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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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训慈(1901.7.5-1991.5.13),字叔谅,浙江省慈溪县(今余姚市)二六市乡官桥村人(国民党第一支笔陈布雷之弟)。1924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历历任上海商务编译馆编辑,中央大学讲师,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主任。一生著述很多,对两浙文献、文物搜求与求证,甚有贡献。中国当代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图书馆界老前辈,知名学者,文史学家、图书馆学家。
民主革命时期,1919年在宁波效实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大革命时期,受其胞兄陈布雷的资助与培养。1924年1月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浙江大学史地系工作。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时,任宁波效实中学历史教员,在校内团结青年学生,创办《爱国青年》杂志,宣传内除军阀,外抗强敌的主张。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2年1月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任职期间无论是公共图书馆对社会的开放,各类刊物的编印,还是文献展览会的成功举办,都使浙江图书馆名声因之大振。强调图书馆的服务必须走向社会,指出“现代图书馆已不能‘坐而论道’,被动地待人上门。而当主动地深入社会,以为推动一切事业之主力。”那时在杭州市设置图书流通部三处,民众书报阅览处五处,还设有一个流动书库,每天在市内作定点巡回,就连钱塘江的渡轮上也能见到浙江图书馆的流通书刊。可以说当时的服务是一流的。这种主动、开放的读者服务理论,对当代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仍有启迪。还主持创办了《文澜学报》、《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其中《文澜学报》是浙江第一家省级学术刊物,由于有马一浮等知名学者的撰文,当时刊物影响较大。自己亦在刊上也写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抗日战争时期,任浙江大学教授兼浙江图书馆馆长,受竺可桢校长委托,与同事一起,在艰苦条件下筹建并主持浙江大学龙泉分校。1937年8月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积极响应抗战号召,联合在杭州的浙江大学、浙江医专、西湖艺专及西湖博物馆等7个文化单位创办了浙江省第一个抗日救亡刊物《抗战导报》,先后撰写了《我们愿是全国总动员的一员》、《国际现势与白救之道》、《注视全面,打破悲观》等文章。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大量图书急待抢运。遂四处奔走,亲自去省教育厅催拨运书经费,当时的教育厅对此事抱不负责的态度。感到非常生气,又非常着急,终于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筹集到一些资金,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日军进入杭州之前,安全地运出杭州,抵达富阳。再找来大卡车,千辛万苦地将《四库全书》运抵大后方贵阳威西门外山上地洞内。同《四库全书》放在一起的还有《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等。除浙江图书馆的一些珍、善本外,还负责把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也抢运出来,运到浙南龙泉一个小山村。
解放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又自始至终地将《四库全书》等珍贵图书馆文物运回浙江(今天人们在西子湖边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能看到保存完好的《四库全书》等图书,不能不为其的抢运精神所感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任委员,兼浙江省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主任。1981年后任浙江省博物馆顾问,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对浙江文史如数家珍,为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口授笔述,凝聚其许多心血。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友,希望尽快实现国共第3次合作,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谨严治学。诚以待人,忠厚谦恭,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久为学界楷模,桃李遍及海内外。是浙江省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顾问。
1991年5月13日因病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著有《世界大战史》、《清代浙东之史学》、《五卅事件》、《浙江图书馆小史》、《甲午战争历史教训》以及与友人方祖猷合写的《万斯同年谱》等,译有《史之过去与将来》、《历史之价值》、《战后德意志历史教育》等文章。
陈训慈撰题联
十二药叉荷负有情,渐修梵行,光辉一心一世界;
七千眷属盛陈大愿,护念神力,证得三藐三菩提。
——题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灵隐寺药师殿
贺赠陈训慈联
美意延年,本身是历史人物;
高文寿世,到处见爱国情怀。
——1990年西泠书画院院长沙孟海贺陈训慈90岁华诞
此联正是对陈训慈一生最恰当的评价。
悼挽陈训慈联
胸有五车史藉;
心无一点尘埃。
——裘樟松挽陈训慈
1991年5月24日下午,著名爱国人土、史学家、浙江省博物馆顾问陈训慈遗体告别仪式在杭州举行。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刘枫,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家贤,浙江省人大副主任吴敏达和浙江省政府、省政协、省委统战部、省文化厅、民盟浙江省委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陈训慈生前友好沙孟海及亲属子女300余人参加了告别仪式。乔石及夫人送了花圈。送来花圈和发来唁电、唁函的还有: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大、浙江省政府、浙江省政协和民盟中央,以及浙江省级有关部门、慈溪市政府等,刘枫、孙家贤、夏仲烈、铁瑛、刘亦夫、陈安羽、李德葆、商景才等领导同志及陈训慈生前友好等。告别仪式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邱清华介绍了陈训慈生平。他说,陈训慈先生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深受人们的尊敬。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满怀爱国热情,联络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等单位创办了《抗敌导报》,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历尽艰辛,将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辗转抵大后方,使浙江图书馆的珍贵藏书免遭损失。陈训慈先生一生追求进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治学谨严,为学界楷模。他生前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时刻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希望尽快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大业而共同努力。告别仪式由省文化厅厅长钱法成主持。
五四呐喊锄汉奸;
七七抗战保国粹。
——邱人镐挽陈训慈
锺木叩呜廿五史;
父师恩义十七义。
——沈敏之挽陈训慈
斑马文章,师儒德业;
忠诚爱国,百世流芳。
——86(岁)叟张慕槎挽陈训慈
育英才,遐尔闻名艳桃李;
阐民主,群伦含悲哭先生。
——八旬弟子毛宗陛挽师陈训慈
绛帐追随,深沐春风化雨;
音容宛在,缅怀道德文章。
——卢菊莫挽陈训慈
晚辈悲失尊长,音容宛在;
学界痛丧良师,典范永存。
——甥翁汶英、胡祖源率子平生、安生、亭亭叩挽陈训慈
蓄德能文,事迹应登耆旧传;
饬躬力学,仪型留与后来人。
——浙江省文史馆馆员周采泉挽陈训慈
一生劬劳,乡邦文献赖纪述;
四部典藉,关山播越著辛劳。
——徐敏惠挽陈训慈
博古通今,时贤齐声推硕学;
鞠躬尽瘁,晚辈含泪仰师门。
——徐规、倪士毅合挽陈训慈
才藻崇高,学问文章垂后世;
气谊孚久,轨仪风范著千秋。
——汪济英挽陈训慈
象应少微星,彩落西山悲夏雨;
名登耆旧传,芳流两浙亿春风。
——王松泉、詹嬴生合挽陈训慈
甬水忆从游,化雨春水偏厚我;
武林时请益,徵文访獻感多师。
——张令杭挽陈训慈
四部塾通精研,不愧劬堂风范;
湖山虽依旧更,谁绍浙水文宗。
——柳曾符率第挽陈训慈
史学浙杀,鲁殿灵光,正冀斯同匡后彦;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唯将萍藻哭先生。
——刘藻南挽陈训慈
双目难瞑,未及见家室团圆,宗邦统一;
千秋佳话,主要是政协供稿,文澜保书。
——西泠书画院院长沙孟海挽陈训慈二联(1)
此联悬挂于陈训慈灵堂中央,道出了陈训慈的一生功绩和追求。
无忝先德,无忝孔怀,风节足千秋,公是霭然仁者;
有功庠序,有功螂嬛,欲赞穷屋辞,人推一代儒师。
——朱渊挽陈训慈
浙东史学,踪式万全,载笔有新篇,难得在身提见证;
两岸人情,都求统一,崇朝惊怛化,料知毅魄未安恬。
——西泠书画院院长沙孟海挽陈训慈二联(2)
上联“万”指万季野(斯同),“全”指全谢山(祖望),皆浙东学派钜子,是叔谅平日所佩服的。下联“崇朝”,谓从天亮到午饭之间,喻时间短促。“怛化”,谓死亡之意。
训诱望谦,谦怀霄月光风纵,必判明时乱世,立身皆自有高标,十袭新言将活版全刊,岂独穷研惊阅广;
慈和听娓,娓见丹心热血淌,须分皓首青丝,爱国贯能垂典范,三眠遗愿盼神州一统,不惟祭告觉肩沉。
——杨陆建挽陈训慈(40+40=80字)
此联以鹤顶格嵌被挽者名。
附录:【陈训慈轶事、趣闻】
〖库书苦旅〗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有的说,东北沦陷后,日本人将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东京,而北京的两套书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也快要被日本人抢去了。因此,陈训慈敏锐地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也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后来证实,陈训慈的“觉察”是有道理的,据日本学者松本刚在《掠夺了的文化——战争与图书》一书记述,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9个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陈训慈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但是由于当时管辖浙图的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不屑此举,再三拖延,不出运费,这便急坏了陈训慈。此时他想到了浙大,想到了恩师,便专程找竺校长商议对策(竺可桢与陈训慈因师生关系,感情笃厚)。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还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文澜阁库书的转移启运,借助浙大西迁的运输力量,使陈训慈深受感动。想起清乾隆年间缮抄的7部库书的不幸遭遇:圆明园文源阁库书1860年被美法联军火焚;镇江金山文宗阁库书和扬州大观堂文汇阁库书毁于太平天国起义;只有北京宫内文渊阁、热河承德文津阁、沈阳文溯阁和杭州文澜阁四部尚存。文澜阁库书也已历经劫难,被太平天国军队毁去大半,后经丁丙、丁申兄弟和钱恂、张宗祥主持的三次补抄,才恢复全貌。如果库书毁于日寇之手,这个馆长不仅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面对沉重的迁移债务,陈训慈将家属安顿在老家慈溪,独身奔走呼号,踏上迁移文澜阁库书的艰难之路。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陈训慈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途经1600多公里。1938年秋库书终于与西迁的浙大会合,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的高山之巅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此洞高约四五丈,洞宽约七八丈,附近极为荒凉,但却十分安全。图书界前辈张宗祥赋诗概括了这趟库书转移是与浙大“文军长征”一样悲壮的“文化苦旅”。诗云:“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护书心血债全愿,万劫飘湘发奇香。天一丛残怀甬上,文澜安稳到黔阳。8000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竺可桢校长于1939年6月23日下午,偕贵州省教育厅人员,到地母洞查看库书存放情况。看到只有两名工人看守。打开一箱验视,发现其中一些书已略有潮湿。当即商定,屋顶须以瓦代木,箱中书籍须晾晒,看护工作必须有人主持。此后历任保管员,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挚爱与珍惜,恪尽职守。后期又将每年一次的曝晒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历时6年,终于将库书保存完好,没有受损。
1944年日寇从广西北犯贵州,11月黔境告急,日寇长驱直入,贵阳人心惶惶。这时重庆的国民政府,特令地母洞库书紧急迁渝,同时电告“浙大就地解散”,教职员工并入中央大学,动员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游击战,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在当地隐蔽。此令到达贵阳,浙大师生群情激愤。竺可桢校长当机立断,电告当时正在重庆的陈训慈,要他通过他的二哥陈布雷面谒蒋介石。陈训慈接电,没有二话,一面筹办“地母洞”库书运抵四川的有关事宜,一面说动陈布雷如此这般地快速行动。据说,当时蒋介石推说“不知此事”,陈布雷要他收回解散浙大的成命,否则便辞退不干了。蒋说:“即使已有命令,也可改回来嘛!”竺校长在接到重庆的第二次来电之后,深感陈训慈“保校”有功,消息一出,全校师生无不欢呼雀跃,额手称庆。浙大的西迁与文澜阁库书的转移,终因竺、陈的师生之谊,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唱响了一曲悲壮的史诗。1944年12月8日至23日,文澜阁库书终于运抵重庆青木关,同时又保住了浙大西迁的成果,陈训慈可谓功莫大矣!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战争结束。重庆方面成立了以陈训慈等3人为常务委员会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1946年5月15日在保管会的妥善筹划下,库书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入浙,7月5日安抵杭州,库书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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