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教育忧思录:庸俗主义师道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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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文教育忧思录:庸俗主义师道残存2009年10月02日 15:05南方新闻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摘要: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教育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教育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

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只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以大师作为大学的灵魂,表明大学应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盲目地比硬件,比环境,或者比学术文章的数量。现今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就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

人文教育是一种基本教育

变革的诉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了。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大学教育的变革,呼声最高的,就是今天要讲的人文教育,或者叫通识教育、通才教育,在英语世界,也叫自由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大学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而更应是培养人格、塑造精神、贯彻理想的地方。除了术业有专攻,学生也还需要接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教育,以克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精神缺失。因此,人文教育并非是什么艰深的教育内容,也非只针对文科的学生而言的,恰恰相反,它是对大学生所进行的共同教育、素质教育,是要普及一种基本的、常识性的经典阅读和文化情怀。

如果一所大学,只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遗忘了人文精神,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半个人的世界”。而现在的大学,系与系之间的隔膜,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不相往来,非常严重。不说文科、理科之间,就是我们文、史、哲这种血缘亲密的学科,也少有联系。好像学历史的人,就无须知道尼采,学哲学的人,就不必知道白话文运动。这令我想起1925年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之时,对于聘任导师所提出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这个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而且还要求他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国学研究院只办了四年,却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人才,这不能不说和王国维这几位导师的通才、通识有关。事实上,那时的名师,可谓多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像朱光潜、冯至、汤用彤等人,既讲授西方哲学、美学,也讲中国古典文学,即便像弘一法师,出家前,也是音乐、绘画、篆刻、书法、戏剧,无一不精的。

强调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专业的不同之外,还有共同的东西,就是文明史中的经典和人类精神中那些永恒不变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几乎是一切人所信仰的价值,人文教育是要提醒大学生,这个世界还有不变的东西,还有常温常新的价值———对每一个本科学生进行这种核心教育,能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建立起健全的视野,并由此接通一个人和过往文明之间的血脉。

现代大学理念的沿革和变化

为了更好地认清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大学形成的历史,以及大学理念的沿革和变化。

公元1100年左右,大学先在意大利兴起,而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从大学兴起到工业革命的初期,这个阶段的大学教育,其根本理念就是教化人。到了工业革命的火热时期,在德国,以柏林大学的洪堡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它更应是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是洪堡的信徒,所以,他把好的大学应该是研究型大学这一理念带到了中国,并付诸实践,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奠定了基本的方向。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处于强势,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对大学新的理解:大学不仅是教育的机构、知识创新的场所,它还应是服务社会的机构。从教育机构到研究中心,从研究中心再到服务社会,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涵括了现代大学理念的演变过程。

大学理念的这个变化,并不是后者否认前者,相反,好的大学,总是强调这三者的统一,既要教化人,也要做研究,更需要服务于社会,不可偏废。蔡元培还认为,理想的教育应该包括四点:第一是中国孔墨的精神,重视专门教育,也重视陶冶德性;第二是英国的绅士教育,即人格养成之教育;第三是德国和法国的专深教育,培养研究的能力;第四是美国式的服务社会的教育。这就是一种全面教育的观点,既吸纳了欧美之长,也没有忘记中国自身的教育思想,提倡培育“完全之人格”,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这些见地和主张,至今依旧有借鉴意义。

当下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

很长一段时间来,上述这种大学教育的精神传承出现了断裂和变异,遇见了危机。我把当下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用五句话来概括。

一、模仿主义使大学的知识体系趋于板结。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我国完全采用苏联的大学体制,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分专业,以最节约、经济、迅速的方式,把人变成专业人才、技术人才,投入到工作中去。这种体制的弊端,现在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专业的过度细分,限制了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也限制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和精神视野。而近些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又争相模仿美国大学的制度,注重科系,注重学科,重视研究,以及文章发表的篇数、注释的格式等,而英国式的人文主义教育,强调古典文化修养和道德品性的训练这些方面,我们却没有学到。

必须看到,有一些公共学科,是可以模仿的,比如经济学、管理学等,但文学、历史、哲学是有国情和国界的,必须遵照中国学生自身的现实来设计。脱离了具体的国情,违背了中国人的心灵逻辑,人文教育就会失去情理的基础。

二、实利主义使大学的精神面貌日益贫乏。今天的大学,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的思想已渗透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你看现在学生报专业就知道,像国贸专业、经管专业,包括新闻专业,都是人满为患,以致再差的大学,都开设有这几个专业。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之后,没过上几天安静的、清心读书的时光,大学搞得像商场、战场,每天都热火朝天。为什么要强调人文教育?就是要让学生们知道,这个世界既有物质的层面,也有精神的层面。这 个 世 界 的 本 质 是 有 无 相 生的———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只重有而忽视无的世界观就是残缺的。许多的时候,我们读书、上大学,并不仅仅是为了用,有时也需学一点无用之学。

大家都很熟悉《论语》里的一个故事。孔子让自己的学生各言其志,有学生说要去做官,有学生说要去管理军队和政府,对这些志向,孔子都没有做太多的评论。他问曾点,你有什么志向。曾点说,暮春来临的时候,我要穿上春天的衣服,邀上一些少年、儿童,去沂河里游泳,在岸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去。结果,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的志向里,洋溢着一种清远之气,并有怡然自得的情怀,他提供了另外一种思维的向度,就是在实用、功利之外,人还可以有一种无用、自在的追求。这就好比我们读唐诗宋词,那些美妙的诗句,你说有什么用呢?不过是一点心绪,一点念想而已。但正是因为生活多了这点心绪和念想,才有了梦想和诗意的品质。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说要振兴文化产业么,其实,文化产业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无中生有。罗琳女士在家里写《哈利波特》,耗费的资源微乎其微,不过是死一些脑细胞,再加一台电脑而已,但她所创作的《哈