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渍两广总督

1875年，英国会借口“亚罗”号事件通过了发动侵华的提案，派额尔金为全权大臣率兵东来。法国则借口马神甫在广西西林被杀事件，也派菖罗为全权大臣和舰队参加。
12月，英法使臣向两广总督叶明琛报送照会，重申赔偿损失，修改约章和自由进入广州等项，并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叶明琛置之不理，也不作战争准备。他是个信仙好佛的人，迷信乩语“过十五日即无事”的神话。还未到十五日，英法联军就炮轰广州城。炮弹四射，火熖冲霄，民房倒塌，总督衙门弹洞累累。12月29日，兵临城下，广州沦陷。叶明琛辗转避匿，在都督府被俘，先被英军掳到香港，后押印度加尔各荅，囚禁在镇海楼上。他每日除念经外，还为洋人作画，恬不知耻地自称为“海上苏武”。因吃不惯印度面包，年余便饿毙。当时福尔马林未问世，为了防腐，英军将其糖渍起来。叶名琛在清王朝官居一品，他们将道光皇帝赐给他那衔红宝石项珠插有单眼花翎的冠盖在尸体上，陈放在街头，任人观看，看一次收取若干银钱，后将其尸运回广州。广州人嘲笑叶明琛说：“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叶名琛的愚昧贪生，可见其昏聩顽固至极；被陈尸示众，说明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恶不作。
1993年8月25日
话说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的叶名琛
流云发表于46天 22小时 35分钟前
来源：www.sy3b.com 标签：俘虏叶名琛
叶名琛在历史上，已经被定位为带有强烈贬义的“怪人”。洋人打上门来，只管关起门来扶乩请神，在僚属面前，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学谢安以示“镇定”。可惜，等不来“小儿辈破贼”，等来的却是鬼子进村，洋人打破了大门，把他抓了去。当时人就说他“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然而，换了我们，如果处在叶名琛的位置，又能怎么样呢？战，没有本钱；和，没有授权；守，自然是守不住。走（逃）的话，清朝法度，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弃城而走，日后是要掉脑袋的。一介县令尚且不能逃，何况堂堂的两广总督？走尚不可，降就更不行了，自己丢人不说，家族的脸面都没了，多少年多少辈抬不起头来。当然，死是可以的，只是，洋人的炮弹没长眼睛打到总督大人，二来叶名琛自诩名臣，有“疆臣抱负”，要为朝廷分忧，国家外患未了，不能死。再说，如果说叶名琛表现不好，那么当时有谁表现好呢？广东巡抚柏贵，在洋人据城之后，依然开衙视事，按洋人的旨意行事。僧格林沁倒是战了，冒充土匪攻击人家使团在先，在八里庄的平原上摆好队伍跟洋枪洋炮对阵在后，换来的，不过是自家士兵的遭屠戮和京师的沦陷。
广州城破之后，叶名琛做了俘虏。洋人还算“文明”，没有给我们的总督大人五花大绑，上铐戴镣，甚至连碰都没碰他，还让他带上日用品，甚至食用的粮食并若干仆人，因为叶大人既不打算吃洋人的饭，也不打算用洋人的东西。当然更不用说使唤印度人了。就这样，叶名琛被带到了船上，一路漂泊，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叶被关在一栋小楼里，每天写字作画，以“海上苏武”自诩。据说，他的钤有“海上苏武”印章的字画，大半都送给了洋人（这成为日后国人鄙夷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否真确，不好说，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老人家只吃自己带去的粮食，一年后粮食吃光了，他便不食而死。这时候中国和英法联军的战事尚未结束，国内遍地烽火，朝廷上下焦头烂额，自然没人想起这位“海上苏武”。
按说，死在加尔各答的叶名琛，如果非要类比哪个古人的话，往好一点说，倒更像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因为他真的不食“洋’粟死掉了。虽然同在异域，苏武是汉朝的使节，被扣押在匈奴，放了十九年的羊，叶名琛是清朝的疆臣，城破做了俘虏，两人的境遇好像根本挨不上。不过，仔细想想，叶的自诩也不无道理。按清朝的制度，虽然总督实际上是疆臣，但名义上却是上面派下来的中央官员，而两广总督，一向是负有跟洋人打交道办交涉的使命的，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职责更明确，所以，叶也可以说具有使臣的身份。作为使臣办交涉而交涉不明白，进而被野蛮的洋鬼子扣押，所以，他当然是苏武。为了不辱使命，打定主意不食洋粟，可是加尔各答没有羊可收，带来的米又不够多，只好不食而死了。
叶名琛的“怪”，事实上是两种文化差异巨大的世界碰撞之初很容易产生的现象。当时的中国人，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跟洋人打交道，“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人家软硬不吃。打又打不过，谈吧，又不是一种话语体系，自己很是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心里总是拿洋人当本该给自家进贡的蛮夷。就是在叶名琛被俘的同一场战争中，英法联军派出的使者同样被自诩文明的大清扣了，关在天牢里，罪名一项居然写的是“叛逆”，分明是人家都兵临城下了，还拿人家当自己的属国。当时的皇帝和满朝文武，其实没有一个比叶名琛更明白，更有章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可笑的算不上不战不和不守，后来又以“海上苏武”自居的叶名琛，而是那个咸丰皇帝和那个看起来十分强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叶名琛之所以看起来可笑，仅仅是因为他的处境。他不幸的是一个特别有抱负的旧式士大夫（科门高第，翰林出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却遭受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早知如此，还不如城破时一刀抹了脖子，这个胆子，我想叶名琛是有的）。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诩苏武。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在洋人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添加过什么，也没有多少污蔑不实之词。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代，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个时代。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 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