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萨克斯：缅怀杨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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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13 经济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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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追思杨小凯》代序
文：杰弗瑞·萨克斯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为我的朋友和同事杨小凯写这篇追悼纪念。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严谨的经济理论学家之一，也是经济学家中最有创造力的思索者之一。他是经济发展的现代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毫无疑问，他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在持续了将近20年的工作中，杨小凯寻求重构基于亚当·斯密的基本洞见的一般均衡经济分析。这个洞见是：本质上，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杨小凯很早就认识到这个大胆的研究专案将需要一个全新的数学框架，而且事实上这个数学框架的缺失已经使经济理论的早期拓荒者，包括诸如马歇尔、杨格（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和斯蒂格勒（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些着名的劳动分工分析家的研究工作遭受挫折。而杨小凯起用基于非线性模型的内部边际分析的严谨方法。这个研究项目的一个主要里程碑是杨小凯与黄有光合作的开创性研究《专业化和经济组织》。杨小凯认为一个关于劳动分工的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将用于两个基本目标：它为新的科学发现提供一个研究工具，也为教学提供一个典型的框架，以便于全世界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通过一个共同的模型和工具集合来讨论和研究劳动分工。
杨小凯在他的着作中始终强调，在二战以后，传统的发展增长理论在概念和数学上的简化是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方面严重误导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从业者。最简单的模型只涉及单一的“代表商品”和“代表人”，经常是用沉船之后孤身一人的鲁滨逊·克罗索作为经济发展的相关模型。二战后时代的模型主要关注在代表人和代表企业的储蓄和投资模式上，而不是去研究经济的社会背景──不同的个人和企业怎么通过市场、组织、社会和政治彼此相关。按照这样的模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提高资本积累的比率。而鲁滨逊·克罗索在他的孤岛上的收入增加则是由于他生产资本积累的结果。
发展经济学因而把注意力转向储蓄率、资本增量──产出增量比率、预算平衡，以及资本积累的其他指标，把它们作为几十年来主要的分析工具。社会主义经济──包括苏联和中国──为了加速工业化和发展，将对资本积累的强调推向极端。它们通过使用各种强制手段来提高国民储蓄率，包括拼命压榨农民的收入，来积累资本和加速工业化和发展。发展经济学的储蓄引导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是不充分的。积累资本是一回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则常常是另外一回事。正因为如此，经济需要享受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也因为如此，正如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强调的，它需要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对提高生活水准来说，法制和市场力量要比强制更为有力。
斯密、杨格以及其他追随者伟大的洞见之一是：劳动分工依赖市场的范围，同时劳动分工帮助决定市场的范围。杨小凯的模型生动地阐明了这种相互关系，并且以前所未有的严谨的数学模型阐述了这种关系。杨小凯还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那些交易成本怎样反映自然和技术约束（例如运输成本）的结合，以及法律环境决定的缔约成本。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杨小凯遵循了这个传统。
杨小凯的模型还把来自贸易的获益放在一个比“比较优势”的标准概念更加广阔而深刻的地位。杨的模型有重要而现实的特性：国际贸易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源泉，甚至当贸易各方在它们的基本禀赋和能力方面基本相同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与“新贸易理论”结论相似的一个结果，虽然其内涵有所不同但又互补。贸易，如斯密首先解释的，允许由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增益。杨小凯的模型，一旦它适当注意了由于日益细致的劳动分工而增进的生产率，从而突现了那些困扰一些贫穷国家并使其陷入自我毁灭和毫无希望的的闭关主义。保护主义是摧毁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好处的必然之路，这可以回溯到斯密启蒙思想的论点。
现代经济理论的许多分支，包括斯蒂格里兹、迪克希特（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马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以及其他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具有杨小凯的劳动分工模型的一些特徵。不完全竞争模型也帮助我们理解在具有相似禀赋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动、集聚效应和城市化的得益，以及经济中企业和产业数量的决定因素（以及产业得数量是怎样影响经济生产率的）。这两种方式确实看起来相似，然而，杨小凯把焦点集中在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上。把杨的理论作为这些其他方向的补充会使我们收获更多。杨小凯的方法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工具来理解在适于专业化条件下的经济相互作用的网路。
作为一个个人，杨小凯勇敢、专注而坚定。他的个人经历有助于理解他探索经济分析的基础。杨小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极端动汤和生命痛苦的革命时期长大。当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如杨小凯极富洞见的描述，在中国，工业部门非常有限的劳动分工大部分是通过复制更发达经济的工业化模式来获得的。事实上，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即使是这个初始的工业化也仅仅影响了人口和经济的一小部分。当时农村地区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维持生计状态下，杨小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长大。
作为一个中学生，杨已经开始思索深刻和尖锐的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的性质。在文化革命开始之时，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杨写了一篇为改革的勇敢宣言。结果使他陷入政治危险。这个宣言激起了波浪，虽然使他即刻声名远扬，但是也使他遭受逮捕。他的“高等教育”从而开始于十年多在中国政府的残酷而又经常暴毙的的古拉格（特指...监狱，由前苏联劳改局得名）年月。杨在他的令人屏息和感动的回忆小说《牛鬼蛇神录》中写述了这段痛苦的经历。
正像杨自己描述的，正是在中国的监狱里他开始学习经济学。他用那些在古拉格私下流传的书籍和杂志，或者是向因为自由思想而被捕的知识份子难友学习。很多他的“教授们”再也未能返回大学，而死于监禁中的拷打、疏忽和监禁。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杨小凯被引导着探索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最终探索更普遍的经济生活。没有任何最新学术时尚的光辉，也没有可以在学术背景下能够浮现并成倍放大的小问题，杨小凯探索中国的贫困、城乡关系、专业化和专业知识的作用，以及毛的灾难巨大的……造成的其他生死问题。我相信，正是在这个探索中，杨小凯开始形成他将来的勇敢而又洞见的研究计画。杨小凯监狱十年之后，在中国和美国的研究生和毕业后阶段的研究，为他提供了正式的理论研究工具。不过，在那以前，他已经开始从事对经济学中最基础和尖锐的问题的探索。
我在1990年代认识杨小凯，当时我把自己的部分研究转向中国出色的经济改革及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策略的影响。杨小凯和我长时间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性质，以及中国与东欧和前苏联改革路径的比较。我们在许多核心问题上具有共识：中国正处于迈向整合到全球市场中的完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对中国和东欧的分析比较需要考虑这两个地方根本不同的条件。（比如市场化和工业化程度的差别，甚至自然条件与市场接近的差别）。我们也同意中国和其他转轨经济进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是转轨的一个基本方面。
我们富有成果的讨论促成了杨小凯在1998-2000年对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访问，并使我们在许多专案和论文上得以合作。在那段时间，我们决定共同写一本关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分工的着作。杨小凯尽职地承担了研究和写作的重任，而我开始日益忙于许多顾问任务，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在哈佛大学的启动，以及我自己开始关于全球化和发展方面的研究方向。杨小凯回到莫纳什大学，同时把以我们的名字为作者的一份手稿交到了Blackwell出版公司。虽然手稿反映了许多共同的想法和共用的研究方法，但它压倒性地反映了杨小凯自己的重大研究成果和他自己的声音。
我答应在来年对手稿进行修改工作，但是最后未能如愿。不仅仅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日程日益令人生畏，尤其是联合国总部以及其他组织新的职务任命；而且我也发现修订手稿只会稀释杨小凯自己的声音而不能给它增色很多。从根本上说，这本书确是杨小凯的，──是他持续多年的研究专案的恰当的、极好的反映──尽管这本书反映了许多我的看法和先见，但是远不足以证明它是我们合着的。与往常一样，杨小凯并不理会这一套，他用一贯的风度、魅力、慷慨和几乎顽固坚持要求署名为合着。最后，尽管双方的顽固已经导致正确的结果──使我最后有幸为小凯生前最后的书作序。我也有幸以他为我的同事和朋友。我们将非常怀念他。
（张欣译。萨克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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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追思杨小凯》代序
文：杰弗瑞·萨克斯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为我的朋友和同事杨小凯写这篇追悼纪念。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严谨的经济理论学家之一，也是经济学家中最有创造力的思索者之一。他是经济发展的现代理论，尤其是发展理论的微观基础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毫无疑问，他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在持续了将近20年的工作中，杨小凯寻求重构基于亚当·斯密的基本洞见的一般均衡经济分析。这个洞见是：本质上，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杨小凯很早就认识到这个大胆的研究专案将需要一个全新的数学框架，而且事实上这个数学框架的缺失已经使经济理论的早期拓荒者，包括诸如马歇尔、杨格（曾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和斯蒂格勒（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这些着名的劳动分工分析家的研究工作遭受挫折。而杨小凯起用基于非线性模型的内部边际分析的严谨方法。这个研究项目的一个主要里程碑是杨小凯与黄有光合作的开创性研究《专业化和经济组织》。杨小凯认为一个关于劳动分工的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将用于两个基本目标：它为新的科学发现提供一个研究工具，也为教学提供一个典型的框架，以便于全世界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通过一个共同的模型和工具集合来讨论和研究劳动分工。
杨小凯在他的着作中始终强调，在二战以后，传统的发展增长理论在概念和数学上的简化是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方面严重误导了理论工作者和实际从业者。最简单的模型只涉及单一的“代表商品”和“代表人”，经常是用沉船之后孤身一人的鲁滨逊·克罗索作为经济发展的相关模型。二战后时代的模型主要关注在代表人和代表企业的储蓄和投资模式上，而不是去研究经济的社会背景──不同的个人和企业怎么通过市场、组织、社会和政治彼此相关。按照这样的模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提高资本积累的比率。而鲁滨逊·克罗索在他的孤岛上的收入增加则是由于他生产资本积累的结果。
发展经济学因而把注意力转向储蓄率、资本增量──产出增量比率、预算平衡，以及资本积累的其他指标，把它们作为几十年来主要的分析工具。社会主义经济──包括苏联和中国──为了加速工业化和发展，将对资本积累的强调推向极端。它们通过使用各种强制手段来提高国民储蓄率，包括拼命压榨农民的收入，来积累资本和加速工业化和发展。发展经济学的储蓄引导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是不充分的。积累资本是一回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则常常是另外一回事。正因为如此，经济需要享受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也因为如此，正如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强调的，它需要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对提高生活水准来说，法制和市场力量要比强制更为有力。
斯密、杨格以及其他追随者伟大的洞见之一是：劳动分工依赖市场的范围，同时劳动分工帮助决定市场的范围。杨小凯的模型生动地阐明了这种相互关系，并且以前所未有的严谨的数学模型阐述了这种关系。杨小凯还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那些交易成本怎样反映自然和技术约束（例如运输成本）的结合，以及法律环境决定的缔约成本。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杨小凯遵循了这个传统。
杨小凯的模型还把来自贸易的获益放在一个比“比较优势”的标准概念更加广阔而深刻的地位。杨的模型有重要而现实的特性：国际贸易是生产率增长的一个源泉，甚至当贸易各方在它们的基本禀赋和能力方面基本相同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与“新贸易理论”结论相似的一个结果，虽然其内涵有所不同但又互补。贸易，如斯密首先解释的，允许由日益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增益。杨小凯的模型，一旦它适当注意了由于日益细致的劳动分工而增进的生产率，从而突现了那些困扰一些贫穷国家并使其陷入自我毁灭和毫无希望的的闭关主义。保护主义是摧毁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好处的必然之路，这可以回溯到斯密启蒙思想的论点。
现代经济理论的许多分支，包括斯蒂格里兹、迪克希特（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马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以及其他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具有杨小凯的劳动分工模型的一些特徵。不完全竞争模型也帮助我们理解在具有相似禀赋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动、集聚效应和城市化的得益，以及经济中企业和产业数量的决定因素（以及产业得数量是怎样影响经济生产率的）。这两种方式确实看起来相似，然而，杨小凯把焦点集中在交易成本和劳动分工上。把杨的理论作为这些其他方向的补充会使我们收获更多。杨小凯的方法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工具来理解在适于专业化条件下的经济相互作用的网路。
作为一个个人，杨小凯勇敢、专注而坚定。他的个人经历有助于理解他探索经济分析的基础。杨小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极端动汤和生命痛苦的革命时期长大。当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如杨小凯极富洞见的描述，在中国，工业部门非常有限的劳动分工大部分是通过复制更发达经济的工业化模式来获得的。事实上，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即使是这个初始的工业化也仅仅影响了人口和经济的一小部分。当时农村地区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维持生计状态下，杨小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长大。
作为一个中学生，杨已经开始思索深刻和尖锐的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的性质。在文化革命开始之时，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杨写了一篇为改革的勇敢宣言。结果使他陷入政治危险。这个宣言激起了波浪，虽然使他即刻声名远扬，但是也使他遭受逮捕。他的“高等教育”从而开始于十年多在中国政府的残酷而又经常暴毙的的古拉格（特指...监狱，由前苏联劳改局得名）年月。杨在他的令人屏息和感动的回忆小说《牛鬼蛇神录》中写述了这段痛苦的经历。
正像杨自己描述的，正是在中国的监狱里他开始学习经济学。他用那些在古拉格私下流传的书籍和杂志，或者是向因为自由思想而被捕的知识份子难友学习。很多他的“教授们”再也未能返回大学，而死于监禁中的拷打、疏忽和监禁。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杨小凯被引导着探索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最终探索更普遍的经济生活。没有任何最新学术时尚的光辉，也没有可以在学术背景下能够浮现并成倍放大的小问题，杨小凯探索中国的贫困、城乡关系、专业化和专业知识的作用，以及毛的灾难巨大的……造成的其他生死问题。我相信，正是在这个探索中，杨小凯开始形成他将来的勇敢而又洞见的研究计画。杨小凯监狱十年之后，在中国和美国的研究生和毕业后阶段的研究，为他提供了正式的理论研究工具。不过，在那以前，他已经开始从事对经济学中最基础和尖锐的问题的探索。
我在1990年代认识杨小凯，当时我把自己的部分研究转向中国出色的经济改革及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策略的影响。杨小凯和我长时间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性质，以及中国与东欧和前苏联改革路径的比较。我们在许多核心问题上具有共识：中国正处于迈向整合到全球市场中的完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对中国和东欧的分析比较需要考虑这两个地方根本不同的条件。（比如市场化和工业化程度的差别，甚至自然条件与市场接近的差别）。我们也同意中国和其他转轨经济进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是转轨的一个基本方面。
我们富有成果的讨论促成了杨小凯在1998-2000年对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访问，并使我们在许多专案和论文上得以合作。在那段时间，我们决定共同写一本关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分工的着作。杨小凯尽职地承担了研究和写作的重任，而我开始日益忙于许多顾问任务，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在哈佛大学的启动，以及我自己开始关于全球化和发展方面的研究方向。杨小凯回到莫纳什大学，同时把以我们的名字为作者的一份手稿交到了Blackwell出版公司。虽然手稿反映了许多共同的想法和共用的研究方法，但它压倒性地反映了杨小凯自己的重大研究成果和他自己的声音。
我答应在来年对手稿进行修改工作，但是最后未能如愿。不仅仅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日程日益令人生畏，尤其是联合国总部以及其他组织新的职务任命；而且我也发现修订手稿只会稀释杨小凯自己的声音而不能给它增色很多。从根本上说，这本书确是杨小凯的，──是他持续多年的研究专案的恰当的、极好的反映──尽管这本书反映了许多我的看法和先见，但是远不足以证明它是我们合着的。与往常一样，杨小凯并不理会这一套，他用一贯的风度、魅力、慷慨和几乎顽固坚持要求署名为合着。最后，尽管双方的顽固已经导致正确的结果──使我最后有幸为小凯生前最后的书作序。我也有幸以他为我的同事和朋友。我们将非常怀念他。
（张欣译。萨克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