。”[27]
当时，国共谈判已进行了四个半月，但内情一直秘而未宣，这使中间党派多有不满，因此王、胡建议能被参政会接受有些出乎意外，而王、胡听罢林伯渠、张治中的报告后更是既兴奋又感慨。王当即发表意见，说到他们提出建议时有三个动机，即：“第一，本会以团结全国力量为最大任务，对于任何阻碍团结的因素都不能不想办法去消除。第二，现在已经接近抗战最紧张的关头，当然需要集中全国力量，尤其是兵力来抗战。我们知道，中共方面，是拥有相当的军队，同时政府在防护地区也保有相当的部队，假如团结问题能早日解决，这两部分力量，都可以用在抗战和反攻上面。第三，本会同人都是人民代表，我们对于执政的国民党，一个很有力量的政党，和中国共产党，不能结合携手，这点是我们所最关怀的。”[28]。胡霖也即席谈了感受，深盼国共能在“政权公开”和“军令统一”两个问题上都能本着互让精神加速商讨。
林伯渠、张治中关于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在参政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为此参政会主席团提议组织延安视察团，并推荐为促成国共报告而做出努力的王云五、胡霖及与冷遹、傅斯年、陶孟和为视察团团员。综观当时的舆论，对此持欢迎态度，一般认为“冷、胡、王、傅、陶五参政员在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夙具时望，且无党派关系”，故“全体参政员相信五氏必能完成使命，以加强全国之统一团结”[29]。
据此，可知5月25日褚辅成邀请王云五、傅斯年参与磋商，显然考虑到参政会决议这个因素。至于这天究竟商谈了些什么，未见媒体披露，仅知“提出恢复国共商谈办法”[30]，及“中共问题政府应继续与延安谈判”[31]。事后，王世杰将会中意见向蒋介石汇报时，提出“不妨任延安视察团傅斯年、王云五诸君赴延安一行”，蒋“亦以为然”[32]。于是，6月1日蒋特宴请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表示对发起促成国共商谈问题并无成见，若各位要给延安去电，可交张治中拍发。听了这个暗示，当场决定由褚等先“电延安询其态度”[33]。会后，黄炎培、傅斯年立即草拟了一份电稿，次日又约褚辅成、左舜生、章伯钧、冷遹最后敲定了电文，这便是“已冬电”的由来。“已冬电”6月6日由参政会秘书处发出，列名者为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人。
目前保留的“已冬电”有三种版本，即6月1日黄傅拟稿、6月23日《新华日报》稿、6月30日《解放日报》稿。 《新华日报》稿与《解放日报》稿除个别文字外，其余基本相同，其文为：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月杪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兹同仁鉴于国内国际一般情势，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猷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34]
黄炎培在日记中所记录者，则为：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近辅成集同人会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托王若飞转达，计鉴及。兹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势，惟有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不惟抗战得早获胜利，建国新猷，亦基于此。敬掬公意，伫盼明教。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35]
以上两电虽精神一致，但细加辩析至少有两处修正。《新华日报》稿中一是加入了“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一语，强调这绝非七人之意，是参政会多数人的意见；二是把“促成团结”改作“从速完成团结”，加强了语气。此两处改动很可能是褚辅成等6月2日集议时对黄傅拟稿所进行的文字修饰，以便加重反映他们的急切心情。不过，三个版本的“已冬电”中，还都没有提及访问延安之事。
但是，延安接到“已冬电”后，则很自然地与三届三次参政会关于组织延安视察团的决议联系起来。在对待参政会派员来延问题上，中共的前后态度有所演变。1944年9月19日中共就参政会组织延安视察团一事表示意见，首先“仍希望张（治中）、王（世杰）二氏来延视察与谈判”，其次才说“至参政会推选之五位参政员来延视察，交换意见，是很好的，我们表示欢迎”[36]。很明显，中共认为谈判需要有实质性的对手，并且对参政会派员来延的动机不免有所怀疑。可以说，中共接到“已冬电”时也不免意外，甚至可能推测这会不会又是国民党策划的一个计谋。不知中共是这样估计，还是正忙于召开七大，反正是接到“已冬电”十天后，才于16日首先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再于18日对七参政员发出复电。复电除谴责国民党执意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外，在七参政员来延问题上也提出了条件：“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的话，中共则“无不乐于商谈”，并欢迎“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难看出，如果说九个月前对参政会延安视察团的态度还较为笼统的话，那么此时则提出了不容忽视的前提。中共的这个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显然由于七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派领袖，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不仅“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且“政治立场上属中间派”[37]。对于这样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中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来访，但为了防止为国民党做说客，有必要先打一下预防针。
延安的复电无疑给蒋介石出了一道难题。蒋之所以同意中间党派出面调解国共矛盾，最主要的动机是想利用中间党派劝说中共出席讨论国民大会问题的四届一次参政会。不过，蒋亦估计到中共在此事上的强硬态度，所以允其量仅仅是试试看而已，结果接到中共复电后竟不知如何应付，直到三天后孙科才将中共复电交给黄炎培、冷遹等。
七参政员接到中共复电后也有些惊讶。黄炎培曾说，他们的初意只是出于“促成国共商谈”和“造出和谐空气”的愿望，“未没有预备提出什么主张”，现在“延安要我们去，倒需要认真考虑一下”[38]。从这句话分析，好象他们并没有访问延安的准备，但无论怎样，中共毕竟发出了正式邀请。那么，到延安后究竟该谈些什么，倒成了主要问题。事情很明白，自 3月国共商谈中断以来，国共分歧一直围绕在要不要召开国民大会和如何召开国民大会问题上。黄炎培认为，如果国共商谈未恢复前就召开国民大会，就“可能被认为某方面的国民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可能被认为某方面的宪法”，这样一来事情“就僵了”；可是如果国民党不停止国民大会的筹备工作，那么“恐于商谈的进行上，也将受到影响”[39]。可见，国民大会问题若不能解决，国共恢复商谈便毫无意义，七参政员访问延安亦无必要。
这确实是个棘手难题，七人想来想去，决定函请邵力子代陈蒋介石“指示方针”[40]。同时，他们经过磋商也形成了三条意见，这就是：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大家认为，只有蒋同意这三条，他们方可启程[41]。言外之意，他们能否赴延安要根据蒋能否同意这三条的态度来决定。
6月27日，七参政员与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议。王世杰看了三条意见， 说“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此言使诸人感到“延安行作罢是了”。不过，他们不太甘心，旋访赫尔利相谈，但赫氏不得要领的回答反倒使七人灰心，以致有人提出干脆散伙。此时，唯黄炎培认为“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撞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黄不肯放弃努力，主张面蒋力陈。下午，七人一起见蒋，由褚辅成代表报告。大概王世杰之言挫伤了他们的底气，为了避免刺激，见蒋时没有呈函，谈话也只保留了原先商定的“政府召集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两条，把第三条“政府自动实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舍去了。眼看参政会开幕之期日益迫近的蒋介石，这时也很着急，故表示自己没有成见，仅说“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42]。“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黄炎培仍有些顾虑。“辛苦！辛苦！”蒋介石应付道[43]。这把上方宝剑仿佛是付定心丸，褚辅成拍案道：“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这样，终于确定 7月1日启程。
（三）
1945年7月1日，乘美国飞机赴延安的参政员只有六人，行前王云五以身体欠佳为由没能启程，这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因为十个月前主动建议国共公开谈判经过且被推为延安视察团团员的王云五，是最不该临阵打退堂鼓的。王之所以没有赴延，实有不便明言的原因。说到这一点，便不能不追寻褚辅成等访问延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目前，史学界在论及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时，一般都回避了此行的初衷，即便最新出版的专著，也以“与中共共商国是”，“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并同中共商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办法”而笼统地一笔带过[44]。诚然，依前所述，蒋介石表面上并没有交给七参政员什么具体任务，但访问延安出现在四届一次参政会即将召开的前夕，这就不能不认为带有劝说中共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用意。况且，蒋还表示“国民大会问题，倘以国民党员在参政会居多数，而借此解决问题，国民党不该做，也不做的”[45]，这也含有以让步换取中共妥协的用意。正是对于这一点，王云五深知难以完成，如其这样倒不如不去为好。其实，劝说中共出席讨论国民大会问题的四届一次参政会不只是蒋的本意，即便当时一般社会舆论多认为是他们赴延安的主要目的。这正如《大公报》所说：“六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其用心自在促进团结，同时也敦促中共参政员来重庆，出席本月7日开幕之第四届参政会”[46] 。由此不难看出，如把六参政员视作一个使团的话，那么国民党交给它的使命是一目了然了。
对于依赖新闻媒体了解形势的人来说，六参政员赴延安肯定会让其大吃一惊。虽然 1945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共、中间党派之间频频接触，可不知是由于王世杰出掌国民党中宣部后有意淡化中共问题，或是媒体自身对敏感问题心有余悸，总之6月底以前重庆除《新华日报》外，  其他主要报纸对中间党派的调停活动， 包括七参政员“已冬电”及中共复电，均未加报导。
中共在对待六参政员访问延安的宣传基调方面，也并不象人们印象的那样高。尽管留渝的王若飞至迟于6月1日便获悉“已冬电”，但《新华日报》好象为了等待延安回音，直至23日才发布此消息。在延安，“已冬电”与中共复电，是于六参政员赴延的前一天即6月30 日才同时刊登于《解放日报》。对于六参政员抵延后的活动，中共的宣传也把握着一定分寸，延安除以显著位置介绍了中共举行的欢迎宴会外，对六参政员在延活动则未加报导，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不过，延安的接待工作则规格极高，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共最高领导人均到机场迎接，而且六参政员访问期间，每天都有中共高层领导相陪。
六参政员在延安的五天感受勿庸赘言。返渝后他们利用不同场合介绍了个人感想，特别是黄炎培的《延安归来》对大后方人民进一步了解民主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气象具有积极意义。史学界对这次访问的评价，主要着眼于此[47]。但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全面考察，除了应当对六参政员个人收获及如何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之外，更应当注重这次访问的使命究竟完成的怎样。那么，就这一使命而言，可以说没有完成。
7月2日，在中共举行的欢迎晚会上，黄炎培说他此次来延有两个目的，“正目的”是促成全国团结，“副目的”则是想来看看延安，以实现多年的愿望；左舜生的讲话，也主要强调了民主与团结的关系[48]。两人发言都突出了团结的紧迫性，但“促成全国团结”这句话则无疑非常抽象。当然，此行欲解决的主要问题自然是促进国共恢复商谈，但倘若再深入进一步地讲的话，势必就要谈到中共是否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了。用《大公报》的话说，就是“盛暑长途，六参政员不少高龄体弱之人，此行不易而其热心国事，实至可感”，故“切盼六参政员此行之不徒劳”，希望“延安也该给他们六位一些面子，请几位中共参政员陪他们回重庆”[49]。
然而，六参政员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举行的三次会谈，均未涉及这个敏感问题。7月2日的首次会谈，主要是六参政员叙述来意与对大局的看法，当谈到恢复国共谈判一事时，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大石就是国民大会”[50]。7月3日的第二次会谈主要是交换意见，虽然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充分讨论了，却唯独没有涉及即将召开的参政会事。7月4日下午第三次会谈，毛泽东拿出中共整理的会谈综合纪要，它除指出了六参政员与中共均同意“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与“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外，同时还提出了中共的建议五条，其核心是“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
三次会谈的气氛极为融洽，可六参政员中无论哪一位，都没有提出请中共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事。之所以如此，显然由于中共在此问题上的态度非常明确。毛泽东关于国民大会是绊脚石的话，已隐含着中共不会出席的意思，这便为以后的会谈定下了基调。第二次会谈时间虽然最长，却双方都不再涉及此问题。第三次会谈，主题已转移到中共提出的“会谈综合纪要”上来，到了这种场合，即使六参政员还能想着“使命”，也难于启齿。结果，他们只能抱着不是“第三者”，不是“调人”，不是“中证”的念头，满足于怀着“良心的使命”和“主人翁的身份”办事便就可自慰了[51]。六参政员返渝后，有人问到这个问题，黄炎培承认“这点在延安并未提及”，继之模棱两可地解释说，“如果从商谈而获得团结，根本上得到解决，枝叶自不成问题”[52]。这种外交般的回答回避了延安之行最重要的任务，对于“使团”来说，这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其实，六参政员访问延安之前，其使命就已伏下了失败的种子。说至此，有必要介绍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这就是民盟内部有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延安之行。大约6月中下旬，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将赴延安的消息传到昆明，令民盟云南省支部大为不解。该支部立即召开专门会议， 一致认为民盟不应替国民党作说客。鉴于黄等行期将至，该支部特派常任侠持函赶往重庆，向民盟中央明确表示态度，希望阻止黄等赴延。然而云南省支部的意见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常任侠到重庆时，黄、冷、左、章赴延之事业已确定，难以改变；二，黄炎培等认为自己有责任促成团结，且此行为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民盟组织；三，张澜等民盟中央其他负责人亦持赞成态度，认为黄等行为并未违背民盟宗旨[53]。
云南省支部是民盟地方组织中最大的一个支部，其政治态度向来最为激进。该支部向民盟中央提出上述意见的同时，还于六参政员启程的7月1日，主持发表了一份《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该电抨击国民参政会已被“独裁者用以蒙蔽世人观听，粉饰国家门面”，“绝对不能发挥交换政党意见”后“增强政府团结”，故望“不乏德高望重之民众领袖”切勿“充政府圈定之工具，蒙羞忍诟于今日”，并奉劝诸参政员“毅然决然对此妨碍民主之国民参政会拒绝出席，并迅即回返民间，一面扩大人民民主运动，一面促成正式民意机关之建立，与夫民主联合政府实现”[54]。
这份电文，在表达他们对参政会态度的同时，亦流露出对黄、冷、左、章延安之行的不满，而解散参政会的主张似乎还带有釜底抽薪的意思。黄炎培等人是自延返渝后才看到此电的，但常任侠带去的信，却使其不能不谨慎从事，这很可能是黄等抵延后只谈团结而未劝说中共出席参政会的原因之一。后来，黄炎培数次强调他“是用个人名义”赴延，既“没有受参政会公推”，“更不管有党无党”，所以也“不受任何约束”[55]。这些话，不知底细的人很难注意到其中的奥妙，但黄这般强调不会没有所指，很可能就是对着民盟内部分歧的回答。
民盟云南省支部不仅反对黄炎培等赴延安，而且还反对民盟领导人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7月7日，四届一次参政会开幕，黄炎培、冷遹、左舜生均参加会议，云南省支部对此极为不满，遂致函质问。信中说：
数年以来，同盟在政治策略上既已与其他在野政党相约合作，则我方一切政治行动，更应力求与他党配合，藉免自乱阵线，自损实力。此次中国共产党拒绝出席参政会，其主张实与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全体盟员见解不约而同。而最近一年以还，一面坚持目前所谓民意机关实不足以真正代表民意，一面主张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再从而努力于真正民意机关之树立。在此以前，对一切迹近假托民意之集体行动，自应严加推绝，不予妥协。……迩者左舜生先生率先赴蓉，约请同盟主席张表方来渝出席参政会，其后三公与同盟组织部长章伯钧先生联袂飞赴延安，代政府邀约中共参政员来渝出席参政会，最后三公又迳自出席参政会，因三公之一切行动，致使社会对同盟之立场及主张，谣诼四起，疑窦丛生，而以此事向同人等询问真象者，更不计其数。……三公德高望重，经验宏富，同人等最所钦仰。此次一切行动，自有诸公之高见，惟系出诸三公各人原有之政治党派之立场，仰系出诸代表民主同盟之立场，此则请求明白赐覆也。此事所关匪细，大之影响同盟团结与政治内纪之前途，小之涉及诸公进退出处之大节，谨掬至诚，故冒昧陈言诸公，请恕谅。[56]
此信态度异常率直，言辞亦十分尖锐，不可能不对黄、冷、左产生影响。结果，7月14日参政会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黄炎培、冷御秋没有参加讨论，并声明“国民大会，责在制定宪法，树立中华民国百年大计”，此虽“发于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之善意”，但其先决条件应“必须在全国和谐之空气中进行”，现在“遽谈仓卒召集，仓卒制定，则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故尔“在此存亡生死千钧一发之间，实私心深忧大惧，而不敢苟同时论，偷取一日之安”[57]。左舜生虽然参加了讨论，但与其党参政员何鲁之、陈启天、余家菊、常乃德、郑文、周谦共同提出《请先实施民主措施缓召国民大会以保团结统一而利抗战建国案》，反对本年召开国民大会。在对该提案所做的说明中，他们还声称如果国民党坚持召开国民大会的话，他们“只好采取另一步骤，保留提出另一最后声明”[58]。
这些，虽与他们的长期立场相一致，但难道不也是对访问延安之初衷的一种反思么。
（本文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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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充实战力确立信心争取胜利，召开国民大会不待军事结束》，重庆《大公报》，1945年1月1日。
[2]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影印本。
[3]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4日。
[4]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5日。
[5]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5日。
[6]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6日。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1月27日，中华书局1979年1月出版。
[8]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27日。
[9]　 《周恩来赴渝前的声明》(1945年1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
[10]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24日。
[11]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28日。
[12]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1月28日。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45年2月2日，中央文献出版、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
[14]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3日。
[15]　《王世杰日记》，1945年2月3日。
[1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45年2月3日。
[17]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9日。
[18]　《周恩来离渝前的声明》(1945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页。
[19]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2月15日。
[20]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2月21日。
[21]　《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11-1950)》第355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22]　《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45年3月7日。
[23]　《中国民主民盟发言人对最近国内民主团结问题发表谈话》(1945年3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8至4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
[24]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4月2日。
[25]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4月7日。
[26]　王云五：《对国共谈判的意见》，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365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
[27]　胡霖：《对国共谈判的意见》，《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369页。
[28]　王云五：《对国共谈判的意见》，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365页。
[29]　《中共问题商谈经过发表，参政会决组延安视察团》，重庆《大公报》，1944年9月16日。
[30]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5月25日。
[31]　《王世杰日记》，1945年5月26日。
[32]　《王世杰日记》，1945年5月26日。
[33]　《王世杰日记》，1945年6月1日。
[34]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来电，欢迎褚辅成黄炎培诸先生赴延安》，《新华日报》，1945年6月23日。
[35]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6月1日。
[36]　《欲挽救目前时局的危机必须改组政府及统帅部——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解放日报》，1944年9月20日。
[37]　金城：《六参政员延安去来》，《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第522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38]　黄炎培：《延安归来》，《国民参政会资料》，第46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
[39]　黄炎培：《延安归来》，《国民参政会资料》，第465页。
[40]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6月21日。
[41]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6月26日。
[42]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6月27日。
[43]　黄炎培：《延安去》（诗），《国民参政会资料》，第500页。
[44]　袁旭、党德信：《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第420至42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45]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5年6月27日。
[46]　《六参政员赴延安》，重庆《大公报》社评，1945年7月3日。
[47]　如姜平在《黄炎培访问延安与〈延安归来〉的出版》中说：黄炎培“回到重庆后，为了将长期遭到歪曲宣传的延安的真实情况告诉广大国统区人民，他又不辞劳苦写出了《延安归来》一书，冒险出版发行，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见朱宗震、陈伟忠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第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年4月出版）这种观点代表了史学界在六参政员访问延安问题上的一般认识。
[48]　《中共中央举行盛晚会，欢迎褚辅成等六先生》，《解放日报》，1945年7月3日。
[49]　《六参政员赴延安》，重庆《大公报》社评，1945年7月3日。
[50]　黄炎培：《延安归来》，《国民参政会资料》，第484页。
[51]　黄炎培：《延安去》（诗），《国民参政会资料》，第502页。
[52]　黄炎培：《延安归来》，《国民参政会资料》，第470页。
[53]　据《民盟昆明代表常任侠就其抵渝后与各方接触听取意见等事致罗努生周新民函》(1945年7月7日)，未刊。
[54]　《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第88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
[55]　黄炎培：《延安归来》，《国民参政会资料》，第465页。在《延安去》一诗中，黄还写到：“我们是自动的，不受任何方面的嘱托。是超然的，不受任何名义的拘束。”
[56]　《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致冷御秋黄任之左舜生函》，未刊。
[57]　黄炎培、冷御秋、江恒源：《讨论的书面声明》，《新华日报》，1945年7月15日。
[58]　《左舜生等对提案的说明》，《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册，第1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