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缅怀叔谅师》 王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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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叔谅师
王幼于
叔谅师和先兄鞠侯（勤堉）是至交，效实中学、东南大学两度同窗。１９２６年，我进效实中学时，叔谅师任教母校，教高中历史。我虽未亲炙教益，但他对我照拂有加。叔谅师母的弟弟阮乐墀、乐均昆仲和我同班，课后常同去看望叔谅师。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那
时我初离家乡，常苦寂寥，得到叔谅师的慰安，倍感温暖。他当年亲切慈祥的音容笑貌，虽已时隔六十多年，还深深印在脑底。
１９３２年，叔谅师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邀先兄任阅览组主任。这年夏天，我进浙江大学。浙大和浙图新馆相邻，我常去浙图看望先生，也常见到叔谅师。叔谅师对浙图之贡献，有口皆碑，无庸我辞费。我只说一点。当时叔谅师健康情况不好，时常咯血，据说每天一上午服药就要用一暖壶水。而浙馆新馆初创，旧馆古籍善本也亟待整理，任务甚重。叔谅师力疾从公，不顾惜自己身体，夙夜辛勤，以身作则，团结全馆同人，使浙图事业蒸蒸日上。以至后来抗战初起，叔谅师保护馆藏图书西迁内地，全馆同人齐心戮力，有人中途因车祸牺牲，或以疾病得不到治疗而英年早逝。这正是由於叔谅师治馆有方，带出了一支好队伍。叔谅师近年来给我的信中，常提及当年浙馆同人，拳拳之倩，溢於言表。
解放以后，先兄进开明书店，我也於１９５１年春到北京。当年５月，先兄去世，子女多尚未能自立。叔谅师颇以先兄遗属为念，代向其东南大学旧友发出讣告，告以先兄身后境况，集资相助。叔谅师一向热心助人，即此也可见一斑。
６０年代初年，我出差去杭州，去省博物馆拜谒叔谅师。不意叔谅师不顾年老体弱，又到旅馆来看我，还要我同去外面吃饭，我以己吃过饭辞之。这在礼数上是超越常规的，我心里很不安。而在叔谅师则是出於对晚辈的深厚感情，而非从一般礼数的角度来考虑。叔谅师待人接物，就是这样。
８０年代中期，叔谅师拟为先兄写简传，来示要我提供有关先兄资料。我写了一份《回忆先兄生平》寄给他。他原打算在这份资料基础上补充他所了解有关先兄业绩，写两篇文章，一篇供《浙江省图书馆志》“人物传记”部分用，一篇则较全面地介绍先兄事迹，以《王勤堉先生对地理学之贡献》为题，拟通过施雅风同志送《地理知识》发表。后来前一篇文章写成後还寄给我徵求意见。后一篇文章则以事冗一直未能完成，为此每次给我的信中总表示不安，１９９０年１月信中甚至说“惟恐在世不久，不及写而有负老友於泉下”。后来先兄的外孙据我的资料摘录其为珠峰正名一段，撰写短文发表在《人物》杂志１９９０年第５期上，叔谅师看後以未能较全面介绍先兄为憾，仍念念不忘要有一篇较全面的简传。我於１９９１年春撰写一文发表在《浙大校友》半年刊１９９１年上期，惜这期刊物出版时，叔谅师已不及见。叔谅师事事认真，其对故友之深情厚谊，更令我感动。
从冯伯禾师处得知，叔谅师以耄耋之年，还昼夜工作，为省政协撰写及参订文史资料，我一直以他的健康为念。１９８８年秋，他由翁植耘兄陪同来京，我曾两次去他下榻处拜谒，得知叔谅师兴致勃勃，已登上过天安门，到过长城，并畅游首都主要名胜古迹，精神颇好，私心窃慰，但总劝他要节劳保重。而叔谅师仍拚命工作，夜以继日，终於在１９９１年４月，工作至深夜，病倒在书案上。这真正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叔谅师逝世倏忽已近周年，为述印象最深若干事，以申缅怀之情。
原文1996年3月1日发表于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
王幼于
叔谅师和先兄鞠侯（勤堉）是至交，效实中学、东南大学两度同窗。１９２６年，我进效实中学时，叔谅师任教母校，教高中历史。我虽未亲炙教益，但他对我照拂有加。叔谅师母的弟弟阮乐墀、乐均昆仲和我同班，课后常同去看望叔谅师。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那
时我初离家乡，常苦寂寥，得到叔谅师的慰安，倍感温暖。他当年亲切慈祥的音容笑貌，虽已时隔六十多年，还深深印在脑底。
１９３２年，叔谅师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邀先兄任阅览组主任。这年夏天，我进浙江大学。浙大和浙图新馆相邻，我常去浙图看望先生，也常见到叔谅师。叔谅师对浙图之贡献，有口皆碑，无庸我辞费。我只说一点。当时叔谅师健康情况不好，时常咯血，据说每天一上午服药就要用一暖壶水。而浙馆新馆初创，旧馆古籍善本也亟待整理，任务甚重。叔谅师力疾从公，不顾惜自己身体，夙夜辛勤，以身作则，团结全馆同人，使浙图事业蒸蒸日上。以至后来抗战初起，叔谅师保护馆藏图书西迁内地，全馆同人齐心戮力，有人中途因车祸牺牲，或以疾病得不到治疗而英年早逝。这正是由於叔谅师治馆有方，带出了一支好队伍。叔谅师近年来给我的信中，常提及当年浙馆同人，拳拳之倩，溢於言表。
解放以后，先兄进开明书店，我也於１９５１年春到北京。当年５月，先兄去世，子女多尚未能自立。叔谅师颇以先兄遗属为念，代向其东南大学旧友发出讣告，告以先兄身后境况，集资相助。叔谅师一向热心助人，即此也可见一斑。
６０年代初年，我出差去杭州，去省博物馆拜谒叔谅师。不意叔谅师不顾年老体弱，又到旅馆来看我，还要我同去外面吃饭，我以己吃过饭辞之。这在礼数上是超越常规的，我心里很不安。而在叔谅师则是出於对晚辈的深厚感情，而非从一般礼数的角度来考虑。叔谅师待人接物，就是这样。
８０年代中期，叔谅师拟为先兄写简传，来示要我提供有关先兄资料。我写了一份《回忆先兄生平》寄给他。他原打算在这份资料基础上补充他所了解有关先兄业绩，写两篇文章，一篇供《浙江省图书馆志》“人物传记”部分用，一篇则较全面地介绍先兄事迹，以《王勤堉先生对地理学之贡献》为题，拟通过施雅风同志送《地理知识》发表。后来前一篇文章写成後还寄给我徵求意见。后一篇文章则以事冗一直未能完成，为此每次给我的信中总表示不安，１９９０年１月信中甚至说“惟恐在世不久，不及写而有负老友於泉下”。后来先兄的外孙据我的资料摘录其为珠峰正名一段，撰写短文发表在《人物》杂志１９９０年第５期上，叔谅师看後以未能较全面介绍先兄为憾，仍念念不忘要有一篇较全面的简传。我於１９９１年春撰写一文发表在《浙大校友》半年刊１９９１年上期，惜这期刊物出版时，叔谅师已不及见。叔谅师事事认真，其对故友之深情厚谊，更令我感动。
从冯伯禾师处得知，叔谅师以耄耋之年，还昼夜工作，为省政协撰写及参订文史资料，我一直以他的健康为念。１９８８年秋，他由翁植耘兄陪同来京，我曾两次去他下榻处拜谒，得知叔谅师兴致勃勃，已登上过天安门，到过长城，并畅游首都主要名胜古迹，精神颇好，私心窃慰，但总劝他要节劳保重。而叔谅师仍拚命工作，夜以继日，终於在１９９１年４月，工作至深夜，病倒在书案上。这真正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叔谅师逝世倏忽已近周年，为述印象最深若干事，以申缅怀之情。
原文1996年3月1日发表于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