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明朝——世界现代文明的起源

中国的明朝——世界现代文明的起源(转载)
作者：门松 提交日期：2008-12-10
大家都知道，学术界目前公认的看法是：第一个“世界经济”――或者说，第一次以贸易和金融等手段把世界联系起来，是从1470年――大约是明朝的成化年间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了欧洲的航海，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的目的，就是要从海上去重建马可 波罗所描述的通向中国（当时叫Cathay，即“震旦”）的道路，即要到中国寻找财富，寻找经济的原动力。――我们还知道这种公认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时候（1470年），离明朝结束国家主导的大航海，而把战略和国际贸易的重点转向北方边境，开展以山西为枢纽的大陆长途贸易，已经过去40年---即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当年的西班牙人为什么要走海路呢？这是因为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原本从陆地上由欧洲通向中国的道路被穆斯林和蒙古各部封锁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冲出地中海的航海活动，因而就兼有绕开穆斯林帝国和蒙古部落封锁的战略目的，以及寻求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经济目的，走海路，对西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最优的选择，这是因为当时的欧洲象马可 波罗当年那样选择陆路交通，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陆路交通，不但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准确地说――这其实是一条布满了逃难部落和种族仇杀的不归路。
剑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说：近代的民族－国家之所以产生于欧洲，恰因为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创制的基础是“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之所以产生于近代欧洲，这恰恰是由于历史上欧洲的血统、种族其实是最乱的，欧洲的种族问题之所以特别严重，又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是一批又一批部落为追兵所迫向西移民的过程――，罗马人给这一群群逃难的部族起了各种名字：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2]
我再举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个小说，它开头就介绍鲁滨逊的家事，说他生在1632年，这也就是明代的后期，而鲁滨逊的老妈其实就来自一个中亚的移民部落，这是因为鲁滨逊有个很匈奴化的姓：Keutznaer，我对此很奇怪，觉得这位创造“新世界”的英国资产阶级英雄，他的名字听起来不像个纯种大不列颠子民，所以仔细去查了一下这个姓，终于在一本历史语言学的著作中，发现它在匈牙利语中的意思是“驾车人”，而Keutz就是我们古代西域的“高车”，[3]笛福――也就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他说：英国人由于语音的变化，把Keutz念成了Crusoe，所以他小说的主人公就成了鲁滨逊 克鲁索，无论这种历史语言学的解释是否完全靠得住，即使这种解释作为一个推测，它也表明，在那个时候，笛福似乎还很清楚欧洲人口的大多数是外来的，这也包括来自蒙古和中亚的移民后裔，这些人是不断通过战争和逃难来到欧洲的，这当然不排除鲁宾逊家族甚至没准与我们山西的代北地区居住的北方民族还有点血缘关系。
我们还要知道，在哥伦布的时代，欧洲人口很少，只有8000万人，但却分为约500个国家，彼此之间杀伐不断，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那个时候的“西方”不但很穷，还很暴力，因为当时的欧洲由各种各样的逃难人口构成。自那个时候开始，经过约500年的时间，他们通过内部战争，来不断削减欧洲国家的数目，最终经过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直到今天欧洲的国家剩下约30个，也就是说：欧洲通过约500年的自相残杀，差不多消灭了470个国家，基本上是一年灭一国，十年灭一族，这样，欧洲到今天才终于比较地和谐一点了。而这说明什么呢？这恰恰说明：好战、乃至种族冲突是欧洲最大的传统。今天的欧洲之所以特别重视种族和种族灭绝这样的问题，这首先是与他们自己惨痛的历史经历有关[4]，它更加说明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欧洲政治创制植根于种族主义的血腥历史。
与欧洲比起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明朝，则是一个非常繁荣和总体上很稳定的大国，它有1.75亿人口，明朝虽然是在反抗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建立起来的，但明朝国家并不是一个种族的主义的国家（原因我下面会介绍），与元代之前的中国王朝国家把政治合法性植根于文化正统性也不太一样，明代更加把它的政治合法性深深植根于经济活动----以及更具世俗色彩的文化之上，我认为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化。
作者：罗思鼎S　回复日期：2008-12-10　18:19:25
我国学者王裕巽通过对国内外史料的分析，认为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从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具体数字为：从西班牙海外贸易大约得到8775万两，从日本贸易得到2亿两，从葡萄牙贸易得到4276万两。
"1567年明穆宗即位，正式改“海禁”为海上贸易开放。并凭借当时中国在海上贸易中所占的绝对优势，始终保持着出超的地位，导致大量外国白银源源流入，在这黄金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大陆为腹地，以澳门为中转港的明代海上“丝银之路”，以澳门为中心，开拓了三大航线：澳门一印度果阿一里斯本；澳门一长崎；澳门一马尼拉一墨西哥。
透过这三大航线及其相互延伸，以澳门为中心向海外辐射，形成了国际贸易大循环。在这三大航线的运行中，中国经澳门运出了大量丝绸，海外经澳门运入中国大量白银，因而是一条名符号其实的丝银之路。
在“丝银之路”中，澳门成为世界性的丝绸贸易中枢，逐步形成了一个世界规模的丝绸市场，获利甚丰。应日本市场的需求、每年对日输出的中国生丝，其中五六成是葡商从澳门输出的。1578－－1638年的60年内，每年从澳门运往日本长崎的中国生丝，由1500担至3000担。至于从日本流入澳门的白银，据记载，仅1636年即达235万两。从1580――1590年的10年间，从澳门运往印度果阿的生丝，每年约为3000多担。从1574年至18世纪末的200多年间，从澳门经马尼拉至墨西哥的商品中，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首位，在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等占了六成多。
通过这三大航线，澳门成为世界白银交易集散地，大量流入澳门转往中国，数量惊人，每年都有较庞大的数字。
作者：罗思鼎S　回复日期：2008-12-10　18:20:47
中葡交易，最初多是实物交易，从1582年以后，便由实物转向白银，包括葡萄牙商船向中方交纳的税项，也以白银计。1619-1631年，澳门一马尼拉交易进入鼎盛时期，每年从马尼拉流入澳门的白银，价值135万比索。葡萄牙人除在其东方的“三角贸易”中，把大量日本白银输入中国外，还每年将一定数量的本土白银，从里斯本运到澳门，购买中国货物流入中国。70年代，杰弗里?派克据有关档案论述说：“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时，葡萄牙人每年大约要用船向远东运去一百万西班牙杜卡特”，约合28750公斤，约为明制770500两，葡萄牙有档案直接证实这一说法，档案记载1601年，有三艘葡萄牙船驶往澳门，其中一般沉没于广东沿海，损失了30万葡萄牙银币。若以此计算，这三艘葡萄牙船所载白银总数为90万银币，约27500公斤左右。这一档案数字，与万历时期中国人的记录相仿，如《粤剑篇》记云：“西洋古里，其国乃西洋诸善之会，三、四月间入中国市杂物，转市日本诸国以觅利。满载皆阿堵物也。余驻省时，见有三舟至，舟各赍白金三十万。”
"由于欧洲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用硬币购买中国商品。自阿卡普尔科返航马尼拉的大商帆运载的主要是用以购买中国货物的白银。西属美洲流往马尼拉的白银开始每年约100万比索，后来达200-300万比索，有时甚至超过400万比索。有些外国学者则估计美洲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到三分之二都流入了中国。此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中外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W. L. Schurz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1593年1月、 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次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限，企图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敕令成为一纸空文，甚至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也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
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就曾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减少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 世纪上半期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另一个主要来源地是日本。日本不仅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而且用白银交换中国钱币。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年代早于美洲白银，流入途径有民间走私贸易和葡萄牙人开展的转口贸易两途。有明一代，中日关系一直谈不上热络，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更使两国关系落到冰点以下，明廷因而将对日贸易悬为厉禁，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然而，商人的趋利本性最终使这种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纸虚文，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成为中日直接贸易的主要形式。在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之前的嘉靖年间，正当中国白银需求日增之际，中日走私贸易已经使不少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尽管如此，中日直接贸易毕竟因为明廷的禁令而受到很大制约。与明廷和日本沿海各大名均有良好关系的葡萄牙人遂乘虚而入，利用中日两国给予的优惠待遇，在中日贸易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贸易，最终建立了以澳门和长崎为轴心的葡日贸易网络。中国学者全汉升、李龙华估计，16世纪最后25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半数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运走，每年数量达50-60万两；到17世纪前30年，每年运出100多万两，有时高达200-300万两。 葡萄牙历史学家在17世纪初估计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价值超过100万金币。而根据日本学者新井白石估计，仅庆长六年至正保四年（1601-1647年）的47年间， 日本白银输出总量即达7480余万两，几乎全部输入中国.
作者：a_listen　回复日期：2008-12-13　22:44:50
在国内，贪官污吏及其黑恶势力为非作歹不受约束；出了国，贪官污吏及其黑恶势力拿着大把的脏钱，又占尽便宜。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仅仅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人类最后一点人权而为正义做一点呐喊，而遭到如此广泛而深刻的骚扰、敌意和误解。各种形式的骚扰和折磨，谋杀成为手段，面临被监禁或车祸的威胁，工作生活陷入困境，到处都有一些不三不四 的人骚扰威胁，基本的人生安全根本没有保障。有人认为：贪官污吏的善良是不难见到的，但本质上实际是做秀，一旦认为有机会，就会露出狰狞的本来面目。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很大，由于官员腐败、百姓愚昧而残忍，拥有众多人口与发达文化的明朝百姓，作为特务机构的东厂和锦衣卫，随意侵犯人权，在魏宗贤时期还随意打压百姓的言论自由，在被内乱和异族征服的过程中，大部分汉人都死掉了，皇族遭到大屠杀，死亡殆尽。在清朝的两百多年间，文字狱的迫害，使百姓像牲口一样被奴役着，清朝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
总之，百姓愚昧而残忍是产生腐败的官员的根源，而随意迫害百姓的官员是这个民族真正的罪人与魔鬼！稍有思想的人实际上面临着危险而复杂的生存环境，不少人受到各种形式的骚扰和折磨，谋杀成为手段，面临被监禁或车祸的威胁，工作生活陷入困境，到处都有一些不三不四 的人骚扰威胁，基本的人生安全根本没有保障。有人认为：贪官污吏的善良是不难见到的，但本质上实际是做秀，一旦认为有机会，就会露出狰狞的本来面目。人们不难发现：黑社会化公权力的趋势愈加明显，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对维权者的迫害在形式上和程度上仍然在继续。黑社会化的继续发展，社会环境日益恶化，随时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间地狱……那么这些噩梦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必是贪毒 狠恶的官员们的权利滥用及其黑恶势力。到处骚扰、威胁、谋杀、监禁稍有思想的人，贪官污吏可以解气、并树立权威，但人类的价值观受到践踏。
刘宗周（黄宗羲之师）觐见福王，悲愤地说道：“监国应当惩治私斗害民的刘泽清、刘良佐，罢免魏忠贤余党马士英、刘孔昭，亲率大军北伐流贼，替先帝报仇。”
福王听罢，不以为然地说道：“这些事都要从长计议，爱卿不可急躁。”
马士英、刘泽清闻讯，异常恼怒，先后派出十几个刺客，到南京去暗杀刘宗周。刺客们都知道刘宗周是忠臣，不忍心下手，个个无功而返。刘泽清见状，勾结刘良佐，联合 给福王呈上奏章，要求惩治诽谤将帅的刘宗周。史可法见状，找到马士英、刘泽清、刘良佐，严禁他们干预朝政，陷害刘宗周，否则军法从事，决不轻饶。刘泽清十分不满， 心中暗恨，寻机报复史可法、刘宗周。
作者：这下大家爽翻了吧　回复日期：2009-03-23　10:58:51
关于明朝中国的火器，吾了解其一部分之后，不禁叹曰：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怪不得左公宗棠曾有言：“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治史者要有一功夫，就是要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否则，稍有心肝之人，即便久战沙场之将军，亦必有用盆接泪之必要！吾读中国火器的历史，禁不住悲哀之心，痛心之情，而有提笔写写之冲动！“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每念此语，皆感中国之命运实天注定也！故有此文，读者贤达阅后必知我之心事也！
有人说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用它做烟花，外国人却用这个技术来做火器；中西强弱之因由此可见一斑！此类人何其不懂中国史乃而？事实上直到十七世纪，中国的军事技术，依然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明军在辽东的战败，还有人归罪于“援朝逐倭”战争中把储存的火药和弹药都用光了。其实中国古代对火器的研究相当出色，除了导弹造不出来以外，无论是毒气弹还是左轮枪都能发明出来。而中国明代，火器发展迅速。据（明）王士翘撰《西关志》（1548年序刻本）居庸卷记载：昌镇驻军武器主要有军器和神器两大类：其军器有：盔、甲、长枪，圆木挨牌、长木牌、斩马刀、撒袋、弓、弦、箭、攒竹长枪、腰刀。神器有神枪、大将军铁炮、二将军铁炮、大将军铜炮、小将军铜炮、神铳、大铜佛郎机、神炮、飞炮、铜铳、铁铳、马上佛郎机、神箭、铁宣风炮、缨子炮、铁佛郎机、铁三起炮、碗口炮、小神炮、铁蒺藜、新置的器械有九龙盘枪、铁鞭枪、火箭盘枪，子母炮、火箭等。车有偏厢车、骡驾、望车、元戎车、鼓车。从中可看出明代火器之胜，并非吹嘘！下面列举数端，相信读者能有启发！
一.三眼铳
三眼铳，是明军重要的单兵火药武器，原因是它可以连续释放，构成密集火力，有利于压制行动迅速的骑兵。崇祯在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时候出宫而走，手中提的兵器就是三眼铳。想想被人称为“英明的大清乾隆皇帝”视火器为奇技淫巧，我就觉得可笑又可悲！可笑者，乾隆，可悲者，乾隆被某些人视为圣君！
二.多管火箭炮：一窝蜂
这是古代的喀秋莎火箭炮，一具发射器中带有多发火箭弹。这种武器曾经在军事博物馆有展出。明代《武备志》对一窝蜂有较详细地介绍，当时的规格有多种，从3连发的神机箭，到100连发的百虎齐奔，都属于这个范畴。射程300米，连发火箭弥补了普通火箭弹道不稳定的弱点。这种武器明军已大规模使用！
三.对人杀伤地雷
起源于燕王扫北之战。当时建文帝的部队在白沟使用地雷，给后来的永乐皇帝的军队带来重大伤害。使用的原理是将导火索放入打通的竹竿，必要时点燃导火索，引爆地雷。
四.杀伤燃烧弹：万人敌
大型爆炸燃烧武器，重40公斤，外皮为泥制，重量40公斤，产生于明末，用于守城，为了安全搬运一般带有木框箱，可以算是早期的烧夷弹。李自成攻开封的时候，曾经通过地道突入曹门心字楼下方，守军采用投掷万人敌的办法消灭了突入的部队。
五.多级火箭：火龙出水
明代《武备志》记载的多级火箭，用纸糊筒外绑第一级火箭，龙口内有第二级火箭，射出后加大射程击中敌方船舰，用于水上攻击，射程可以达到1.5公里。
六.古式后膛榴弹炮：佛朗机
明代正德年间利用欧洲技术制造的大型后装火炮，使用带炮弹壳的开花炮弹！1537年装备达到3800门，带有准星和照门。有效射程500米，45度仰角发射的时候射程1公里。大型者炮身250厘米，中型者156厘米，小型者93厘米，子炮（炮弹）从后方装入，发射间隔短，发射散弹时一发炮弹带有500发子弹，可以封锁60米宽的正面，威力惊人。因为后膛装弹对铸造技术要求较高，清代渐渐淘汰，让位于比较简单的前装武器！
七.单发步枪：火铳
明代制式的早期轻型火器，铸造精良，设计精巧，和元朝的火铳比较，所需火药大大减少。明代作为标准武器，曾生产达九万余，1449年的北京保卫战广泛使用。长43。5厘米，口井3厘米，2人一组发射，一人负责支架和瞄准，一人负责点火射击，射程180米。相当于今天的步枪吧，最早的制式。这个东西，戚继光时代被鸟枪取代。
八.远程重炮：红夷大炮
号称将军炮，明末引进西方技术制造，带有炮耳和瞄准具，可以调节射程，炮身寿命长，大型者重1.6吨，射程可以达到1.9公里！应该是这一类武器的极限了。
九.铸造时通过增加箍来防止炸膛的明代大将军炮
1626年袁崇焕使用这种火炮打败后金，取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也被击伤，后返回因伤势加重逝世。清朝一直得不到这种武器，直到崇祯杀了袁崇焕，边军军心涣散，才有人带炮投敌。
十.半自动步枪：十眼铳
明代试验性连发武器，10节铜质炮身，口径10厘米，每节一发，可以十次发射，因为射程短，不安全，被后来的拐子铳代替。
十一.连发手枪：拐子铳
带有曲柄的连发火绳枪，长37.5厘米，使用类似佛朗机的装填方式，可以连续三发，射程150米，明朝称为“万胜佛朗机”，在援朝逐倭战争中使用比较多。个人认为有点儿自动手枪的味道。
十二.多管转膛炮：迅雷铳
单兵多管火器，明代赵士珍发明，参考了土耳其的类似火器，最大的可以达到18管，使用火绳或者燧石击发，加上外罩后状如琵琶。发射完毕后可以作为冷兵器使用！长187厘米，重2.5公斤，易于携带使用，明军经常列队跪射，火力没有间断。在朝鲜，日本的火枪队是无法正面对抗这样的明军的。
十三.大口径左轮枪：五雷神机
这真是世界最早的左轮枪了，戚继光在北方战线防卫蒙古军队的发明，有三眼，五眼，七眼各种规格，一般使用时二人一组射击，一人支架，转动枪管，一人瞄准射击。射程180米。看到这玩意儿真不知道咱们祖宗还能搞出什么怪东西了！
十四.最早的迫击炮：虎蹲炮
戚继光军中最常用的火器，这种轻便的火炮跑管薄，射程不远，适用于山地作战，机动灵活，由于前装，可以大仰角发射和大量装备下层部队而与今天的迫击炮有异曲同工的用处。
十五.新式步枪：鸟枪
其实并非打鸟之用，而是表示即便轻捷如鸟也难以逃脱。已经接近现代步枪，是和倭寇交战中缴获倭寇火枪，随后改进仿制的。戚继光的步兵，已经40%装备了这种枪。令有人说，称之为“鸟枪”并不是因为用来打鸟或连飞鸟也无法逃脱，而是因为其枪机衔着火绳落下点燃发火池中的火药的动作犹如小鸟啄食。它的射程是150米，雨天不能使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使用的枪在雨天也不能使用！
十六.战防炮：抬枪
大家相信么？这个居然是明朝的东西。这是大型鸟枪，明代《天工开物》最早记载其图片，带有三角支架和旋转装置，长3米，重12公斤，有效射程200米，外号“九头鸟”，威力强劲，即便当时的战车也无法抵挡。可惜发展非常慢，直到清朝末年，湘军中装备抬枪，不过25%而已。
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著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这是一种燧发枪，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还有一种枪，是京军三大营的标准装备——线膛枪(直线膛)，葡萄牙人于1637年向明政府进献，神机营火器专家用后称赞该枪射程远，精度高，装填方便，上表请示大量仿制并装备京军三大营。《中国军事史·兵器卷》记载明朝后期明军的火炮用精铁铸造，野炮的最大射程可达到10里，舰炮也达到4里以上，开始采用了爆炸弹丸、分装弹药、后膛装填、有射表、瞄准具等等，种类上覆盖大中小口径，平射炮、曲射炮、臼炮……
还有一种炮:铁心，铜罩，兼具铁的硬度和铜的坚韧！是吴三桂在防守三海关时发明的，两层的炮管，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炮身的一切特点了，它集铁坚、铜韧于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小的创举，这种炮至今有一门陈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而且当时的佛郎机，部分子炮已经出现火石点火（燧发）了，也就是说它已经非常非常接近现代炮弹了。令我们遗憾的是，明代末年已经出现线膛火器了。当然还是属于直线膛火器，但因为炮管的打造过程：先在方形铁皮上对角平行刻出凹线，然后再卷曲成圆筒状，故而，实际上的炮管，已然非常类似螺旋线膛了。
明末的军事技术专家还创制了“神火飞鸦”与球形带双翼的“飞空击贼震天雷”两种“有翼式火箭”。这两种火箭分别在鸦形与球形体内装满火药，火药中有火药线通出，并与起飞火箭火药筒中的火药相串联；发射时先点燃起飞火箭的火药线，使火箭飞至敌方，并将鸦身与球体内的火药引爆，杀伤和焚烧敌军的人马，是破阵攻城的利器。后来的导弹可以说是这种火箭合乎逻辑的发展！由此可以想见我们祖先的智慧是多么的高了！
以上只是明代火器之一部分，未能全列于此。事实上中国装备火器的军队编制出现的很早，也很健全。早在元朝至顺年间，军队中就已装备了发射口径为20毫米以上铁弹丸的金属火铳，从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火炮，并出现了“炮手军”和“炮手万户府”的建制。之后由于火器的蓬勃发展，明军更是普遍装备了火器，战争的主要武器转向了使用火器。一般人都知道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的《几何原理》，人们却鲜有知道他还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的，像《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都是他的著作！他主张使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他的弟子孙元化“除协助徐氏删定《句股义》（即几何原理）外，还撰有《经武全编》和《西法神机》等兵学书，以及《西学杂著》、《几何用法》、《几何体论》、《泰西筭要》等数学书。”其中的《西法神机》，直接指导了关外明军的火炮运用。孙元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西学知识不在徐光启之下，而且他的军队驻地有支葡萄牙炮队，这批炮手前期有13人，后来增加到40余人，他们成立了一支模范炮队，作为明军孙元化部炮兵的示范部队。这批葡籍雇佣军拿着比周围明军官兵高几十倍的工资，确实干活也很有职业精神，教授明军炮手各种技术也十分认真，工作干得很不错。这种合作比起太平天国起义时李鸿章借洋师助讨太平军的事体，显得既主动又“科学”且开放！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康熙年间的超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他发明出来的“连珠铳”，一次可连续发射28发铅弹，威力极大，在当时可谓妙绝古今，冠绝中西，比欧洲发明的机关枪早两百多年；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这种炮类似现代的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威力大。但康熙皇帝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这种“奇怪”的念头，错事地将戴梓充军关外，于是，中国的火器发展乃告停顿，终于被欧洲人抛下。康熙后来将“戴梓”之名刻在“威远将军”的炮筒上，以示尊重，这也算是能给戴梓的一点小安慰吧！
中国自清以后，从政府到人民，逐渐视火器为“奇技淫巧”，中国人遂有祖先只用之做花炮之观念，可不因之悲哀乎？“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左公此言，可不记于心灵乎？吾人对于祖先的误解，可不谓之不孝乎？世有孝者，以澄清历史迷雾为务，渐成独夫；世有不孝者，以过去之老旧观点束缚人们殷殷求真之心，真真卫道士之属也！悲哉！
（转）
作者：thekingreturn　回复日期：2009-03-23　11:51:28
可惜满清害怕汉人利用科技反抗八旗统治，最终中国科技的发展被扼杀并几乎全部被销毁...
作者：这下大家爽翻了吧　回复日期：2009-03-24　01:19:36
作者：风云涌　回复日期：2009-03-23　12:51:44
大明的火器是世界先进的，亡国亡于内部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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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是因为黄金和白银不够了。民间流通过剩，政府又没有足够的储备。。。
有了解的可以详细的给大家讲讲。很感兴趣~
当然明朝衰败有多项原因。
作者：技木犯规　回复日期：2009-03-24　06:31:28
楼上，明末关中连续3年大旱，李闯王不反不行啊，吃的都没了，还不停的加税，用来打努尔哈赤，谁受得了？
最初就是因为李成梁在东北养寇自保，丫的就是怕把努尔哈赤一棒子打死了，自己就没用了，老是让努尔哈赤吊着一口气，
转头回来打李自成的也一样，真要把李自成打光了，自己还立什么功？说不定还因为平时贪污被言官参一本，脑袋都要搬家，
明朝的监督权倒是和行政权分离了，但是有监督权的言官却没有法律来制约，一张嘴胡说八道，搞垮一个算了功劳，搞不垮也算有苦劳，反而成了党争的枪，明朝毁于自身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作者：liagl　回复日期：2009-03-24　12:44:45
其实，我重新认识明朝是从文化开始。当我知道中国文学四大名著中有三部都诞生于明朝，我就在想文化这么繁荣的朝代怎么会被说得这么黑暗。然后我知道金瓶梅、西厢记等思想前卫文学著作也诞生于明朝，俗话所饱暖思淫欲，对明朝的人民生活又有新认识。
作者：这下大家爽翻了吧　回复日期：2009-03-24　15:23:55
作者：liagl　回复日期：2009-03-24　12:44:45
其实，我重新认识明朝是从文化开始。当我知道中国文学四大名著中有三部都诞生于明朝，我就在想文化这么繁荣的朝代怎么会被说得这么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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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道理很简单。自古以来，舆论（通俗点讲新闻煤体）一直都掌握在士族手里，所以谁压迫过士族，谁就必然会被士族攻击的一文不值！ 倘若压迫的人是拥有最高权利者，那么在你当政的时候士族只好忍气吞声，但当你无权，比如说死后，那士族就会把你黑到及至！
远的比如说商鞅、曹操等。
由于司马迁受了宫刑，所以他作为士族，极其痛恨创造多种刑法的商鞅，而且商鞅的变法也损害了绝大部分士族的利益，收益的只有平头百姓和奴隶,因此在《史记》里把商鞅黑成渣；而曹操就更不用说了，作为法家寒衣代表的曹操，由于他痛恨儒生，主张百姓受到公平待遇，以法治国，受到后世士族疯狂的批判——例如一句“宁我负他，庥他负我”被士族篡改成“宁可杀光天下人，不可让天下人负我”（甚至还有更夸张的），最终遗嗅万年。
近的有毛泽东，搞了个无产阶级专政，把官员往死里整。同样被士族骂得臭名昭注，所有功劳灰飞烟灭。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除满清12帝（包括慈喜）外最独裁的皇帝，他把宰相一职废除，只留下个空名而无宰相实权。
然后他规定凡是士族，贪污超过6两银子，都要受充草刑——就是把官员的皮剥开，把人肉都刮下来，把草填充进去，再把皮缝上。这是非常残酷的刑法，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刑法不是针对老百姓的，而是针对官员的。
那么监督官员行为并处罚官员的机构——东厂——就在朱元璋手下形成了。东厂（正如这位作者：技木犯规 回贴的筒子所讲）：
“明朝的监督权倒是和行政权分离了，但是有监督权的言官却没有法律来制约，一张嘴胡说八道，搞垮一个算了功劳，搞不垮也算有苦劳，反而成了后来党争的枪”
当代百姓一直希望中国政府进行政治改革，两会期间也有人问温总，经济危机是否会推迟政改。其最终目的就是希望有监督机构监督士族，从而限制或杜绝腐败问题。
而中国长久以来所谓“监督机构”（甚至包括象工会这样的机构），根本没有和行政分离，就好比三民主义一样，只是没有一人独裁全部说的算的情况了。但实际上只不过让利益多方均衡一下。最终他们却成为——官官相互的大家庭，那百姓就更无公平可言了！！ 被剥削的更厉害，更是申冤无门——连司法都成为“大家庭”的一部分...
然而，明朝的“东厂”却真真确确的是一个和行政分离的单独机构，但最终却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它（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他是亲自管理东厂的，东厂不受其他任何人或机构管制），它反而势力越坐越大，最终连皇帝都拿它无奈。当所有官员都受制于魏忠贤，听命于他的时候，明朝的灭亡就注定了。
西方有句名言：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觉得同样的：明朝不是一天灭亡的。
从东厂被朱元璋建立那天开始，就注定会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作者：门松　回复日期：2009-03-25　16:42:03
有其他一些对比“清朝皇帝每天要御门听政，就是每天要主持朝廷会议，以决重大国务问题。而万历皇帝竟然二十几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会议。”“清朝的皇帝以康熙为例，上午御门听政，下午经常是接见群臣，小到知县、知州、知府，大到巡抚、总督。万历皇帝是连大臣也不见，更谈不到知县、知府了。”
这种对比，我觉得并不合适。因为明代和清朝的制度就根本不同，皇帝的权力，受到的制约也都不同，比较根本不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就比如你不能拿君主立宪制下英国国王和清朝皇帝来做对比，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明代中晚期虽然不是西方意义下的君主立宪，但是皇帝的权力并不是如清朝那么大，则是事实！不仅国家大事上没有真正决定的权力，就是个人私事都不是能自己能完全做主的，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管理朝政，也是可以想见的
明代的万历想立谁做太子都无法自己决定，而清朝会出现这种情况么？当然不会！明朝的内阁可以把皇帝的谕旨封驳打回，大臣可以用辞职来要挟皇帝，清朝有这样的情况么，当然没有！明朝的文官乃至民间的知识分子平民秀才可以控制舆论，可以群起对皇帝进行抨击，清朝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么？当然不会。
关于清代与包括明在内其他朝代制度上的不同，国学大师钱穆曾经做过一些论述“要说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专制政治，清代是第二个。……大学士走不进南书房，便预闻不到军国要务。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而且可以直接发给中央乃及地方各机关各行政首长。这在明代是不可能的，是违法的。明代皇帝命令必先分别发与六部尚书，这相当于今之行政院的各部部长，不过明代皇帝像是自兼了行政院长而已。明代又在每一部尚书之下都设有专门的咨议顾问之类，谓之六部给事中，他们有权反驳皇帝命令，只要他们不同意，可以把皇帝上谕原封退回，事实上，明代的内阁同样可以反驳皇帝的命令。这是沿袭唐、宋旧制而来的。清代又把这封驳权取消了。而且清代皇帝命令也不必一定经过尚书。关于兵事，可以直接发送于前方统帅，不经兵部。关于财务，可以直接发送于某一地方之行政首长，不经户部。而且皇帝命令可以秘密送出，此之谓廷寄上谕，密封，由兵部加封发驿。这又是破天荒未有之创制。”
作者：门松　回复日期：2009-03-25　16:45:29
——1644，一个极其诡异的分界，西方在自然科学和探索欲望的驱使下正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处在即将缔造出人类一个全新文明时代的前夜，而中国，这个延续了三千年文明曾经万国来朝走在世界文明最前端当之无愧的央央天朝大国却由此开始在此后长达三百年间一步步沦向前所未有的暗夜之中，此消彼长，全新形成的世界格局延续至今仍未有变。时常想，假若明朝未亡，工商发展、海上拓疆乃至君主立宪在中国历史上有否可能出现呢？若明朝未亡，现今的世界格局又该如何？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也不容假设，大明已亡，看似亡于异族，实为亡于党争，亡于国人内耗。内耗，看似轻飘飘的两个字，竟让国人做了三百年的奴才，受尽屈辱，满清三百年“防汉”黑暗统治，被世界洪流远远的甩在后面。以史鉴今，现在，仍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该如何做才能找回汉唐时的荣光？明月不会给我们答案，但读着那些事儿，或许答案就在明朝那些事儿之中
作者：门松　回复日期：2009-03-25　16:57:38
明朝的经济非常发达，怎么发达，我举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例子，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郑和宝船最重的一条有7800吨，这已经接近万吨轮的水平，它比19世纪之前英国最大的军舰还大两倍。明代文化灿烂而独特，从哲学上说，王阳明到李贽，这被当代的哲学研究者们说成是中国启蒙思想的源头，――尽管王阳明那个时候欧洲还没有什么启蒙思想，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完全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才发生的，而这种思想主要讲人欲就是天理，天理和人欲不能分，――显然，只有在一个经济非常发达，人们生活很好的时代，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对于人的欲望的肯定。我们看中国古代四大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这三部都产生于明代，那个时候欧洲乃至全世界显然还并不知道什么叫长篇小说，更没有什么“市民社会的史诗”这样的说法；汤显祖和《牡丹亭》、唐伯虎和八大山人，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艺术作品都是明代的，明英宗时代还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国际笑话，说是明朝廷宴请各国元首和使节，结果宴会所用580件官窑瓷器全部被使节们顺手牵羊盗走了，实际上，直到今天，明代的家具和瓷器，依然还是豪华生活的象征。
今天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明朝才是现代世界的起源，它代表着另外一种现代道路的可能性。今天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本《马可 波罗游记》，里面写满了哥伦布密密麻麻的批注，这很充分地说明了哥伦布是要追随马克 波罗到中国去的，他是要到中国寻找文明、寻找富裕――更是寻找一种人类新生活方式的理想。正因为走海路，他所以才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他甚至把古巴误认为日本，所以给这个地区叫Cipango，在西班牙语里这就是日本，当时他以为找到了日本，中国就应该不远了。
人类的现代世界不是开始于欧洲，而是创生于中国的明朝，比如日本的京都史学派，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者，比如在中国以《天安门》(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书而闻名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等，都持这样的看法。因为1470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的时候，这其实比明代开始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已经落后了65年，而且，它比明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也差不多落后了40年。只不过今天看来，这世界竞技场确实是圆的，它不是一条直线的跑道，即不是一开始跑在前面的就一定是始终领先的。
我先从大家都熟悉的郑和七下西洋说起，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贸易、而不是殖民来推动的地理大发现的起源，今天中国的教材只讲哥伦布，不讲郑和，这表明近代以来，我们忙于向西方学习“现代”，偏偏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现代”和“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忘记了另外一种世界历史的可能性：不通过殖民，而是通过长途贸易，通过朝觐、朝圣或者朝贡，也是有可能造就一个现代世界的。
大家可能知道，郑和这个人叫马和，是个穆斯林，他父亲叫马哈只，曾经到麦加去朝圣过，这个人在元时代居住在云南昆明，在元朝帝国里，穆斯林的地位要比汉人高，他很可能是元帝国军队的成员，这个人在朱棣征伐云南的时候被杀了，马和是穆斯林马哈只的次子，他被朱棣的军队俘虏后，成为燕王府里的小太监，随后就一直随朱棣南征北战，马和在建文四年的北平保卫战和随后夺取南京的夺嫡血战中表现特别英勇，随着朱棣最终成为皇帝，他的地位日益上升，被赐姓郑，也就是我们知道的郑和。
这首先说明：在明帝国这种多民族的国家里面，少数民族并没有受到元代那样的歧视。在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是可以得到重用的，当然它甚至还说明：明代不少太监都是非常能干的，例如郑和、例如张居正改革的助手冯保，所谓能干，是说他们比“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儒生们能干，实际上，贯串明朝的儒生与太监的斗争背后，就一直有正统理学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思想，与发展海外贸易和民间商业诉求之间的斗争。至于究竟哪一派更有道理，也只能放在特点的历史条件下去看，总之我们不能一说太监就是坏的，你看郑和就是个比较好的太监，把太监写的那么坏，主要是因为历史都是由儒生写的。
郑和率领由2万多人组成的船队，于1405年开始了环绕世界的航海大发现，到1433年共七下西洋。大航海的目的首先是贸易，因而我们说郑和下西洋，是人类沟通大陆与海洋的长途贸易的开端。即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为了拉外国人到中国来朝贡，从而确立明王朝在世界上作为霸主的合法性，明代下西洋的目的其实是充分经济化的，根本目的是贸易，政治并不是主要目的。
跟具体地说，明代的海洋长途贸易基于几个目的，第一就是由于明代早期的货币信用问题，即明代早期的纸币――宝钞，一直不是商品交换的硬通货，由于货币“失灵”，所以国家的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需要依靠大规模的以物易物来进行，需要引进大量海外珍品来刺激国内的商业和交换活动。第二是基于社会目的，即医疗卫生目的。明朝前期发生了大规模的疾病和瘟疫，需要大量的海外药材安定形势、对抗瘟疫。所以郑和船队中有大量的“药船”。第三就是船队由大规模的战舰和兵船构成，这是因为长途贸易与近距离的贸易不同，它要保障长途贸易线路的安全、贸易点的稳定，这就非需要武力不可，所以说长途贸易与战争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无论对于明朝中国还是近代的西方而言都是一样的，郑和的航海之所以被称为“和平之旅”，那不过是因为当时明代的舰队太强大了，所到之处，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和骚扰而已。
还有，郑和的宝船的尺寸是很有讲究的，好像我们今天迷信8这个数字一样，郑和的宝船是444，即44丈4尺或者444尺，这也不是随便给的数字，四这个数字代表地，即地有四隅，同时也意味着居四海之中为中国，其他与这个数字有关的还有：四季、四维，礼义廉耻四德，等等，所以在明朝四是个最吉祥的数字。而宝船的尺寸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这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木制宝船长度在400英尺左右，宽度在166英尺左右。[5]研究这种尺寸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去追溯中国海洋观的起源，按照这种中国式的海洋观：陆地居于四海之内，中国居四海之中，是陆地赋予海洋以意义。这就是中国特点的海洋和海权意识，那种认为中国没有海洋意识和海洋法的论调是靠不住的。
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郑和征服海洋的伟大航行为什么在1433年之后会突然停止了这个问题，恐怕比夸耀中国当年称霸海洋的怀旧要有意义的多，在这个问题上，前人已经有许多意见提出来供我们参考，其中最有价值的包括Kenneth Pomeranz提出的生态危机和木材短缺的问题。
作者：冉閔　回复日期：2009-03-25　23:54:40
所谓的明朝没有启蒙思想 那咱就来看看
王夫之明确的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 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这是明确的民众思想舆论
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王阳明则提出“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
王夫之在提出自由经济理论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这些思想学派都有完善的理论体系 这种思想在现在看来也是极具进步意义 所以伏尔泰对明代社会推崇备至 他的启蒙思想也正源于此
再说你所谓的东厂和宦官专政
看明代政治制度要从朱元璋开始
朱重八废除丞相制度 本意是加强皇权 后来朱棣开创内阁制
到明宣宗时期内阁出现票拟权 内阁权力坐大（形成了实际上的相权） 皇帝为了与内阁互相制约 便开设内书堂为太监扫盲 后来随着太监文化程度的增加 司礼监掌印太监 秉笔太监 提督东厂太监都具有了极大的权力 而这背后实际就是皇权和内阁的抗衡
到明英宗时期文官集团可以废除皇帝拥立朱祁钰为代宗 甚至文官亲自于朝堂之上打死锦衣卫指挥使
正德时期文官权力愈大 加之明代言官这一个特殊群体 御史和给事中 可以极大的限制皇权
嘉靖前期皇帝打压太监权力 后期随着徐阶上台 再次压制了皇权
到万历时期更甚 皇权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皇权 万历开始消极怠工 包括后来矿税的征收而遭到文官集团的一致反对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大资本家发展起来以后势必要求权力 而明代比较公正的科举制度为这一目标实现提供了前提 包括各种学派和思想派别逐步进入国家管理层 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与皇权的抗争越来越大 此时已经成为类似近代意义上的党派
再有郑和的大航海带来的是巨额的白银 如果你不懂历史就别瞎折腾 看看郑和大航海的时候在国外建立的四大仓场就知道了哈哈 睁着眼说瞎话啊 另外你说的什么阿拉伯的技术 请你给我拿出史实资料来 要不我是不会信的 倒是我看到的是现在南京的宝船遗址 其中采用的是水密封仓技术和旱地建船技术
当然在其他方面比如火器技术上 子母铳的发明 地雷水雷的发明 火龙出水的发明 甚至连显微镜的发明也有明确的史实记载
哥们啊 你不学历史别把感觉和无知当成冲动啊呵呵 你这样的人只会凭着印象说话 拿出史实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