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拐点与折腾

中国经济的拐点与折腾崔宇

11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叶小文的文章《“拐点”与“折腾”》。文章认为，研究经济工作，要防止拐点思维，因为对形势的判断一“拐”，随之而来的政策难免也跟着“拐”，但如果拐得不是时候，就难免闹出一番“折腾”，他的言论似乎是在呼应胡锦涛主席去年底关于“不折腾”的号召。

这是一篇哲学性很强但经济性很弱的文章。尽管政策上应该防止“折腾”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政策上的“折腾”其实不是因为政府偏好拐点思维，而是缺乏拐点思维所致。拐点并不是像作者所说的是“质变、飞跃和转折”的点，那是极值点而非拐点，拐点是运行趋势开始出现变化的点。以开车为例，踩刹车时就出现了拐点，但车还在继续运行，只不过速度放缓了，而停下来才出现所谓“质变、飞跃和转折”的极值点。

当然，极值点很难判断，正如炒股时很难逃顶或抄底一样，很容易“拍脑袋”出现判断误差，但拐点相对还是容易把握的，并不是文中所谓的“偏好拐点者的病根，是唯心主义、懒汉哲学”。政策之所以出现折腾，就是因为没有把握拐点来临时的趋势变化，最终在极值点来临时惊慌失措，于是政策措施也开始大起大落反反复复地折腾起来。

另外，作者也有倒因为果之嫌。中国经济目前还是以政府主导为主，更多的时候是政策莫名其妙的折腾导致了经济频繁出现拐点，让人很难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状态，然后政府在进退两难中继续折腾，如此往复。因此，中国经济要想避免拐点和折腾，首先，政府要避免折腾，要以市场化为目标，要以“三个有利于”为目标；其次，在受到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时，政府还要准确把握拐点的趋势，不能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地折腾。

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政府的折腾已经导致了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07年，中国出现了猪肉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但是，猪肉等食品价格出现的周期性上涨，其实是一种合理和正常的现象，从历史经验来看，并不会持续太久就会自然回落。但由于食品价格在中国CPI中权重较高，中国政府为了控制CPI增长开始折腾，先后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六次上调利率，同时为了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还采取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策略。

但是，加息并不会抑制食品价格的周期性上涨，也不会让生病的猪痊愈并进入市场，而且在加息和人民币升值的共同作用下，热钱大量输入，反而让输入性通货膨胀更加严重，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频繁动用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巨斧”，但大幅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导致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动性出现紧张，对中小企业更加惜贷。

现在看来，当时最值得商榷的“折腾”就是人民币快速升值，热钱的大量流入也让中国政府对于房地产和股市的调控力不从心，导致房地产和股市在当年都出现了历史性暴涨。另外，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并不通畅，加息既不会收紧货币供应量，对抑制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明显。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并不敏感，加息只是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包括通过地下钱庄的融资成本。

针对2007年的乱局，2008年中国政府继续折腾，上半年选择了人民币快速升值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但实体经济对于2007年的连续加息已经承受不住，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在2008年上半年出现了破产潮。这是2007年中国政府连续降低出口退税、推出新劳动法和人民币升值三管齐下的必然结果，让出口企业难以有自我调整的时间，美国次贷危机的加剧更是雪上加霜。如果2008年初，中国政府判断出拐点的到来，停止人民币升值和对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中国经济就不会在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急速下滑，但遗憾的是，直到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9月这一极值点的到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才快速转向，转向了以4万亿政府投资和大规模银行放贷为基调的宽松政策，而这可能是新一轮折腾的开始……

目前看来，这轮折腾已经让中国政府左右为难，短期的经济指标正在好转，但中长期的趋势并不乐观。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第二产业的重工业也享受到了政策的雨露恩赐，但私营部门的投资增速落后于国有部门，市场主导型的需求还未复苏。消费虽然逆势增长，但以补贴性消费和半强制性消费为主，在收入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未来很难持续，财政收入特别是非税收入的率先反弹也令人疑惑重重。

最令人瞩目的是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出现，热钱也开始赌人民币升值，中国市场流动性过剩，但并没有流到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而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流向了房地产和股市。现在的确是一个考验中国政府的拐点时刻，如果政府想做到“不折腾”，除了要稳定人民币汇率，就是要维持宽松政策不变，让资金从国有部门流向私营部门，并进一步遏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而遏制通货膨胀和股市泡沫则是次要的目标。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