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生（上）

2009-11-20 11:46
上篇：天降圣人，自强不息，文质彬彬 2500年前，即公元前551年，孔子生于鲁国，现今山东省曲阜城东南尼山附近。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却无子，很惨。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不幸的是孟皮脚有毛病（可能与小儿麻痹症有关），无法祭祀祖先，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老夫少妻的不容易。孔母曾听闻尼山山神颇为灵验。于是与孔父至山神庙，祷告拜神，乞求早生贵子。孔子因父母祷于尼丘山而生，故名丘，字仲尼。圣人诞生对人类而言是非同寻常的，是件大事，所以就必须笼罩于神奇的光环里，这是古今中外不变的“真理”。只要伟人诞生，总有异相总有征兆。耶稣诞生时，就有一颗星带引数位来自东方的博士来到产房上空停住了。孔子作为圣人也不例外。相传孔子将生之夕，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上写“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意谓他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这个典故成为“麒麟送子”的来源。等孔子出生时，只听得仙籁之音自天而降，萦绕不绝,五位仙人从五彩祥云中冉冉飘下显灵说:“天生圣人,天降音乐。” 更离奇的是，混浊的黄河水，忽然也清澈见底了，这就是“圣人出而黄河清”的典故。这个不知是杜撰还是机缘巧合？无论这些祥瑞是真是假，都没有为孔子带来幸福的童年。在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死了。孔家被那个连生九女显得人多势众的施氏掌管，施氏为人至少不具备仁德，跛脚的孟皮——孔子的哥哥，大孔子6岁，他的生母已在老爸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孤儿寡母的，生活艰难可想而知了。孔子对这段生活刻骨铭心，曾回味说：吾少也贱。孟子根据孔子苦涩的成长史，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话大家听得耳朵起老茧，这成为后世打骂教育的理论基础。孔子在母亲颜征在的教育下，自幼好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演习礼仪。但孔子学问的根基却得益于他的外祖父颜襄，他原本就是博学的老师，非常钟爱孔子，见孔子刻苦用功，寒暑不歇，于是倾其胸中所有的学问，逐步传给他。在外公的引领下，孔子渴望追求现实生活的真相，淡漠了生活物质欲望，孔子曾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除外公的引领，孔子的学问还得益于鲁国文化氛围的熏陶。鲁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所创，周朝的礼制就出于周公之手。鲁国建国之地殷商旧势力极重，因此，承担着周王室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推行周朝礼乐的使命。 所以在鲁国，周礼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上至鲁公，下至卿士，大事小事无不循礼而动。虽有条理，但也教条。在孔子12岁的时候，晋侯使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是个天然的大图书馆，这是成长圣人的好土壤。孔子15岁时，就在心中立定探究真理的志向。“十五有志于学。”当时鲁国礼教文化渐衰，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三军为四军，叔孙、孟孙各领一军，季孙领二军。当时军、赋统一，分军即分赋，所以当时称此举为“四分公室”（《左传·昭公五年》）。孔子17岁时，母亲颜征在走完了她操劳的一生，没有看见儿子的成功。孔子继承了父亲一个空爵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破落贵族，因此在季氏宴请贵族时，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这一年孔子开始任委吏（仓库管理员于会计出纳于一身），次年改做乘田吏（管理牛羊畜牧的人员，即弼马温）想当年，孙悟空认为自己才高八斗，这小小弼马温太憋曲自己，不单辞职，还大闹天宫砸场子。孔子却做得脚踏实地。据孟子回忆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 ‘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 孔子早具有社会主义工作不分高低贵贱的“时传祥”精神，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身为贵族，却没有丝毫贵族的架子，圣人就是圣人。回头想想自己，读了个大学，处处以大学生自居了，很多事都驳不下面子去做了，哪有孔子对生活的那份豁达和坦荡。青年时代的孔子生活指针是： “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 『⒎６述而第七』志于道，15岁他就立定了这个目标。德与仁，对从小就受鲁国礼教文化熏陶的孔子来说似乎顺理成章。游於艺，就是学着骑马射箭弹琴绘画等。总之，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孔子对生活达观，对学问却精益求精。这一点清晰表现在他跟鲁国乐官师襄子学琴上。孔子29岁的时候，学琴于师襄子，对自己的要求并不限于识谱弹奏，要是把握乐的旋律会演奏，又不限于演奏，要把握旋律的主旨神韵从而体验作曲者的思想境界，进而感知其为人。孔子这种学琴精神及造诣令他的老师襄子反过来对他辟席一拜再拜！孔子30岁了，对自身的学问充满了自信，认为自己知 “道”了，自称“三十而立”（《论语·为政》）。根据《史记》记载，这年前后，他开始创办教育，收徒讲学。在最早的弟子中，比较知名的有颜路（颜回的父亲）、曾点（曾参的父亲）、子路等人。这一年的孔子可谓意气风发，浪漫又理想化，同曾参的父亲曾点一样向往桃花源式的生活：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1.26）唯有郑国的子产逝世，让其哀痛不已。子产是当时的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在孔子9岁的时候，就执政郑国使其兴旺大治。那个时候的“国”，其实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省，因此文化人是不存在国界的。子产是孔子心目中偶像，非常崇拜，好比我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一样。子产“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思想对孔子重人道轻天道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从历史上看，也奠定了孔子周游列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逻辑。孔子对他的评价很高：“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他认为子产有君子之德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www.6park.com 三十而立的孔子显然没有立在一个好时代，现实的动荡无情裹挟着每一个人。人无法选择所在的历史，也只能任命运在动荡中起伏了，没有人能够逃避，即使贵为天子也不得免。在孔子32岁的时候，中央乱了!当年四月，周景王卒，其子猛继位，即周悼王。但祸起萧墙，王子朝造反将之杀死想自立为天下之王。可天下不答应，晋国出兵把他赶下台，匡扶周室，立景王另一子匄（gái），即周敬王。中央都如此乱，各地诸侯更是混乱。春秋时代，是个秩序解体信仰缺乏的时代，世风日下，道德败坏，人心不古。孔子对此还做了个古今对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17.16』）当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人人都有种，人人都自危，人人都想摆脱礼教的束缚，却都一股脑把自己砸进生活无穷的欲望和现实无尽的恐惧中。孔子对这样的时代无不嘲讽。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6.16）你不仅要具有周恩来的气质风度，还得具备赵本山式的精明忽悠，才配在这个世道混一混。相比之下，鲁国似乎还很平静。孔子在这份平静中，致力于“教学相长”中，在鲁国教育界有了很大威望。孔子34岁的时候，孟僖子，在鲁国的政治地位仅次于季平子，堪称第三号权势人物，他临死前都嘱其二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好事成双，孔子还得到鲁昭公的支持，与南宫敬叔等一起从山东跑到河南，到周都洛阳去朝拜周朝文物制度。身临其境，感性接触周文化后，孔子对其的认同感更强烈了。他曾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期间，遇见了同时代的伟人——老聃，《道德经》的作者。老聃姓李，名耳，一般世人都叫他老子，他的生卒不详，是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末年楚国人。老子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他终年泡在图书中居然没有成为书呆子，反而通达“道”的本来，通达人性，足不出户天下就能知天下。他的学问就是关于“天道”与“人道”的理论。本就是高手的孔子，于关键处被老子那么一点拨，孔子体验到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无止境，学无止境的宏大。老子向孔子系统地阐述了天地万物生灭变化之根本大道的宏论。孔子深受震撼，深思了三天三夜。弟子问其对老子的评论，孔子极为崇拜地说：“鸟，我知道它们善飞；鱼，我知道它们善游；兽，我知道它们善奔．对善奔的野兽，可用网缚捉；对善游的鱼，可用钩钓取；对善飞的鸟，可用箭射获．关于龙，我不知它是如何上九天的。老子的思想，就像是龙，合起来成一体，散开来成文采，乘驾云气而翱翔于阴阳之间．我看老子，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呀!” 老子对年轻孔子的洞察力也非常赞叹，但他看问题的方式很特别，总是一分为二。假如他中了六合彩，他会痛苦得哭，因为福之祸所依。假如他倒霉，他会释然地笑，因为祸之福所伏。非常辩证！据说黑格尔，就是在《道德经》的启发才走上伟大的辨证之路的。在孔子向他告别时，他就送了孔子一句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当孔子领受了老子的叮嘱兴冲冲返回鲁国时，无情的现实冰冷冷扑来。公元前517年，即孔子35岁的时候，鲁国的平静被两只鸡给撕裂了。起因是季平子与郈昭伯斗鸡，双方都作弊结果生了间隙，后来逐步升级，由斗鸡变为斗人。季平子武力强劲就出兵占据了郈氏的封地。郈昭伯于是向当家人昭公讨公道，要求昭公为他作主。恰巧鲁昭公正考虑如何压制压制“三恒” 翦除三家的势力，以恢复公室的权力。原来，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就被掌握在 “三桓”手中。三桓就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他们的祖上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分别是长庆父，次叔牙，次季友。因为都是桓公的儿子，故其后代称为“三桓”。 “三桓”中以季孙氏为大，把持鲁国的国政，代国君主持祭祀。他们专权行事，僭越礼制，如三家者以雍彻。这性质好比地区长官向天发誓要对全国人民负责。孔子嘲讽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对天下负责，有诸侯和天子在，关你“三恒”的屁事，有了点权势就意淫，搞笑不！更严重的是季孙氏祭祖竟用了天子礼仪——八佾之舞。所谓“八佾舞”，就是舞蹈者列成八排，每排八人，共八八六十四人，边歌边舞。这是周天子祭祀时用的规格最高的舞蹈。季孙氏用八佾的性质如同台湾地区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过把瘾。孔子对此曾痛心疾首，批判道：“八佾之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在孔子眼里，季孙氏是鲁恒公之后，也是周公之后。周朝的礼制都出于周公之手，身为周公的子孙，是礼制的正宗守护者，不仅不懂得珍惜，反而带头破坏践踏礼制，这简直是自虐行为嘛！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虽气愤，但内在的对季孙氏的劝谏成分还是很浓的。鲁昭公不信劝谏，信实力，隐忍了很久等待的就是一个机会。如今天赐良机，他就毫不犹豫地挂帅亲征季孙氏。三恒又岂是傻瓜，唇亡齿寒的道理还是懂的，于是三家联合反抗。昭公一对一还行，一对三就抗不住了，真是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兵败后他被自家兄弟逼出了鲁国，跑到齐国去了。那个为了只鸡的郈昭伯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严格说来，这场动乱就是兄弟暱于萧墙。历史上把鲁国的这次内乱形象称为“斗鸡之变”。《史记·孔子世家》这样记载：“孔子三十五岁，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鲁乱。” 鲁国乱了，孔子也因此率领弟子到齐国避难去。途径泰山的时候，遇一妇人哭诉亲人被虎咬死仍不愿离开此地时，不由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慨叹！（见《礼记·枟弓下》）。到齐国后为高昭子家臣，借以进见齐景公。齐国的始祖就是钓鱼不用弯钩，喜欢愿者上钩的姜子牙，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功，被分封於齐（现今山东）。齐国领地本属于东夷族，就是那个诞生战神蚩尤所在的民族，蚩尤与黄帝十战九胜，最后一战因孤军深入得太深而败，从此被华夏族兼容。姜子牙本人就是东夷人，被周武王派到齐国是其以夷制夷的战略。战略很成功，齐国临海，有鱼有盐，土地膏腴资源丰富，因此经济发达。再加之东夷人不象鲁国人文化包袱过重，天性开放爽朗自然如海，因此思想活跃。两大因数使得齐国活力十足，长时间保持政治清明。齐国的昌盛时期主要是姜太公、齐桓公、齐景公、齐威王、齐宣王主政的时期。齐桓公就是公子小白，居然敢于重用有杀身之仇的管仲为相，可见其内心的明朗。胸中城池沟壑太多是不可能如此的。管仲治国天马行空，开拓性设立了国家妓院，规模达1万七千家。古今无有。那个时候妓院叫“女闾”，管仲设女闾应该是在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之间。这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公元前594年)至少还要早50年以上。因此有人说管仲是“世界官妓之父”，后世爱面子的我们总是以“世界之最”自豪，唯独对这个讳莫如深，只有妓院从古至今坚贞不渝地供奉着管仲，视其为保护神。因此，齐国和鲁国虽近在咫尺，一个舒展开放，一个压抑保守，有天壤之别。齐景公是齐桓公之后的复兴之主。他政治上开明，不仅善于讷谏还和祖先小白一样善于任用贤人。孔子也算是鲁国贤人，这样齐景公就召见了孔子，向他讨教政治学。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能得而食诸！”（《论语·颜渊》）。齐国的现状是人性过于自由舒展开放显得散漫放纵，当然需要加以适当的纪律约束嘛，否则自由过火走向其反面，就不是开放而是混乱了。言论的精妙不在于你内容有多花里胡哨，而在于你是否切中了现实问题。因此，孔子一句话就说到齐景公的心坎上了，他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剂药方很赏识，打算把尼溪之田封孔子，让他搞搞试验田。但因晏婴激烈阻挠，没有成功。晏婴也是一代贤相，辅佐过齐国三代国君，齐景公非常敬重。因此，他反对孔子可能不是心量问题，而是政见不同。鲁国搞得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礼教，最终结局如何呢？晏婴可能看到了这副药方的副作用，还可能担心孔子搞同化。晏婴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孔子当时提出了 “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 （『⒍２４』） 的理论。但依我看来，这一句话可并不表明孔子想把齐文化同化成鲁文化。当时的齐国“质”多，人性的自由成分太多，显得“野”，像灌木丛；鲁国“文”多，文是对真理的追求。追求真理是好事，可硬逼着人家追求就会压抑人性。好比学知识是好事，家长就不顾及孩子的天性硬逼着学，好事也就变坏了。为了崇高的目的而牺牲人性，仿佛一盆景，是人工扭曲自然的“杰作”，虽美却小器，这就“史”。（明清两朝的历史就是搞“盆景”的历史，其极端便是女人裹小脚，还美其名曰三寸金莲。还有至今还当个“熊猫”视为国粹的京剧，把情感丰富的脸僵化成一张张冷冰冰标准化的脸谱。这都是伟大又可怜的“盆景工程”导致的！）孔子的愿望是要把自由舒展的人性渐渐引领到对真理的追求上来，引领灌木成长为参天大树。所以说是：齐一变，至于鲁。对真理不懈地追求就能让人获得内在把握真理的能力，而与真理同在，从而知晓自己存在的意义（知天命）而与真理共进展。所以说是：鲁一变，至於道。人人都通达于宇宙本质规律，人人都知晓自身的天命，我们就可以轻易化解现实的困境，不断超越现实，构建人间胜境，演绎真理的至善至美。孔子对这样一幅哲学图非常憧憬，他要借助齐景公在齐国实践一番。但齐景公只爱好养骏马和烈狗，对孔子的大道理一窍不通。他只知道拿孔子当枪使，以对其日益骄纵的臣民进行纪律约束。孔子为了实践其理论，似乎也乐意被他当枪使。他和景公一拍即合，却惹毛了散漫惯了的齐国人。齐国人不敢拿齐景公出气，火都发在孔子身上。在孔子37岁的时候，齐大夫甚至公开扬言欲害孔子，齐景公因众怒难犯，不敢继续拿孔子当枪使，婉言拒绝说： “吾老矣，弗能用也。”（18.3）于是孔子不得不自齐返鲁（见《史记》·孔子世家）。据孟子回忆说，返鲁时形势险恶，仓促中把正在淘的米未及做饭即提起来一面走路一面滤干。（《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 www.6park.com 在齐国的两三年，可谓是潦倒而来，狼狈而去。原因是他忘了老子为他量身打造的名言警句：“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忘了的原因可能跟孔子年轻气盛涉世不深有很大关系。犹如年轻的医生把握了病情开出了对症之药，却因没有把握病人的心态而强行灌药，适得其反失去信任而被扫地出门。这次失败至少证明年轻的孔子还没有把握“人性”，还没有入“人道”。但孔子在齐国并非一无所获。他在齐太师处，听到《韶》乐，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兴奋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韶乐，相传是舜时代的音乐，是音乐化的《道德经》，以跳动的旋律展示着真理的脉动，犹如圣灵降临人世，上帝在细语召唤，这是能让人感触真理领会真理体悟真理的终极音乐，可惜已经失传。中国神秘的推背图中有预言：神州自有中天日，万国衣冠舞九韶。那个“韶”指的就是韶乐。真心期待中国出个能重建韶乐的音乐大师！孔子返回鲁国后，可能对在齐国的失败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从而领悟了“人道”，因为“反求诸己”一直就是孔子的座右铭。于是孔子将“天道” 与“人道”的学问一以贯之，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成就了自身洞悉现实的超强本领，达到了 “无惑”的境界。在孔子40岁的时候，自称“四十而不惑”，仿佛历史的画卷还没展开，孔子一切就了然于心。切不要以为孔子在吹牛，他成功预言了中国历史三千年的走向就是证据。（具体见《孔子与历史》）这是任何一个不具备现实穿透力的历史学家所无法企及的。 www.6park.com 在这一阶段，周礼衰微到几乎被人遗忘。各国间没有了政治束缚，于是自由竞争，开展起大国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游戏。无数弱小的诸侯国就此湮没，在历史中仅留下一个“姓”。各国内部也因礼的衰微而内讧不已，如专诸刺吴王僚，无论谁是谁非，这样的恶性政治暗杀事件层出不穷。晋国为防止内部混乱，制定了刑法，还将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在古人眼里，鼎是与神沟通的，是神圣不可玷污的。刑书不过是人制定的规矩，怎么能刻写在鼎上呢？这性质等同于我们在五星红旗上写标语。可晋国为什么执意如此？不过是借重鼎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以加强刑书的威慑力。由此可见晋国的混乱程度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有弑君的三十六次，内中有些竟是儿子杀爸爸。乱到极点！当时的国君们日子过得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日日夜夜被烧烤于内忧外患之中。但鲁国却因昭公的死亡，局势反变得平稳。原来，鲁昭公自兵败被自家兄弟轰出家门后，就开始了他寄人篱下的流亡政府的生涯。刚开始寄于齐景公，景公就夺下一个鲁国一块地方供昭公居住，真可谓惠人不费！昭公在齐处处仰仗齐景公，还指望借助齐国的力量来复国。这使得齐景公虚荣膨胀，发展到后来，居然在昭公面前自谓“主君”。大家都是诸侯，周礼面前人人平等，说景公不懂礼貌太轻，简直就是对昭公的轻蔑，对礼法的践踏嘛。昭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气愤地离开齐国投奔晋国，居于乾侯(晋地， 河北成安一带)。在孔子42岁的时候，鲁昭公病死于此，结束了他从“斗鸡”兵败算起8年的政治流亡生涯。鲁国的季孙意如于是立昭公弟弟弟公子宋，是为鲁定公。从此，鲁国的高层兄弟间总算又平静下来。鲁国政局稳定客观上为孔子潜心学问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年的孔子对现实浮华已然不计于心了，只潜心于对天道和人道的研究中，体验着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快乐哲学。他对这样的生活非常满意，曾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7.2述而）因为“道”是在在处处无所不在的，却又视之不见，听而不闻，传之不得的，在物为天道，在己为人道，所以只能默而识之。学而不厌是加强对其的认知领悟。诲人不倦是把对天道对人道的知识加以传授。人过中年，孔子稳重了，我们的大师定型了。孔子46岁的时候，孔子率孔鲤与部分弟子观鲁桓公庙宥坐之欹器，对孔鲤与弟子们说：“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 孔子还感慨说： “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原来宥坐器，又名欹器，内中无水便不正，半满则正，水太满又倾覆了。那个时候，明君常常放在身边，当作劝戒之器。孔子进一步细化了宥坐器的象征意义，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聪明圣智，守之以愚；功破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荀子·宥坐》）。这些思想其实是老子“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思想的具体体现。宥坐器是古代中庸思想形象化，看来，孔子的中庸思想不属于独创，而属于文化继承范畴。孔子47岁时，遇到件恶心的事情。当时鲁国的大权落于季氏，季氏又受制于家臣阳虎。当年六月，鲁国季孙意如（季平子）死了，其家臣阳虎把其子季孙斯（季桓子）软禁起来，自己专权鲁政。阳虎很能干，长得还很像孔子，但心地像曹操，是个为了个人发展可以置社会于不顾的家伙，即宁可我负天下，不可天下负我。对孔子这样的英才，他求贤若渴，得到了不就是如虎添翼吗。因此他急想见孔子请他出山。孔子可不想为虎作伥，再说陪臣执国命能有几年好光景，因此始终不和他相见。阳虎心生一计，给孔子送上一份厚礼，利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所谓“礼”的精神逼孔子来见。这一手很厉害，可孔子作为圣贤也不迂腐，专挑个阳虎不在家的日子去回拜。不料还是在路上遇到阳虎，大概工于心计的阳虎早防着这一手，要不哪有那么凑巧的事！被人逮个正着的孔子不得不跟他见面了。阳虎拿着官腔绷着官脸劝孔子出仕，话说得大义凛然，令孔子找不到任何托词，于是口头答应下来，但内心却认为阳虎 “巧言令色，鲜矣仁！”（『⒈３』）。（『17.１』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孔子对阳虎都说“诺”了，可终不仕。言必信行必果的孔子对阳虎撒谎了！后世的孟子为替孔圣人打圆场，提出了著名的命题：君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导致后世不良文人油腔滑调变成人精。如今的孔子可不是当年17岁时那个破落贵族，可以任意遭阳虎的戏弄，因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弟子三千，在鲁国以至周天下都声望猛烈。因此孔子骗就骗了，阳虎刀枪的硬功夫面临孔子强大的软实力也奈何不得。于是有人就替孔子着急了，怎么不出来做官搞政治呢？鲁国在阳虎手中日新月异，跟着他混富贵如探囊取物，也可以由此振兴鲁国使得鲁国人民得到实惠呀。孔子找了个托词说：“让人相互敬重如同孝敬长辈，让人团结和睦如同兄弟姐妹，把这种情怀广而推之，就是搞政治。我就是这样搞政治的，为啥子非要做官才叫搞政治呢？” （『⒉２１』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但孔子还道出了内心感受：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17.１６』）孔子早洞悉出阳虎执政将导致鲁国政局动荡，于是便闭关修《诗》、《书》、《礼》、《乐》，以教弟子，开始了他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 （『⒎１』述而第七）的文化继承发扬事业。 三年后，即孔子50岁，终于将天道与人道的学问融会贯通为一，从而大彻大悟，领略到了人“人之生也直（直而为万物之逆旅）”的人生终极意义。孔子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树立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积极进取的哲学思想。这一年，孔子自觉闭关已经修成正果，打算出关，去实践自身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