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言论选编：从来没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
按　钱学森同志是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杰出的爱国者和优秀的共产党员。哲人虽逝，但功业永在，风范长存。为缅怀和追思这位科学巨子，本报特发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编辑部辑录的《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供大家阅读和研究。
一、关于回归祖国
我是中国人，我到美国来是学习科学技术的。我的祖国需要我。因此，我总有一天要回到中国去的。我从来也没有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 年版第100 页
在美国，一个人一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50年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到祖国去。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今天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觉得无限地愉快和兴奋。过去四五年来，因为美国政府无理的羁留，归国无期，天天在焦虑和气愤中过活。现在靠了我国政府在外交上严正有力的支持，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舆论上的援助，我们才能安然返国。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民致谢。
——《钱学森在美国(1935-1955)》，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1-422页
我为什么要选择中国？我的回答是因为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3页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不爱人民的，也不会不爱国的！
——《致于景元》(1989年8月7日)，《钱学森书信》，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5卷第4页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35页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尤其为看到祖国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而感到自豪！像我这样在旧中国待过的人，总要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在旧社会里，科学是反动统治的点缀品，科学家是洋大人门下的清客，好的时候得些冷饭残羹，弄得你活不成死不了。我们也曾喊过什么“科学救国”，但是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而现在呢？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已经初步摆脱了落后的面貌，已经能够自己解决一些重大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能够设计和建设一些规模较大的现代化企业。世界的新科学领域的某些高峰，也被我们攀登了。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也有了很大的增长。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日子是不会太远的，多少年来帝国主义者给我们中国人民受的这口气，共产党和毛主席让我们吐出去了！
——《革命的决心》，《人民日报》(1964年9月26日)
二、关于理想信念
记得船到马尼拉(指1955年从美国回国途中——编者注)，有一个美联社记者到船上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的回答是：“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呢！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它吸引了千千万万人的原因，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此奋斗、献身的原因。不管今天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多少不尽人意、不文明的现象存在，它仍不能掩盖共产主义文明的光辉。这种共产主义的最高文明形态仍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人类解放，特别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应该追求的崇高理想。
——《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5期
为了真理，一个共产党员是无所畏惧的。
——《致陈信》(1988年10月21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291页
事实证明，只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关于“两弹一星”与伟人的一些回忆》，《光明日报》(2000年2月14日)
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因而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因为他懂得大道理，“事理看破胆气壮”，他也一定勇于改革创新，不怕艰难挫折。他不会贪图安逸，更不会去同流合污，他懂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鲁迅诗句。意指在风平日暖的天气中，能高飞远翔的鸟并不让人喜欢；流连于开满香花的小山，是看不见后面高山的——编者注)
——《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2期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智慧的泉源。
——《致张锡令》(1986年12月12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342页
中国的社会科学、哲学工作者中，有两种人我是不赞成的：一种人死抱书本，教条主义；还有一种人盲目崇拜西方，崇洋迷外。这都不对。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死抱书本，我有亲身体会。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我们请国防科委政治部的同志讲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讲到科学技术内容，他完全照本宣科。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告诉他现在的科学技术早已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却说书上就是这么讲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东西，搞形而上学是不行的。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指导我们工作，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会随着人们的经验和社会实践不断深化而发展，所以不能机械地死抠书本。另外，现在的情况是有的人在坚持马列主义，而有些人则走偏了路，反对马列主义哲学，这就更不对了。
——《钱学森会见鲍世行、顾孟潮、吴小亚时讲的一些意见》，《中华建筑》1996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当然是科学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不能各行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宇宙概念和现代物理学、宇宙学的宇宙概念必须一致。古代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辨性质的，可以是唯心主义的，也可以是机械唯物论的，当然也就不受此限制。
——《致兰先煌》(1984年1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29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法宝，是尚方宝剑，你不要这个东西是要吃亏的。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3页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起来的、有实践经验、有学问的人，才能少犯错误，才是有智慧的人。
——《致陈信》(1987年12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92页
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学科)，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
——《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我个人认为，一是要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立国之本”。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6页
我最近读了张岱年教授的文集《文化与哲学》，想到何不考虑把中国几千年文明中的精华用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古籍不可能做全面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就应该完成这个任务。
——《致钱学敏》(1989年9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53-54页
我们今天要深化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定要联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际，要从中抓住时代精神。
——《致王荫庭》(1990年10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359页
四、关于人的认识
人认识客观世界只有一条路，即实践的路，不然又回到唯心主义上去了。
——《致王义勇》(1985年12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4页
今天在认识过程中，不但要参考使用自己脑中存贮的信息，而且要使用存贮于人体之外的信息，即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今天的人要认识客观世界不动用精神财富不行，也就是说没有文化是不行的。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综合教育学、科学学、新闻学、体育学、文艺学等等，我拟称之为文化学。
——《致胡岚》(1982年10月23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11页
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只研究其当前的情况是不够的，要研究其历史的发展变化。……发展变化有两种：渐进演变和急骤飞跃。……渐进演变固然能启发人，但急骤飞跃能发人深省。
——《致朱嘉明》(1984年6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1 卷第453-454 页
我接触我国社会科学家们得到的印象就是：习惯于从概念出发，而不像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那样，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测定的数据出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引用数量经济学的方法，……这是个社会科学如何发展的大问题。
——《致吴健》(1984年6月13日)，《钱学森书信》第 1 卷第460 页
科学研究必须证实，不能凭空想。……科学要从事实出发，并且最终要接受事实的检验。不然再“言之成理”也是空的。……空想得再美好，也不是科学。
——《致余亚纲》(1987年10月4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47-50页
五、关于实事求是
一个人要能为人民做点事，就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和实事求是地对待客观世界。
——《致汪成为》(1988年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131页
无论出国考察还是国内工作，只有一条，联系实际。空谈泛论是不足取的。
——《致张帆》(1984年10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59页
理论要搞，但不能空，要结合实际应用。
——《致杨士尧》(1985年5月31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309页
我们搞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应许愿太多，那是自找苦吃！
——《致刘奎林》(1984年9月21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3页
中国的事难就难在有一个几千年旧习的担子(封建陋习)。改革必须搞，但非短期内能全部解决的。这就是实事求是。要大胆进取，又要稳当。
——《致胡传机》(1984年1月16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141页
我们改革的决心是坚决的，但也可以看到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不够用了，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致胡传机》(1984年10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57页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能背叛，但老经典著作说的不见得字字是真理，死抱不放。这个精神可用五个字来形容：“离经不叛道”。
——《致葛全胜》(1989年1月9日)，《钱学森书信》第4卷第366页
六、关于科学研究及其方法论
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
——《钱学森：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光明日报》(2009 年11 月11 日)
系统科学辩证法实是我说的从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系统论的一部分。我看其中的重要问题是结构与功能，还原论与整体论等辩证关系。总之，不讲整体不行，只讲整体也不行。
——《致黄麟雏》(1984年6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55页
一切科学理论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短期的实用，而在于文化建设。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文化！没有科学理论就谈不上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
——《致谭暑生》(1985年12月31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29-30页
在我们国家，现在有不少人尚未摆脱经营自己二亩地的小农意识，把自己的工作说成一门学科，完全不顾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这样他们就是什么专家、什么权威，外人不得侵犯。我认为这是可笑的。
——《致王修璧》(1990年8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334页
一个科技工作者没有自满的时候，客观世界的事物千千万万，总有我们还不了解的东西，不能停步呀！所以我也很少回忆往事，没时间。
——《致范希林》(1985年10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488页
七、关于学术民主和“集体思维”的创造力
学术不够民主，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钱学森会见鲍世行、顾孟潮、吴小亚时讲的一些意见》，《中华建筑》1996年第3期
您没有强调学术研究的集体作用，而集体是当今研究工作的有效形式。单干户不行了。
——《致刘志琴》(1985年3月26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13页
我从周恩来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多年亲自领导我们工作有一点体会特别深刻：对航天工作这样高技术而又复杂的科技工作，必须用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发扬民主，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能力，各尽所能，分工负责；另外又必须强调集中，有组织有纪律，关键时刻要由领导决策，大家贯彻实施。要民主与集中并重，不能只民主不集中，也不能只集中不民主。
——《致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办公厅》(1998年4月19日),《钱学森书信》第10卷第367页
我深感我国面对面的讨论，常常是主持人一家言，没有互相激励、互相促进，叫“老师说了算”或“首长说了算”！当然，面对面讨论也不能胡说八道，无边无际，要集中到一个主题，这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致张育铭》(1994年2月28日)，《钱学森书信》第8卷第90页
我原来提出要搞社会思维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怎样使一个集体在讨论问题中能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从而使集体远胜过一个个不接触别人的人的简单总和。我自己在学术生活中，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一个好的集体，人人畅所欲言，思维活跃，其创造力是伟大的。而如果是“老头子说了算”，其他人都处于压抑状态，这个集体就没什么创造力。所以社会思维学的一个重点应是集体思维的激活。
——《致张育铭》(1993年9月3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344页
八、关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战略
战略这一概念是有长久历史的，即便去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学，搞辩证唯物主义战略科学也得从过去的有关著作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吸取什么、抛弃什么，标准自然是：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致马希良》(1984年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25页
中国共产党人要看到国家的未来，考虑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以至一千年后的中国与世界。要用世界水资源的7%，供养世界人口的22%，可是个大问题，必须及早计谋。
——《致钱正英》(1989年11月27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108页
社会主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们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我们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有远见之明，看到21世纪，看到建党100周年！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看到由此引起的又一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我们要为社会主义中国搞第六次产业革命作准备。
——《致田纪云》(1992年11月25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40页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问题是个难题，以前大家讨论很多，但实际上各说各的，介绍局部情况，用外国的局部模式来套！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发展战略，也不成其为战略。
——《致黄麟雏》(1984年6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 1 卷第455 页
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文艺的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科学技术人员心目中有十几个二十个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文学艺术家们用他们那些最富于表达能力的各种手法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它将把我们引向远处，引向高处，引向深处，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发扬提高。
——《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钱学森讲谈录》，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文化建设这件事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的研究，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统帅的指挥的部门，统筹来考虑，然后大家分头去干。没有统一的考虑，不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作出计划，那将来可能会造成损失。
——《美学、文艺学和文化建设》，《钱学森讲谈录》第 84 页
九、关于教育和人才培养
现在的教育限制太死，要培养孩子多方面的兴趣。我主张学生多学点文言文,可以采用多种教材。
——《北京师大附中六年》，《光明日报》(2007年11月28日)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保证。不要忘记：在田赛场上是快者夺标；打仗，是强者取胜；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靠教育达标。
学校，是人才的摇篮，也是人才的宝库。——《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10页
在解放前，一个学校的校歌大都有此精神，教育学生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不是去搞钱，搞享乐！……
我们今天的教育要发扬这个传统，继承中华文化的精华。
——《致胡传机》(1984年12月1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116页
人才问题很重要。现在搞科技的无非是三代人，一是像我们这样的老一级的，再有很重要的是三四十岁的人，还有正在学习的二十岁左右的。我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一代比我们强。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总结教育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真正奠定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论的指导是不行的；而老的教育理论，还有缺点。
——《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点看法》，《科技进步与对策》1990年第4期
人才培养问题的确是当务之急。我觉得传递知识比较好办，而启发智力比较难，尚无科学的方法，还有待于思维科学的研究与成果。……但我也不是泄气。我以为只要我们把已知的培养人才的方法用起来，而不是设置障碍、干蠢事，高智力的人才可以辈出。例如：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十六年可以出现在硕士水平的专家。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致徐章英》(1984年4月9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91页
今天的国家事务是非常复杂的，一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面要改革开放，同世界各国在激烈的竞争中打交道，干部的素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致李琦》(1989年8月1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14-15页
人的一生，工作能力是发展变化的，一个时期有这个时期的“才”，为了用其才，职务工作岗位要随之变化。“终身制”是要不得的。
——《致袁璋》(1985年12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9页
十、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及其“最高奖赏”、“最高光荣”
我们这帮人是找到了出路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
——《致钱希真》(1993年9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345页
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个人不过适逢其时，做了一点点事。自己想来，也很内疚，因为做得太少了。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丛书——钱学森》，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扉页
人们往往只看到少数大人物的作用。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和平凡的事业中，小人物比大人物更不可少。虽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如果一个个士兵都想当元帅的话，那支军队肯定是无法打仗的。拿破仑再厉害，真正动刀枪的还是成千上万的士兵。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36页
科学家不要以为遇上失败是坏事情，科学家往往与千百次失败结为伴侣。不要以为鲜花、掌声、赞扬是科学家的生活，不要以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总能被人理解。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96页
个人传略总免不了对其人做出评价，而对人的评价只宜等人死了再做。所以我不赞成现在就写我的传；至于我死了之后，写不写，那是人民决定的事了。
——《致刘忠》(1983年1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58页
我常说：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人员，党和人民肯定他的辛勤劳动，就是最高的光荣！
——《致刘岳松》(1984年1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 1 卷第261-26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