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既开风气又为师

 胡适：既开风气又为师 余杰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个最伟大的老师，一个蔡元培，另一个就是胡适　　胡适生前曾经说过，自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当然是胡适的谦辞，其实他是既开风气又为师的。在“五四”的先驱者中，胡适是最“好”为人师的大师之一。传道、授业、解惑都是儒家的老话，仅有以上三者，还不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对于老师来说，更加重要的是人格上的感召、感情上的沟通和精神上的传承。胡适的私淑弟子、历史学家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记载了他在胡适门下生活和学习的情状，文字朴实无华，读后却让人想流泪。（《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三联书店，1998年第1 版）一生得胡适这样的老师，真可谓足以慰平生了。　　罗尔纲是一个出身贫寒的青年，最初到胡适家帮工，担任抄写员。　　面对胡适家中满座的名流，罗尔纲对比自己卑微的地位，不免产生自卑心理。善解人意的胡适充分考虑到了这点，“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的那天把我请去作客，叫我高高兴兴地也做了一天客。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人格的力量就像是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师生之间假如没有人格上的感召，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时下在大学里，许多学生对老师都不以为然，尽管老师可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在某些理工科大学里，研究生们把导师直呼为“老板”———导师的唯一作用，也就只剩下分给他们一部分科研经费而已。许多导师掠夺学生的科研成果，或者把学生当作牛马一样无偿使用，学生又怎么会对他们有起码的尊重呢？而当学生成了老师以后，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们的学生。这就形成了高等院校中的一种恶性循环。师生之间失去了人格上的感动与被感动，这必然导致“老师”这一职业价值的急剧贬值。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读着罗尔纲描绘胡适的文字时，更是感慨万分，罗尔纲说：“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这段话使我想起了“圣贤之士可以百世为师”这句谚语。英国的布鲁克爵士曾经这样评价菲利普·西尼：“他的智慧和才华敲击着他的心灵。他不是用言语或思想，而是用生命和行动，使他自己也使别人变得更优秀、更伟大。”胡适也是一样，他的文字可能褪色、他的论断可能错误、他的学问也许浅薄、他的诗歌也许无味，但是他的孺子牛般的品格却让后人永远记取。戴季陶曾经送了一副对子给胡适：“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前半句可能过誉了，但后半句说的确实是实情。胡适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科研机构任职，培养了无数的学子，罗尔纲仅仅是其中没有正式入门的一个，就在专业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个最伟大的老师，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胡适。随着历史的流逝，他们的学术成就会受到后人的质疑甚至推翻，但是他们在教育上的贡献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　　对待学生，胡适有慈爱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当胡适读到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发表的短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时，非常生气，写了一封信责备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容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胡适关心学生生活上的细节，更关注学生学问上的成长。他对学生学问上的不足，毫不留情地指出。对比胡适的态度，我又想起时下某些教授，对学生的治学不闻不问，当学生的论文通不过答辩时，还向学术委员会施加影响和压力，让学生顺利过关，两者之优劣相差何止万里！前两年，堂堂的北京大学生物系居然还发生了老师与博士生共同抄袭的丑恶事件，学府已经快要不成其为学府了。学问可以融化到人生之中，“不苟且”既是一种为学的态度，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胡适要求学生在学问上“不苟且”，同样也要求他们在生活中“不苟且”。他一生明确强调宽容，认为宽容比自由更加重要。但是，温柔敦厚的胡适也还有另一面。他很喜欢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他喜欢这首小诗，当然是因为这首诗写得清浅可爱，风格近似于自己的《尝试集》。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他体味到诗句背后的硬骨头。还是罗尔纲了解老师，他这样分析说：“胡适这个山乡的儿子，他禀受了明清时代徽州商人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天生有一腔坚忍不拔的性格。有人论胡适‘容忍’精神人难企及。但这只是他的一面，另一面却是他的倔强精神，例如他明知台湾有一股巨大势力要把他吞掉，却不肯偷安异国，挺然回去。后来雷震在狱中过生日，也写这首为祝贺。这些都对他的倔强精神，作了很好的说明。”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对胡适有许多评论，当然对其晚年也有不少垢病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尊重多于轻视，赞赏多于批评。　　胡适在“五四”之后曾经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时，还在他的讲演中特意引用了这句名言。李敖认为，这是胡适思想的精华，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的《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中说：“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我们这一代，乃至对今后若干代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我赞同这一说法，并且认为作为老师的胡适将永存于历史，因为他“既开风气又为师”。胡适生前曾经说过，自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当然是胡适的谦辞，其实他是既开风气又为师的。　　在“五四”的先驱者中，胡适是最“好”为人师的大师之一。传道、授业、解惑都是儒家的老话，仅有以上三者，还不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对于老师来说，更加重要的是人格上的感召、感情上的沟通和精神上的传承。胡适的私淑弟子、历史学家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记载了他在胡适门下生活和学习的情状，文字朴实无华，读后却让人想流泪。（《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三联书店，1998年第1 版）一生得胡适这样的老师，真可谓足以慰平生了。　　罗尔纲是一个出身贫寒的青年，最初到胡适家帮工，担任抄写员。　　面对胡适家中满座的名流，罗尔纲对比自己卑微的地位，不免产生自卑心理。善解人意的胡适充分考虑到了这点，“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的那天把我请去作客，叫我高高兴兴地也做了一天客。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人格的力量就像是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师生之间假如没有人格上的感召，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时下在大学里，许多学生对老师都不以为然，尽管老师可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在某些理工科大学里，研究生们把导师直呼为“老板”———导师的唯一作用，也就只剩下分给他们一部分科研经费而已。许多导师掠夺学生的科研成果，或者把学生当作牛马一样无偿使用，学生又怎么会对他们有起码的尊重呢？而当学生成了老师以后，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们的学生。这就形成了高等院校中的一种恶性循环。师生之间失去了人格上的感动与被感动，这必然导致“老师”这一职业价值的急剧贬值。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读着罗尔纲描绘胡适的文字时，更是感慨万分，罗尔纲说：“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忱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这段话使我想起了“圣贤之士可以百世为师”这句谚语。英国的布鲁克爵士曾经这样评价菲利普·西尼：“他的智慧和才华敲击着他的心灵。他不是用言语或思想，而是用生命和行动，使他自己也使别人变得更优秀、更伟大。”胡适也是一样，他的文字可能褪色、他的论断可能错误、他的学问也许浅薄、他的诗歌也许无味，但是他的孺子牛般的品格却让后人永远记取。戴季陶曾经送了一副对子给胡适：“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前半句可能过誉了，但后半句说的确实是实情。胡适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科研机构任职，培养了无数的学子，罗尔纲仅仅是其中没有正式入门的一个，就在专业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两个最伟大的老师，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胡适。随着历史的流逝，他们的学术成就会受到后人的质疑甚至推翻，但是他们在教育上的贡献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　　对待学生，胡适有慈爱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当胡适读到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发表的短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时，非常生气，写了一封信责备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容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胡适关心学生生活上的细节，更关注学生学问上的成长。他对学生学问上的不足，毫不留情地指出。对比胡适的态度，我又想起时下某些教授，对学生的治学不闻不问，当学生的论文通不过答辩时，还向学术委员会施加影响和压力，让学生顺利过关，两者之优劣相差何止万里！前两年，堂堂的北京大学生物系居然还发生了老师与博士生共同抄袭的丑恶事件，学府已经快要不成其为学府了。学问可以融化到人生之中，“不苟且”既是一种为学的态度，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胡适要求学生在学问上“不苟且”，同样也要求他们在生活中“不苟且”。他一生明确强调宽容，认为宽容比自由更加重要。但是，温柔敦厚的胡适也还有另一面。他很喜欢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他喜欢这首小诗，当然是因为这首诗写得清浅可爱，风格近似于自己的《尝试集》。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他体味到诗句背后的硬骨头。还是罗尔纲了解老师，他这样分析说：“胡适这个山乡的儿子，他禀受了明清时代徽州商人勇于开拓、百折不挠的‘徽骆驼’精神，天生有一腔坚忍不拔的性格。有人论胡适‘容忍’精神人难企及。但这只是他的一面，另一面却是他的倔强精神，例如他明知台湾有一股巨大势力要把他吞掉，却不肯偷安异国，挺然回去。后来雷震在狱中过生日，也写这首为祝贺。这些都对他的倔强精神，作了很好的说明。”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中对胡适有许多评论，当然对其晚年也有不少垢病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尊重多于轻视，赞赏多于批评。　　胡适在“五四”之后曾经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时，还在他的讲演中特意引用了这句名言。李敖认为，这是胡适思想的精华，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的《写在书前的译后感》中说：“胡适之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他对我们这一代，乃至对今后若干代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我赞同这一说法，并且认为作为老师的胡适将永存于历史，因为他“既开风气又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