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未必民强 太有钱的政府必然会变质为官僚腐化

中国模式：经济的脸和社会的肚子孰轻孰重
山西的小煤窑重新复产了，据媒体称“当地小煤矿的复产率接近80%。”近年来，专项整顿小煤窑的新闻随着一起起让国人触目惊心的矿难而被人熟识，但是7月以来，由于全国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的公布，山西省成为今年上半年唯一负增长的省份，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GDP数据猛增至国内三甲的内蒙古却因为煤炭业的超预期发展亮出了喜人的“经济形势”，此消彼长孰是耐人寻味。对当地官员来说长期的产业规划调整与短期的GDP负增长的阵痛孰轻孰重？答案其实是不言自明的，从近来逐月增长的小煤矿产量来看，此前紧锣密鼓的兼并重组或将喘口气了，但短暂的喘息过后怎么办？
24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接受凤凰卫视[2.07 -4.17%]《问答神州》访谈时对主持人吴小莉说，看到网友说工资“被增长”会脸红。笔者认为马局长的“脸红”不应该仅仅出自内疚，而应该承认对民众善意欺骗的初衷可能是一种罪过。“村骗乡，乡骗县，一级骗一级，层层骗到党中央”。无论国内外，对于中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的质疑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除了个别西方排华势力的刻意为之外，这其中难道就没有个别领导好大喜功，贪多求快的恶习？金玉其外的统计数字和危机四伏的民生现实哪个才是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此简单的问题有时真的不太好说。
其实，老百信是无法欺骗的，因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而且百姓心中永远有一杆秤，掩耳盗铃的把戏唯一效用可能就是会成为股指波动的借口。最终，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只能沦为个别领导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独舞”，但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后必然是玉山自倒非人推！可谓“缺什么，补什么”一点都不错，从第一代中国领导人开始，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甚至被遵从为我们党的党训，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曾说：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应当成为我们全党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当成为我们的党训！但我们看到的是“实事求是”从来都是裱起来、钉在墙上给人看的。
数字就那么诱人，只要有数字说话所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保八”就可以化解当前的金融危机甚至达到社会的团结稳定的目的？马建堂的脸终于红了，可能中国的经济真的有救了。那些叶公好龙的“数字官员”们还要迷途不返吗？套用杨子荣的经典台词：脸红什么？是经济焕发，还是数字难看灌的水、描的红？
回过头看，国富可民强？可能恰恰相反，国富未必民强！从历史来看，美国和英国几百年来绝大多数时间内政府债台高筑，屡屡陷入赤字危机，但是藏富于民的治国方略却使他们称雄于全球数百年之久，反观中国大清王朝和封建时期的印度王国，国库汗牛充栋、陈陈相因最终却落得殖民地任人宰割的境地，“广积粮，深挖洞”换来的是国破人亡，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诫：太有钱的政府必然会变质为官僚腐化和少数精英专政的恶局。我们的党当然不会去挑战这一“铁律”，毛主席说得好：六亿神州尽舜尧。
纵观时下各国应对危机的策略来看，中国本来是危机下受创最轻的，但救市的力度和措施却是令人乍舌的，仅仅半年就砸下去7.37万亿的新增贷款，但被寄予厚望的国内消费却依然疲弱无力，想要走出这场危机，恐怕不能再用花钱拉动投资这个“旧瓶”来装新酒了，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发展经济更是如此。
坚决把经济发展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现在看来还为时不晚，政府宏观投资已经太多了，多到了用不了都跑到楼市股市去吹泡泡去了，老百姓的消费增长却依然望穿秋水。我们也拿数字来说话：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日本大概是20%多一些，美国仅仅是15%。中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35%，而美国的私人消费占GDP高达70%，两国间竟然差一倍。美国70%当然不好(这一模式可能也是此轮危机的罪魁祸首)，但中国的35%无疑是太低了，中国有钱的话为何不能刺激百姓消费？况且我们或许真的也不差钱。
中国的私人消费的不振个中缘由或许不难理解：百姓没钱！即使有钱也不敢花的理由或许更直白：对未来没信心！如何挣钱更多地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如何花钱却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许小年说的对：只要大家有工作做有钱挣，经济增长速度快慢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习惯了用数字(或是虚假数据)量化政绩的官员和以此来掩盖现实、粉饰太平的既得利益者恐不会轻易就范于简单的常识下，因为他们是真正掌握社会话语权的“精英”，这道横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苏道路上的“顽石”如何搬开是比任何经济危机更迫近的难题！
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政治体系改革的裹足不前甚至“开倒车”已然严重影响到社会进步与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畸形发展已经从各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中一次次得以验证。中国人是世界上公认的最积极勤奋、最聪慧好学的民族，只要当权者的政策真正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主脉络，中华民族的崛起定会指日可待，而且我们还有时间来纠错以及民众对改革未来的美好憧憬，一切都不迟。(何玉荣)
民富与国强同等重要
吴睿鸫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总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这则信息确实让国人为之振奋。但是，我们应该以宽泛的视角，来考虑更具民生的课题———国家富强了，人民富有吗？
近年来，无论是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和科技发展，还是财政收入、外汇储备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一句话概括最为贴切———国家真的富有了。不过，大量财富源源不断流入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国富民强不同速”的现象。据数据统计显示，近年来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而居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
从现实情况来看，至少有三方面因素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有限空间。其一，税收负担和各种收费。从2000年进入《福布斯》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与此同时，我国每年至少有2万亿元预算外各种收费，不受各级人大监督。
其二，行政成本的猛增与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巨额浪费。专家称我国行政管理费25年增长87倍，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而行政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远比贪污受贿大要案件造成的损失大得多。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
其三，国企改制沉没成本。据相关部门透露，仅职工身份置换，至少还需要8000亿元到1万亿元。由此推算可知，已经改制的国企，国家为其埋单也绝非小数额。此外，据央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显示，从1998年至2005年，国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大体上投入了3.24万亿元的成本。
可以想象，税费的严重超载，以及没必要的种种浪费与损耗，加起来肯定是一个天文级数字。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的存在，国家总是在改善民生领域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大大降低了公众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不能因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沾沾自喜，更为重要的是，要为民富与国强同等重要这个宏大命题，做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