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金元券危机竟然是我党卧底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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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1903-1963,号筱泉,笔名动平。山西汾阳人。1927年前往欧洲出席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经与会的中共代表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回国,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廖训振告诉记者,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
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但他没有提到,冀朝鼎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建议,正是因为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才得以施行。
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
宋子文控制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收了112个纺织行业企业;孔祥熙则控制了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几乎完全垄断了粮食市场和面粉市场。
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成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
荣德生一语中的,“与民争利”,切中要害。
这样,过去由江浙财阀支持的国民政府,一跃而控制国家全部资产的近90%。南京不仅通过战争整合了地方政府和军队,也终于有实力从经济角度去统一割据。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1963年冀朝鼎去世后,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出现在追悼会上。这个单位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
本刊记者通过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获知了他对冀朝鼎的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