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废墟 作者：陈行之

一种制度既然用将近60年造就了一个废墟，你又怎么可能希望在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将消失了的文化再度重新呼唤回来呢?...我们看到了北京胡同用清一色的灰色墙漆伪饰起来，看到人为营造的文化氛围，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表面上的光鲜明亮与内里阴暗潮湿的严重不和谐，甚至于完全的分割和断裂。这是典型的废墟情景，它既不反映过去，也不体现未来，那只是一种无可奈何，一种得过且过的权宜之策。这样，文化，甚至作为一种痕迹也将不复存在……我们的革命最终所求，不正是如此吗?既然这样，还有什么耿耿于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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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来自以下几种数字：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危房率为5%，而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50%，也就是说，一半成了危房。北京市政府2000年12月提出，要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危旧房改造计划，这样，就需要成片拆除164片区域。读者能够看出，数字的列举缺乏专业水准，太陈旧，而且没有反映目前状况。然而我手头没有最新资料，所以我既不知道16年以后的危房率是多少，也不知道北京市政府在过去的5年里究竟拆除了多少片危房，是正好164片呢，还是461片、641片、416片、614片、146片?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笔者所在二环路内侧的官园桥到阜成门桥之间，推土机正在日夜轰鸣，胡同正在成片消失，而这片区域，正处在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内。以政府文件形式公布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尚且遭到如此厄运，那些不在保护区之内的区域又将如何，可想而知。
许多到过北京的西方记者和旅游者，似乎比中国人更钟情于那里的胡同和四合院。他们常常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和游记，对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北京胡同的日渐减少;对蕴含着温馨和谐理念的北京四合院的日益消失，感到不解和惋惜。《泰晤士报》曾经刊登一篇题为《在对“混凝土和玻璃”的热情中城市埋葬着它自己的历史》的文章，描述了一位失去故居的京城市民怀着无奈和沉重的心情，在旧居原址寻觅着昔日的回忆……其中有这样一番描写：老王在成堆的碎石瓦砾中小心翼翼地走着。他说：“这里是我的家，是我住了一辈子的地方，我真不敢相信。”他开始痛哭流涕。在这条胡同的另一边，在一座正被拆毁的院子里，一位妇女正用脸盆从屋外的水龙头下接水。“开发商要我们离开这里，因为他们想拆除这座院子。”说完，她急忙转身回了家——这里曾是北京一家有钱人家的优美的四合院，这个院子里目前拥挤着几十户人家。文章说，现在几乎没剩下几座真正的四合院。城市规划者决心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前将北京建成一座时髦的新城市，北京的城市规划机构总是在保留还是拆除旧建筑物之间摇摆不定。开发商想用玻璃和混凝土结构的高楼取代日渐破败的四合院。北京胡同文化研究专家张先生说：在北京的近4000条胡同中，只有不到500条保留了下来。在62平方公里老城区中，有1/3以上已被拆除，每年拆毁的旧房数量则多达1万间。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北京这样进行着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变革。对于拆除旧城，一直就有反对的声音，其中一个便是世界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他说：“他们应该保留老墙和老城，在城外修建摩天大厦，就像巴黎那样。”而这正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的计划：主张在北京城墙以西地带建造新北京，但他的主张遭到了权力的拒绝。一些中国专家说：“这个错误已经无法弥补。”
前不久，在德国求学、工作多年的台湾建筑师沈祉杏在北京成立事务所，面对北京整个城市的支离破碎、被各种匪夷所思的规划所分割，痛心疾首地说：“在这个城市中，你想穿过去，过不去，这边被一个高级小区挡着，那边被什么挡着。柏林是一个步行城市，你想怎么走，没有什么高级小区让你过不去，高级小区、低级小区，什么小区，它都是开放的，你可以穿过去。”沈祉杏不认为这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很多资源应该是市民共享的，在这里都被私有化了，没有市民空间。这很严重，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上述话语至少有两点耐人寻味：一，北京市的历史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样遭到毁坏的;二，在今天大规模的拆迁建设当中，我们能否避免北京的胡同文化被完全损毁?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起初，我对“50年代初，北京只有5%的危房率”这个说法颇有疑惑。中国近代史充满了战乱和饥荒，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困苦，这种状况首先应当在人民的住房状况上反映出来。北京这个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首都的地方为什么不但没有表现出断壁残垣式的凄凉，反而是一个保存完整、甚至能够用“崭新”(相对于50%的危房率)这个词来形容的城市呢?这个问题必然带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战争频仍、生产并不发达的旧社会北京能够保持建筑的基本完好，而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据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社会制度管制之后，经过各种个样改造人性的历史风云的磨砺，这座城市没有比以前更迷人，为什么在今天反倒变成了一个到处都需要重建，需要维修、到处漏雨、四处漏风的贫民窟式(请原谅我使用这个词汇)你的城市? 5%的危房率何以就上升到了50%?历史在这里画出了怎样一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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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常识的角度对这个事情进行分析。
我们设想有一个叫贾三的小绸布商人，在后海地区买了三间房子，贾三的全部人生动力就是想方设法多赚一些钱，把三间房子换成一个独立的院落，于是，他起早贪黑，诚实守信地经营，结果竟然就真的积攒起了购房的资金。他跑了很多地方，最后相中了西四牌楼附近一条胡同里的一个小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房屋已经老旧，但是并没有变形：没有塌脊，这说明房屋木料很好;青灰小瓦看上去虽然已经不那么鲜亮，质地却极好，敲起来就像瓦盆一样发出清脆的响声;一个屋檐露出了椽子上面铺的草席，脱落了几块小瓦，不是什么大毛病;院子里青砖漫地，虽然被踩踏得出现磨痕，但是最大部分仍旧和当初铺下去时候一样整齐，只更换百十来块新砖就可以了;由于常年无人居住，屋子里显得有些凌乱破败，缺少人气，这不是问题，住进人来，人气自然就会有了……最重要的是，东西厢房很好，基本上不用在花钱整修，儿子贾小三和儿媳就可以住进去，贾三期盼五个月以后从那里传来孙子的哭声。贾三用适当的价格把院子买了下来，然后，又花了相当于买房钱款三分之一的钱进行了整修翻建，一个月以后，全家四口人就欢天喜地搬了进来。与此同时，贾三绸布庄的买卖也不错，现在，他开始想扩大店面的问题了。
正在这个时候，东北的战事出现了谁也想不到的结局——辽沈战役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掉转过身子，打响了平津战役，把古城北京围了个水泄不通。高官权贵们携带着细软仓皇出逃，有的到了上海、南京，有的从天津港上船逃奔香港，成片的房屋撂了下来，成为无主房产，一些原本没有住房的城市贫民趁机涌了进去，永久性地占有了这些房屋。
贾三无法割舍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家业——齐齐整整的四合院，四合院里老少三代的笑声，还有那个蒸蒸日上的绸布庄，目前，儿子贾小三已经接过去了生意上的大部分事务，贾三从儿子身上看到这个家庭的美好前景。他无法做出离开的决定，他的儿子也不想离开——贾小三说：“共产党也得让老百姓过日子，共产党也得让这市面上有东西卖不是?”于是，贾三把手一挥，说：“咱哪儿也不去!”听了掌柜的最终决定，全家人都欢天喜地，就像刚搬到这个四合院的时候那样。
解放军进城了，小商人贾三一家到德胜门去欢迎，回到家里，全家人兴奋异常。贾三接过儿媳端来的清茶，咂摸了一口，富于经验地对儿子说：“老毛厉害，和老毛比，他老蒋算个什么玩艺儿?!你单说这和平解放北平，就有多大的智慧，多大的招数?”“是啊!”鼻子底下留了胡须的贾小三赞同地说，“没用炮轰，东西都留下来了……”贾小三自然想到了绸布庄，想到了生意，就对父亲说：“爸，你看我是不是再从杭州进一点儿货?”父亲收敛了笑意，沉吟了一会，问还有多少存货?贾小三说了。“既然这样，就慎慎儿，”父亲说，“再慎慎儿。孩子，再怎么，这也是乱世呀!现在南北路不好走，慎慎儿有好处。”贾小三听话地点点头。
慎慎儿是对的，不仅因为战争导致进货通道有了问题，还因为进城以后的共产党没过多久就开始搞公私合营，小商人贾三的绸布庄名义上归他所有，但是实际上的产权已经发生转移，他对于这个店面已经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利。“你听他们的，”贾三对心灰意冷的儿子说，“他们说怎么弄就怎么弄。”结果绸布庄就给弄垮了。贾小三回到家里，痛哭了一场。贾三把脸绷得紧紧的，什么话也不说——从此以后，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就变得沉默寡言，家里人都害怕他。
四合院需要整修了，但是又听到消息说，所有房屋都要充公，贾小三就自己动手抹抹灰浆，砌块砖头，能凑合就凑合。“十年浩劫”前夕，贾三病死，临死的时候什么都没说，一粒豆大的泪珠从脸上滚落到枕头上。又过了半年，老伴也死了。后来，胡同里沸腾起造反的狂潮，解放以前有一点家产的人都遭到冲击，一条胡同就被打死十几口人，贾小三战战兢兢等着大祸临头。有一天街道办事处的干部突然就来宣布，这个院子被没收充公了，产权归房地产管理局。让人十分惊讶的是，第二天就有三家人把家搬了进来，分别住了东西厢房和正房五间中的两间。贾小三一家五口(老伴和两儿一女)住剩下的三间正房。
过了半年，政府为了解决居民住房困难问题，又让这个院子里的四户居民进行紧缩，又搬进来两户人，贾小三只剩了两间。参加工作的大儿子搬到工厂宿舍去住了，家里剩了老伴和上中学的小儿子和女儿。儿子和女儿都大了，贾小三就让儿子住在自己搭建的厨房里，直到去山西插队。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的时候，这个院子里的六户人家已经繁衍成十三户人家，住房都极为狭窄，就趁机在院子里搭建地震棚，这些地震棚成了永久建筑，密密实实地住进了人。贾小三把厨房扩大了两平方米，让从山西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当糊纸盒工人的儿子居住，儿子竟然就是在这个小厨房里结了婚，生了子。小小的四合院里的房子，不管原来的正房、厢房还是搭建起来的，都破旧得的不能再破旧了，每逢天阴下雨，屋里和外面一样，外面停了屋里还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房管局管理那么多房屋，顾得了这家顾不了那家，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保养。
八十年代中期，贾小三得癌症死了，贾小三的老伴迎来了落实私房返还政策——这仅仅是名义上的产权返还，你怎样让这个院子里的十六户人家搬离这个地方?即使他们搬离了，老太太又哪里有钱修缮房屋?和解放以前家里开绸布庄的时候相比，她成了彻底的无产者。最终，老太太也死在仅有的两间破旧正房里，由下岗了的女儿继续留守，直到今天。现在，这个女儿一天天盼着政府拆迁，这样，她和两个生活拮据的哥哥都能从爷爷留下的房产中得到一点儿救命钱——已经腐朽了的房子，留下去有什么用?
贾三——贾小三——贾小三的儿女三代人的经历，基本上概括了北京有房产的人的经历。他们的房产就是这样伴随着他们的人生历程，从极为珍重到不怎么珍重，从不怎么珍重到完全放弃……到最后，那个小四合院只能成为一片废墟。
“无恒产者无恒心。”一个不对所住房屋拥有产权的人当然也没有义务没有心情照护好这个房屋，当然也就无心维护它和扩大它。整个北京城的危房比例从5%上升到50%，都是在类似情况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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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胡同是私有制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产物，这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一旦受到扰动或者说被人为撕裂，它的被损毁甚至于消失将成为不可避免。当人们严厉谴责开发商肆无忌惮地毁坏北京胡同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这些开发商在一定意义上是在代人受过——毁坏北京胡同和传统文化的不是他们，他们绝对不具备改变和毁坏一种文化的力量，改变和毁坏这种文化的是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革命。
今天，我们固然认为目前北京的房地产开发是一场权力和资本的盛宴，固然可以抨击这种野蛮的攫取和破坏，但是，如果我们理性一些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我们今天收获的是1949年那场革命播种下的东西，换一句话，我们收获的是所有制改变以后产生的后果。在建筑文化领域，我们收获的1949年播种下的东西必然造就的结果，这一片曾经辉煌灿烂、代表一种文化的城区，必将被损毁和消失，结束其作为文化符号的使命，成为一片废墟。
能不能够阻止房地产商进行破坏性的开发，以保持北京历史文化的延续?不能。我认为不能。理由有二：第一、任何一个走进北京大杂院的人都会感觉到一种拥挤在一起的可怕的贫穷(普遍收入不高)和愚昧(斤斤计较，素质低下，邻里关系紧张)，感觉到废墟一般的没落，对这样的区域，如果不进行成片开发，这些乱七八糟的民房(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所有的)怎么办?如果仅仅在里面做局部拆建，难度大，费用高，并且无法安置目前已经密集到极点的居民，无法阻止它的进一步衰败。第二、即使是私人房屋，因为房主就像那个失去了绸布庄的小商人贾三一样失去了积累财富的手段，社会又没有提供让老百姓提高收入的措施，你又怎么能够指望月收入一千多元的人拿出巨额资金进行房屋修缮或者建设新的房屋呢?你又怎么能够阻止他把房屋住成贫民窟模样呢?我们伟大的祖国首都竟然隐藏着如此规模的近似于贫民窟状态的民居，对于政府来说当然是脸上无光的事情，再加上巨大的利益驱动，成片开发就会成为不可避免，正如十几年来我们看到的那样。
一种制度既然用将近60年造就了一个废墟，你又怎么可能希望在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将消失了的文化再度重新呼唤回来呢?是呼唤不回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善形象，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成片开发似乎是一种最符合经济学原则的选择。也就是说，铲除掉废墟，建设起完全体现我们目前社会体制本质的整齐划一的建筑。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北京胡同用清一色的灰色墙漆伪饰起来，看到人为营造的文化氛围，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表面上的光鲜明亮与内里阴暗潮湿的严重不和谐，甚至于完全的分割和断裂。这是典型的废墟情景，它既不反映过去，也不体现未来，那只是一种无可奈何，一种得过且过的权宜之策。这样，文化，甚至作为一种痕迹也将不复存在……我们的革命最终所求，不正是如此吗?既然这样，还有什么耿耿于怀的呢?
我们无法不耿耿于怀，毕竟，我们是在失去我们极为珍重的文化。当那些学者专家在用尽全部气力呼号而没有结果的时候，当所有人在胡同废墟前唏嘘哀叹以至于嚎啕大哭的时候，我们应当想一想，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遗失我们自己的?既然我们连自己都遗失了，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能够不被遗失吗?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都是那个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小商人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