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虚假新闻谁说了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4:32:29
虚假新闻谁说了算？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邵建200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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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媒体刊登财富集中高干子弟的虚假新闻被查》（以下简称《被查》），这里关键的在于来自四媒体的新闻是否虚假以及如何证明它虚假。现在，读者只看到它被判为虚假，但，我们不知道真实的、不虚假的信息是什么。因此，尽管媒体被查处，我们不但没有释疑，疑惑反而增大。
《被查》一文提供给我们的查处理由是：“经查《上海证券报》2006年10月20日刊登的这篇文章采用的部分数据系境外反华网站刻意编造。”
莫非对新闻真实与虚假的判断不是看报道，而是看来源？按此逻辑，凡境外亲我之媒，其报道的真实性就无需考量。俗话有“任人唯亲”，难道还有“认言唯亲”，抑或，新闻真假可以以“我”划线？毕竟报道的来源与真假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可混淆，否则迷乱的终究是我们自己。落实到此事，先不说《上海证券报》的报道只是采用了人家的“部分数据”，即使这“部分”有问题，那没有问题的部分是否也揭露了该问题的真相？再者，就像我们可以反美，人家也可以反华，这些我们可以不管，只是我们怎么知道人家的数据是“刻意编造”出的呢？“意”，是对方内在的主观形态，外人无由知晓。就像法庭断案，只涉及事实本身而不便涉及动机。我们只要拿出真实的数据指出它虚假即可，刻意与否，与我何干。然而，《被查》一文的表述，只是指出了对方的刻意，并用它来判断数据的虚假，这实在让读这条新闻的人摇头叹气。即使要处理，也不能把处理理由处理得如此低劣，这岂不让外人笑我本朝无人。
当然，这也是被查处的缘由：既然是境外假资源，但四家媒体“仍在引用或转载此假信息，严重误导读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但这显然是一种读者歧视，读者也不是那么好误导的。在这四家之前，社会上久已流传类似的说法。即使没有这四媒体，也无改于那种共识像滚雪球一样扩大。那么，查处这四家媒体是否会改变那种共识的形成呢，其情形也许和查处者的主观愿望相反。
在权力没有提供让人信服的数据之前，人们很难相信那所谓的“虚假新闻”是假。“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大观园外的刘姥姥们尽管没有大观园内的数据，但他们对大观园的判断居然需要数据吗。“权贵资本”的概念早已不胫而走，即从历年来各路媒体曝光的权力贪腐案来看（尽管只是冰山一角），也在表明权力对资本的贪婪。在路人皆知的社会共识面前，权力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数据来说服公众。结果，谁也没看见真实的数据，只看见媒体被查处。如果说四媒体的报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那么，查处本身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它等于告诉人们，什么叫“欲盖弥彰”。
这次查处，显然是权力对新闻的干涉。当你指控媒体的报道数字是虚假时，那么，谁主张谁举证，向全社会提供哪怕是你认为真实的数据，该是你的责任。然而，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可期待。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动议自1988年就开始提出，可是20余年过去，我们所得知的依然是这句话“时机不成熟”。不是时机不成熟，而是权力不愿意。在这不愿意的后面，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秘密（其实是公开的秘密），难道我们还需要什么数据才能构成我们的判断吗。何况，就权力和媒体的关系而言，即使四媒体的报道虚假，权力除了自证清白，它其实并不能动用公权查处。因为新闻是否虚假，不是由权力说了算，权力甚至没有裁决的权力。媒体本来就是监督权力的，它的报道或许有偏差，但这个偏差也无以构成权力打压的理由。社会对权力信任，一条报道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只有当报道因其偏差而触犯具体的权力者时，他倒可以走法律的道路，起诉媒体，尽管这种起诉多半不起作用。
因此，就虚假新闻而言，报纸如果出问题，是购买该报纸的读者的事，也是法律的事，不是行政权力的事。现在读者对报道没有什么不认同，倒是权力对媒体出手。这次是新闻出版部门对上述四家报纸刊登虚假新闻提出严厉处理，请问，这里到底依的是什么法？请连同以上我们所要求的真实数据，一道拿出来看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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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一文提供给我们的查处理由是：“经查《上海证券报》2006年10月20日刊登的这篇文章采用的部分数据系境外反华网站刻意编造。”
莫非对新闻真实与虚假的判断不是看报道，而是看来源？按此逻辑，凡境外亲我之媒，其报道的真实性就无需考量。俗话有“任人唯亲”，难道还有“认言唯亲”，抑或，新闻真假可以以“我”划线？毕竟报道的来源与真假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可混淆，否则迷乱的终究是我们自己。落实到此事，先不说《上海证券报》的报道只是采用了人家的“部分数据”，即使这“部分”有问题，那没有问题的部分是否也揭露了该问题的真相？再者，就像我们可以反美，人家也可以反华，这些我们可以不管，只是我们怎么知道人家的数据是“刻意编造”出的呢？“意”，是对方内在的主观形态，外人无由知晓。就像法庭断案，只涉及事实本身而不便涉及动机。我们只要拿出真实的数据指出它虚假即可，刻意与否，与我何干。然而，《被查》一文的表述，只是指出了对方的刻意，并用它来判断数据的虚假，这实在让读这条新闻的人摇头叹气。即使要处理，也不能把处理理由处理得如此低劣，这岂不让外人笑我本朝无人。
当然，这也是被查处的缘由：既然是境外假资源，但四家媒体“仍在引用或转载此假信息，严重误导读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但这显然是一种读者歧视，读者也不是那么好误导的。在这四家之前，社会上久已流传类似的说法。即使没有这四媒体，也无改于那种共识像滚雪球一样扩大。那么，查处这四家媒体是否会改变那种共识的形成呢，其情形也许和查处者的主观愿望相反。
在权力没有提供让人信服的数据之前，人们很难相信那所谓的“虚假新闻”是假。“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大观园外的刘姥姥们尽管没有大观园内的数据，但他们对大观园的判断居然需要数据吗。“权贵资本”的概念早已不胫而走，即从历年来各路媒体曝光的权力贪腐案来看（尽管只是冰山一角），也在表明权力对资本的贪婪。在路人皆知的社会共识面前，权力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数据来说服公众。结果，谁也没看见真实的数据，只看见媒体被查处。如果说四媒体的报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那么，查处本身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它等于告诉人们，什么叫“欲盖弥彰”。
这次查处，显然是权力对新闻的干涉。当你指控媒体的报道数字是虚假时，那么，谁主张谁举证，向全社会提供哪怕是你认为真实的数据，该是你的责任。然而，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可期待。官员财产公示的立法动议自1988年就开始提出，可是20余年过去，我们所得知的依然是这句话“时机不成熟”。不是时机不成熟，而是权力不愿意。在这不愿意的后面，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秘密（其实是公开的秘密），难道我们还需要什么数据才能构成我们的判断吗。何况，就权力和媒体的关系而言，即使四媒体的报道虚假，权力除了自证清白，它其实并不能动用公权查处。因为新闻是否虚假，不是由权力说了算，权力甚至没有裁决的权力。媒体本来就是监督权力的，它的报道或许有偏差，但这个偏差也无以构成权力打压的理由。社会对权力信任，一条报道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只有当报道因其偏差而触犯具体的权力者时，他倒可以走法律的道路，起诉媒体，尽管这种起诉多半不起作用。
因此，就虚假新闻而言，报纸如果出问题，是购买该报纸的读者的事，也是法律的事，不是行政权力的事。现在读者对报道没有什么不认同，倒是权力对媒体出手。这次是新闻出版部门对上述四家报纸刊登虚假新闻提出严厉处理，请问，这里到底依的是什么法？请连同以上我们所要求的真实数据，一道拿出来看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