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八分生活学

文/金雯
<<新周刊>>第303期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不再苛求全情投入，十分力气只使上八分，剩下的用来养心——这或是解决中国城市居民时间危机的最佳生活宣言。
《新周刊》联合新浪网开展“居民时间利用调查”（共3350人参加，调查时间为2009年6月23日至6月28日），这个带有统计机构色彩的调查题目大致可以理解为城市人生活状况和生活态度的调查。在乐活和隐居时髦的时代，城市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往往让人产生有害健康的联想。但生活其中的城市人在化解这类负面影响的过程中又生发出新的生活智慧和更多元的生活观念。
住小城市，不排队、不朝九晚五
从各个方面来看，洪肖万都是geek，网络不离身，目前在关注twitter这样的微型博客。作为网站的产品设计师，他的公司在苏州，而他工作、生活在泰州，这是江苏的一个地级市。不够发达，足够安静。洪肖万受不了大城市，他觉得所有大城市都是一样，很忙的人，很堵的路，很挤的车，很糟糕的空气。在大城市见一个朋友在路上要花半天时间，而在泰州，他骑着摩托车在一天内就能把朋友拜访个遍。
但洪肖万的作息又不是中小城市的生物时钟。他通常下午4点睡觉，晚上12点起床工作，大多数时间发呆、琢磨产品问题。对他来说，走路、吃饭、洗澡都可以用来工作，集中到公司上班是对公共资源以及个人精力、时间的浪费。
他从不排队，为避免排队，去银行、邮局的时间通常选在上午9:30，或者下午5:30。他不想买房子，为的是儿子上学方便，“搬家只要三天，但是如果在某处定居，就要至少在三年内，在接送孩子上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洪肖万的人生跟很多人不一样，多数人在拼命挤往大城市，为存首期奔忙，为孩子能进个好学区买房，为拿足绩效奖金熬夜。他的人生按照自己感觉最好的状态走。
《新周刊》联合新浪网的“居民时间利用调查”表明，目前人们最紧张的生活事项的分布是经济状况、健康、事业提升，分别占到26.9%、26%和21.5%。也就是说，安全感缺失和自我实现的焦虑有齐头并进的趋势。这大概也是城市人郁闷的原因：把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为稻粱谋之上，却依然不会因为到手的物质成果心满意足。如果时光倒转，最多的人选择了“追求理想”，在本次调查中占到了总人数的38.4%。这大概也是洪肖万们能够出现的原因，一部分人开始执着于自己的生活理想，而不再被通常的那套价值观念牵着鼻子走，社会也给予这样一批有不同追求的人一些生存空间。
合理化夜生活
从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的前身）开始，昼夜更替对于人类的生活的影响便开始发生了变化。有极端的环保组织人士指责爱迪生这个发明投机分子对地球生活深远的负面影响：他为人类昼伏夜出生活创造了物质前提，大量的煤、石油、天然气被用来发电，用以满足人们反自然的生活方式——睡得越来越迟，起得越来越晚。
如今生活在上海的董晓一直最讨厌听到《春江花月夜》，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少年时期生活的小城，这是当地人民广播电台结束每天播音的音乐，这就意味着他要上床睡觉了。他们家的作息规定：在《春江花月夜》响起的20:30，全家都要睡觉。在他父母的意识中，广播电台停止播音就代表时间很晚了，是理所当然的休息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代生活在80年代的小城中还残留着：生活拥有可以被叫停的信号。但是，现在生活中越来越少权威可以对人们的睡觉时间提出规定，包括董晓在内的城市人便开始失控。
在《新周刊》联合新浪网的“居民时间利用调查”中，参与调查的3350人中有61.4%的人睡得越来越晚，可以联系的一个调查结果是：受访者中对于老板的时间贡献越来越多，占到46.5%。以工作压力为代表的城市生存对失眠人群有着“突出的贡献”。
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公布的睡眠调查结果，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为38.2%。生产床上用品的企业现在可归入最时髦的“睡眠产业经济”，那些有睡眠障碍的人期待着某款凹形的枕头或者充气床垫能在失眠的夜晚创造睡眠奇迹。在许多城市的白领中，以健康之名，正在掀起一场“子时入睡”的运动。但他们面临的共同障碍是：如何在夜幕降临前把白天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如何将工作积蓄的压力在夜晚来临前顺利释放。
夜生活逐渐成为城市生活常态，而非生活方式的标榜。广州的细细说自己老了，其实她不过23岁，“去蒲”（泡吧）已经不喜欢去那些心脏都崩哒出来的pub，但是开始于18岁的夜生活却已经成为习惯。从最早的FACE到现在常去的loft345、喜窝、乒乓，几乎可以勾勒出这几年的生活轨迹。下班，到喜窝，拎一瓶啤酒，酒吧对一些人来说是刺激的男女战场，但对她来说，就跟很多人回家看两集肥皂剧一样。
细细目前的工作也是夜间活动为主，作为演出经纪，她中午1点上班，凌晨两三点下班，带着从香港来的歌手出没广州市内的夜店。她觉得这个工作很自在，而且现在工作那么难找。细细的这个工作也是一起经常“去蒲”的朋友介绍的，一个喜爱且习惯夜间生活的人，做演出经纪是最合适的。昼伏夜出是生活，而不单是生活方式。城市的夜间工作者们：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营业员、保安、夜班编辑、夜场工作者、医生……他们的生活与城市的夜间运转结合在了一起。
尝试八分生活学
从1949年到1995年的40多年中，我国每年的法定假日为7天，每周公休1天。现在，法定假日有11天，每周公休2天。但是在本次调查中依然有超过半数的人，即67.9%的人感觉假期越来越少。除了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加班之外，人们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的加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假期越来越少的感觉。
辉翰算是IF（international freeman）人群，也就是A国人在B国的C国公司工作。目前他就职于北京一家投资顾问公司，是朝九晚八的类型。每天下班后，他要赶很多场，作为在华工作的荷兰第三代移民，他需要补习中文，但是他很抱歉地告诉中文老师每周4个小时的中文补习时间是不能够保证的。作为生命至爱的音乐也是不能放弃的，他跟几个朋友组了个乐队，每周有两次排练，还有偶尔的演出。如果没有音乐“他会不高兴”，工作没有效率。朋友也是不能不见，各种新鲜和有趣的人是他生活的乐趣。每周有3天左右是要去酒吧喝一杯的。他说自己睡不够，每天凌晨2点左右睡下，早上8点左右起床。但是让他下班后马上回家睡觉又是没门的。辉翰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的快感，喜欢做的事情太多，但是时间又总是有限的——7月3日，他休一周的年假，打算在柬埔寨一个NGO创办的小学校教两天音乐课，接下来去泰国两天参加朋友的婚礼，剩下的时间去印度尼西亚为父亲庆生。休假也是趟匆忙的旅程。
与忙碌的表象相比，在观念层面，并不是人人都想做拼命三郎。正如本次“居民时间利用”的调查结果：如果有空闲，44.6%的人宁愿享受空闲时间，而不是尽量去利用时间做事。
今年在日本和台湾正流行“0.8生活学”，而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中国大陆的一些城市人所接受。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不再苛求全情投入，十分力气只使上八分，剩下的可以用来养心，也可用来蓄锐，或者纯粹只是用来浪费。那些日程表奴隶，那些将统筹方法使用得完美无缺的高效能人士，某种程度上是没有缓冲地带的人。一门心思往前赶的危险是：在某一天被证明自己属于不可再生的枯竭型资源。
广东江门人阿兴曾经在湖南等省漂泊，做过会计，做过艺术品生意。曾经在拥挤的广州芳村居住——他再也不想回去了。现在在广州近郊的小洲村开了一家私房菜馆，当你爬上临河的“危楼”准备点菜时，会遭遇最牛的招待：“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只有咖喱牛腩饭和咖啡，哦，还有柠茶，有冻的和热的两种。”
私房菜馆本来是为小洲村的艺术家提供的一个聚会场所，没指望它赚多少钱，主要是店主阿兴觉得目前自己的生活比较有满足感。8点左右起床，骑自行车买菜、做饭，下午就等着朋友们陆续过来喝茶聊天，晚上一起吃饭，然后又是喝茶聊天。1千块钱的月租就能住上独栋的房子，傍晚六七点钟，当市区的上班族在挤地铁、挤公交下班时，阿兴可以坐到河涌边的大榕树下发呆，看着河水在落日下波光粼粼。“八分生活学”最完美的时刻便出现在那时。
“八分生活学”的拥趸们在自己的爱好上所花的时间也是有所保留。Alex是进出口的皮具商，同时也是广州市Salsa舞圈子里著名的老师，每周五会在建国宾馆组织舞场。他说自己不愿放弃生意，却又能专心教Salsa的原因是：如果将自己的爱好当成赚钱的方法，生存的压力会转嫁到Salsa，爱好本身的乐趣因此而大打折扣。他更愿意将自己的时间合理分配，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获得最大的满足感。
80后主妇愿为家庭贡献时间
冯珏有硕士学位，也有很好的工作履历，但已经两年多没有工作。她有车，但生活集中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回龙观。自从有了孩子，她说自己离开孩子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孩子从降生开始，便是小家庭运转的时钟，5点半他准时醒来，6点半要去小区散步，7点半回家吃早饭，8点半睡觉，9点半醒来……下午睡两个小时，晚上8点半准时入睡。冯珏说，她白天的自由活动时间在两个小时左右，这其中还包括家务时间。劳动强度超过在公司上班。
根据国家计生委2008年的预测，中国人口将迎来第四次的出生小高峰，其中80后是这次生育的主力。这一次的生育高峰又出现在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80后对于生活品质的关注自然落在对于家庭生活的关注上。父母对儿孙的教养方式不能令他们完全满意，而花千把块钱请个保姆是既冒险又不经济的事情。保姆将孩子遗忘在洗衣机中，或者给孩子喂安眠药的惊悚社会新闻令他们情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放弃事业，用心去培养自己的孩子。
无论在观念上还是现实中，男性是家庭收入主力并未在80后这一代中有所改变。有相当部分的80后女性在工作三五年之后进入了所谓的“事业倦怠期”，暂时投身家庭给个人发展提供了一个回旋的余地。在大城市逐渐扩充的郊区中产社区中，像北京的回龙观，广州的番禺，上海的莘庄，小区内带着孩子散步的年轻妈妈越来越多。
本次“居民时间利用调查”也显示了这样的趋势：愿意把时间花在陪伴家人上，占到了受访总人数的42.3%，接下来才是愿意把时间花在满足个人爱好上，占38.4%。愿意对家庭生活投入越来越多时间的，占到了总量的33.5%。与选择工作的42.5%仅相差9%。如果经济强劲，丈夫的收入能够保证全家的生活水准，在城市近郊的住宅小区，或许会出现相当规模的主妇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