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

作者：王彬彬
领导文萃 年21期 字数：3265 字体： 【大中小】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苏区”；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一
中央为何一定要让瞿秋白从上海到“苏区”?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小瞿秋白五岁，博古小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若无强力的支持，凭其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是斯大林。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
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但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
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这批文章虽然主旨是在抨击国民党，但博古们却也感到了异样的疼痛。9月22日，博古把持的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批判。在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二
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问题是中央为何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呢?这应该有两层用意。一是为了更好地对瞿秋白进行监管。在上海，瞿秋白还可以“乱说乱动”，还可以在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以瞿秋白的书生气质，只要留在上海，就不可能不继续在各种问题上发言。而到了瑞金，瞿秋白就成了真正的死老虎了。实际上，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
另一层用意或许更卑劣恶毒。常人认为，瞿秋白重病在身，所以应该留在上海养病。但博古们或许正是为了不让瞿秋白在上海安心养病，才决定把他弄来“苏区”。博古们强令瞿秋白到“苏区”却又坚拒与瞿恩爱的杨之华同行的请求。
20世纪50年代，徐特立在一封写给杨之华的信中，有这样的回忆：“秋白同志到苏区时敌人封锁最严重，粮食按人分配……有一天我到教育部去了，他留我吃饭，他说有某同志送给他几两盐，留我吃一顿有盐的菜。”陆定一与瞿秋白相识多年，且算得上是瞿秋白的学生。《陆定一传》中有这样的叙述：“陆定一很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们都受王明路线的打击，都被视为‘调和路线’的人物。为了避免麻烦，陆定一始终没有去看瞿秋白。咫尺天涯，他感到十分遗憾!”物质上，食不果腹，连盐也吃不上。惧于博古们的淫威，连多年老友，也不敢做一次哪怕是礼节性的探望。瞿秋白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瞿秋白虽然早不是什么高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此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洛甫)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时任“经济委员会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毛泽东其时虽是所谓“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早已“大权旁落”，颇有些自身难保的意味。毛泽东当然清楚瞿秋白的命运已定，但在这样的会上，也只能以“下面再说”搪塞过去。
吴黎平又回忆说：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这是我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
三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三十六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日，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三十六师“就地枪决”。
1935年的蒋介石，下令杀了瞿秋白，自有其不得不杀的理由。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袖。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虽然各地的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但瞿秋白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这期间，瞿秋白中央还作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所知的全部机密，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这首先是因为瞿秋白的价值远不同于本质上是草包和流氓的向忠发。像向忠发这样的人，当国民党从其口中掏出了全部有用的东西后，他就毫无价值了。豢养他，甚至是国民党的耻辱。而留下一个“幡然悔悟”的瞿秋白，却大有利于国民党的“党国”。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20多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便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但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摘自《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