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道尔：WHO地缘政治中的乌克兰猪流感恐慌

hWHO地缘政治中的乌克兰猪流感恐慌
我们听说乌克兰爆发了致死率很高的猪流感疫情，但是从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的细节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政治策划：一个面临不稳定威胁的政府，为了避免在选举中被击败、为了避免动用军事管制法，就利用了WHO版本的“猪流感”甲流疫情所造成的恐慌――对一个动荡不定的政权来说，这个局势利用起来太方便了。
几天来，全世界的媒体把乌克兰局势描绘成一幅比欧洲黑死病时期更糟糕的情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是匹兹堡猪流感路线图绘制人，亨利·尼曼医生，他曾错误地预计H5N1禽流感会演变成人际传播的至人死命的疾病--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有发生。
尼曼4月份就制定了一条H1N1猪流感传播的路线图，并交给了WHO、美国政府和CNN，还有其他大媒体，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设想出一个新型“腺鼠疫大瘟疫”图景的底版：人类受到腺鼠疫流行的威胁了，除非大规模接种没有经过检验的疫苗，才能度过危险，而生产疫苗的，正是那些贪婪无度的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诺华和罗氏制药公司——它掌握着危险的“达菲”。
更早一点，尼曼是这样报告过乌克兰事件的：“几天以来报告的感染、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的迅速上升，令人担忧病毒正在非常快速地传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剧增和出血型病例很令人担忧。”尼曼说，“相比两天前的报告，感染患者的数字增加了几乎一倍，接近了25万。”
这个情景确实非常可怕，令人警觉。人们不能不回想1348年的黑死病——据说欧洲60%的人口死于那场瘟疫；虽然这一段历史受到质疑，但是那种情景以及同样可怕的所谓1918年西班牙流感，现在都被用到了乌克兰。
乌克兰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确切的信息其实是很容易得到的。这个国家是现在欧洲政治上最复杂、经济上最悲惨的国家之一。纽约药物研究所的劳伦斯·布罗科斯米耶医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科学研究的假设。
布罗科斯米耶医生提出，WHO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很可能是为了掩盖一场结核病的全球传播，而故意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感冒上去了。事实上，最近WHO还改变了死因统计的口径，把由于流感、结核病和其他肺部疾病而导致的死亡都归成一类了。在今天的“猪流感”歇斯底里中，所有因肺部疾病死亡的病例都被归入了“甲流”。那份报告很常规地顺便提到了报告中的死者也患有肺部疾病。
布罗科斯米耶医生指出，“世卫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都非常清楚，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结核病的传播。但是它们无视结核病早期通常表现出来的类似感冒的症状，而是把两者的关联低调处理掉了。WHO非常轻松地承认过，2007年一年就有180万人死于结核病，这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新数据。同时目前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或者说20亿人，是结核病菌的携带者。”
布罗科斯米耶医生相信，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以“流感”来掩饰结核病致命性的行为--用流感来转移方向：“克蒙克1993年的研究表明，表面上好像是流感的这种结核病的爆发，正是以往几次传染病大流行中的真正问题，… 但是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NIH）似乎不这样认为，它们除了‘病毒’以外别的什么都不管。”在1990年出现过和现在非常相似的“大流感”，在迈阿密的一家大型医院中爆发了一场结核病流行，造成问题的是耐受多种药物的菌株。不久后，在纽约三家医院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许多病人在数周以内死去。到1992年，差不多两年之后，在美国17个州的医院中也发生了小规模耐药性结核病的传播，这个被国际媒体称为“失控”的事件，从没有被美国媒体报道过。能使猪、禽和人发病的病毒性结核病是可以从一种生物传播到另一种生物的。
他还指出了常常被人们提起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和今天的流感的相似之处。但是布罗科斯米耶医生又指出，“在2008年8月19日（美国）‘变异性和传染性疾病国家研究所’的一项新闻发布中，有这样一条惊人的发现和结论：在 1918年全球‘大流感’中死去的2-4千万人，并不是死于一种病毒性‘流感’，而是死于大规模的细菌性肺炎。”
我们无法证实在乌克兰发生肺部疾病死亡的地区用低空飞行的飞机喷洒药物的说法，但是非常清楚的是，所谓H1N1甲型流感这种疾病在乌克兰爆发并致人死命的说法，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
真实性检验？
今年夏天宣布了HINI大流行的世卫组织WHO，把实行军事管制和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赋予了像美国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的政府，这个时候可以取消一切权利，可以实施逮捕和监禁，乌克兰正是这样合法地宣布了可疑的“猪流感失控”状态。在11月3日，一项WHO的新闻发布宣布，“在乌克兰进行的实验室检验已确认，从事态最严重的两个地区采集的样本为HINI流感病毒。由于这种流行病毒正在全球迅速变成占主导地位的致病源，我们可以假定，在乌克兰大多数流感病例都是由HINI病毒引起的。”
WHO还说，“乌克兰流感的爆发，似乎可以说明，在北半球的冬季，特别是在东欧的医疗卫生条件下，这种病毒将会怎样发生作用。此次爆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能是一个警示。WHO要求乌克兰政府实行透明报告制度，对样品实行共享。”样品被送到了WHO在英国伦敦的米尔-希尔流感参照实验室。从忠实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地方真的无法让人放心，因为英国的卫生权威机构曾经玩弄数据，以便讨好制药巨头如葛兰素史克，这是有记录在案的。WHO在这里还敢为这个机构所做的检验说话，简直是怪诞莫名。
接着往下看，WHO“强烈建议对症状适应用药的病人及早使用抗病毒药物，例如奥塞米韦和扎那米韦，甚至在证明感染为HINI阳性的化验之前，就使用这些药物。”这就是说，达菲这种具有高度危险性的药物要被投入使用了；而有关的制药公司的大股东里，就有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这还意味着葛兰素史克也在其中，这个公司制造的Relenza （制造扎那米韦的前期药物）能够造成严重的肺部并发症，和流感的引起的症状完全相同，而且这个问题曾经被反复曝光。
乌克兰大选中的地缘政治
在乌克兰国内，两周以来事态的奇怪进展，应被看作是激烈的竞选政治争斗。四个月以后就要大选了。在候选人中，有现任总理尤莉亚.提莫申科，她的主要对手，是阿森尼耶·雅申纽克。
自从华盛顿2004年资助并组织了橙色革命，把亲北约的维克托·尤先科变成了总统，乌克兰的政治局势就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地缘政治角力场。目前的这场HINI甲流恐慌游戏怎样加入这场角力还不太清楚。
最近（美国）副总统J. 拜登在华沙的讲演中，许诺要给波兰和捷克共和国提供“新型的和改进型的” 针对俄国的导弹，时值奥巴马宣布美国停止在这两个有争议的东欧国家实施导弹防御计划仅仅4周之后，这显示了美国针对俄国的战略计划的混乱。当美国的导弹延伸到俄国的边界上时，俄国采取了意料之中的迅速的行动，这就给了美国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对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潜在对手运用它的核主导地位，我在《霸权背后》一书中描述过其中的细节。在这个结点上，不论是伊拉克，阿富汗还是格鲁吉亚，世界上除美俄以外的所有地区对美国政策的反抗，就都失去了意义。
很显然的是，为了把乌克兰这个原来属于基辅－俄罗斯的地方、俄国经济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部分――尤先科手下的乌克兰，在橙色革命五年混乱之后，重新纳入一种比较友好的“非北约”关系，俄国已经不事声张付出了很多努力。
雅申科现年35岁，曾经从事银行业，是亲华盛顿的总统维克多·尤先科的亲信。按照他的说法，是现任总理提莫申科在有意制造无谓的混乱，以便实施军事管制、拖延大选，因为她很可能在大选中输给雅申科。
在经济凋敝的乌克兰，不同的派系上演政治游戏是确定无疑的。乌克兰卫生部副部长彼洛佛尔（Oleksandr Bilovol）说，流感爆发被控制在全国25个地区中的11个地区，那里甲流的发病人数只比往年的流感报告高出15%，而“其他地区的发病人数与2007年和2008年持平。”死亡人数的报告也与往年流感死亡人数持平。
雅申科宣布流感爆发造成的威胁达到了第三级――最高一级，必须投入高达30亿格里夫尼亚（hryvnias，乌克兰货币单位）来抗击猪流感。按照目前实施的法令，乌克兰全国须关闭学校、禁止公众聚集三周，还考虑到了限制地区间人口的流动的做法。
雅申科说，禁止群众聚会的措施把恐慌散播开来，这样会有助于提莫申科在电视上占据的优势，压制其他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选票争夺中，雅申科是提莫申科最大的对手。他也许会在2010年1月17日第一轮投票中就对提莫申科提出挑战，并且和反对党领袖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一起进入终选。
雅申科还说，被政府散播开来的恐慌会遮蔽不利于提莫申科的政治事件，例如她的立法者的恋童案和谋杀丑闻，也会屏蔽乌克兰经济运行的恶劣局势。
无论如何，提莫申科总理把WHO制造的猪流感大恐慌利用到了很高的水平。她最近说过，“我们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因为世卫组织预期，还有两波猪流感将在乌克兰爆发，同时还禽流感，除了注射疫苗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整个世界都在这样做……”而在此前一天，她承认过她没有注射疫苗，她更喜欢“像所有的人”一样，用大蒜、葱和柠檬来预防流感。
乌克兰议会发言人沃洛基米尔·利特文（Volodymyr Lytvyn）在议会是这样批评提莫申科的：“你不为居民、学校、大学教育设施和幼儿园供暖，是你造成流感疫情，目的就是为了逃避这个责任。”橙色革命的总统尤先科说，乌克兰宣布紧急状态是没有根据的。“不存在这样做的理由，”尤先科说，“我不支持冻结我们国家的做法，它的实施限制了国家的运转，其理由是难以证实的。”
尤先科的副总参谋长，伊霍尔·波波夫（Ihor Popov）说，如果实施紧急状态，预定在2010年1月17日进行的大选将不得不“改期”。
德国加入猪流感腐败
我们看到，抓住猪流感大流行来改变国内政治局面的不仅有乌克兰，还有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他也利用大众的恐惧宣布了没有必要的紧急状态。现在很负责任的德国卫生部门加入进来了，在政府决定采用“抗击猪流感”的疫苗的时候，它同那些制药巨头一起共谋，牟取暴利。它的行为被人发现了。
最近一期的德文报纸Der Spiegel报道，自称是独立的“欧洲流感科学工作小组”(ESWI)，一个负责为欧盟国家政府提供甲流政策咨询的机构，其实根本就不独立。它是由制药巨头出钱支持的。“欧洲流感科学工作小组”(ESWI)说，它把科学的“关键性流感观点” 聚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位是葛兰素史克――它负责为德国生产猪流感疫苗，在这里还有罗氏公司，它生产抗病毒药物“达菲”。
这个机构把瓦尔特·哈亚斯（Walter Haas）列为科学顾问之一。哈亚斯负责在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协调德国的感冒流行控制措施，这是一家联邦疾病研究机构。“欧洲流感科学工作小组”(ESWI)自称是独立的科学机构，但是在它自己的条例中说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它的任务是为政治家和卫生权威机构提供咨询，是“关于流感疫苗和抗病毒药品的收益和安全事项”的，此外还有“抗病毒预案政策”。
在今天的这场猪流感歇斯底里中，欺诈、谎言、官方屏蔽信息、无耻的犯罪行为，这一切展现出了新状态——它的深度和它影响的人口规模，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乌克兰11月1日宣布了全国紧急状态――甲流疫情紧急状态。在乌克兰全国发生的众多疫病都被归于“甲流”，甚至连14世纪威尼斯黑死病的情景都被重新提起：言辞冷酷的验尸报告，用“烧焦的黑炭一样”描述死亡病人的肺部出血症状，令人毛骨悚然，不由得人不怀疑：甲流病毒真的发生变异了吧？
人们仍然把流行的疾病称作“猪流感”； WHO也仍然借此散布恐慌、“合法”推行未经彻底检验的疫苗，可是现在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由于肺部感染而死亡的病人，绝大部分竟然是丧生于卷土重来的肺结核大流行。
把甲流和肺炎、肺结核混淆在一起的做法，是WHO干的――它最近把几种由于肺部感染造成的死亡统计口径合并起来了，统计的指标还是“甲流”。
肺结核卷土重来，是前苏联解体之后，在中东欧国家发生的悲惨的故事。肺结核永远和贫穷、肮脏、营养不良形影相随。人类已经有了治愈肺结核的药物，但是服药是长期的，服药必须按时，否则会造成结核杆菌的耐药性。治疗失败的结果很简单：病人死亡，更多的人被耐药菌株传染生病。还有，治病的药物是花钱买来的。
最近有一份剑桥大学的研究指出，东欧国家和乌克兰的结核病的发病－死亡人数的增长，和IMF贷款附带的财政紧缩的严酷规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难道乌克兰的“黑死”猪流感竟然是从IMF贷款得到的结果吗？从IMF借来的钱和肺结核大爆发是在哪里碰头的呢？
自从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系统危机以来，乌克兰是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外国借款造成的难以遏制的投机泡沫突然破灭，使乌克兰这个欧洲最穷的国家的货币像跳水一样贬值，银行大批破产，提款要排长队。国内生产总值收缩了25~30%。乌克兰最大的战略性公司已经不堪债务的重负，其中包括国家天然气公司：它为了支付俄国的天然气款已经焦头烂额，本月东拼西凑还了5亿美元。在全球经济危机下，这个国家的预算赤字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苏联时代的低效率的企业步履蹣跚。国际评级机构争先恐后插进来，异口同声唱衰乌克兰的经济前景。乌克兰的货币格里夫纳（hryvnia） 一年 贬值60%，外资直接投资只剩下点滴细流，银行坏账增加了好几倍。
2008年11月，乌克兰向位于华盛顿的IMF申请了164亿美元的紧急贷款，用途很明确：用于稳定乌克兰货币和支持中央银行，而不是帮助国家经济、不是用来帮助人民渡过危机。这笔贷款被一勺一勺“喂”给乌克兰政府，一勺几十亿美元，分期分批执行。这样做是为了确保IMF贷款的附加条件一定会被遵守。IMF贷款的附加条件是一个“普适”的条件，一个强制的“结构调整计划”：所有的目标政府都必须“控制通涨”，即大量削减支出。有批评者这样说过，IMF――“国际货币基金”应该改名为“婴幼儿死亡基金”（infant mortality foundation, IMF），因为在非洲国家，IMF的这个强制性借款条件一再地导致了完全可以预见的后果――婴幼儿死亡率上升。
对于乌克兰，IMF的说法是，只要货币稳定了，外国投资者就会返回乌克兰（它们捞了一把后，在危机发生的时候都撤走了）。这只是一个神话，可是IMF命令乌克兰政府为了这个神话大刀阔斧地削减养老金和公共服务，其中就包括向肺结核病人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
剑桥大学的研究：IMF贷款的“结核病效应”
剑桥大学的大卫.斯塔科勒的这项研究，分析了曾经从IMF借款的21个中欧和东欧国家、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起点时间1989年，借款的数量和期限各不相同。这项研究发表于PLoS Medicine  采用了统计方法，用了很多对照的变量：艾滋病发病率、通胀率、城市化率、失业率、人口的年龄和对疾病的监督手段的改进。
斯塔科勒的研究发现，在借了IMF贷款的国家里，患上结核病和死于结核病的人数比没有借款的国家更多。在基期年每十万人中平均有六人患结核病，到2003年时，发病率在IMF债务国家上升了一倍，达到12%，而在没有借款的国家，发病率是下降的。
大卫.斯塔科勒写道：“我们发现，在IMF贷款项目开始之前，结核病的发病率是稳定或下降的，在IMF项目期间上升，在IMF项目之后再次下降，接近早先的水平。”这项研究还发现，IMF的贷款规模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结核病的死亡率就上升一个百分点，从IMF介入的时间来看，每一年的项目时间，还会再推高四个百分点。
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发现的问题是：IMF规定，借钱的政府除了一律减少支出、降低医生在人口中比例以外，还必须把结核病患者接受“直接控制治疗法（DOTS）”的人数减少50%。“直接控制治疗法”是世卫组织建议的结核病治疗方法，即不住院的病人也由医护人员直接给药、监督服药。这样做就必须增加卫生工作人员，向公共卫生机构投资。结核病人在无人监督、不按时服药的状态下会较快死亡，因此死亡率几乎就是服务缩减的指示器。在没有从IMF借钱的斯洛文尼亚，结核病就没有发生恶化。
这个现象在几年前还没有出现。
欧洲复兴银行这样的机构的贷款（它在东欧投资）也没有造成这样的“结核病效应”。
乌克兰的今天
11月17日，IMF在华盛顿做出决定，停止执行对乌克兰的下一“勺”34亿美元贷款，原因是乌克兰政和国会没有把社会支出坚决地砍下去！
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不久前的布鲁塞尔欧共体外长会议上表示，它们坚持乌克兰必须满足“严格的限制”，否则就不批准向乌克兰发放下一批IMF贷款。法国负责欧盟事务的国务秘书，皮埃尔.勒洛奇（Pierre Lellouche）竟然还说，“许多乌克兰的朋友对无法进行改革感到非常失望。”他的意思是：乌克兰必须（但是很难）进一步削减公共支出，“采取严厉措施偿还债务，以表明它是一个负责任的投资伙伴。”
负责任的伙伴就可以留住外来的“投资人”。外来“投资人”是什么人呢？很多是来抢了一把就走的人。外国银行已经控制了乌克兰20%的银行业务。
今天IMF的这些规定在2010年乌克兰白热化的大选战中被政治化了。现任总理尤莉亚.季莫申科同意了IMF的条件，即降低政府工资，减少退休金。她的对手，维克托.尤先科总统否决了减薪，就这样把IMF的钱挡住了。
乌克兰的养老金也被砍了，甚至停止发放，因为没有钱。与此同时，IMF命令大幅度增加税收，以平衡预算，这种事在欧共体国家是没有人干的，更不必说这样做的后果是更深的贫困和更多的失业。IMF的乌克兰项目总监，瑟伊拉.帕扎巴西奥格鲁却说，“增税将有助于缓解财政困难；现在采取措施防止预计会发生的养老金亏空非常重要。”这番话被登在华尔街日报上。IMF还要求乌克兰平衡养老基金，即把退休者的福利减下来，这也是在西方国家是没人敢做的事情。2008年9月以来失业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00万人。发生了群众抗议。
如果人们想找到造成结核病死亡中的“猪流”的话，他们也许应该先去看的是IMF贷款的健康标准“效应”。那个说不清楚的猪流感－甲流病毒“假想”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时间过去了不到一个月，乌克兰甲流大爆发的新闻好像已经失去了时效。
人类的欺诈和制造骗局今天达到的规模和程度是空前的。令人无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