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反“恶搞”

中国为什么反“恶搞”
作者：孙悟假
题目用“中国”一词谈反“恶搞，是否用词太大发了。不，不大，而是事实与实质。网络一度”恶搞成风“，现在网络反恶搞也成风了，反恶搞被做成专题放在各大门户网站的首要位置。不同的网站、不同的经营者、不同的经营风格，为什么哪些不约而同出现这样一个相同的专题？用句”行话“来说，这不是网站间的心心相印，而是某些人的”别有用心“。作为新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反省的时代，我们要学会透过表象来理解”中国“之本质。
有些网友会说，“我并不反对恶搞，为什么要用中国一词，这不是强奸民意吗？”我笑，我无言。
但又不能止于无言，我要对我说的话负责。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国家，其实，中国，和中国人、中国老百姓完全是两回事，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概念。事实上，中国＝党＝官方＝政府＝权力，等等。这才是“中国”一词的真面目。我们常常在网上看到有些网友常说：“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也不等于爱党”之类的话，听上去很正确，这么说也并不错，但是，若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这种这种认识其实是很肤浅的、幼稚的。在现实中，在事实上，爱国，实际上就是爱政府，就是爱党。好了，说多了，所以强调一下“中国”一词的含义，这对于理解很多现象都是有益的，同样有益理解为什么反恶搞。
恶搞，本来并不值得多么在意，它不会发展到控制舆论导向，占据思想的阵地，成为文化现象的主流。可是，却有人为此处心积虑，忧心忡忡，以国家栋梁的姿态，正襟危坐，“用以险恶”地去研究、讨论、批判和制止。面对这些混蛋、帮凶、独夫民贼们一次次地对一切活泼思维和思想新气象进行打击、扼杀，让人不禁愤慨。对于这个无聊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浪费一点时间我要说的，于是，我也正襟危坐，进行了三秒钟的严肃思考。
让我们简要地从根上说起吧。很久以来，中外常有一些思想家、科学家在研究中西社会的发展差异时，往往会面对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西方社会为什么首先产生了人类社会的近现代科学，为什么率先走向了资本主义文明，为什么率先实现了现代社会的转化？
我觉得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不一定需要庞大的理论著作阅读。若化繁为简，一言以蔽之的话，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社会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体现在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市场经济体现了经济的自由，民主制度体现了政治的自由，多元文化体现了思想的自由，人本哲学体现了人性的自由。正是这些自由精神促进了西方世界人的创造力的发挥、科学的发展和现代化社会的建立。
当然，这种自由精神也是有多种因素支撑的，比如西方社会的宗教精神。我觉得宗教精神最大的意义就是否定了人（统治者）的权威与神圣，实现了人对人的思想与精神控制的解放。人对人控制的摆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用布什总统的话说，就是实现了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里而不再是统治者将人们关进笼子里。人对人的控制与否这也是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根本区别。
那么中国呢，中国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人总是要有点精神，有点信仰的。中国人并不信仰上帝，中国人的精神和某种宗教情怀就自然而然地献给了君主和圣人，进而发展到皇帝与国家就成了中国人的信仰。西方信仰了上帝，中国人信仰了皇帝。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都是上帝的子民，不分贵贱尊卑；而在皇帝和圣人面前，人人则是分三六九等的，是等级秩序的，这是建立权威的前提，也是形成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帝的存在，使人对人的少了神圣的依据；而权威的存在，则为人对人的控制增加了合法性和理论上的支持。自由精神使西方率先进入了现代化的社会，而人对人控制的专制主义的制度与文化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障碍。
明白了吧，为什么要反恶搞，原因就在于所谓恶搞消解了“崇高”的意义，威胁了统一人们思想意志的某种东西。崇高、神圣、庄严、英雄、圣人、权威，这些玩意，是建构“政治正确”和威权政治的前提与必要条件。如果允许人们恶搞，神像就坍塌了，领袖将由神变人，高尚将不在神秘，伟大将变得普遍，一本正经的可能就要露馅，大义凛然的或许会显出尾巴。这种擦边球式的娱乐直撩拔权威者威仪的面纱和直刺专制主义思想的心脏。因此，有人坐不住了——恶搞，这不是娱乐，这是政治！在一个人控制人的国家里，任何问题都有可能上升到政治问题，比如儿童看什么动画片，卡拉OK要放什么歌，老百姓要看什么电视节目，学校的孩子们是不是学习了领导讲话等等。而真正的政治问题，却可能用发誓赌咒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反腐败问题。
腐败可以用发誓的方式解决，而恶搞却让领导们很忧虑。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东西却常常关系到了国家的生死存亡，唉，我们的公仆治国真不易，可谓忧国忧民矣，是进亦忧，退亦忧；临西化忧，读孔孟也忧；小民议政忧，恶搞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异声停止了，自由平息了，社会稳定了，脑袋都统一了，方可乐矣；感谢之声不绝于耳，歌颂之音不绝如缕，方无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