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

        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之一

    汪东兴交待为毛泽东建新居

    在广州，大概无人不知北郊有个因南湖而得名的游乐场和豪华宾馆群。但是，在1971年之前，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市民，却谁也不知道广州有个南湖。准确地说，从1971年5月之后，南湖二字才开始出现在高度机密的大比例尺内部地图上。难道这是新开凿的人工湖吗？不是。其实它是白云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个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库。它之所以改名，是因为1971年在这里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重要领导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交待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毛泽东常来广州。初时他的住处只有珠江北岸的中共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1号楼。以后又在白云山的鸡颈坑为他修了一组房子。从1962年后，连续多年毛泽东未来广州。这期间，除白云山的房子曾接待过西哈努克亲王外，省委小岛的房子一直空着。两处房子都没有进行大的维修。

    197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面告诉在京开会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毛泽东有意于年底去广州过冬，毛在广州原住的两处房子长期空置，比较陈旧，怕是不适用了，希望军区和省委在广州近郊按照靠山、近水、幽静、保密的原则，另行选址为毛泽东新修一处住所。回到广州，丁盛和刘兴元立即按汪东兴的要求亲赴白云山区勘察，两人同乘一辆汽车围着白云山主峰转了半天，但未发现理想的建房地址。

    就在广州军区领导人积极筹划为毛泽东修建新住所之时，突然发生了江青大闹小岛事件。这年3月末，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下，由海南岛榆林飞来广州，安排她住小岛1号楼。以前江青常住这里，那时她对这里环境比较满意，因而军区和省委领导人都没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岂知，经过“文化大革命”，江青已经今非昔比，她已不仅是毛泽东夫人 ，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以往。她一进入1号楼，见这里基本上还是10年前的旧貌，便面有愠色。而更使她恼怒的是，经过10年发展变化，小岛南面的珠江水面，早已失去了早年的宁静。入夜，不时从江对岸的工厂传来机器轰鸣声和汽笛声，还有江上不断驶过的机帆船的“突、突”声，声声入耳。

    江青来了个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是成心不想让我休息！”她扯着嗓子命令随员，“走！通知机组，马上准备起飞，回北京！”吴法宪和军区领导人全都慌了手脚，不管怎样解释、检讨，江青就是不依不饶。万般无奈，只好向周恩来告急。周恩来在电话里劝了好一阵子，江青总算给了一点面子，答应天亮之后再走。军区和省委领导不敢再有丝毫马虎，通知对岸工厂立即停工，又责成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迅速组织人力，到小岛东西两侧江面，拦截各种船只，一律不得通过小岛江面。

    第二天，江青余怒未消，悻悻而去。

    江青这一闹，让刘兴元、丁盛等人深切感受到为毛泽东以及江青修建新住所的紧迫性。这一闹，也把原来在北京遥控指挥的汪东兴推上了第一线。4月11日，汪东兴乘专机到广州，稍作停留，即邀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与他同赴海南岛，在陵水军用机场降落后，即转乘汽车去崖县（今三亚市）榆林要塞区大院，察看了不久前江青住过的“元帅府”，就“元帅府”的维修、改建等问题作了指示，随即与任思忠飞返广州。

    “元帅府”要维修、改建，也因江青引起。3月间江青住在这里时，嫌房子门太多，风大；嫌电影放映机没有机房，放电影时机器好像在她头上响，让她头痛；嫌随员住的房子离她太远，她呼叫不便；还嫌“元帅府”没有好车，她的车是用专机从北京运来的。听说江青对“元帅府”的接待工作有这样多意见，广州军区领导哪敢怠慢，赶紧叫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带上一名建筑工程师，赶赴榆林，同海南军区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元帅府”的维修、改建问题；又把省革委会最好的一台银灰色“奔驰280”轿车也调给“元帅府”使用。

    4月13日下午，汪东兴在军区大院留园7号同军区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为毛泽东建房方案。汪东兴在提出修建的基本要求之后，特别提到：毛泽东对他在北京之外的几处住所，比较喜欢的一是武昌东湖，二是杭州西湖。武昌的房子设计、建筑好，杭州的房子四周环境好。军区可以派人到这两地看看，将来在选点、施工时，争取把这两处的优点结合起来。

    14日上午，汪东兴由刘兴元、丁盛陪同，先看了在白云山东麓老虎洞为林彪修建的房子，然后到军区初步选定的计划为毛泽东建房的磨刀坑作现场勘察。

    磨刀坑是白云山东北的一块小盆地，南距沙河约五六公里，东距广（州）从（化）公路约1.5公里。这里原是广州军区工程兵仓库，周围山上是茂密的松林，远离村落，环境清幽，便于保密，进城却又比较方便。惟一的缺点是没有大的水面，而毛泽东又特别爱水。汪东兴也感到这个地块不够理想，希望军区能尽快找到更好的地方，但是时间紧迫，要作两手打算，可以先在磨刀坑作施工准备。

    汪东兴把工程的完工期限定在当年国庆节。他说得极为形象、具体：“10月1日晚上，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等他老人家从城楼下来，就上火车，南下广州。你们就准备迎接，让毛主席住上新房子。”

    南湖松园别墅一角 　图/迟泽厚

    取经

    施工时间满打满算只有5个多月。兵贵神速，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军区便派副参谋长刘如带领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王庆林、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张小军、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邹合典和一位建筑工程师，乘军区值班专机飞武昌“取经”。武汉方面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对此十分重视，把刘如等安排住在东湖，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刘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接见，然后派专人带领刘如等人参观，详细介绍情况和经验，解答问题。

    4月17日，刘如一行飞往杭州，同样受到浙江省党政军领导的热情接待。刘如等人不仅参观了毛泽东的住所，还看了正在为林彪修建的房子——过去杭州没有林彪专用住所。

    4月18日，刘如一行返回广州。此时刘兴元和丁盛去北京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临时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的副司令员江燮元于19日听取刘如等人汇报。通过对武昌、杭州两地的参观比较，刘如等人深切感到，毛泽东原在广州的几处住所，明显陈旧落后，修建新房刻不容缓。武昌和杭州的房舍、庭院优点可以借鉴，不难做到，但是磨刀坑的周围环境与武昌、杭州相去甚远，且无法改变。看来还需另觅更理想的新址。他们还认为，武昌与杭州的接待班子实行军队与地方合一、接待服务与安全保卫合一的做法，操作灵活，效率高，值得借鉴。

    江燮元赞同刘如等人的建议，指示一面抓紧进行磨刀坑的施工准备工作，一面继续勘察，争取找到更好的地方；同时责成司令部管理局和军务动员部共同研究，参照武汉的模式，拟制组建接待机构的方案。

    为了加强施工领导，统一调度施工力量和物资，成立了由江燮元挂帅，有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主要领导和广东省、广州市各一位负责人参加的施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刘如兼主任，王庆林、张小军、邹合典和军区工程兵、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军区后勤部各一名领导为办公室成员。

        “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
       

       ■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之二

    突变

    南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当中，却不料，霹雳一声，出了个“九一三事件”！

    9月13日凌晨，丁盛突然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周恩来的声音略显急促：“丁盛同志吗？我告诉你：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他的老婆、儿子，坐飞机向北面跑了！你们要注意掌握部队。毛主席命令：广州战区的陆海空军统由你指挥！”

    丁盛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周恩来讲的那个人是谁？他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周恩来连问了几个“你听明白了没有”之后，他猛然想起半个月前毛泽东在长沙同他和刘兴元等人谈话的情景，现在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他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毫不含糊地表态：“请毛主席放心，不管是谁，只要他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坚决打倒他！”

    放下电话，丁盛马上去找刘兴元。两人决定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接着，军区机关、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军区主要领导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中央出了大事，国庆节后毛泽东还能来广州吗？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私下里有此议论。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丝毫也没放松，总是要有备无患嘛！

    1971年的国庆节北京没有举行群众聚会，也没放焰火，汪东兴多次讲的毛泽东看完焰火就南下广州的计划也落了空。

    5月间经军委办事组批准组建的招待处，搭起了架子，兵员却迟迟没有着落。到了年底，军区几个主要领导和参谋长孙干卿议论：北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央首长哪还能到广州过冬！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接待任务，要个大招待处有啥用？招待处几个连队的补兵计划至今也没有批，我们何必硬撑着，干脆把招待处撤销算了！意见报到总参谋部，很快批复同意。12月27日，成立仅仅半年多的招待处宣布撤销，同时成立团级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领导。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始终没来广州。广州军区许多人都说，当初若不是考虑接待毛泽东，哪能兴师动众在南湖修那么多房子？结果白费了力气！

    岂止是白费了力气！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满怀一片赤诚，辛勤播种耕耘，到头来收获的竟是一个烫手却又甩不掉的山药蛋，是一只咽不下也吐不出的苦果子——围绕“705工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凡参与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绝大多数人受到长达数年的清查批斗，遭到不公正的处理，有的甚至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命！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从北京传来对广州军区不利的消息。有的权威人士作了这样的论断：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又是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现在反党叛国，曾计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广州军区与林彪关系很深，因此，应该作重点清查。

    “批林整风”运动一开始，北京便有人提出：庞大的“705工程”究竟是为谁修的？是不是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用的？有的人从“705”的数字得到灵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弄了个反革命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广州则有“705工程”，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补救

    广州军区负责人对外界议论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随着这股风越吹越大，他们开始有些不安。冷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确有纰漏。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项耗资数千万元、调动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竟然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批件，没有列入国家建设计划！过去全凭上面某人的口头指示甚至暗示，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就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来。现在如果较真儿，上面再不认账，那可是空口无凭，有理说不清呀！

    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

    1971年11月底的一天，丁盛把王庆林叫到他家里。丁盛披着件棉大衣，面带倦容，坐在沙发上。一向快人快语的丁盛，此时有些心绪不宁地对王庆林说：“最近北京对‘705工程’有些反映，说是给林彪修的。我们过去也疏忽了，工程没有在国家正式立项，没有‘户口’。我和汪（东兴）主任商量过了，这事儿需要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补报一下。你对情况熟悉，你尽快准备一下材料，去一趟北京，向计委、建委作个汇报。汪主任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再看看汪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12月3日，王庆林携带“705工程”设计图纸、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飞抵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通信科长。到北京后，王庆林首先感到异常的是，这次他没有被安排住军委招待所，却被安排到了北京饭店；那里的工作人员又特热情，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随。王庆林感到很不自在。

    当晚，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国家计委一位叫张彦文的处长来到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

   谢北一和计委的那位处长对王庆林很客气，在听过汇报并看了王庆林带去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照片之后，谢北一说：“军区修房子，东兴同志到现地看过了，整个工程情况他清楚，我们按东兴同志的意见办就是了。我们不是对这项工程进行审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这项工程，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们申请解决420套陶瓷洁具，数量大了，要这么多干什么？主席最近有个指示：国内节俭些，多外援一些。你们要的洁具都是高级产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临别时，谢北一看了一下张处长对王庆林说：“很快要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了，你们还缺什么材料，到时可以在会上提出来。”

    两天后的晚间，毛维忠也来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并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汇报近3个小时，毛维忠不时提问，而且问得很细。最后他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修这项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后，有人写检举信，说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工程经费，你们军区首长原来表示自己解决，后来又到处要钱，总后就是1000万，还向军委工程兵和广东省要，动用兵力也很大，难怪有反映。现在你们赶快写个材料，向中央补报一下。

    王庆林表示回广州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然后以军区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

    “不行，”毛维忠斩钉截铁地说，“汪主任让你们马上写。”

    王庆林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丁盛，丁盛说就按汪主任的要求办。王庆林只好写，签了自己的名字。

    毛维忠拿上王庆林写的报告和各种资料走了，说是马上送汪东兴审查。
不到1个小时，毛维忠又回来了，传达汪东兴看过王庆林的材料后的指示。汪东兴对工程总的感到满意，认为军区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庆林回到广州后要提醒军区领导：现在“政治气候不对，要避一避风”。南湖的4组房子，第一组已经完工，第二、三、四组即将完工，要继续完善配套。原计划在松园给主席再修一组房子，就不要修了。

    汪东兴对南湖工程代号为什么叫“705工程”也表示不解，并问“705工程”的经费开支是否仅限于南湖工程。

    汪东兴还对南湖4组房子的编号问题作了指示，认为现在的编法不妥。他说：一个办法是不编号，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1、2、3、4的顺序颠倒过来，或者把现在的编号打乱重编。将来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说哪套房子是为哪位首长修的，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

        【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之三】险些被定性为政变工程

    有了毛泽东1972年10月的指示（“不要再在广州房子问题上钻空子、做文章了！”），那些把南湖工程同林彪联系起来的议论没人再提了，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但是，到了1974年春，风云突变！

    升 温

    其实，在这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先是1972年3月刘兴元调往四川。对此，拥护刘兴元者说这是中央对刘兴元的重用，引证周恩来对刘兴元的谈话说：四川是有1亿人口的大省，“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问题多，只有像刘兴元这样有方伯之才的人克当此任；刘到四川是“四个第一”：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反对刘兴元的人则说，刘去四川是调虎离山，是中央决心揭广州军区“盖子”的一着妙棋，不信走着瞧！1973年12月下旬，毛泽东亲自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3个月后，已经不年轻的军区政委任思忠，又被调往北京由王洪文主持的中央“青年干部读书班”“读书”去了。这样，军区原有的主要领导人，就只剩下一个在地方“支左”，任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军区第二政委孔石泉了。
1974年新年伊始，江青在最高领导的支持下到处点火，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儒评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他们心目中的大儒——周恩来。

    1974年1月28日，江青以祝贺南海前线军民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胜利为名，亲笔给到职未及一月的广州军区新任司令员许世友和排名在孔石泉、陈郁、王首道之后的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写信，派了一名作家、一名诗人、一名记者为特使，乘飞机将信送来广州，同时还带来《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文章汇编》等批林批孔“学习材料”各500份。江青说她“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正在“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是心连心的”，要求许世友和赵紫阳与她一起投入这场斗争。

    虽然这3名特使中的诗人和记者原是广州军区的一般干部，那位地方的作家也资历不深，但此番身份不同，许世友特别指定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主要领导去机场迎接，他与赵紫阳则在特使们下榻的军区第二招待所（东山宾馆）迎候。接过江青的信，叫人读了一遍，又与赵紫阳作了研究之后，许世友立即指示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连夜将信用大字排印，部队发到团，地方发到县（海南岛驻军发到连队，地方发到公社），并要求接信后立即认真组织学习。许世友盛宴款待了3位特使，席间说了不少感谢江青关怀之类的话。几天之后，许世友又与3位特使在海南相会，并再次宴请了他们。

    1月29日，在军区礼堂召开驻广州陆海空军干部大会，宣读江青来信，军区领导表示要“不辜负敬爱的江青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示”，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会议结束，党委秘书立即遵照许世友的指示起草电报，感谢江青对广州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并报告对她指示的传达贯彻情况。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因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但不少人却认为其中大有玄机，特别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与南京军区司令员对调，有人认为这是精心安排。不知是什么原因，许世友从来到广州军区之后，对军区的很多事情都看不顺眼。1974年3月，他竟毫不掩饰地对陪他下部队视察的作战部部长王玉振说：“到了广州，我有一种到了敌占区的感觉。”事后王玉振对一位熟人说：“当时我真想问一句：许司令，你觉得广州是像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占领下的敌占区呢，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敌占区呢？”

    广州南湖工程分布图，红色区域为房子位置，左下角为松园。1971年绘制。　图/迟泽厚

    江青的来信使广州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迅速起动、升温。江青在北京“批林批孔”是要抓出当代“大儒”，其重点是“批孔”，即从批“孔老二”入手，联系当前路线斗争，打倒她的（或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对立面，毛泽东也说过“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之类的话；但在广州，许世友则提出：“批林批孔”主要是批林彪，林彪就是“孔老二”，联系斗争实际，重点是把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许世友说：“为什么林秃子要来广州另立中央？就因为当时党、政、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司令是他们的，政委是他们的，书记是他们的，（革委会）主任是他们的。广州陆海空军都被他们控制了，三军都有他们的人！”这次运动就是要把这些“他们的人”一个个都揪出来！

    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无论军区党委常委内部还是军区机关，对运动的表现却让许世友很不满意。为改变这种状况，许世友使出了他的撒手锏：

    其一，他拉上4月初才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兼职政委的赵紫阳，让赵以军区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他一起在越秀宾馆接见广州原两派群众组织的33名头头，向他们通报军区运动的进展情况，宣布刘兴元、丁盛、任思忠都是林彪死党，要求与造反派“共同奋斗，你们在地方上揭，我们在军队揭”。本来就不甘寂寞的两派头头们，听了这番话大为振奋，当天便把炮轰军区原主要领导人的大标语贴到军区机关四周。此时孔石泉刚从省委回到军区机关，他是尚留在广州的原军区领导班子中职务最高者，偏偏他又姓孔，送给他的大标语是：“孔石泉就是孔老三!”

    其二，把过去黄永胜、刘兴元当政时期因各种原因受过处分被调离军区机关或转业地方的人员，请回军区机关参加运动。这一招很灵。这些人对黄、刘等人满腔怒火，无所畏惧，敢想敢说，很快成为带动运动的骨干力量，造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局面。

    进入5月份，运动的温度已经很高，对军区原领导成员“参与林彪武装政变阴谋活动”的材料越揭越多，越揭越玄，很多“爆炸新闻”让人目瞪口呆。许世友信心十足，他频繁召开大小会议，鼓励大家再加一把劲，“捅破这层窗户纸”，“打破沙锅纹（问）到底”，彻底揭开广州军区被捂了多年的“阶级斗争盖子”，特别是把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谜底揭开。

    定 性

    修建南湖工程和成立招待处很快成为许世友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迅速定性。他在大会上宣布：“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他住在哪里？就在南湖！南湖的房子是为林彪修的。那个招待处，就是迎接林彪南逃广州的接待处！”

    此话一出，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刘兴元、丁盛等人是林彪死党自然更是铁定无疑的了，但他们都已调离广州，于是曾参与主持其事的副司令员江燮元、参谋长孙干卿便成了清查的主要对象；几个负责组织施工者，本来就已定为运动中的“重点人”，现在又进一步“升级”，刘如、王庆林、张小军三人的日子尤其难过。三人在小会、大会说明情况，材料写了一份又一份，不想却是越说越说不清，主持运动的领导说他们的根本问题是“中毒太深”，没有“转变立场”，必须“击一猛掌”。而更让三人没有料到的是，正当他们焦头烂额之时，却又后院起了大火。一位曾任招待处政工科科长的干部以“知情人”的身份出来揭发：军区原主要领导早已向招待处领导“交底”，招待处就是用于接待林彪的；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九一三”前招待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林彪葬身温都尔汗，军区原主要领导如丧考妣，指示招待处领导在南湖修了两大一小共三个坟包，为林彪招魂，两个大坟包是给林彪、叶群修的，小坟包则是林小贼（立果）的；因为不敢公开在坟包前立碑，便在一棵古松之下立石刻了“劲松”两个大字，表示对林彪反革命罪行的赞颂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
这位科长在众人心目中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优秀干部，是成立招待处时，处长张小军和政委丁峰费了不小力气从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争取来的干部。他在会上揭发时，表情严肃，讲到军区原领导人为策应林彪南下干的种种阴谋活动，更是义愤填膺。这自然增加了他揭发的可信度。听了他的发言，会场一片哗然，很多人深感震惊：原来军区某些领导人竟是这样死心塌地地跟着林彪跑呀！这位科长的揭发，让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更是雪上加霜：你们下级都知道的事，你们为什么却不揭发？你们这样死保军区原领导，还有没有一点路线觉悟？难道就不考虑一下后果吗？但是，不管如何批斗，这几个人却始终也没揭出有轰动效应、让运动的领导者满意的材料来。那位科长的揭发成了孤证。

    在参加运动的机关干部中，不乏脑瓜儿灵活的好事者。他们感到那位科长的揭发有些离奇，便悄悄地向一些知情人作了调查，得知所谓的坟包和“劲松”刻石，都是“高参”林西的创意之作；堆成的“坟包”不止两大一小；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创意”都完成于“九一三”之前。调查结果只在一些信得过的同观点的人中悄悄传播，没人敢在公开场合议论，更没哪个敢在会议上对那位科长质疑。大概运动的领导者们不久也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因而对这个问题追问了几天之后便不再提起，但是南湖的房子是政变工程的结论不变，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要继续检查交代。至于那位科长，非但未因胡编乱造而受惩处或批评，反而成了运动积极分子，不久又得到提拔。

    被批斗得苦不堪言度日如年的刘如、王庆林、张小军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信念：南湖的房子明明白白是为中央修的，中央早晚会为他们说话的。他们苦苦地盼着这一天，特别寄希望于汪东兴，只要汪主任出来说一句话，谁还敢拿这个问题做文章！但是他们的希望却最终变成失望。军区的运动进展情况不断有电报上报，同时上报的还有《大字报选编》，上面了解军区运动情况的渠道是很多的。刘如、王庆林和张小军等人认为，南湖在运动中由中央工程变成政变工程，这不只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而且，弄得大家都知道了，也不利于保密，为什么像汪东兴这样的中央领导人，竟会一言不发，任由一些人在那里翻云覆雨，让无辜者蒙冤背黑锅？这岂不是提倡投机取巧耍滑头吗？以后谁还老老实实执行上级指示！

    刹 车

    大约上面也感到许世友的一些做法太出格了，不利于运动的发展，过犹不及嘛。1974年7月29日，终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军区党委常委发来一份紧急电报指示，批评在前一段运动中“随意宣布刘兴元、丁盛等同志为死党、反革命，对其他同志也点名过多，势必造成人人自危”，要求立即纠正；并决定派韦国清来广州主持军区的运动。这份电报属绝对机密，只在军区党委常委中传阅。韦国清虽然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但他二十年来一直是广西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不过问军区日常工作，现在中共中央决定他紧急赶赴广州，主持军区的政治运动，可见事情非同小可。这是对许世友在政治上的一个重大打击。军区的运动来了个“急刹车”，原来揭发出来的那些引起轰动的材料，揭发者纷纷打了退堂鼓，承认自己撒了谎或者是“听别人说的”，却又记不得是谁说的了。

    就这样，对南湖工程的清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移 交

    当广州军区机关对南湖工程的清查闹得热火朝天之时，其实此时的南湖已经不属军区，而改属中共广东省委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东兴堪称毛泽东最具权威的代言人之一。1971年，广州军区领导仅凭他的几次口头交代，便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修建了南湖（包括松园）工程，并按照汪东兴的意图组建了庞大的党政军统一的内部接待机构。不曾料想，仅仅过了两年时间，还是同一个汪东兴，却又对广东的内部接待工作来了个大改变，他通知广州军区和中共广东省委：今后对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工作，仍由省委负责，南湖招待所移交广东省委。于是，整个南湖工程包括土地园林、全部建筑、各种家具陈设、几十台高级轿车，一概移交给广东省委；招待所的军队干部集体转业。

    南湖招待所交出去了，但是，招待所的黑锅还得由广州军区背着。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南湖工程成了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共同的清查、批判对象，所不同的是，由于省委机关对这项工程的来历所知更少，因而他们所谓的揭发批判就更多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更加不着边际。

    1975年10月，韦国清调任广东省委书记。他在一次大会上宣布：南湖工程，中央是知道的，以后大家不要再提了。省委最高领导有了明确态度，果然以后便没人再拿南湖问题做文章了。

    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又把原来江青住的那一组房子拨付新组建的南湖游乐园，用于对外营业，揭开了南湖神秘面纱的一角。

    【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之四】“揭批查”运动中，南湖工程再次成为焦点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倒台。一年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四人帮”罪行的“揭批查”运动。“四人帮”一贯敌视军队，把军队视为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广州军区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四人帮”多有抵制，尤为“四人帮”所忌恨，因而军区机关广大干部对揭批“四人帮”热情很高，大家特别想弄清“四人帮”的核心人物江青插手军队内部事务和几次来广州时作威作福以及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当大家听说中央和军委主要领导也来到广州，同军区领导谈揭批“四人帮”问题时，更对这场运动寄予很高期望，希望彻底查清江青等人在广州的罪行，希望3年前因江青插手而弄得是非颠倒的军区“批林批孔”中的问题得到澄清。然而结果却令众人大失所望。上面认为“广州军区 ……问题比其他单位多”，是“重灾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广州军区出了黄永胜、温玉成、梁兴初、丁盛”，“还有刘兴元”，“路线斗争是两次，实际上‘四人帮’、林彪是一伙的。”军区机关干部多数人的印象和看法是：对黄永胜的问题不好说，他到北京之后的事情不清楚；丁盛在广州工作的时间不长，他离开广州后同“四人帮”有什么来往也不了解；至于温玉成，他离开军区已经10年，他在广州的问题大家比较清楚，和“四人帮”搭不上界，如果他到北京后有重大问题，为什么还要算到广州军区账上？而刘兴元和梁兴初，大家都知道他俩与“四人帮”没有任何瓜葛和私谊，他俩的思想、作风同“四人帮”格格不入，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往“四人帮”那边推呢？

    有了上面的定调，许世友在动员大会上宣布：军区的“揭批查”运动，基本任务还是要清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揭批林彪一伙，就是揭批“四人帮”。他还说，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眼看就要揭开军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了，但由于“四人帮”的干预，运动半途而废。听了许世友的动员，许多干部私下议论：1974年7月29日的纠偏电报，明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的，怎么能加到“四人帮”的头上呢？还有，1974年1月江青给许世友和赵紫阳写信，这是件大事，为什么就不查一查，向大家作个交代呢？

    因为存在许多疑问，又有了“批林批孔”的经验教训，多数机关干部在运动中头脑比较清醒。虽然这次运动有上面的全力支持；运动中又不断鼓劲加温；还采取了一些重大组织措施：1977年9月21日，军区政委孔石泉调往成都军区，12月23日，一天之中又下令将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邱国光和参谋长孙干卿、政治部主任于厚德调离广州军区，而同时又从总部和外区调进多名领导干部，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已经彻底改组；1978年5月13日，又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广州驻军干部大会，宣布“英明领袖华主席”对军区机关几名“拒不交代所犯严重错误”的军、师级干部停职审查的决定。这些措施，确实对一些所谓“重点人”“知情人”造成不小压力，但是，他们越是按“党性要求”打消顾虑、老实交代，却越交代不出上面需要的材料。虽然不乏紧跟领导的积极分子，却曲高和寡，很多人的所谓揭发批判发言，都是官话套话或者雷声大雨点小，纯属应付差事。运动没有再出现1974年“批林批孔”那种狂热气氛。运动的领导者自然很不满意，却也无可奈何。

    原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 摄于1986年

    原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 摄于1973年

    在劫难逃

    既然要继续清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问题，就要再深入追查南湖工程的性质和用途问题。许世友又提出两点疑问：

    第一，1971年5月，军区成立了师级招待处，为什么林彪一死，当年12月底招待处就匆忙解散了？说明刘兴元、丁盛等人心中有鬼，因此，招待处就是接待林彪的！

    第二，为什么要将广州至从化的公路改线，而且在新选的线路上开了一条可供隐藏飞机的隧道，还计划修建一段可以迫降飞机的路面？

    关于招待处的成立与撤销，前面已有交代。关于广州至从化公路改线工程，最早的倡议者是刘如。广州至从化公路约60公里。把修建南湖工程时新辟的一段通往从化的公路称为广从公路改线工程，其实并不确切，刘如建议修建的不过是从广州沙河至太和一段长约10公里的迂回路。据刘如说，他在受领组织修建南湖工程任务之后，感到这里紧靠广（州）从（化）公路，车流量很大，既不利于保密，噪音也大。因而他建议，在原有公路以东，利用已有的土路，修筑一条避开南湖通往从化的迂回路。军区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在计划新修的路段上距南湖约1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刘如考虑，如果修盘山路，弯多坡陡，行车不畅，而且从山顶可以眺望南湖。他建议：干脆打隧道，虽然工程量和难度大些，也要多花点钱，但从长远看，好处很多。刘如是主管作战的副参谋长，每进行一项基本建设，他都要考虑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他觉得这段新修公路可以把战时需要考虑进去，做到平战结合。他看到，这条路大部分地段地形比较开阔，于是建议选择一段路面拓宽加固，可作为战时飞机迫降的简易跑道；再将隧道加高加宽，迫降的飞机可进入隧道隐蔽，也可作为汽车的防空洞。他这两条意见也被军区领导采纳。刘如随即根据刘兴元的指示，请广州市革委会负责施工，军区工程兵给予技术支援。由于修隧道和飞机迫降路段工程涉及空军，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根据军区指示到现地作了勘察。而“九一三事件”后，顾同舟被定为林彪死党，这便使事情复杂化了。

    刘如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当“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这条隧道工程只完成了切口，整条隧道是1973年才打通的，说这项工程是为林彪武装政变准备的，在时间上就无法解释。刘如还有没说出来的意思：南湖工程刚开工时，林彪还是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那时候谁能想到他和毛泽东会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再说，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即使林彪真的跑到广州发动武装政变，一条短短的隧道在战略上有啥作用？

    刘如的一切陈述都被斥为狡辩。至于王庆林、张小军等人对南湖几组房子修建来历情况的说明，非但全然无用，而且被认定是“为林贼开脱罪责”。惟一的出路只能是老实“认罪”，起码要承认自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路线觉悟不高，上当受骗，帮坏人干了坏事，接受“群众”批判，听候组织处理。

    在经历近半年的批斗之后，1978年5月13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刘如被宣布“经英明领袖华主席批准”罢官接受审查，向“专案组”交代问题。专案组的两名负责人都是他原来的部下。这一审查又是一年零两个月，这期间不得自由行动。结果什么罪行也没查实，最后以“说错话办错事”不了了之。刘如是13岁参加新四军的小知识分子，一表人才，胆大心细，又肯学习，很快便脱颖而出。抗日战争末期，他曾多次化装潜入敌占区甚至敌人阵地，测绘地形地貌，标注敌人的阵地编成、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对战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向华南进军途中，时任39军116师作战科长的刘如调任第四野战军作战处参谋，以后任副科长、科长，副处（部）长、部长，直至副参谋长。是几十年从事作战工作的不可多得的人才。1983年，刘如向新任军区政委王猛上书，陈述自己的冤情并要求工作。王猛看后情绪激动，亲自打电话安慰刘如，并表示他一定负责尽快为刘安排工作。王猛把事情看简单了。他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他的意见非但无用，反而给他自己惹来不小麻烦。王猛因对刘如爱莫能助而深感遗憾。以后刘如被安排了一个闲职。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这样凋谢了。

    在司令部受审查者中，王庆林、张小军的遭遇和结局与刘如相似。王庆林在靠边晾了多年之后，正式宣布免去作战部副部长职务，当了一名不知道要研究什么的研究员。如果说广州军区是“重灾区”，王庆林所在的作战部就是重灾区的“重灾户”。这个部的部长和几名副部长都被定为“重点人”，遭批斗后作了组织处理。其中最冤枉、最离奇的当属副部长葛新。

    1972年8月，江青在广州接见美国女作家维特克，缠着这个外国人为她作传，想在国际上出风头，扩大她的影响。为了炫耀她的光辉历史，她向外宾大讲解放战争史和她如何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为此，她要求汪东兴通知总参谋部为她提供若干幅重大战役经过要图。总参谋部一位副总长指示测绘局长张清化到广州受领任务。张清化一人来到广州，在江青处接受任务后，他通过军区领导要求军区机关按江青要求绘制这批要图。任务落到司令部作战部。作战部副部长葛新是测绘专家，又与张清化相熟，任务是军区首长交代的，题目是张清化根据江青要求定的，资料也大部分是张清化提供的，他没有丝毫怀疑，更不敢有丝毫懈怠，组织几名测绘员，昼夜加班，按时完成了任务。却不料，打倒“四人帮”后，江青接见维特克定性为“卖国求荣”，葛新竟因而成了江青卖国的帮凶！奇怪的是，派张清化到广州来的领导人并没事儿，张清化在说明情况之后也不作为问题，惟独把葛新奉命行事这个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弄得神秘兮兮，列为广州军区“揭批查”的大案之一，穷追猛打，最后将葛新从作战部扫地出门！

    在清查南湖工程期间，几位参与其事受批斗者，除了想方设法搜集材料、找证据以证明自己的无辜外，仍然期盼北京了解南湖工程来历的负责人出来说明情况，这种急迫心情真如大旱之望云霓。他们尤盼此时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出来为他们说话。但不知为什么，这位汪副主席依然一言不发。

    任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参谋时的王庆林 摄于1964年

    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南湖工程办公室主任刘如 摄于1985年

    未了的尾声

    广州军区的“揭批查”运动从1977年11月正式开始，于1978年底结束。如果不是广西边境发生战事，几十万大军出动，也许运动还要持续下去。在军区司令部，运动的主要成果是把十几名师以上干部作了组织处理，其中就包括南湖工程的几个主要经办人，他们的罪名是为修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的伪中央工程效力。所有被处理者都不得参加对越作战。这是对军人的最大羞辱。受处理者个个满腔愤懑。南湖工程的几个主要经办者始终弄不明白：这项工程从筹划到完工，过程清清楚楚，而且军区领导在“九一三”前就向毛泽东作过报告；房子修好了，江青、周恩来和打倒“四人帮”之后的几位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去住过，都对房子的周围环境和房子的设计、施工大加赞赏，这些房子的来历和用途一清二楚，为什么竟没有一人出来为它正名，说句公道话，不惜让一些人长期蒙冤受屈？

    王庆林是个受不得委屈的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几乎每年都向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纪委、解放军总政治部还有汪东兴写一封申诉信，而且，语气、措辞一次比一次尖刻。但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2005年，王庆林又给汪东兴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他主持公道，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与南湖工程有关的问题。此信托一位元帅之女直送汪家。据说汪东兴看了信后不胜惊讶，他说：“我对王（庆林）部长印象很深，这人很能干。南湖的房子当然是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修的嘛，怎么会弄到林彪头上了呢？”话讲得很好，可惜晚了30年。

    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由广州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丁盛，与“四人帮”既无历史源渊，对他们又无好感，但在“四人帮”倒台后却被莫名其妙地定为“四人帮分子”。丁盛晚年被安置在广州军区司令部干休所，他对军区机关一大批中高级干部受他株连而遭处理，心中十分难过。他尤其对司令部的作战指挥系统横遭摧残，对刘如、王玉振、王庆林等人被赶出作战系统而痛惜不已。他征战半生，深知组织一个精干的作战指挥班子是何等不易！1998年，一位有心人对他进行录音采访。这时他已没有多少顾忌，侃侃而谈，直抒胸臆。谈到南湖工程，他气不打一处来，对汪东兴在“九一三”前后的表现，他连讲了三个“我很愤慨”！他说：“你自己叫人家干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出来作证，明明是给毛主席他们几个人修的，那些人说是给林彪修的，你汪东兴出来说话呀！”“咱们到北京去，当面和汪东兴对质，是不是你讲的？你怎么不认账？你还是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一段，汪东兴还是中央副主席呀！”

    不就是承认南湖工程是为毛泽东和中央几个领导人修的，承认对几个经办人整错了，了不起再对挨整者做点补救工作吗？而且是由组织出面，不需（也不可能）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为什么这样一件并不太困难的事情竟如此艰难呢？

    王庆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担任作战部副部长，挨整后赋闲多年。这期间，当年不少靠胡编乱造整过他的运动积分子超越了他，有的当上了将军。而王庆林则在安排了一个闲职后，弄了个不伦不类的“相当于部长待遇”，他自然心里很不平衡。第十五届中共中央军委一位副主席上世纪60年代后期曾与王庆林共事多年，这位副主席当时任广州军区作战部作战科长，王庆林任副科长，两人关系不错。这位副主席对王庆林的问题了然于心。一次，两人在北京相见，很自然地谈到王庆林在运动中的遗留问题。这位副主席诚恳地对王庆林说：“庆林同志，对你的问题，现在我们也只能解决到这种程度了。”王庆林见他似有难言之隐，也就把话打住，不愿难为这位老上级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