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谁解餐桌之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5 11:53:54
胶东半岛是中国葡萄酒工业的发祥地，被誉为世界上七大葡萄海岸之一。记者在这里采访，看到了当地果农使用农药的实际情况。
一阵阵“突突”声中，手扶式喷药机停在葡萄地沟旁，果农手握喷杆沿着行距沟一路前行。喷杆上的2个喷头“呲呲”作响，灰白色的喷雾开始弥散，洒在两旁葡萄藤上的波尔多液瞬间让葡萄地涂上了一层白。在山东蓬莱市大柳行镇陈家村的葡萄地里，果农对记者说，因气候多变，今年“药季”任务繁重。
陈家村种植户陈洪伟坦陈，他承包200多亩酿酒葡萄地已3年有余，对打药了如指掌：6月到9月是葡萄的集中“药季”，从花期一直到成熟采摘，防治得当就能换来好收成。而一旦发病或打药滞后，只需几天时间，地里的葡萄全会烂掉，到头来白干一年。因此，打药不仅要及时，还要适当增加药量。陈洪伟说，200亩葡萄地，一年光农药就要花费5万元，平均每亩地要打250元的农药。记者从当地农资市场得知，一公斤农药“乐果”的市价约在10元，以此换算，一亩地的葡萄一年至少要“吃”20多公斤农药。
记者在烟台市辖区的蓬莱、牟平等地采访时，种植户对使用有机磷农药没有否认，“波尔多液主要是防病，一旦发病并引起落叶掉果，就得用‘乐果’、‘敌敌畏’有机磷农药等厉害药抢救。”
蓬莱南王山镇，有10多家农药化肥超市，一家店主告诉记者，葡萄病害有十几种，用的药也有好几十种。在蓬莱18公里“葡萄长廊”解宋营路边的一家小摊上，摊主一口气道出了霜霉病、褐斑病、炭疽病、白粉病等常见病虫害。在一家化肥农药超市里，记者看到柜台上用于防治果树病害的农药摆满了四个货架，不下于百余种。其中，像“氧乐果”“甲胺磷”“敌敌畏”等高毒、高残留农药也赫然在目。
“只要是人爱吃的东西，虫子也爱吃”，蓬莱市农业局果林办公室一技术人员对记者说，“虽然酿酒葡萄本身就抗病，但也免不了要打农药”。
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多处葡萄基地主要由多数国内知名葡萄酒企业采取企业化运作、种植户管理的方式进行集中防控管理，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个体散户向企业零售供给葡萄原料。给葡萄原料打农药，在当地已成公开的秘密。
曾任蓬莱市委书记、现任烟台市副市长的刘树琪在博客上披露：“蓬莱市除几个企业紧密型基地能达到无公害标准外，其它松散型基地远远达不到要求。特别是在农药使用上的问题尤为突出。有的使用化学农药，农药残留时间可达1年，严重影响了葡萄及葡萄酒的品质”。
据介绍，葡萄原料上的农药残留成分不会在复杂的葡萄酒酿造过程中被彻底隔绝。一位曾在烟台国有葡萄酒厂担任过厂长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在干红葡萄酒的酿制过程中，几乎不对原料作任何处理，果梗与葡萄皮也都不能去除。葡萄被压破后直接入罐发酵，不允许清洗，“因为清洗会带进水分影响原汁的品质”。
目前我国登记农药品种600多种，产品近2万个，登记农作物670多种，但仅有178种农药在92种农作物上有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这样的现实，远远无法满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对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需要。实际上，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落后，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农产品出口，甚至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如果农民的源头用药问题不解决，即使我国的登记管理再严，法规制订的再多，试验再多的标准，都是徒劳，因为问题的老根儿被忽略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建中说，他经过多年观察以及对农民使用农药的一线调研，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农药残留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用药失当。
今年夏季，李建中所在的中科院农药残留实验室进行了一项针对农民用药记录的调研。调研对象为抽样选取的北京、天津地区1000多户农民，历时3个多月。为了避免一些农民隐瞒用药实情，调研组就通过直接给农民钱的办法“买”他们的实话，并让农民在用药记录上签字、按手印。
李建中调研发现，农民打药随意性很强，“想怎么打药就怎么打？种西红柿，打一种农药向外卖，打另一种农药用来自己吃。农业部规定农药百菌清只能用在黄瓜上，采摘十天前不能使用。可是，农民就使用了，而且在采摘的头一天，还往上喷呢。按规定，一些农药只能喷2次，但农民却喷了3次。这才是我们食品达不到安全要求的根本所在。”李建中这样总结道。
李建中最希望看到的一天是，农民能够按照现有法规和农药标签合理、科学地用药，“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食品安全的隐忧，也不会在国际贸易中碰到那么多技术壁垒”。只是，眼下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谁来追究农民的责任？谁去监管农民使用农药？”李建中心中存有这样的疑问。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44期作者高胜科）
一阵阵“突突”声中，手扶式喷药机停在葡萄地沟旁，果农手握喷杆沿着行距沟一路前行。喷杆上的2个喷头“呲呲”作响，灰白色的喷雾开始弥散，洒在两旁葡萄藤上的波尔多液瞬间让葡萄地涂上了一层白。在山东蓬莱市大柳行镇陈家村的葡萄地里，果农对记者说，因气候多变，今年“药季”任务繁重。
陈家村种植户陈洪伟坦陈，他承包200多亩酿酒葡萄地已3年有余，对打药了如指掌：6月到9月是葡萄的集中“药季”，从花期一直到成熟采摘，防治得当就能换来好收成。而一旦发病或打药滞后，只需几天时间，地里的葡萄全会烂掉，到头来白干一年。因此，打药不仅要及时，还要适当增加药量。陈洪伟说，200亩葡萄地，一年光农药就要花费5万元，平均每亩地要打250元的农药。记者从当地农资市场得知，一公斤农药“乐果”的市价约在10元，以此换算，一亩地的葡萄一年至少要“吃”20多公斤农药。
记者在烟台市辖区的蓬莱、牟平等地采访时，种植户对使用有机磷农药没有否认，“波尔多液主要是防病，一旦发病并引起落叶掉果，就得用‘乐果’、‘敌敌畏’有机磷农药等厉害药抢救。”
蓬莱南王山镇，有10多家农药化肥超市，一家店主告诉记者，葡萄病害有十几种，用的药也有好几十种。在蓬莱18公里“葡萄长廊”解宋营路边的一家小摊上，摊主一口气道出了霜霉病、褐斑病、炭疽病、白粉病等常见病虫害。在一家化肥农药超市里，记者看到柜台上用于防治果树病害的农药摆满了四个货架，不下于百余种。其中，像“氧乐果”“甲胺磷”“敌敌畏”等高毒、高残留农药也赫然在目。
“只要是人爱吃的东西，虫子也爱吃”，蓬莱市农业局果林办公室一技术人员对记者说，“虽然酿酒葡萄本身就抗病，但也免不了要打农药”。
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多处葡萄基地主要由多数国内知名葡萄酒企业采取企业化运作、种植户管理的方式进行集中防控管理，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个体散户向企业零售供给葡萄原料。给葡萄原料打农药，在当地已成公开的秘密。
曾任蓬莱市委书记、现任烟台市副市长的刘树琪在博客上披露：“蓬莱市除几个企业紧密型基地能达到无公害标准外，其它松散型基地远远达不到要求。特别是在农药使用上的问题尤为突出。有的使用化学农药，农药残留时间可达1年，严重影响了葡萄及葡萄酒的品质”。
据介绍，葡萄原料上的农药残留成分不会在复杂的葡萄酒酿造过程中被彻底隔绝。一位曾在烟台国有葡萄酒厂担任过厂长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在干红葡萄酒的酿制过程中，几乎不对原料作任何处理，果梗与葡萄皮也都不能去除。葡萄被压破后直接入罐发酵，不允许清洗，“因为清洗会带进水分影响原汁的品质”。
目前我国登记农药品种600多种，产品近2万个，登记农作物670多种，但仅有178种农药在92种农作物上有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这样的现实，远远无法满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对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需要。实际上，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落后，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农产品出口，甚至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如果农民的源头用药问题不解决，即使我国的登记管理再严，法规制订的再多，试验再多的标准，都是徒劳，因为问题的老根儿被忽略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建中说，他经过多年观察以及对农民使用农药的一线调研，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农药残留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用药失当。
今年夏季，李建中所在的中科院农药残留实验室进行了一项针对农民用药记录的调研。调研对象为抽样选取的北京、天津地区1000多户农民，历时3个多月。为了避免一些农民隐瞒用药实情，调研组就通过直接给农民钱的办法“买”他们的实话，并让农民在用药记录上签字、按手印。
李建中调研发现，农民打药随意性很强，“想怎么打药就怎么打？种西红柿，打一种农药向外卖，打另一种农药用来自己吃。农业部规定农药百菌清只能用在黄瓜上，采摘十天前不能使用。可是，农民就使用了，而且在采摘的头一天，还往上喷呢。按规定，一些农药只能喷2次，但农民却喷了3次。这才是我们食品达不到安全要求的根本所在。”李建中这样总结道。
李建中最希望看到的一天是，农民能够按照现有法规和农药标签合理、科学地用药，“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食品安全的隐忧，也不会在国际贸易中碰到那么多技术壁垒”。只是，眼下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谁来追究农民的责任？谁去监管农民使用农药？”李建中心中存有这样的疑问。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44期作者高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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