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权利供给的缺乏导致贫穷

http://view.QQ.com　 2009年04月20日18:02 　 东南新闻网　 胡星斗
为什么工人的工资低？我认为根本原因还是权利供给的缺乏。例如，工人如何团结起来与企业主博弈？大家说工资低是由于很多人竞争工作，因此你只能接受低工资。但在现阶段，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产业低端化。产业低端化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贷款难，而中小企业贷款难是由于金融制度的国家垄断。归根到底，实际上还是公民权利的缺乏。
时间：2009年4月18日
地点：政法大学（蓟门校区）
2009年4月18日，胡星斗教授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弱势群体经济学”的主题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弱势群体，指的是在社会地位、社会财富、社会权利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弱势群体可以划分为自然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社会性弱势群体。而社会性弱势群体，指的是由于制度、权利匮乏而造成的贫困人群以及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群。 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社会性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的产生
关于社会性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财富分配制度和权利供给制度的不合理，特别是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例如，中国目前大致有70%的财富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而民间掌握的财富只有20%到30%。我们的外汇储备基本上都是国家的，但日本的民间的外汇储备就有2、3万亿。
再例如，中国的一次分配，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有11%到12%左右，也有统计数据说14%到15%，但发达国家一般都在50%到60%，甚至70%。二次分配方面，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只有20%左右，但发达国家一般都在60%左右。
为什么工人的工资低？我认为根本原因还是权利供给的缺乏。例如，工人如何团结起来与企业主博弈？大家说工资低是由于很多人竞争工作，因此你只能接受低工资。但在现阶段，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主要是由于产业低端化。产业低端化的原因在于中小企业贷款难，而中小企业贷款难是由于金融制度的国家垄断。美国有上万家银行，但中国的银行就那么几百家，基本上都是国家垄断，它只给大企业贷款，小企业很难发展起来。区域发展不平衡，又是由于官本位的财政制度造成的，怎么花钱由各级官员说了算，各级人大对财政预算很难发挥监督的作用。归根到底，实际上还是公民权利的缺乏。
第二，缺乏良好的实施制度和有效的执行程序，良好的决策无法传递到公民的手中，这也是产生弱势群体的一个原因。
第三，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等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的。
关注弱势群体经济学的意义
研究弱势群体具有很大意义。第一，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有违社会公正。市场往往会产生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需要国家来维持公平正义。因此我主张在中国开展社会正义的运动，平等权利的运动。两千多年来，中国是最缺少社会正义的一个国家。中国人有正气感，但没有正义感。中国古代的社会正气都是效忠于皇帝的，是非观念反而比较淡薄。在儒家看来，家庭伦理是优先于正义的，高于正义的。我们不排除中国社会也存在着很多正义之士，但总体上来说，这不是中国文化的优先价值。
第二，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如果不讲正义，从长远来说就没有稳定，要处理好长期稳定和短期稳定的关系。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发布了一个报告，认为中国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在过去一些年还在下降。这就颠覆了发展经济学的滴溜效应，富人有钱穷人跟着也会稍微有点钱，但实际上，中国某些最贫困的群体收入可能还在下降。
第三，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现代化目的，不符合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目的。
弱势群体经济学
弱势群体经济学主要研究对有限的权利和资源如何配置，如何保证弱势群体收入水平达到正常生活的最低值，尽量提高他们的社会满意度、幸福度。
舒尔茨提出过穷人经济学，主要研究穷人财产的匮乏以及医疗、教育的改善，弱势群体经济学跟穷人经济学的确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弱势群体经济学更多的是研究弱势权利的现状，以及有限的社会权利资源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我们更加注重权利，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包括产权、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政治权利。
弱势群体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这里不过多阐述，除了理论的建构模型，比较独特的是进行权利的边际效应分析。弱势群体在消费方面是达不到社会平均水平的，所以弱势群体的个体在消费时，他的边际效用虽然也是递减的，但总体效用永远是正的，因为他得不到满足。所以，在公共产生充足的时候，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弱势群体收入的增加而下降。但是当公共产品不足的时候，个人就要花钱来弥补公共产品的缺失，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是1，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他不得不把所有的收入都用到消费。
从权利方面来说，对于权利越多的人，权利的边际效用越小，因为他的权利很多，你再给他一些他也无所谓。但是对穷人来说，权利的边际效用非常大。经济的贫困和权利的匮乏是弱势群体基本的特征，应当把保障权利作为重点，改善弱势群体的医疗权利、受教育权利、对公共产品使用的权利、投票的权利、自由迁徙的权利、话语权利、平等博弈的权利。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更多的把重心放在弱势群体上面，就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总效用。
同时，我们也给出两个评价社会制度的要素，一个是人本水平，一个是法治水平。人本水平指的是规则能否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否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对制度的落实，实施的机制，组织管理的规范化程度，我们把它叫做法治水平。我们还可以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来表达，调整弱势群体所享有的资源，最直接的调节方式就是调整弱势群体在人本水平和法制水平上的倾向。也就是说，要改变弱势群体被动的地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目前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体制改革，例如刚刚出台的新医改政策。另外就是要调整法制水平，完善法制。我认为建立法制国家应当优先于建立民主国家，当然民主和法制是一个事务的两面，不可以分离，但可以稍微有前后，法制宪政应当优先于民主。
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
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我举几个例子：罢工，好像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但我认为不应当敏感。罢工分为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政治性罢工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允许的，但是经济性罢工应当是允许的。中国未来应当通过立法来允许经济性罢工，没有经济性罢工的立法，对于市场经济和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1982年中国宪法取缔了罢工权利，因为那时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国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2007年的统计，非公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68%，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企业主有钱有势，劳动者没有团结权、罢工权，那只能是依靠所谓的举报、申诉等待别人的恩赐。没有经济罢工权的立法，实际上是政府替资企业主背了黑锅。本来是劳资矛盾，却制造成官民矛盾，政府与工人的对立，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我们认为罢工权立法实际上是社会安全阀，我们国家未来应当研究开放。
制定农民养老金、退休金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改革开放之前，按照一般的统计，农民为国家贡献了7000亿元左右，那时的7000亿恐怕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万亿。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增收税费，农民低价卖粮、征地等等，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也在10到20万亿。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考虑农民的保障。我们国家目前有财政能力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比如说2008年国家新增的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而解决全国农村养老金一年大概也只需要2000到3000亿元。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一份养老金，根据地区的不同，养老金的高低也可以不同。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一方面可以实现保护人权、保护弱势群体尊严，而且能够调整农民的消费预期，我们不是要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吗？如果要给农民养老金，农民就真的敢消费了。
住房问题，我主张小产权房逐渐地合法化。所谓小产权房指的是农民在集体所有土地上建的住房。小产权房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打破垄断以及农民自救的一个方式，如果小产权房合法化，能够大大的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有人说中国现在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城市帮助农村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城市帮助农村，不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只要还农民平等的建筑权利就行。为什么只有城里人可以进行房地产的商业开发，农民就不行？农村的土地必须城里人征用成国有土地，然后再卖给开发商，为什么农民不能够直接卖给开发商？当然大家说这是由于法律决定的，那这个法律就应该逐渐的修改。在发达国家，富人都住在乡村，纽约市大部分都是穷人住。城乡化不能够仅仅理解为农村人口到城市去生活和就业，也应当包括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居住、去创业、去投资，城市化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这样才能够带动农村的发展。有人担心小产权房合法化，会影响到耕地安全，我认为这是借口。土地如果能够市场化、资本化，只要管理的好、规划的好，反而会增加耕地，会创造出新生的耕地。因为农民会爱护耕地，会开发利用荒地。目前由于土地的产权不清，模糊所有、总体所有，农民实际上是没有权利，这样的所有制才导致了土地的荒芜、浪费，以及地方政府肆意的侵占，才导致我们国家的耕地安全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目前上海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实施，天津、成都是买房给户口，重庆、深圳、广州实行城乡户籍统一登记的做法，这些改革我觉得都是具有价值的，我的主张是最终废除户籍制度，废除二元户籍制度，也就是城乡之间设置栅栏的户籍制度。每个国家都有人口管理的措施，把它叫做户籍也可以，但它必须是消除城乡隔离的，我更愿意叫国家信息系统。把每个公民所有的档案、信息、收入的状况、纳税的状况、廉租房的状况、申请经济适用房的状况、做慈善的记录、违法的记录、信用的记录，全都放入里面，有条件的进行查询。我这里讲废除户籍，并不等于马上大家全都获得同城待遇，而是要通过废除户籍制度来促进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解体。废除户籍要有时间表，所以我比较赞成上海的做法，我也曾经提出一个建议，主张北京市拿出分阶段的时间表。例如，居住了6个月以上，能够享受哪些权利，居住了3年以上，能够获得哪些权利，居住了5年、7年应该获得哪些权利，居住10年以上我觉得就应该获得当地的户籍。
关于弱势群体政策建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讲几个方面。总体来说弱势群体经济学研究的是弱势群体生存的规律、公共产品生产消费的规律、民生的政策，我们希望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弱势群体来伸张他们的诉求，引导决策者注意弱势群体，来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如果说传统的经济学主要是解决稀缺资源在社会中的配置问题，主要是解决效率问题，那么弱势群体经济学主要是解决稀缺资源在社会中再配置的问题，主要是解决公平的问题。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胡老师精彩的演讲。下面欢迎大家提问。
提问：听了您的演讲我很有感触，我们知道中国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分化，前几年有人提出要征收遗产税，但为什么迟迟得不到通过呢？
胡星斗：这位朋友提到了贫富差距的问题，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份报纸上说，中国20%最富人口和20%最贫困人口收入之比达到33倍，发达国家一般都在9倍之内，西欧国家一般都在6、7倍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在14到15倍。未来，我们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改变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例如财政制度。我们大量的资金都投入到北京，北京畸形的发展，省里大量的资金都投到了省会。在德国，如果一个州的人均收入达到不了另外一个州的96%，那么就要进行财政的转移支付，州与州之间的发展非常平衡。在美国，无论是教育、医疗、企业都是非常平衡的，不像中国好的大学、好的医疗机构几乎都在北京，特别是国有企业总部都在北京，美国大的企业每个州都有，没有听说好的学校都集中在纽约、华盛顿，而平衡的发展取决于财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完善。
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遗产税特别高，历史上曾经有的国家达到70%到90%。我想，中国目前要追赶发达国家，要效率优先，也许决策者认为目前还应该鼓励个人致富，如果遗产税太高了，创业的热情、致富的热切就会下降了。遗产税之所以不能够立法，与我们的人大代表制度不够完善也有关，真正的弱势群体代表很少，真正的工人、农民的代表很少。全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真正农民的政协委员可能只有一个，人大代表也只有几个，其他的都是有官职的或者是企业家。所以立法机构本身也要改革，否则一个好的法律的确出台不了。
提问：中国最近出台了人权计划书，我想问一下，作为普通百姓，我能不能够加入到监督实施人权计划书的过程中去，怎么参与。
胡星斗：中国政府出台了《人权行动计划》，的确很完善，制定一个监督的措施也是重要的，我想应当发挥公民监督的作用。公民监督至少需要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举报人保护法，目前中国没有，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来保护举报人、监督者。另外应当出台公益诉讼法或者是集体诉讼法，代表大家诉讼。比如说财政公益诉讼，在美国、日本都有这样的法律，你只要掌握了官员挥霍公款、滥用财政资金的证据，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官员，追回来的资金拿出20%到30%来奖励这个起诉者。日本东京的市长叫石原森太郎，他被议员起诉了，说他在国外住五星级宾馆超过了规格，浪费了纳税人的资金，最后判决东京市长败诉，退回资金，而且还有其他的处罚。如果中国能建立这样的制度，对于公款吃喝、超豪华使用汽车、公款旅游这种现象就能很大程度上遏制。中国就不仅仅出现王海对这样的职业打假人，也可能会出现职业的反腐败专家。那种“三公”消费的情况也会大幅度的降低。中国要制定这样的法律，社会环境就会达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主持人：谢谢胡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要让社会更加公正和美好，需要我们每个人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去争取和努力。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燕山大讲堂，我们的理念是培育理性精神，推进公民社会，谢谢大家。
燕山大讲堂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腾讯网承办的公众论坛，创办于2008年5月，每周邀请著名学者和公众人物就当下的热点话题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燕山大讲堂一直坚持建设性、开放性、前沿性、学术性，培育国民的理性精神，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